识别混响伪像最好方法:太可怕了，遗失身份证件的后果。

 
为何不求助？
陈伯说，1999年的时候，他回到广州，“我当时携带了6万港币、4万台币、3000新加坡币以及8000美金，准备在大陆做生意，但是计划却变成了一场梦”。他说，2000年6月在广州火车站不小心丢掉了所有现金和银行卡、台胞证。“我当时就在入住的流花宾馆要求工作人员帮忙证明身份，并在淘金路的派出所报了案。可是没有下文，最后变成了在广州流浪为生。”

台湾老伯广州流浪11年 爷爷是国民党元老

　　“我一定还会回来广州，谢谢你们！”昨日下午4：20，在广州流浪了11年的67岁台胞老人陈渝生，终于登上了回台湾的飞机。这位老人，被海基会证实是国民党元老陈紫枫的孙子，因丢失了所有证件，在广州流浪了11年。信息时报《爱心档案》连续两个多月的跟进下，并得到广州市台办帮助联系和核实身份，老人终于实现了回家的梦。

　　【求助】

　　“我是台胞，丢了所有证件，在广州流浪了十多年”

　　1月17日中午，一位老者在上九路用一家公用电话拨通了信息时报《爱心档案》热线，他自称是台湾同胞叫陈渝生，由于遗失了所有证件和现金，已经在广州街头流浪10多年，希望能重新确认身份回到台湾去，然而就在记者想在电话里得到更多信息的时候，老人说身上的钱不够继续通话了，匆匆挂断。这会是一个幻想症患者的闹剧吗？但是如果事情万一都是真的呢？信息时报记者决定去探个究竟。

　　下午4点左右，记者来到上九路的金声电影院门口，一个穿着蓝色裤子的老人倚靠在影院门口，坐在地上忙着整理一堆横七竖八的空饮料瓶。老人的白发和胡子非常凌乱，身上的衣物也脏兮兮的。经过交流，记者发现老人的听力有问题，必须大声喊着才能听得到。

　　【跟进】 市台办主动联系记者寻找流浪老人


　　1月18日一大早，记者马上就此事联系了广州市台办。1月19日，市台办联络交往处主任科员刘女士主动联系了记者，表示市台办领导很重视陈渝生的事，将派专人跟进此事，她找个时间与记者一起去跟老人当面了解情况。

　　1月24日，记者与刘女士下午两点再次赶到了金声电影院，希望能跟老人确认更多的线索，令人遗憾的是当天老人没出现。由于无法通过手机联系陈渝生，记者曾与他约定一个星期内，每天下午他都要在2点到4点的时候到金声电影院等候，一旦与市台办联系上并初步得到确认，就会一起赶过来继续核实，而1月24日就是约定的最后期限。

　　记者和刘女士决定在上九路继续寻找，看能否遇到陈渝生。按照老人的说法，他每天都要在上下九附近靠捡饮料瓶为生，应该会有不少街坊认识他的，可是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结果。记者与刘女士再次回到金声电影院，穿过大门来到广场上，这时，一位捡拾废品者拎着一麻袋东西走过——就是他，陈渝生。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陈渝生激动地说。刘女士在市台办工作了20多年，凭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判断，她相信老人所说的故事很有可能是真实的，剩下的工作就是需要配合海协会与海基会的沟通，尽快确认身份帮老人回家。

　　【流浪11年】 数次经过台办门口却没开口

　　“你们的办公地点是不是在法政路？我在丢失证件的那一两年，还去过那里七八次，想找你们帮忙呢，可是就找不到你们台办的牌子。”记者了解到，市台办一直就在广州市委办公大院里面，但是陈渝生是屡次到了门前都没开口咨询，后来逐渐放弃了恢复身份的努力。于是便开始了日捡饮料纸壳、夜宿天桥下的日子。

　　陈渝生告诉记者，2000~2011年，他最初是在罗冲围露宿了3年，后来因为拆迁改造，又转战到了东风东路的立交桥下。大概半年后，由于立交桥的绿化工程，他又失去了落脚的地方，转去了中山一立交、流花公园等地 ，一直到两年前才到了坦尾。

　　“我每天晚上就在坦尾地铁站附近的引桥路基下睡觉，早晨走路一两个小时到上下九捡饮料瓶，一天能捡个八九元吧，多的时候能挣十一二元。中午吃不起午饭，晚上只是买包面条，赶回去露宿的地方煮来吃。”陈渝生说早几年，身体还算健康，还算能挨得住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这一两年随着年岁渐老，牙齿也已经掉光了，还开始有咳血的情况出现，于是越来越想恢复身份回台湾去。

　　1月25日，在入住水荫路救助站前，陈渝生带着记者一起走访了他露宿的桥洞。陈渝生在自己的床铺前点了一支蜡烛，记者借着这一丝光亮看到他的床铺其实只是一张被几块砖头和木板垫起的烂竹席，只有一张薄薄的毛巾被子叠在一边，“每天晚上我都被冻到受不了，只能卷缩成一团。”陈渝生说不喜欢冬天，因为没有足够的取暖衣物，这让他年老的身体垮得更快了。路基上日夜行驶着汽车，车流声音从没停止过，陈渝生说就像是睡在车轮底下一样。“前几年，我一年还有四五百元的积蓄在身上，现在用于买药已经所剩无几了，若不出门捡瓶子，就只有挨饿了。”

　　2011年1月17日，他在垃圾桶里捡到一张2010年6月5日的广州日报，发现上面有条新闻是珠海警方帮助一位流浪一年多的台湾同胞回家，他看到了他的希望，随着身体的衰老，流浪了11年的他再次萌生了恢复身份，尽快回到台湾去的想法。然后他满怀希望地拿起了一张1月16日的信息时报，按照上面的爱心档案热线拨出了电话。

　　3月2日，刘女士终于带来了好消息，海基会已经确认了陈渝生的身份。海基会的回函称，老人的确叫陈渝生，父亲是陈盛国，祖父就是陈紫枫。接下来就可以去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台胞证了。

　　“1月25日已经快临近除夕了，我们知道老人非常心急，所以为了尽快通过海协会跟海基会沟通上，第二天并没有按照往常的文件来往方式，而是直接把老人的资料传真过去，幸好赶在台湾放假前沟通上了陈伯的这个事情。”大年初八，刚开始新年上班的第一天，陈渝生就非常心急地从救助站出来，专门赶到了报社想找记者咨询事情的进展情况。凡是听说了老人流浪故事的报社领导和同事，无不被感动，包出近20多个新年利市送给老人，记者又花两百元购买了方便面、糖果等慰问品送其回到了救助站。

　　“流浪11年，实在是太可怜了。”刘女士说市台办的领导和同事们也都非常同情陈伯，都在尽努力地帮助他早一日回去，光是发函沟通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函件就有10多封，3月2日海基会确认老人的身份后，市台办当天就带着有关资料去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沟通协商，“3月22日，我们直接叫老人一起去公安局把事情办妥，其实我们前期做了很多铺垫工作的，总之是希望让老人尽快实现心愿吧。”刘女士说，从老人几次从救助站出来想问进展情况，就知道那种急切的心情了。

　　【温情】 “连清洁员和服务员都无私帮助我”

　　陈渝生告诉记者，他流浪了11年，一直有很多好心人在帮助他。“非常感谢流花宾馆的服务员小潘、上九路的不知名清洁员等好人对我的无私帮助。2000年，在我身无分文过着流浪日子的时候，小潘给了我一些钱，而且还帮我保存了一些资料，让我在需要的任何时候去找他。这让我感觉真的朋友就是这样的。”

　　“有一位上九路的清洁员，他平时都挺照顾我的。会把一些能卖钱的废品或衣物送给我。这是我捡了一天的瓶子，也能卖几元钱呢，我要送给他。”1月24日，在记者找到陈渝生后，他舍不得扔掉20多个饮料瓶子，执意要找到这名清洁员。但是最终没能找到，于是最后都送给了另一位相熟的拾荒者。

　　陈渝生还告诉记者，上九路的不少店铺老板在天冷的时候，也会送些衣物给他。记者还清楚地记得，3月24日当天寻找到陈渝生的时候，他的随身麻袋里也装了两件街坊刚送给他的衣物。

　　“广州的警察也很有人情味，记得前几年我还流浪在罗冲围，那里马上要改造拆迁了，一位警察叫我起来后，还送了一两百元钱，说让我自己买些好吃的，再买床被子取暖，别冻着了。”

　　【领证】 滞留大陆3853天后终于领回了《台胞证》


　　3月29日是老人领取到台胞证的大好日子，他一见到记者就把台胞证高高地举了起来，他的眼睛红红的，他说很想哭一场。“人一生有多少个十年呢？如今我已经快要七十岁了。”在警方递给他的入境逾期警告书上，清晰地写着：“2000年6月3日入境，2000年9月3日到期，截至2011年3月22日，滞留境内3853日。”

　　4月8日下午登机前，记者和刘女士赶到救助站接老人，办完手续临要走时，陈伯跟欢送他的每一位救助站工作人员都深情地握了握手说：“下次回来，一定要请你们吃饭，谢谢你们两三个月来的照顾。”

　　据了解，2000多元的机票是市台办的领导和同事一起凑起来的爱心款。“虽然飞机直飞台北后有人在机场专门协助办理入境手续，但考虑到老人还要回到台南市，会为一些路费和吃饭而忧心，所以领导和同事们又专门凑出了1000元台币给他。同时通过海基会联系台南市的政府工作人员，尽快协助他办理住宿和福利的事宜。”刘女士说，海基会也考虑得很周到，担心遇到周六放假有麻烦，还专门给了一个联系人的电话24小时为其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

　　到了机场，中华航空的工作人员专门带领陈伯进安检口时，刘女士还叮嘱他一定要把记有台湾联系人电话号码的纸张放好，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回广州来。

　　陈渝生老人，一位台湾同胞为何在广州流浪十一年？当初丢了现金和银行卡、台胞证后，为何不向警方求助？即使从警方那里不能迅速获得帮助，为什么不向亲人求助呢？记者带着这些疑问逐一探访，逐步还原他十一年来的流浪历程，求证他的身份之谜。

　　为何一流浪 就是十一年?

　　记者一步步求证，解开老人身世之谜

　　1、为何不求助？

　　他没有联系方式，警方也无法找到他

　　陈伯说，1999年的时候，他回到广州，“我当时携带了6万港币、4万台币、3000新加坡币以及8000美金，准备在大陆做生意，但是计划却变成了一场梦”。他说，2000年6月在广州火车站不小心丢掉了所有现金和银行卡、台胞证。“我当时就在入住的流花宾馆要求工作人员帮忙证明身份，并在淘金路的派出所报了案。可是没有下文，最后变成了在广州流浪为生。”

　　虽然年月已经久远，但是记者还是咨询了管辖淘金路片区的华乐派出所，希望能找到当年的档案，可惜的是2000年并没有普及电脑存档，大量的纸质文件如果没有报警回执，基本无从查找，“11年前啊？2005年以后才普及电脑存档呢，那时候每天的大量警情全是手写。”工作人员无奈地表示实在是工作量很大。一位警察分析说台胞遗失证件报案寻求帮助，应该是很快得到解决的，只要一查出入境资料核实就能补办台胞证了，“我估计是核实完了资料后，又找不到老伯，当时他没任何联系方式，才变成这样”。

　　事实上，陈伯在见到市台办刘女士时还询问了办公地点是不是在法政路上，他说，“我在丢失证件的那一两年，还去过那里七八次，可是就找不到你们台办的牌子。”其实，市台办一直就在广州市委办公大院里面，陈渝生是屡次到了门前而没开口咨询，后来逐渐放弃了恢复身份的努力。

　　2、为什么不向亲人求助？

　　只有一个弟弟，又因为遗产问题有了隔阂

　　说起为何不向亲人求助，陈伯谈起了自己的身世：1992年，他和父亲陈盛国第一次从台湾回到故乡四川省合川市(现属重庆市）。“我父亲当时已经是台湾基隆某专科学院的退休教授。在合川市侨联主席程立法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弟弟，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们带回了37两黄金，并陆续在成都、合川买下了5栋房产，1栋送给了弟弟一家，其余的4栋产权归属我父亲。”陈渝生说，1997年以前，他还经常往返于台湾和大陆，据其回忆，新旧台胞证都用完了四五本，1997年，父亲因肺气肿入住合川市人民医院。“1997年7月27日，我回台购买了一些专门用于治疗肺气肿的药物，因自己也经常失眠，入境时便携带了100多片安眠药。从白云机场过关时，海关认为我运输毒品，现场就把我关押了。”陈渝生说，当时他聘请了广州市某律师事务所的谢敏律师辩护，直到1998年4月30日左右，广州市中级法院宣判其罪名成立，判处一年徒刑，于1998年7月26日才获释。

　　“出狱后我立刻赶回了合川，才得知父亲于一个月前病逝了。所有房产和黄金均已转至弟弟名下，程立法告诉我，父亲当时的遗愿是希望我出来后不要跟弟弟争抢，说弟弟和母亲受了很多苦。”陈渝生说他尊重父亲的遗愿，放弃了黄金和房产的所有权，“弟弟也认为这是他过去所受之苦的酬劳，不仅从未想过是否该征求我的意见，甚至对我这个哥哥有种怨恨。”陈渝生认为弟弟对他冷漠敌视，所以当他再次来广州投资并丢失证件时，根本就没向弟弟求助。

　　陈伯说，因为他一直没有结婚，在台湾也没有直系亲属，因此也没办法找到及时求助的对象。不过老人说，他在台湾有房产、地契、股票等等。

　　3、是否曾经回过合川？

　　合川市侨联主席确认十多年前接待过他们父子

　　说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陈伯第一个提到的名字是陈紫枫，他的祖父。陈渝生说他祖籍安徽，1944年12月出生于重庆，1949年也就是5岁的时候跟随祖父陈紫枫和父亲陈盛国到了台湾，所以童年、青少年和中年都是在台湾度过，直到1992年4月10日与父亲一起回到大陆。陈伯说祖父是辛亥革命时期追随孙中山的一员干将，后为“立委”，而且是国民党中央评议员，通过查询祖父的户籍资料，能更方便地查到他自己的身份。
陈伯凭自己的记忆在一页稿纸上写下了尽可能多的线索，比如户籍所在地为台湾台南县新市乡永就村26-11号，台湾的身份证号，他甚至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兵籍号，因为他在台湾当了10年兵，然后才去读的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台北中兴中学、基隆等地中学执教。
通过陈渝生提供的线索，记者尝试联系到了1992年时接待他的合川市侨联主席程立法。“谁？陈渝生？他在哪？流浪？不是吧？我都十多年没见过他了，当年确实是我接待他和他父亲的。”程立法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还记得当年接待的事。

　　4、是否是辛亥革命将领后人？

　　海基会回函确认陈渝生的身份

　　记者从《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确实查出陈紫枫，安徽寿县人，江淮大学毕业，1917年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发起护法运动时，担任护法皖军司令，1930年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纂，后去台湾，为“立委”，1969年被聘任为中国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员，1974年5月24日逝世。随后，记者从市台办获悉，3月2日海基会回函确认陈渝生确实为陈紫枫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