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咒直播视频:忆星：文革前夕的一封家书-读书-搜狐空间

前天开庭，一些外地的朋友来沪给我助阵。尤其是一位浙江海宁的朋友，他于1997年生了二胎，被从医院除名，之后一直很艰难度日。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三、小的上初一，海宁至上海才一小时的车程，居然这两个小孩迄今都没来过上海。我特地多请了一天假，原想让他一定要带孩子来，我带他们去中国馆。结果这位朋友还是不好意思，只身来沪，当晚又返回海宁。

　　第二天刚好就空下来，早上去江西南路的吉安里，那是上海沦陷前我爷爷开店铺的地方。中午就顺便去探望浦东的姑姑，姑姑出生于1936年的上海，早年都在北京，千禧年才随女儿到上海，还有个儿子在美国。这次去，发现她的老年痴呆症已是越发严重，姑父说带她去菜场丢了三次。姑父跟我说：想今年夏天去老家看看，明年就去美国住几个月，再晚了恐怕就不行了。老太太虽然记不住很多东西，有时却又显得很犀利，马上接口：谁不行了，我好着呢。她一向就是那么逞强，年轻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有一项运动，好像是比赛发电报的速度，她是世界冠军。所以，她总骄傲地提起当年跟十大元帅都同桌吃过饭，还与毛主席握过手，当年有一部纪录片《青春万岁》，里面就有她很多镜头，这部片子在史料里应该有保存，只可惜我们没看过。姑父是空军编写组的通讯员，这趟我去最大的收获，不是听他继续侃当年在朝鲜战争战壕里、或者唐山大地震救援的场景，而是他竟然给了我几封信，这是我从不知道的信件。

　　这是我爷爷写给姑父，也就是他的女婿的信，由于姑父是文人，所以与家里通信的事基本就交给姑父代劳了。我爷爷生于民国四年，死于1969年，享年五十五岁。我奶奶1962年就死了，而我是1971年才出生的，我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只在几年前还是从姑父处得到当年的一张全家福。所以，这些信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能让我找回与逝去的血脉之间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让我知道在那个年代，我的亲人们曾经活得那么纠结和艰难。下面是我爷爷写于1966年文革前夕的一封信：

　　钧儿：

　　2月25日来信已收到，知道你一切都好我很放心。

　　关于咱家成分问题，我也背了两年多包袱。自62年后我也预感到我单位组织上对我看法有些变化，我也没有写信给你们和弟妹说起这事。因为这两年来锦华和弟妹们为了进步向我要材料（家庭），我都是抱着对党忠诚如实反映，可是一再得不到解决。因此，我有预感背上了成份包袱，一人苦闷在心。现在我对待这问题是一切有党的正确领导，反正我县还没进行“四清”，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

　　你来信问“去年定成份情况怎样？”，这事我还没感到。因为我县去年没有公开定成份，咱家户口公开的还是小资产成份（去年新换的户口）。

　　至于说咱家成份“可能有变化”，这可能有一定的根源，恐怕也是由我错误的想法或行动所引致的。

　　原来我进合作商店时，是在合作化高潮时由工商联分配下来的，不是以小商贩身份参加的。当时领导号召我们协助小商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十年来，我的工作和思想上也有些不对头，特别是62年以后，同志之间可说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上搞得不好。我们企业的领导都是在单位提拔起来的，有的参加了党组织。合作化开始以来，我个人为工作努力不少，为什么得不到提高？这可能也是与领导搞不好关系的矛盾之一。

　　再者，前年下半年，我合作系统内发现有人写反领导的反动传单，当时领导上把我找去研究调查，后来由我识别字迹查获。写传单的人是搞会计的，领导为着对那人进行教育，要我对那人进行查账找材料。我当时感到自己没有查帐权，同时也正在闹开展“四清”运动，我不肯担负这工作，如是，领导说我不服从分配，同时又在学习九评会上把我分开学习。他们从中讨论分析，硬是把我牵扯到说与那写反动传单的人是同谋，但没有公开断定。这可能是我同领导之间矛盾之二。

　　恰巧锦云，政府把她安排在水利局工作，时间将达8、9个月，已到转正时间。突然毫无理由被转回，这也是我对我领导的一个怀疑，可能又说我“成份改变”。

　　以上所说的可能是我“定成份的情况”，或者也是我“成份改变”的原因。这不过是我个人的错误想法，也没有暴露出来过，只背在自己思想中，就此告会。你可给我分析一下或批判一下。

　　以上是这样说、这样想，但主要的还是靠自己主动检查。为了对党负责，对我子女负责，我现在如实地把咱家历史情况，自曾祖父写起，一直到我本身概括地反映如下。我考虑也有必要同你和弟妹们谈一谈，免得以后常常找我写。

　　你曾祖兄弟三人，他居长。原都在九江帮人，后兄弟三人合开一小“京广百货店”，因负债累累倒闭，他逃债通山，在外身死。家中留下寡母幼子，当时祖父居长，年16岁，随他三叔张庭瑞流落上海（那还是光绪三十几年的事）做些小贩经营。庭瑞后来积蓄了一些资金，就把祖父赶开。庭瑞个人开起栈房，那时祖父20岁回武穴，在轮船码头工作。那是民国初年间的事。庭瑞那时更为发达，由开栈房改为麻号，业务更繁，又把祖父搞去管账，是帮工的关系。做了几年，祖父得了肺病回武治疗，有三年多病好，向他叔叔庭瑞借了一些本钱，自营武穴——上海行商，到民国十五、六年，在武穴代中国南洋烟草公司推销香烟，营业有两三年后，由于英美烟草排挤，把南洋业务在武穴挤垮了。祖父又告失业，后来，民国十九年，又做武穴——上海之间行商，把武穴苧麻运往上海，在上海购广货回武，资金都是从他叔父那里融来的，搞到民国二十年，手上大概积了千把块钱，就在上海金陵东路开了一片绒线店，店名“怡兴昌”。当初雇佣了一名店员两个学徒。谁知民国21年，上海经过“一二八”事变，市场不景气，遭遇大鱼吃小鱼摧残，千把元资金亏光，只得东拼西借，拖到民国25年，因债主逼债，经上海市伪法院判决，关闭店门、勒令停业。日后，祖父失业，回到武穴闲居，时值七七事变，祖父带领叔叔、姑姑逃难广济农村避难，至民国27年秋，病困交迫，死于广济邻县蕲春下石潭。

　　我生于1914年，七岁在私塾读书9年，至1929年离开学校，在武穴永安钱庄当学徒三年，店员两年，一共在永安做了五年，后因永安倒闭，于1933年投奔上海你祖父处。当时适值你祖父业务不振，就在上海读了一年会计讲习班，毕业后就在你祖父店协助管账，至1936年冬。因你祖父店倒闭，就回到武穴你外祖父家所开的邱长太布店当了九个年头的店员。那时正值武穴遭受沦陷时间，你外公本人不在武穴，住在广济农村，店务由我及另外两位代管，你外公只是不时地来武穴查看一下。

　　在那段时间，我在武穴为了进出关口，便利用化名参加过“汉留组织”，这组织是个社会帮会，我是一般会众。至1944年间，因我同另外两人受不了你外公的经济压迫和剥削，就同你外公闹意见，自此分开，不同你外公家来往，当时你母亲从中很受委屈。

　　44年离开邱长太后，我就同王邱等人合伙开了“益昌义布店”，一年多后，因我资金亏光，被迫离店，自此又告失业，做了几个月武穴——瑞昌小贩，适逢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武穴被国民党接收。后经姨表兄（是个反革命，镇反时被关）介绍到武穴伪商会当庶务（事务之职），那时是45年冬至46年底，时间有一年多点，后因不习惯那工作，因为我一直是搞业务工作，看不惯官场习气，于47春自动辞职不干。

　　在伪商会那段时间，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上证，还没发下来我就离职了，后来没有联系。

　　那时间，家居塘下街伪三保地区，因沦陷时是个火场（被日寇火烧），居民少，群众选我当伪三保的保代表，我一再推辞，后为了不愿当伪代表而迁居到四保去才脱身。

　　离开伪商会后，就在后母工作的天主堂借了三百元，带资卖工地参加了“临丰裕麻行”当跑街员一年，因伪法币不稳定，一年间三百元贬为不值钱，天主堂要收回，后又告失业。

　　47年间，因为想利用天主堂关系借钱，我由后母介绍全家参加了天主教，当时锦华只11岁。

　　48年因失业，没工作就在武穴镇上摆了一年银洋兑换摊，至49年解放人民政府禁止银洋使用，我就停止经营。

　　四月间解放，我闲居到9月间又向后母借了五十元和一个金戒指，买进一台旧织布机，约了一个工友在家学织布，到50年政府组织织布行业搞联营，我就响应号召带头把织布行业全部组织起来，办起一家“新生染织厂”，我任经理，至六月间，因私股意见不合，遂解组，由武穴镇区联社接手变成公办，我随厂转入区联社当干部，负责业务一职，至51年春又由总工会收归黄冈工会办事处投资，改名为“新民染织厂”，我任付经理，至8、9月间，区联社认为我是合作社系统参干的，要把我收回联社，经领导同意，我被调入区联社担任秘书干事，至52年秋，在“三反”运动中因做了资产阶级俘虏被撤职。

　　离开工作后就失业了，我在黄石搞了一年多挑担卖油的小贩，那时正是锦华到成都气象学校，54年6月间经武穴镇政府把我安排在武穴工商联职工组工作，55年转入武穴合作商店当会计一直到现在。

　　应注意的几个关节：

　　1、庭瑞是个资产阶级，咱家应同他家划开，不能视为一家。在空政文工团工作的那个叔叔是他的孙儿。

　　2、你外公是个工商业兼地主，我亲身受过他的经济压迫和剥削，我同他关系早在1944年就脱离了，后一直没来往。

　　3、你海外叔叔的情况：民国27年，他同你爷爷避难蕲春农村，因你爷爷病死，孤儿寡母无依靠，当时他只七、八岁，随同母亲投奔蕲春天主堂，依靠他母亲帮天主堂看门为生。由他母亲把他送进天主堂，后转汉口两湖修道院读书，一直到解放时，修道院把学校全部学生迁往澳门，他就这样留洋海外，一直没回。有时说在新几内亚，现在又说在荷兰，照来信所说他在海外很有钱，根据寄回照片看，生活都过的是资产阶级方式。我是自解放到现在没有与他通过信。

　　以上情况大致是没有什么遗漏，只不知是否适合你们单位领导要求。如还需要什么，可来信再说。

　　顺询

　　近好。

　　爸字

　　1966.3.3

　　昨天晚上，读完爷爷的信，我实实在在地大哭了一场。我觉得他过得太难了，解放后，他因被打倒成资产阶级，中间有段时间，只能靠走街串巷、挑担卖油，来养家糊口。但他在信中却从来没提自己的艰苦是为了孩子，还要老老实实地向孩子们交待所谓的成份问题。一年后的1967年春，他又给我姑父写了一封信。大概是因为姑父所在的部队要求政审，那时候，我爷爷的子女及女婿就反反复复地要求爷爷补充检讨自己的问题，中间还有很多怀疑，这从我父亲后来给我姑父的信中都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为了自保，不惜伤害和出卖亲人。爷爷在一年后的那封信里，字迹明显潦草，他说自己已经快看不见了。三年后，他因内外交困去世，比我奶奶晚了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