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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

马占山，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县，1885年11月30日生于辽宁怀德（今属吉林）县一个农民家庭。贫苦农民，行武出身。他从小给地主放马，後因丢失一匹马，被抓进官府，遭毒打和 关押并被逼赔偿。后来，那匹马跑回来，地主仍不退钱。马占山一怒之下，上山落草，因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头领。
清光绪 三十四年(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弟兄接受从军。 1911 年他投靠清军奉天後路巡防营统领吴峻升，从四营中哨哨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升任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等职。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在新民巨流河一带组织力量抵抗郭军。同年12月，马占山随同吴俊升在辽宁新民白旗堡附近，同郭松龄军展开激战。郭军大败，马占山部尾随搜索，并活捉郭松龄夫妇。同年，马占山升任东北陆军第17师骑兵第五旅旅长。
1928年6月 4日，日本侵略者在皇始屯炸死张作霖和吴俊升，他发誓"公仇私恨，必报复之"。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兼黑河警备司令。1930年，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张任命他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当日本关东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嫩江铁桥）时，10月16日，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他明确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土地沦于异族”。在日军进犯江桥时，守军将桥破坏三孔。11月3日，马占山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碟。4日，日军向江桥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他下令抵抗，打响了抗战第一枪！
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后援，加上装备简陋，伤亡很大，鏖战了半个月，不得不撤离江桥。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抗击，挫败日军多次进攻。马部血战江桥抗战，给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马占山的名字，迅速传遍全国，慰问函电如雪片飞来。人们称赞他“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是当代的“爱国军人”和“民族英雄”。但由于日军不断增援，而马部却是孤军奋战，至18日，在消灭日伪军一千余人后，不得不撤往齐齐哈尔。21日，退至海伦，继续抗敌。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黑龙江省主席。上海、哈尔滨等地组织了”援马抗日团“，卷烟厂还生产了”马占山牌“香烟。
1932年，马占山诈降，出任伪黑龙江省长兼任伪满州国军政部总长之职后，秘密用12辆汽车、6辆轿车、将2400万元款项、300匹战马及其它军需物资运出城外，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马占山在拜泉约集李杜、丁超等各路军的代表开会，改黑河警备司令部为省府行署。三路人马共7000人，公推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会上做出三路出击日军的战斗部署。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马占山率部给日伪军以重创，大灭日军侵略气焰。后因战事失利，退到苏联。
1933年6月3日，马占山从苏联返回上海，曾先后3次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1936年12月至西安，参与西安事变，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发动的西安事变。1937年，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挺进军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率部继续抗日。1938年11月，马占山因病到延安就医，康复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在会上致词，称赞他是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
1947年，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保安副司令，但他不肯就任。1948年平津战役时，马占山毅然决定弃暗投明，出面帮助傅作义拿定主意和平交出北平城，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1949年初，曾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向傅建议请邓宝珊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促使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逝于北京，终年65岁。
[ 本帖最后由 墩子 于 2007-6-21 14:38 编辑 ]
墩子 2007-06-21 14:49
“恨不抗日死”的吉鸿昌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一首气贯长虹的就义诗。 吉鸿昌（1895—1934），字世五，河南扶沟人，中国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吉鸿昌18岁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开始戎马生涯，他有胆有谋，作战勇敢，在北伐战争中，其所率部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铁军”。
1931年，吉鸿昌因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被蒋解职并勒令出国“考察 ”，在欧美期间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号召海外侨胞“用热血拥护祖国”。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毅然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根据党的指示潜赴山东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随即毁家纾难，变卖家产６万元购置枪弹，１９３３年５月，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２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省警备司令。从6月开始，吉鸿昌率部北征收复察东失地，北路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所向披靡，三战三捷，22日，收复康保城，7月，收复宝昌和沽源县。随即又开始了扫清多伦外围的战斗。多伦地势易守难攻，为察东重镇，日本视之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派重兵把守。根据敌情、地形，吉鸿昌采取强攻为主、先发制人、内外结合的战斗方案。 7日晚，同盟军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日伪军凭借工事与火力，拼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击，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仍久攻不下，吉鸿昌乃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与此同时，暗派副官率士兵40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凌晨，吉鸿昌再次组织猛攻，里应外合，终于打败了日伪军，收复了多伦，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对全国抗日力量产生极大鼓舞。
然而，此时蒋介石却派重兵进攻同盟军，同盟军终因腹背受敌、寡不敌众而失败。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到平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吉鸿昌同宣侠父、南汉宸及任应歧将军，联络各派抗日人士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党组领导成员。为宣传抗日爱国，大同盟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用自己的钱购置印刷工具，并在自家设立了秘密印刷厂，他的家成了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被大家称为“红楼”。吉鸿昌还广泛联络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准备武装抗日活动，他的夫人胡洪霞变卖财产衣物，为抗日前线筹集军火。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又向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9岁。
1945年，中共“七大”时，党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1984年在纪念吉鸿昌烈士牺牲50周年前夕，扶沟人民在烈士陵园吉鸿昌事迹陈列馆前，为烈士塑了铜像。胡耀邦为郑州烈士陵园中他的墓碑上题写了“吉鸿昌烈士纪念碑”。邓小平为《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题了书名，聂荣臻在书上题词：“民族英雄吉鸿昌永垂不朽！”薄一波在书中题词：“慷慨赋词，英勇就义，吉鸿昌烈士永垂不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 本帖最后由 墩子 于 2007-6-21 14:52 编辑 ]
墩子 2007-06-21 14:56
悲剧将军吉星文

吉星文(1908－1958)，河南省扶沟县人，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族侄，因受其叔影响而投笔从戎。1933年，吉鸿昌与冯玉祥、方振武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出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指挥，率部攻克多伦。几乎与此同时，吉星文也参加了喜峰口抗战，并因战功卓著而晋升团长。
1936年，吉星文开始担任宛平县城的守卫任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率部英勇抗击，与日军血战20余日。时至今日，台湾人在谈到“八年抗战”的时候仍言喜欢使用一句套话，曰“吉星文团长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云云。但是在此之后，由于其出身杂牌又有一个共产党叔父，吉星文一致很不得志，几乎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15年。
吉星文的名字再一次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1958年，那一天是8月23日。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图谋，决定恢复对金门岛的炮击。在这场著名的炮战中，正在翠谷水上餐厅进餐的三位“防卫部副司令官”吉星文（陆军副司令官）、赵家骧（海军司令官）和章杰（空军司令官），同其余四百余名国民党士兵一样，没有逃脱解放军的炮弹，结伴到“故总理”那里去了。吉星文单纯而又复杂的一生就这样画上了一个不太圆的句号。
吉星文的一生中只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瞬间，却都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他的荣幸，也许也是不幸。说他“荣幸”是因为：军人既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浴血奋战、杀身成仁”也算是死得其所。然而，一个“革命”的军人（“国军”不也号称是“革命”的吗？）不能仅仅惟上司马首是瞻，而应该更多地考虑绝大多数同胞的共同利益，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士兵就不能被称为“革命军人”，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工具”。军人固然需要服从命令，但是也需要有独立的人格是价值观念，否则只能像吉星文一样，给自己留下无尽的遗憾。这就是应该为他感到“不幸”的地方。
吉星文的不幸还不至于此，而他的不幸恰恰是因为受到了“尊敬”。
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来说，哪一个吉星文更值得尊重呢？因该是1937年的哪一个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据说，台湾政府在去年为吉星文树立了铜像，就在毗邻厦门的那个弹丸小岛上。从此，吉星文将军讲永久地、无奈地注视着那窄窄的海峡，逝者倘若有知，会作何感想呢？推想吉星文毅然从军时，大概是满脑子的保家卫国、富国强军，不可能料到若干年后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捍卫分裂的工具吧？而在两岸国人的眼中，这个铜像又会代表着什么呢？是长城脚下的抗日烽火，还是台湾海峡的战争阴云；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还是台独分子的工具？很显然，如果铜像树立在喜峰口、宛平城或者卢沟桥，团长的抗日英名将与天同寿；但既然他的名字被台独势力当成了打气筒和鼓风机，恐怕将军“捍卫党国”的“伟业”也只好“与国有疆”了。回想当年，战斗在宛平县城的吉星文团长曾经是一个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全中国军人的楷模；然而仅仅过了15年，困守金门岛的吉星文将军却变成大多数中国人鄙视和嘲弄的对象！面对如此大的反差，我真的替他感到遗憾、感到不幸。
吉星文个人的不幸是一个民族不幸的折射，也是机器人式的军人们不可逃脱的噩梦。但愿这不幸于噩梦不再重演。但愿，金门岛上的将军铜像从宣扬分裂的工具变成民族团圆的见证。
（http://cache.baidu.com/c?word=%BC%AA%D0%C7%3B%CE%C4&url=http%3A//www%2Etianya%2Ecn/publicforum/Content/1937/1/3697%2Eshtml&p=8f73c54ad6c95af60daac7710d1593&user=baidu）
墩子 2007-06-21 15:08
千古功臣杨虎城

杨虎城（１８９３－１９４９），爱国将领。原名忠祥，号虎臣，后改为虎城。陕西蒲城人。1908年在家乡组织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１９１２年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华县、华阴等地截击袁世凯军。次年所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任营长。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先后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支队司令和第3路司令。1922年拒绝直系军阀收编，被迫率部由武功退入陕北。
１９２４年，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北京政变后，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先后率部击败镇嵩军和陕西督办吴新田部。遂任国民军第3军第3师师长，聘共产党员在其举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和所属部队任职。1926年,与国民军第2军李虎臣等部联合坚守西安孤城达8个月之久，以不足1万兵力抗击7万镇嵩军,从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1927年初就任国民军联军第10路军司令，旋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10军军长，率部东出潼关会攻河南。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1师师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在所部“清党”。1928年11月就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21师师长。次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关系濒于破裂，率部附蒋，任新编第14师师长，驻防河南。先后参加蒋冯战争和蒋唐(生智)之战。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相继任蒋军第7军军长、第17路军总指挥，率部攻击冯军。同年10月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积极主张抗日。次年1月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曾请缨抗日，遭冷遇。同年6月，所部与川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奉令调兵在陕南阻截红25军，遭到痛击。同年4月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与东北军张学良消除隔阂，从而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在西北形成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三方合作的局面。
1936年12月趁蒋介石亲临西安督逼东北军和第17路军“剿共”时,在与张学良多次向蒋进谏无效后,于12日同张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并以八项抗日救国主张通电全国。经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与蒋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由此为蒋所忌恨。
1937年1月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撤职留任。6月被迫出国“考察”，游历美、英、法、德等国,宣传抗日主张。“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多次向蒋介石发电，要求回国抗日，遭拒绝。
1937年11月底由法国回到香港， 准备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被诱至南昌囚禁。在此以后的12年中杨虎城一直被监禁，先后关押于湘、黔、川等地。
1949年9月国民党兵败溃逃时，杨虎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四川重庆戴公祠。
墩子 2007-06-21 15:10
嘿嘿！[s:30] [s:30] [s:30]
杨虎城的故事应该安排在小吉的前面。
墩子 2007-06-21 19:20
少帅张学良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举国欢腾。然而，这个胜利的消息却在迟到了四个月以后，才到达张学良的身边。因为，被人敬为“东北虎”的张学良将军，此时仍被蒋介石囚禁在贵州北的桐梓县天门洞。
“八年抗战，我没出一点力”
这是1946年早春的一天。阴森潮湿、光线较暗的天门洞内，张学良将军无意中拾起一份泛黄的《中央日报》，匆匆扫过一眼后，顿时呆住了——大幅的报纸标题宣告，八年抗战已经胜利结束了。他拿着报纸问负责看守的特务组长刘乙光：“抗战已经胜利了，这么大的事，你们也对我封锁？为什么把报纸扣下？”
刘乙光尴尬一笑：“副座，那是上头的命令。”
张学良愠怒地一拍桌子，“什么副座？我已经被整整囚禁了十年，作为一个军人，八年抗战，我张汉卿没有出一点力，惭愧已极……世人大概早就把我忘了。”
说完，张学良不再言语，沉默地在窗下徘徊良久，忍不住泪珠滚落。忽然，他转过身，盯了刘乙光半响，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先放在自己耳边听了听那“咔咔”声，然后递给刘，说：“这是我当年考察欧洲时，墨索里尼送给我的。如今我已被整整关了十年了，请务必替我把这只怀表，转交给蒋先生，希望他能信守诺言”。
怀表被带走了，但如同前几次他托人带去的短信和要求自由的口信一样，囹圄中的张学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一点本钱没有，拿什么收复失地”
1936年12月，古城西安冬雾弥漫。
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也心情沉重，千头万绪涌堵胸口：1928年6月，因不甘被日本人要挟，其父张作霖在返回关内途中，被日本人在柳条湖段炸死；1931年9月18日，因奉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陷，东北军撤进关内，张个人就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罪名；1936年11月，日军进攻绥远，渴望报国恨家仇的张学良，却不仅未能与日决战，反而被蒋介石调往西北剿匪前线。
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经过苦苦思索，特别是1936年冬，东北军、西北军在与红军作战中，连续败北，连丢三个师之后，张学良感到只有联共抗日才是救国之路。
“‘匪’剿不完，‘日’便不能抗。东北军又与中央军不同，他们牺牲了，可以补充可以扩大；东北军牺牲了，却不予补充，到真抗日时候，我们连一点本钱都没有了，还拿什么披甲还乡，收复失地呢？”事变前，张与部下沉痛商量。
12月4日，蒋介石坐镇西安，向张、杨两位将军摊牌：要么剿匪，要么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整训”，并限三日作出回答。此前，张、杨就前后四次分别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劝谏，要求停止内战，结果均被拒绝。12月11日，张学良再次往蒋处哭谏，蒋依然不允。
12月11日夜，西安城内枪声骤起，华清池一带更是越响越密，天亮时方才稀落下来。张、杨发动兵谏，其先头部队与蒋的宪兵队接火了。12日中午，逃至骊山石头缝的蒋介石被抓住。
事变发生后，在中共和平解决政策的影响下，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并于次日发表合作宣言。自此，国共双方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乘机返回南京，从此失去自由。
“这一天总算让我等到了”
纵虎归山，倒不如囚虎于笼。12月26日，一下飞机，蒋介石马上软禁了张学良。31日，南京军法会审，以“对上官暴行胁迫”罪名，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次年元旦，蒋又假意特赦，改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自此，张学良将军落入樊篱，开始踏上了长达55年颠沛流离的囚禁之途。
蒋假意要其“好好读书”，实则派重兵软禁张学良。原国民党军统上校特务组长韩庆恂清楚记得：张被蒋扣后，先是关在南京聿江别墅。后蒋下令用飞机将之紧急迁往浙江奉化溪口，并派军统少将特务队长刘乙光率30人的便衣警卫组和一个特务宪兵连“相陪”，同时配备电台一部、邮电检查员一人、医生一人、高射机枪两挺、大小汽车11辆等，对张学良进行“保护”。且规定张的活动空间，只许在住处10里范围之内。
从一个驰骋疆场的爱国将军，到独坐空山野林的特殊囚徒，张学良靠散步钓鱼打球下棋等来打发时日，时则内心痛苦不已。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得知消息后，被囚在溪口雪窦山的张学良心情十分激动。他慷慨激昂地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抗日，这一天总算让我等到了。以后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了”。
八年抗战期间，张学良曾多次要求蒋释其抗日，终不得果。直至1947年春，张被挟持至台湾新竹，永远离别了大陆和故乡。
“重走一遍人生，我还会那样干”
从战场到深山，从大陆到台湾，从壮岁到暮年，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备尝囚禁之苦。
1947年10月，故人张严佛来到幽禁处台湾新竹探看张学良将军。此时，才47岁的张学良，已一袭布衣，完全秃了头，且身体很差。张学良在谈及囚禁日子时，悲愤不已，几乎是一字一泪：“(胁迫委员长)判刑十年，我无话可说，可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
送张严佛离开时，张特赠小诗一首：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1975年，蒋介石去世；1988年，蒋经国去世。然而，张学良的自由偏偏还是姗姗迟来。直到1990年夏天，在他90大寿生日到来时，张学良将军才算真正赢得了他生命最后11年的自由时光。
论及历史，张学良对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讲：“如果重走一遍人生，我还会那样干”，“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一点私利在里头……既不要钱，又不要地盘，要的就是掉转枪口，团结抗日”，1990年秋天，耄耋之年才重获自由的张学良将军，说话铿锵，少帅雄风依在。
毋庸置疑，西安事变改变了他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国家赢得了抗击外侮的胜利，他个人却失去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
他唯一遗憾的是，自从1931年9月18日离开家乡东北，到2001年病逝于美国夏威夷，整整七十年，他都再也未能踏上故土一步。
墩子评曰：
1936年关押、1990年释放，54年啊！
蒋委员长的长，按照多音字似乎该念长短的chang ！
[ 本帖最后由 墩子 于 2007-6-21 19:24 编辑 ]
墩子 2007-06-21 19:52
失意将军蔡廷锴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1892年4月15日（清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生于广东省罗定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务农，兼做裁缝和兽医。蔡廷锴童年就帮农活，9岁入塾，11岁丧母，12岁辍学，即随父做裁缝、学医。蔡性格倔强，贫困的生活，使他对旧社会更是具有反抗精神。12岁时，他听乡亲讲述刘永福英勇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故事，深受感动。当听到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行径时，心甚愤恨，爱国主义思想逐渐萌发。
为寻找生活出路，加上存在当兵卫国的朦胧思想，蔡廷锴于1909年投入广东新军。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蔡转入广东省卫军，后经辗转，1918年到李耀汉肇军的陈铭枢营当排长。1919年肇军解体，陈铭枢营改属于护国军林虎部，蔡被选入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学习一年。
1920年孙中山返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派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陈铭枢部被编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蔡任团本部掌旗官，后调任排长。邓铿对粤军第一师训练甚严，对士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工业生产教育，蔡在该师受到熏陶和锻炼，并加入国民共，军事政治认识与日增进。1921年，蔡参加讨伐桂军沈鸿英的战斗，升上尉连长。1922年5月，孙中山督师北伐，蔡参加攻克赣州的激战。6月，陈炯明叛变，次年1月蔡参加驱逐陈炯明，重占广州的战斗。4月，沈鸿英进攻广州，第一师奉命讨伐，5月占肇庆，蔡以战功升少校连长。1924年，升为营长。1925年初，蔡营与第一师各部入桂，打败沈鸿英，旋出发东江。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刚告结束，立即从东江回师广州，参加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在与南北军阀的征战中，蔡廷锴成为骁勇善战的军官。
1925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任第十师师长，蔡廷锴营编属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是年冬，蔡营作为讨伐邓本殷的先锋，在南征中起很大作用。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蔡廷锴升任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率部参加攻克平江、武昌等战役，勇猛苦战，立了战功，是“铁军”的一支有生力量。后第下师扩充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下辖蒋光鼐的第十师和戴戟的第二十四师，蔡升任二十四师副师长。
1927年初，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陈铭枢、蒋光鼐、戴戟先后离开武汉投靠蒋介石，蔡廷锴调升第十师师长。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出师河南，继续北伐。蔡师在河南激战奉军，配合兄弟部队攻克临颖、开封。7月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后，蔡跟随叶挺部队行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委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任左翼总指挥，率师南下。但因阶级和认识的局限，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所以在南下时，便脱离了起义部队，把第十师开到赣东铅山。不久，蒋光鼐来铅山，回任十一军副军长，蔡率部随蒋入闽。
此后，蔡廷锴在蒋介石麾下，不断参加了新军阀之间的混战。
日军发动“九一八战争”，占我东北，全国一致要求团结抗日。10月，十九路军陆续从江西调赴沪、宁，十九路军总部和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等地，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等地。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派兵来沪，并进一步制造事端，甚至无理要求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国民党这政部长何应钦及张静江先后劝蔡廷锴撤兵，蔡表示反对，认为十九路军驻地是中国领土，殊无撤退之理，我十九路军守土有责，万一日军胆敢来犯，决定迎头痛击。1月23日，蔡与蒋光鼐在上海召开了十九路军驻沪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抵抗日军的各种部署。24日，蔡又至苏州召开十九路军驻苏高级将领紧急会议，表明抗战决心。虽然国民党政府一再妥协退让，日军仍于1月28日夜悍然向闸北一带进攻，十九路军立即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1月29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守土有责，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十九路军全军官兵在广大群众的鼓舞、支援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坚守阵地，不断击退日军的猖狂进攻。蔡以大无畏的胆略，在枪林弹雨中亲临前线督战，激励士气。当时敌我兵力悬殊，十九路军全军约三万人，加上2月中旬来援的张治中第八军，计共只有4万多人。日方经不断增兵约七八万人，配有大量大炮、坦克、飞机、战舰。但十九路军从1月28日至3月1日坚守上海，凭着民族精神，与敌血战33天，前仆后继，死伤约万人，经历了闸北巷战、吴淞要塞战斗、八字桥战斗、蕴藻浜战斗、江湾与庙行战斗、浏河战斗等战役，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创，死伤万余名，四度更换指挥官。最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不再增派援兵，3月1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退守到嘉定等地。蔡廷锴、蒋光鼐等于3月2日通电全国，表示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日军经过十九路军严重打击，侵占上海的阴谋终不能得逞。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5月5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是我国对日作战从未有过的大捷，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精神，谱写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新篇章。蔡廷锴由于指挥淞沪抗战功勋卓著，被海内外誉为“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蔡廷锴抵制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坚持抗战的立场，引起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满，蒋于5月6日令十九路军3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湖北、安徽“剿共”，蔡等据理反对。蒋乃改令调往福建，冀图在与红军的作战中使十九路军消亡。蔡于9月任十九路军总指挥。
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入闽后，在蒋介石的催迫下，利用福建红军主力入赣作战之隙，次第占领了闽西、闽北苏区不少地方。1933年秋，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约3个团，继在闽北歼灭两个团，并围困廷平、顺昌、将乐、等县城，威胁福州。蔡认识到进攻红军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反蒋抗日和“剿共“决不能并行，毅然决定把“反蒋抗日反共”的方针改为“反蒋抗日联共”，立即采取积极步骤与共产党红军联络，于9月下旬实现停战。10月26日，他们还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签订了《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使事变发动时无西顾之忧。11月20日，“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李济深为主席，蔡廷锴任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等职。蒋介石迅速集中十几万大军向福建进攻。十九路军众寡悬殊，又孤立无援，福建事变于1934年1月失败，十九路军完全解体。
蔡廷锴于福建事变失败后，出洋游历欧、美、澳洲一年，考察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他以爱国主义激情，向侨胞和各国友好人士宣传抗日主张，介绍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1935年7月，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争取民族独立，推倒南京蒋介石政府，建立人民政权，组织联合战线，武装抗日为已任。他们还创办《大众日报》。
“七七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蔡廷锴爱国心切，赶抵南京共赴国难。但蒋介石仅委以军委会特任参议官这一虚职。11月，蔡在南京被车撞伤，回罗定休养。1939年他先后出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所部驻桂南、粤西。11月日军在防城、龙门等地登陆，进攻南宁，蔡廷锴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从年底至翌年初，在桂南会战中，指挥桂南及广东南路各部对敌作战。7月，二十六集团军改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但所辖部队皆调离，只剩些游击队，蔡成无兵司令，无法实现抗日抱负，乃于9月辞职。以后几年，蔡以特任参议官虚职闲居桂林。1944年8月回归罗定后，与谭启秀等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军。
抗战胜利后，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政策，蔡与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等于1946年3月在广州正正式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实现革命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为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对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很大努力。抗美援朝中，他被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前往朝鲜慰问中朝军民。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在北京病逝。
——————摘自民国人物传
墩子评曰：
保家卫国，乃军人之第一气节、民族大义！
蒋委员长属下的许多高级将领离他而去，实在是看不下去他冒天下之大不韪！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
台湾的一些学者经过研究得出结论－－
蒋委员长若能在“九一八”后坚决抗战，
最低限度也会保住半壁江山！
墩子 2007-06-21 21:53
剖腹将军 续范亭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这是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剖腹明志时留下的绝命诗。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６日，续范亭因不满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奉行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亲往南京呼吁抗日，遭拒后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杀，举国为之震惊。
续范亭，１８９３年１１月出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西社村。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时，任革命军山西远征队队长，后组织西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１９２５年前后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二混成支队参谋长、第六混成旅旅长、国民军军政学校校长。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续范亭反对对日妥协，呼吁抗日。１９３２年与爱国将领邓宝珊等赴兰州，先后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陆军新编第一军参谋长、中将总参议。
１９３５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我民族危机日渐加深。同年秋，续范亭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他一路奔走呼号，陈述抗日救国大计。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拒不纳谏。续范亭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悲愤地写下《哭陵》一诗：
“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
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
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苦闷惆怅、救国无门，续范亭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要求抗日。他在《告民众书》中说：“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
续范亭的壮举，是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有力揭露和抗议，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遇救不死的续范亭继续为抗日奔走。他赞同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对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更是深深佩服，从此坚定了拥护共产党的信念。１９３７年９月，续范亭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１９３９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密谋消灭晋西北抗日武装时，他亲赴八路军第１２０师第３５８旅通报情况，研究对策，并参与指挥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１９４０年，任晋西北军政民联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晋西北行政公署行署主任。同年１１月，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
１９４０年冬，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大“扫荡”，续范亭率行署机关日夜转战，积劳成疾，终于病倒。１９４１年５月，续范亭赴延安疗养。
１９４７年，胡宗南进犯延安，续范亭随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机关分散撤离，在行军途中病情加剧，于９月１２日病逝于山西临县。
－－－－－－－－－－－－－－－－－－－－－－－－－－－－－－－－－－－－－－－－－－－
墩子评曰：
看来剖腹自杀，也不是武士道的专利。
前有剖腹死谏，
后有张杨兵谏，
为了抵御外辱，
都是中华英雄！
续将军有个孙子，是墩子的熟人，在西安一家民营公司当电脑工程师。小伙子一表人材，举止儒雅，有其祖父风范。
[ 本帖最后由 墩子 于 2007-6-21 21:57 编辑 ]
济公 2007-06-22 11:22
怀念英雄，不忘国耻！
[attachment=89325]
墩子 2007-06-22 15:56
“长腿将军”刘峙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的心腹将领、所谓“八大金刚”之一的刘峙被人讥为“长腿将军”。这个“称号”是如何得来的呢?
“卢沟桥事变”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进驻保定，防守平汉路沿线。在平汉线上不是在同日军作战，而是在和敌人“赛跑”――未战先逃，日军在他后面想追都追不上。刘峙不是望风披靡，而是“闻”风披靡，只是得到日寇要来的消息，还未见到鬼子的影子就不管不顾地先溜之大吉。日军还没有到安阳，他一下就逃到新乡。一次，蒋介石和刘峙通长途电话询问：“你的位置现在哪里？你的部队在什么地方与敌人接触？敌军兵力和战况如何？”刘称日军已由滑县、辉县向新乡包抄，正面之敌已接近汤阴。第二天，蒋介石又和刘峙通长途电话，岂料这位前线指挥官已经逃到黄河南岸了。蒋介石好像知道这位“饭桶司令”胆小如鼠，就在电话里问他的司令部设在哪里；刘在电话中支支吾吾，不敢实说已逃到在平汉线上不是在同日军作战，而是在和敌人“赛跑”――未战先逃，日军在他后面想追都追不上。刘峙不是望风披靡，而是“闻”风披靡，只是得到日寇要来的消息，还未见到鬼子的影子就不管不顾地先溜之大吉。日军还没有到安阳，他一下就逃到新乡。一次，蒋介石和刘峙通长途电话询问：“你的位置现在哪里？你的部队在什么地方与敌人接触？敌军兵力和战况如何？”刘称日军已由滑县、辉县向新乡包抄，正面之敌已接近汤阴。第二天，蒋介石又和刘峙通长途电话，岂料这位前线指挥官已经逃到黄河南岸了。蒋介石好像知道这位“饭桶司令”胆小如鼠，就在电话里问他的司令部设在哪里；刘在电话中支支吾吾，不敢实说已逃到黄河南岸。经蒋介石再三追问后，刘只得实说。蒋听后非常气愤地命令：“你立即给我回到新乡去，不然我要处分你。”刘听后唯唯称是。但他哪敢再回到黄河北岸去？不几日，这个“逃跑司令”就失地千里，日寇兵不血刃侵占了整个豫北平原。此次溃退，刘峙名声大振，“长腿将军”之名不胫而走。
北伐时，国民革命军一师和四师共同攻打武昌城。叶挺指挥独立团敢死队，冒着吴佩孚军队从城上射下的猛烈枪弹，逼近城墙，树起四个梯子。但冲上城去的敢死队员大都中弹牺牲了。后继者多次猛冲，均无法攻破城防，第二天清晨，攻城副司令陈可珏打电话给叶挺，说据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报告，他们部队在鸡叫前已攻进城了，要叶挺赶快率部入城。于是独立团向大东门迸发，走近城门时，只见城上守军仍是吴佩孚的军队，不是刘峙的第二师。叶挺立即跟军部联系，了解真相。经几方对证，面红耳赤的刘峙才不得不承认：估计叶挺的独立团一定会攻进城，为了假冒自己的二师是先攻人城的，抢得头功，于是捏了个谎说二师在鸡叫前已进城。叶挺当时气愤地说：“刘峙这样做，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
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行驻武汉。刘峙到明港、办山等地指挥张钫、陈继承、马鸿逵、上官云相、卫立煌、钱大钧等十一个纵队，向豫鄂皖苏区大举进犯，使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蒋介石为了表彰刘峙在剿共中的功绩，特令在豫皖苏区中心—新集周围，划地立县，以刘峙的字“经扶”为县名（即今河南省新县）。（墩子评曰：内战比较内行）
一次，蒋介石决定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这下忙坏了身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刘峙。他召集幕僚商议如何布置警戒，如何保护蒋介石的安全。有一位聪明的军师建议发假警报。这样一来，大家都进入防空洞， 便可以彻底做到肃静回避了。刘峙连称：“妙!妙!”
蒋介石座机来临前，空袭警报果然使大街小巷空无一人。然而，昏头昏脑的刘峙却忘记通知防空部队。白崇禧的座机先到，蒋介石的座机尚远，突然，高射炮劈劈啪啪从四面打来。白崇禧以为是日寇已经占领开封，急命座机掉头高飞，同时用密码与地面联络。这时刘峙才想起尚未通知防空部队，急忙抓起电话，命令停止射击。
蒋介石的座机着陆后，刘峙准备谒见蒋。张治中命侍卫将刘五花大绑起来。
刘峙说：“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兄，我是经扶(刘峙，字经扶)啊!”
“晓得是你!”张治中板起面孔说：“你要打死委员长，不绑你绑谁?”接着转身对待卫道：“牵进去!”
（墩子评曰：刘上将后来被称为猪，十有八九与次事有关）
侍卫押着刘峙先见钱大钧。刘峙哭哭咧咧地说：“慕允(钱大钧，字慕允)兄，我是经扶，救救我!”
“你祸闯大了，我无法可想，你去见委员长由委座发落吧!”钱大钧似乎漠不关心。
刘峙在侍卫的推搡下，战战兢兢失魂落魄地来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看到刘峙那付可怜相气消了一半，问他：“开炮打我座机是何用意?”
刘峙赶紧申明原委。结果蒋介石只骂了声“糊涂”即了事。
刘峙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参加赌博，但他贪财，经常利用太太同所部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串通一气，策划搞钱。他克扣军饷，贪污拨款，收受贿赂，贩卖烟土，几年间积聚起巨额财富。从1928年起，先后在南京、上海、蚌埠、新浦、汉口、长沙、南昌、吉安、九江等处购买了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约500万元(现洋)以上。为掩人耳目，这些产业大多用其太太杨庄丽的名字注册，有些干脆用化名注册。
刘峙一生共娶了三房太太。大太太杨庄丽是受家庭之命在刘十来岁时与之完婚的。杨长得高大凶悍，目不识丁，爱财如命。但她爱刘峙，并同他患难与共。刘怕老婆是出名的，但在贪财爱财方面，两人珠联璧合，十分相投。杨自己不会生育，便在广东买了一个十几岁的丫头给刘做姨太太。这个丫头生育了六个子女。但杨要子女们称她为“妈妈”而叫丫头为“姨娘”。
刘峙的第三个太太黄佩芬，是1941年刘峙在重庆期间娶的。黄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又到北平师范大学读了三年书，能歌善舞，拉得一手好琴，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人长得白净漂亮，刘峙为之倾倒。为了娶黄，硬着头皮与杨庄丽彻底闹翻了。为讨得黄的欢心，刘峙将贪污来的大量钱财送给她，还在重庆市郊购买一幢气派的别墅与黄同居。
1939年春，刘峙被调到当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任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刘身兼二职，增加了捞钱的机会。他借口重庆防空的重要，要求成立防空部队，直属防空司令部。先后成立了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机踏车排，警报球台，对空联络哨，情报传递哨等单位。实际上，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原卫戍总部的部队顶替，如通讯队由卫戍司令部通信连顶替，担架营由卫戍总部劳动队犯人组成。这些人都是些扒手惯贼，他们平时穿着便衣或军服在街上进行偷盗，所盗钱物分给劳动总队和防空司令部长官，刘司令自然也进账了不少。一有警报这些人就到指定地点集合，准备抬担架。这些单位造名册领到的双份军饷，也大部分进了刘峙的腰包。
1942年初的一天，日本飞机以三五架一批轮番不断飞入重庆上空，进行所谓的“疲劳轰炸”。当时在校场口的石灰市最大的防空洞里有几千人。在轰炸间隙里，大家多次提议解除警报，让人们出来换换空气，但一直没有得到同意，直到群众迫不得已争先恐后向洞外跑时，防空司令部才下令解除警报。但为时已晚，前面的人一出洞就倒下不能动弹，后面的又压上来，很快便把两个洞口堵死。通风口很小，又没人维持秩序，致使几千人闷死在洞里。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重庆“校场口惨案”。
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去运尸体，当时有许多人处于假死状态，若及时抢救，尚能活命，但担架兵为了搜敛财物，即使遇到没死的，也把他们卡死了。负责这项工作的卫戍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秉承刘峙的旨意，下令搜查担架兵的腰包，并将搜来的财物(金银首饰、手表、纸币等)用小汽车送往刘峙家，前后运了三次才装完。由于姜、刘都是刘峙的大太太杨庄丽的亲信，所以把财物都运到了杨家里，从而引起了刘峙的大小太太之间的一场纠纷。
“校场口惨案”的发生，社会舆论对刘峙进行了强烈谴责，使他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国民党军委会无奈，只好组成由吴铁城、何成泼主持的特别军事法庭对该案进行审问。开始，通知刘峙坐在下面听审，使刘非常难堪。何应钦、钱大钧等一班高级将领得知后，打电话给吴铁成：“刘峙是二级上将，请你们不要胡来。”刘峙本人也通过当时的卫戍司令贺国光给吴、何送去大批礼物。吴、何本来就是例行公事，并不想真审刘峙,更不敢得罪刘的后台老板何应钦。收受刘送的大量贿赂后,庭审的事就不再提起,只是撤掉其防空司令职务,而由贺国光接任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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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子评曰：
岳武穆曰“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看来，武将若爱钱，实在不得了！
所以，后来中纪委强调“军队不能经商”。
墩子 2007-06-22 16:44
“抗战第一团”团长谢晋元

【谢晋元】（1905-1941）民国抗日将领。字中民，1905年4月26日出生于广东蕉岭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12月，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
1937年在凇沪抗战中，“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日军屡受重挫，不断增调援兵。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企图切断闸北、江湾中国军队的后路，形势十分危急。谢晋元受命率第五二四团第一营官兵411人向南推移，留守闸北，掩护大部队撤退。谢恶元带领部队穿过敌人猛烈的炮火，于27日晨2时进驻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曾奉命率部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坚守4个月，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敌数百人，被世人誉为“名震中外的八百壮士”，而谢晋元的英名也被人民广为传颂。
谢晋元坚守四行仓库的消息传开，上海人民无不敬佩感泣，把他们誉为“八百壮士”。每天从早到晚，数以万计的各界群众，不顾北岸日军的流弹四射，纷纷聚集在苏州河南岸，表示对四行仓库孤军的尊敬和关心。10月28日黎明，上海市商会派出一名女童子军杨惠敏携带慰劳品，渡过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向孤军敬献新制国旗，表示全市人民的崇高敬意。谢晋元命令将国旗在仓库大楼楼顶升起，隔河观望的群众无不拍手欢呼。不久，以《歌八百壮士》为题的歌曲也创作出来：“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励着谢晋元和他的士兵。短短4天时间，他们在四行仓库这块弹丸之地，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伤者无数，自己仅阵亡9人，伤20余人。10月30日晚9时，谢晋元接到撤退命令。
日伪特务机关为收买谢晋元，曾派人以50万元、师长之职诱降，被谢晋元严辞拒绝。敌人决定杀害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率官兵出操，发现几名士兵缺席，亲往传询，已被汪伪特务机关收买的这几个民族败类，用匕首将谢晋元刺死。谢晋元时年37岁。
全国，特别是上海的民众得知谢晋元遇害的噩耗后，极为悲愤，各界人士纷纷用各种方式悼念抗日英雄。4月25日前往送葬者达7万余众。同年5月，重庆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褒扬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壮举，并抚恤其亲属。1982年，谢晋元的墓迁至上海虹桥宋庆龄陵园的右侧。

为了纪念爱国将领谢晋元，在1984年，位于上海东新路341号的陕北中学改名为“晋元中学”，同时在校园内树立一尊谢晋元将军半身塑像，列为普陀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9年9月1日，新校舍迁于新村路2168号，晋元中学亦改制为晋元高级中学。晋元中学1939届校友宋惠德先生出资20万元港币，在新校址重塑谢晋元将军像，像高4.8米，寓意为“四行仓库”、“八百壮士”。
现在，谢晋元的英名镌刻在学校的大门口，将军的铜像矗立在校内，成为晋元中学爱国主义传统的象征。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墩子 2007-06-22 17:16
抗戰初期的四大名團
抗日戰爭初期，中外報章曾盛讚英勇殺敵的中國“四大名 團”。
(1)1937年7月在盧溝橋打響全國抗戰第一槍，頑 強與日軍血戰到底的第29軍第37師吉星文團；
(2)1937年8月 防守南口要隘，以一團之衆與數倍之日軍血戰旬日，最終全團殉 國的第13軍第89師羅芳珪團；
(3)1937年10月在山西代縣襲擊 日軍陽明堡機場，擊毀、擊傷日機20餘架的八路軍第129師陳錫 聯團；
(4)1937年10月下旬在上海與日軍血戰，以800壯士孤軍 苦守四行倉庫的第72軍第88師謝晉元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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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子评曰：
纵观四大名团，以当时与后来之影响，谢团堪称第一！
墩子 2007-06-22 18:04
卧底将军何基沣

何基沣，1898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现改为市）。青年时期立志报国，投笔从戎。先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北平陆军大学。后投身于由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曾参加过“首都革命”和五原誓师，由于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受到提拔任用。1930年，西北军于中原大战失败后解体，其一小部分退入山西南部，被改编为第29军，由宋哲元任军长。何基沣任第29军第37师109旅副旅长，旅长是七七事变初为国捐躯的赵登禹将军。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向热河大举进犯。1933年1月3日山海关陷落，3月3日日军进占热河省会承德，随后继续南下，进逼长城一线。中国驻军奋起抗击，在长城各口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当时任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宋哲元将军，奉命指挥第29军防守冷口至马兰峪一线长达300余华里的长城各口。何基沣奉宋哲元之命率两个骑兵营为先头部队奔赴前线，随即接防喜峰口。3月9日下午，当原守军万福麟部溃败，日军已控制喜峰口的危急时刻，何基沣率部及时赶到，立即投入战斗。阵前，何基沣慷慨陈词：“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
何基沣身先士卒，率领大刀队直扑已占据有利地形的日军，与敌人展开激战。夜间，何基沣命所部由喜峰口两侧出击，夺取高地，终于压住了敌人的攻势。午夜，何基沣在电话里向宋哲元军长报告了喜峰口战况，宋哲元指示：一定要守住喜峰口，并告知已命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赶赴增援。次日早晨，赵登禹等率援军赶到。敌我双方竟日激战，几处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杀声震天。11日，29军将士再度以手榴弹、大刀冲杀打退敌人的数次进攻。何基沣在战斗中看到敌人炮火十分猛烈，我方武器装备差，如此拼杀下去，对我方不利。就和赵登禹旅长研究制定了运用29军长于近战、夜战的特点，出其不意，袭击敌人的作战方案。经宋哲元军长批准后，兵分两路，深夜偷袭敌人。拂晓前完成包抄，将士们随即挥刀杀向了侵略者。敌人万万没有想到29军雪夜突袭，一个个身首异处，成为我军刀下之鬼。
战斗结束后，在清查战利品时，副营长过家芳发现一张日军在长城的兵力配备详图，立即呈送何基沣副旅长。何基沣认真审图获悉日军将于两日内进攻我防守薄弱的罗文峪，他当机立断，星夜将图送交总指挥部，宋哲元军长火速派兵加强罗文峪防守，并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喜峰口大捷，29军以大刀片与武器精良的日军肉搏，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歼敌达6000人左右，毙敌少佐以上军官53人。29军爱国将士“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声响彻长城内外。这是自“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首次胜利。它震惊中外，鼓舞了全国军队的士气，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喜峰口战役后，因战功卓著，何基沣晋升为110旅旅长。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划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实际是承认热河、察北、冀东等地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轰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即告结束。
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以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派兵入关。7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方达成《何梅协定》，接受了日方的无理要求，更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这年9月下旬，第29军37师奉命调防北平，何基沣率110旅负责防守宛平县城、丰台镇、丰台车站和平汉线通道卢沟桥一带。这一地区既是南北交通要道，又系北平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时，日军为进一步实现其侵略野心，在丰台车站东侧与29军防地相距400米处，派驻一个混成营，日军士兵经常对我值班站岗士兵挑衅。一次，日军以军马丢失为借口冲入29军营房，何基沣得知当即命令守军抢修工事，加强戒备，并对日军形成包围之势，日军见形势不利，被迫退回。
日本侵略者一面伺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一面采取各种手段妄图瓦解29军骨干的抗日斗志。1936年6月6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举行的招待日军驻北平部队连长以上军官的宴会上，狂妄的日本军官始而舞蹈、唱歌，继而舞刀，炫耀“武士道”精神。应邀出席的29军在平团以上军官个个义愤填膺，争相出场与日军一决高下。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首先跳到席间打了一套八卦掌，紧接着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也打了一套拳。此时，何基沣也按捺不住满腔激愤，纵身跳上一张桌子唱了一支《黄族歌》，随着“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的激昂的歌声，29军军官们斗志昂扬，有力地震慑了日本侵略者。
二
1936年日军制造事端，借机增派军队控制丰台，随后把攻击目标指向了北平的西南门户———卢沟桥。1937年6月底，卢沟桥的形势日趋紧张。日军在卢沟桥一带频繁“演习”，6月29日并向卢沟桥街里进行实弹射击。我守军一面向日军提出抗议，一面也以实弹演习相对抗。7月6日，日军携重炮到卢沟桥“演习”，并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演习。面对一触即发的形势，身负防守重任的何基沣坚决命令：一、不准日军进城；二、如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7月7日日军包围宛平城。当夜，日军称有一人演习中“失踪”，欲入宛平城搜查，遭中国守军拒绝后，遂开枪向宛平城发起进攻，29军第110旅219团官兵奋起还击。8日黎明何基沣即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并向所部官兵发出了与卢沟桥共存亡的命令。战斗开始不久，平汉线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曾被敌人攻占。8日下午何基沣亲率突击队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人发起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终于打退了敌人，夺回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地。当日军诡称和谈以待援军时，何基沣毅然受命与日军谈判。会上，日方代表樱井等公然提出要中方撤出宛平县城、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的无理要求。何基沣听了拍案而起，怒斥樱井：“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让人践踏！这次卢沟桥事变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就消灭你们。”说罢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樱井等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开口。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中共地下组织立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援助第29军抗战，前方将士士气益加振奋。本来何基沣主张抓住敌人大部兵力尚未开到的有利时机，一举歼灭盘踞丰台的敌人，但在“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下，这一计划未能实行，卢沟桥的战事日渐被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大批援军自东北源源开入关内，日军飞机每天在北平上空及平汉路沿线盘旋侦察。7月21日日军援军集结后对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29军发起炮击，25日夜袭击我廊坊驻军，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26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27日又向我南苑、北苑兵营进攻，同时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我29军37师于28日正午以前完全撤出北平地区。至此，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企图吞并我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的狂妄野心彻底暴露，激起29军将士的无比义愤，宋哲元严正拒绝日军最后通牒，发出自卫守土通电，并配备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
7月28日，日军向南苑发起大举进攻。在南苑战斗中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由于寡不敌众，29军伤亡极大，被迫撤离北平。何基沣满怀悲愤指挥所部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之后，于30日晚间与当地群众洒泪而别，由宛平至八宝山一线撤退到长辛店。
8月初，何基沣率部沿津浦线边打边撤，阻滞了日军的推进。此时29军奉命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下辖59军、77军和68军。何基沣升任77军179师师长。10月，日军调集大批兵力疯狂向南进犯，第一集团军将士节节抵抗，在津浦线沧州、泊头、德州等地与日军展开血战。11月上旬，何基沣率部退守大名府，与大举围攻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何基沣亲临前线，将士们视死如归，与敌人血战三天两夜，终因弹尽援绝而失守。何基沣悲愤已极，仰天长叹：“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他痛感报国无门，在被部下强拽上马撤到南乐县城后，拔枪自戕，不惜一死以谢天下。当时何基沣左胸中弹，倒在血泊中，幸得部属及时抢救方得脱险。
三
1938年，何基沣离军养伤期间，认真思考探索救国之路，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当时经中共地下党员李萨南介绍，何基沣了解了八路军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并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产生了到“共区”亲自去看看的念头。在武汉经过故友的介绍，他会见了西北军故旧、共产党人赖亚力，通过赖亚力于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并经周恩来介绍于1938年2月秘密到达延安。当晚，毛泽东亲自去探望，赞扬了他抗日的功绩。何基沣向毛泽东详述了喜峰口、卢沟桥、大名府等各次战役，还应毛泽东的邀请在抗大作了一次报告。在延安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多次和何基沣交谈，使他深受教益，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开延安前夕，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其中写道：“我是国民党军队里的旧军人。过去，我总认为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人人廉洁奉公，我们的国家就会富强起来。现在懂得，没有共产党中国无望。我恳求收下我这个新战士。”当时，党中央决定他回到国民党军队去工作。1939年1月，何基沣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实现了由一名爱国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何基沣入党后，仍回到国民党第77军任副军长。他在党的领导下，将这支旧军队引导到抗日救国进步的道路上来。在八年抗战期间，何基沣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次次抵制、挫败蒋介石制造分裂的反共阴谋，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8年11月8日，他终于在淮海战役的前线上与张克侠将军率领77军和59军起义，尔后率部参加渡江战役，直取南京，为解放全中国立了新功。新中国成立后，何基沣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全部的精力。1980年1月20日何基沣与世长辞。按照他的遗愿，骨灰一半洒在卢沟桥畔，一半洒在当年的淮海战场上。
当年长城抗战的杀声，卢沟桥畔的烽火，早已成为了历史。然而何基沣将军和爱国志士们所表现的以身报国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后人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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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子评曰：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蒋某人消极抗战，失道矣！致使这么一员虎将秘密加入中共，足见人心向背之可怕。
在大敌当前、全民抗战的日子里，虽为“卧底”，但不“挖坑”！
内战一旦打响，就“各为其主”了－－为主要的、大多数民众了。
[ 本帖最后由 墩子 于 2007-6-22 18:08 编辑 ]
快乐每一天 2007-06-22 21:12
都是民国的风流人物，历史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
蒲城愣娃 2007-07-07 10:52
冀中平原的“吕司令”：吕正操

吕正操，１９０５年出生于辽宁海城。１９２２年参加东北军。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在冀中率部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３年９月，任晋绥军区司令员。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１９４６年７月任东北铁路总局总局长兼政委。１９４９年４月，任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铁道兵政委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吕正操１９０５年１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祖上是河北清河县人。１７岁时，吕正操参加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由于精明强干，能读会写，被张学良选送考入东北讲武堂深造。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吕正操被张学良召到身边担任少校副官。１９２８年初，张学良派他到沈阳担任高级军政人员文娱活动场所同泽俱乐部干事。这期间，吕正操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同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张学良主政东北，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于次年春派吕正操到十六旅任中校参谋处长。１９３３年３月，决心收复热河、与日决战的张学良亲自委派吕正操接任第六四七团团长。就在吕正操赶到热河前线的第二天，蒋介石逼迫张学良“下野”的号外就出来了。吕正操只得带六四七团移驻河北易县一带。次年春天，移驻北平，担任城防。此时的吕正操，与中共北方局五十三军工委成员刘澜波、孙志远等开始直接接触，在国内积极组织进步活动，在社会上支持青年学生，并在北平城防中严对日军的挑衅。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张学良调吕正操到西安张公馆服务。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呼吁共同抗日。在此关系重大的事件中间，吕正操担任张公馆的内勤工作，和应邀来西安共商大计的中共代表接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吕正操回河北徐水掌握部队。就在吕正操到达徐水团部的当天，孙志远赶来通知他，他已被中共北方局同意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出河北晋县城东２０华里，是冀中闻名的村镇小樵镇。１９３７年以前的小樵镇墙高城大，街面上商事繁忙，棉花店、布店、当铺、肉坊、酒馆、杂货，生意兴隆。“七七事变”一声枪响，距卢沟桥不过数百里之遥的小樵镇立时人心惶惶。眼看日本侵略军在华北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１０月初传来消息：日本人占了保定，到了藁城，国民党五十三军在梅花镇刚和日军接火，主力便向南逃跑。
吕正操此时在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师六九一团任团长。“七七事变”后第三天，吕正操遵照共产党北方局指示，由石家庄回师北上，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９月１５日，六九一团在永清县境内永定河右岸与日军交火。在吕正操“死守阵地”的命令下，全团官兵异常英勇，三营主阵地上营长、营副和连长、排长悉数牺牲。但日军由六九一团和六九二团结合部突破防线，置死守阵地的六九一团于不顾，无所顾忌地长距直入。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师长周福成、旅长丛兆麟无一不仓皇后撤，并下令六九一团作为全军的掩护部队随军撤退。
１０月１０日下午，六九一团先头部队进抵束鹿县半壁店，与日军骑兵队遭遇。尖兵连果断地抢占村庄，向敌进攻，激战一小时，毙日军少尉队长以下１０名，并缴获不少军用品和战马。官兵士气大振，当夜进驻梅花镇、四德村。是夜１０时，日军进攻梅花镇，将六九一团第一营团团包围。值此危急时刻，万福麟率五十三军全线撤退，军、师、旅长分别打电报让吕正操丢掉一营，随军而撤。吕正操撕碎电报，翻身上马，带队向敌阵冲击，接应一营突出重围。霜重露冷，黑夜如盘。吕正操望着国民党大军撤退的方向，突然转身果断地将手一挥：“就此脱离五十三军，北上找地下党，打游击去！”各营、连长们都同意马上回师北上。于是，当夜，六九一团朝着国民党军队撤退的相反方向，开往晋县小樵镇。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吕正操率部在小樵镇宣布起义，从此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称“人民自卫军”，人民自卫军最初编为三个总队，吕正操任司令员，李晓初任政治部主任，各级领导职务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冀中平原上，树起了第一面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
吕正操在小樵镇住了３天，率人民自卫军继续北上，进驻深泽、安国等县，取道博野、蠡县，向中共保属省委活动的中心地区高阳进军。每到一处，吕正操都和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沿途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建立中共县委组织，抗日民主政府，人民自卫队和抗日救国团体，冀中大地抗日烈火滚滚燃烧。在博野，吕正操会见博野民军司令张仲翰，约定双方同心协力，共同抗日。在蠡县，吕正操会见正着手组织抗日武装的孟庆山。孟庆山详细介绍了高阳城里的情况。１０月３１日，吕正操率部进抵高阳城下，当夜发起进攻。迅猛异常的人民自卫军战士炸开城门，在冲锋号声中一拥而进，占领了高阳城。盘踞县城的冀中伪保安队尹松山部千余人全部被歼，特务头子、汉奸尹松山被当众枪决。
吕正操打开高阳城，名震全冀中。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各路地主武装纷纷加盟，吕正操对凡是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一律欢迎。在地方党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人民自卫军如鱼得水，迅速发展到５０００多人，编成三个步兵团，一个特种兵团，一个特务营。与此同时，冀中地区的定县、藁城、无极、深泽、武强、饶阳、安国等县，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纷纷组织起人民自卫军县大队和各种名称的地方抗日武装。吕正操率领的人民自卫军，成为中共直接领导下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武装力量。
冀中平原的抗日烽火愈燃愈旺。几乎与此同时，八路１１５师、１２０师、１２９师分别向华北抗日前线开进。１０月下旬，彭德怀、刘伯承在正太路南数创日军。１１月，八路军主力进入五台、太行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吕正操创建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与之遥相呼应，成为矗立于日军心脏地区的抗战堡垒。
１９４１年，冀中抗日进入最艰苦严酷的阶段。上半年，日军对冀中区展开全面的“蚕食”进攻，把占领点、线扩展为面，以“蚕食”结合“扫荡”，步步压缩抗日根据地。这一年，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易人，上任的冈村宁次提出“治安强化”的战略方针，开展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处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包围和夹击之中，形势严峻。此时的吕正操率领冀中平原抗日军民，提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武装斗争和其它各种斗争相结合的基本方针，与敌人寸土必争，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后区。
在反“蚕食”和反“扫荡”斗争中，冀中军民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建国以后被搬上银幕和舞台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以及《平原作战》等，影响巨大，都为这一时期的真实斗争作了艺术上的注解。在白洋淀地区，人民还组织起了水上游击队雁翎队。１９４１年５月和６月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冀中部队共作战２７２次，击毙日伪军３８９１名，击伤日伪军７５２１名。冀中八路军主力伤亡４６７１人，区县游击队损失５３００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５万余人。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在我军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下光辉的一页，在国际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最早到冀中根据地的国际友好人士有英国学者西林（林迈克），美国记者韩森，美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等。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著名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印度柯棣华大夫都来冀中工作并献身于这片土地。在唐县的白求恩墓前，吕正操题写了“人类解放战线上最英勇的战士”。在柯棣华大夫追悼会上，吕正操代表聂荣臻司令员讲话，他还特为柯棣华作了一支挽歌：
……你为着明天的自由，在中国苦战了四个秋天；你逝在长夜的尽头，流干了生命之泉……
吕正操将军是开国上将中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将军。他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7岁时参加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由于他念过书，又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很受张学良器重。1923年他考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先后成为张学良的副官、秘书。
谈到张学良将军，吕老说：“我的今天与张学良是分不开的，张学良不仅是我的同乡，还是我的长官和老师，我们在抗日上是志同道合的。我生在南满铁路边，小时候常看见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就决心扛起枪打日本鬼子。上学时，老师给我起了个学名‘正言’，后来我自己改名叫正操，意思是操练好了打日本侵略军。”
回忆当年西安事变后和张学良将军分手，说好三天后再见，谁知一别竟是54年。 1 99 1年他们在美国重逢时，双双都已是耄耋老人了。当然，二人并未失去联系，他们有时通电话，有时写信，有些信吕老至今还保存着。张学良在被囚禁时，还偷偷让四弟张学思转告吕老，参加共产党这条路是走对了。吕老说：“见面后，我让他回国，他答应了。说他一直希望中国统一，还说只要国内需要他，他会尽力为中国统一做工作。”这对老朋友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历久而弥真。
蒲城愣娃 2007-07-0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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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操将军与进藏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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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28日19:14 中国铁道建筑报
记者：朱海燕
2005年8月的一个深夜，我给吕正操将军的秘书打电话，问他：“政委在哪里？”
他说：“现在正在北戴河海滨，你有什么事情向首长报告？”
那时，将军已经跨入102岁的门槛，为了老人的健康，一般的小事再也不敢去打扰他了，但是青藏铁路的建设对将军来说，是件大事。虽然，这条铁路在他手上没有修建到拉萨，但他始终关心着铁路进藏问题。因此，我感到青藏铁路一旦有重大的喜讯，还是应该报告给将军的。我对他说：“请您转告政委，明天青藏铁路铺轨，就要在唐古拉山接轨了，《中国铁道建筑报》要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他有什么话要对建设者说？”
10分钟后，秘书打来电话说：“首长听说青藏铁路要在唐古拉山接轨了，非常高兴，说了一句话：‘谁说上天无路，铁路建设者能叫大路通天。’他向建设者表示慰问和敬意！”
将军在解放战争中与铁路结缘。1946年，东北大地到处是战争的创伤，铁路被破坏得百孔千疮，大部分线路被拆毁，桥梁、涵洞多处遭到破坏。经大力抢修，到1946年6月，东北解放区的铁路通车里程已有4690公里。东北局为了加强对铁路的管理和统一指挥，更好地支援前线作战，1946年7月决定成立东北铁路总局，吕正操将军为总局局长兼政治委员。
吕正操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
到辽沈战役前，东北解放区修复铁路5700公里，通车总里程达9818公里。
在东北分管铁路运输，决定了吕正操后来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工作。1949年3月，在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有一天，吕正操去毛主席那里，见毛主席正在伏案阅读文件。毛主席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写的文章———《怎样办好铁路》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正操任铁道部副部长，协助滕代远部长工作。1958年滕代远因病疗养，他代理部长职务。1962年任代理部长职务。1965年任铁道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吕正操被打倒。
1973年元月，吕正操的夫人刘沙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中央尽快解放吕正操，让他出来工作。信是由王震同志转交给毛主席的。
毛主席见信后批示说，原东北将领不多了，吕正操应该早点出来。
1974年7月29日，毛主席又批示：杨成武、余立金、王尚荣和吕正操一定要参加建军节的招待会，还要“八一”见报。
吕正操被解放出来后不久，被任命为铁道兵政委。他曾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表示，一定要把铁路修到拉萨去。毛主席非常高兴，他说，怎么铁道兵的领导都是一个秉性，王震要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下；你吕正操也要到雅鲁藏布江去饮你的战马。
对吕正操到铁道兵工作，邓小平也给他打气，邓小平说：“这是总理定的。你一定要在群众中扎根，在群众中扎根了，铁路就能在中国大地上扎根。”
吕正操出任铁道兵政委期间，青藏铁路正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文革”的原因，中国百废待兴，改革开放的事业还在零点上徘徊。由于当时国力不足、经济贫困、科技乏人，加上国民经济的整盘调整，西进的青藏铁路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就青藏铁路本身而言，550公里的永久性冻土地带的科研难关没有克服；其二，沿线没有森林和矿产资源，按照开发资源，多拉快跑的运输观念，在没有资源的土地上修建铁路经济作用不大；其三，卫生医疗保障不到位，青藏铁路如果非上不可的话，那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基于这种原因，1977年11月28日，吕正操和铁道部部长段君毅商量，以铁道部党组和铁道兵党委的名义，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缓建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同时修建昆明至拉萨铁路的报告。
青藏铁路下马，绝不是不修进藏铁路。在青藏铁路还没有正式作出下马决定时，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对铁路进藏问题十分关注，要求铁道部和铁道兵领导拿出一个方案，青藏走不通能否走川藏？川藏走不通，能否走滇藏？总之，一定要给西藏人民修出一条铁路来。
1977年12月1日，铁道部发文，要求第二勘察设计院牵头，铁道兵、农林部、水电部、国家地质总局派员参加，组织考察组，赴滇藏线考察。考察完毕后，再考察川藏线。
1978年4月，吕正操、李井泉以及副总参谋长李达，遵照叶剑英元帅指示，亲赴成都、昆明，听取考察川藏铁路和滇藏铁路的意见。如有可能，尽快促成进藏铁路的上马。八分之一的国土，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以及在那里生活的250万藏族人民急切地呼唤着铁路。
在成都，众多专家汇报认为：青藏铁路有900多公里要通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那里有550公里的永久性冻土，目前，尚没有攻克的办法。另外，青藏公路沿线已经铺通了格尔木至拉萨的输油管道，每年输送石油10万吨至15万吨以上，基本满足了西藏的用油。再加上青藏公路沿线没有工矿企业，人口稀少，建铁路经济作用不大，建议暂时放弃。
汇报同时认为，川藏线全长2000多公里，桥隧合计长度1100多公里，10公里以上的隧道有很多，沿线有江达铜矿，水力和其他资源比较丰富，但工程艰巨。铁路建成后，难保不出病害。川藏公路的严酷现实已经摆在那里，因泥石流、塌方等问题，一年断道要达到半年以上，不宜立即上马。
而滇藏线的优势就大于川藏。滇藏线全长也近2000公里。这条线上，木材积蓄量达10亿立方米，年采伐量可达600万立方米。在当时还没有环境意识的时代，这一笔数字是非常诱人的。另外，这条线上铜、铅、锌、铬以及煤、铁等矿产资源较多，水力资源丰富，总装机可达6000万至700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4700万千瓦。气候条件较好。另外，这条线旅游资源丰富，线路沿茶马古道走向拉萨，经大理、丽江、中甸等，相比而言，要比青藏铁路更能吸引游客。
吕正操回忆说，勘察的同志汇报完后，李达同志让我发表一个意见。我认为，建设进藏铁路要从中央西南三线建设的战略大局出发，四川那几年要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可能像建设襄渝铁路那样抽调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另外，由于西南三线建设的需要，从沿海、内地已经迁来了许多工厂、企业，也不宜再加大工业的建设，否则，农业跟不上。农业上不去，同样也会拉住工业的后腿。那时，攀枝花人口已经达30多万，工人们解决了工作，而家属尚在农村，另外也有一些有工作的家属还没有调来；如果川藏铁路跟进上马，肯定还要增加许多新就业工人，而城市还没有就业岗位。这样，四川的压力更大。而云南已经探明的富铁矿和有色金属矿，均较丰富，应该把重工业向云南分散，建设第二个攀枝花。云南农业潜力很大，尚未开垦的可耕地可容纳两三千万人口，因此，我们几个主张建设滇藏铁路。至于川藏和青藏何时修建，视国家财力、物力等方面的条件，由中央再作决定，从路网布局考虑，青藏铁路现在不修，将来也会修下去的。
考察结束后，1978年7月3日，由铁道部部长段君毅和铁道兵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吕正操联名签发的铁道部、铁道兵文件，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1978年7月5日，邓小平同志对铁道部、铁道兵文件作了重要批示。批示写道：井泉、正操同志同我说过此事，我也认为修昆藏线为好，青藏线应放弃。我也赞成建立一个指挥部，由安平生任总指挥，吕正操及西藏一人任副指挥，成昆线就是这样干的。此事宜早定，早开始，建议计委专门审查，向中央提出报告，以凭决定。
同年7月8日，李先念在文件上批示：今年3月，我出国回来到云南，他们给我汇报过昆藏线，我未表态，现在看以修昆藏线为好，建议计委开个会，报中央审查。
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进藏铁路问题仍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78年8月13日，计委召开了滇藏铁路工作论证会议，会议由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主持。
吕正操在会上带头发言，他说：“铁道兵修路近二万，不到拉萨非好汉。部队上上下下，都有一个决心，就是要把毛主席铁路要进西藏的伟大诺言实现，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现在走青藏线上不去，从云南上也是办法。总之，一定要为西藏人民修一条铁路。”
吕正操说：“修建滇藏线，是切实可行的，沿线资源丰富，云南、西藏人民都有很大的热情。修进藏铁路的确有困难，但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要在战略上藐视它，不是不可以修通的。不要被困难所吓倒，困难嘛，无非是泥石流。但在战术上要重视它，科研要走在前面，地质是主要矛盾，不要盲目施工，否则，后患无穷。在这方面，我们要请中科院的同志大力支持。”
中科院负责同志胡克实表态：“为西藏人民修铁路，我们义不容辞，只要吕政委一声令下，我们上就是了。”
吕正操接着说：“修建进藏铁路，秋里同志，你一定要下决心搞机械化，不能搞人海战术，引进先进设备要花几个亿，但可以节省十几个亿。供应运输量太大，要设法解决，要充分利用石头和木材，西藏著名的布达拉宫不就是利用当地的地材建造起来的吗？”
余秋里说：“铁路进藏是毛主席在世时定下的，所以修了青藏线一期工程。现在由于冻土层问题解决不了，一期要下马，铁路进藏究竟选择哪一条，还没有最后定论。总之，铁路进藏意义重大，为西藏修路也是历史的必然。什么时候开始动工，首先把地质搞清楚，把走向搞清楚。没有搞清楚，不能轻易动工。如果匆忙上阵，那就会后患无穷。西藏地区地质复杂，要搞勘测，搞科研。冻冰层、岩层走向、频繁的地震问题都要经过勘测、调查研究搞清楚。地球物理也要做，不能只看表面。”
余秋里说：“我们是搞科学的，要尊重科学。不尊重科学就要碰得头破血流。搞得不好，就要树一个纪念碑，受到子孙后代的批评。”
余秋里还说：“进藏铁路，什么时候开工，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来定。现在全国有65000多个基建项目，投资3000多亿，都要进行清理，哪些该上，哪些该下，不能迁就。对国民经济起作用的要坚决地保，坚决地上；不起作用的就下，不怕别人说下马风。总之要实事求是。该上的就上，该下的就下，修铁路也要比较，修哪条铁路好，见效快，就修哪条。”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意见，铁道部开展了滇藏铁路的有关工作。1979年3月，铁道部向国家建委上报了关于滇藏铁路科研项目的请示。同年5月，国家建委召开会议作了部署。但终因资金困难，国力不足而未能落实。
1979年七八月间，铁道兵第七师承担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西段刚刚铺轨到格尔木，而铁道兵十师所承建的关角隧道，因地质问题开始涌水，隧道地基发生变化。这一问题，反映到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政委吕正操那里，他带着一批全国著名的地质专家、隧道专家走上了高原。那时，铁路刚通，路面不平，每小时只能走十几公里或二十几公里，就这样，他还是坐着火车上去了。一条铁路建成后，第一个坐火车通过，是他多年的习惯。同时，他也是我党、我军，第一个坐火车走青藏铁路的高级干部。吕正操具有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1956年3月，他和滕代远同志就作出这样的决定：部长、副部长每年至少下现场两次，每次一个月左右。此事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大加肯定，伸出大姆指说，“对！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要常到现场去。”
在关角隧道，吕正操和专家们确定了整治关角隧道的方案后，他便乘轨道车一路西下来到格尔木。他在铁道兵七师的小礼堂里举行了一次报告。其实那个小礼堂也不是什么礼堂，而是文化科的一个图书室，当时，房子盖好，只是还没有摆上图书罢了。吕正操说：“青藏铁路下马了，许多同志想不通，这是可以理解的。你们流了汗，出了力，结果没有修通青藏铁路，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怎能没有想法呢？但是要考虑到许多问题，不能修路的只想修路，而不想其他。如果冻土问题解决不了，修了一条病害铁路，那不仅不是功劳，还是一条罪过。目前，我们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冻土问题仍然不能克服。我和同志们说了，要是计算上需要华罗庚，我也能把他请到高原来。问题是，请来了，他也攻克不了冻土呀。”吕正操说：“铁路建设一定要讲究科学，不讲究科学，就会给国家造成危害。科学有一个研究过程，也有一个实践过程。青藏铁路下马了，不是不修进藏铁路了。我们不是半截子革命者，我相信随着冻土科学的发展，青藏铁路一定会再次上马的。”吕正操说：“打仗讲天时、地利，修路也要讲天时、地利。如果硬走，能不能走过去？肯定能过去，但修好，天天有病害，不能运输，有什么用呢？”
那时，我在七师文化科工作，是个只有4年兵龄的战士，恰恰为这个会议放广播，我目睹了那次会议的全部过程。
吕正操那次进高原，没住宾馆，而是住在轨道车上。铁路进藏问题，他有许多想法，想约见一下新华社记者张荣大同志。也可能因为公务太忙，而未果。61岁，现已退休在青岛的张荣大回忆说：“当时通知我去见吕政委，因为首长时间排不开了，就没有见面。我认为，他要谈的问题，可能是青藏铁路的一些问题。”
吕正操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说，就经济关系来看，世界是南北相差，中国是东西相差。加工工业大部分都在祖国东部，而资源又都在祖国西部。西南、西北地区木材、矿藏、水力资源异常丰富，畜牧业也很发达，开发大西南、大西北是大有希望的。首要的工作是把交通搞上去，把铁路建设好。1983年已经不再是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来到成都，9月20日，他在成都认真听取了成都铁路局和铁道部第二勘察设计院负责人关于滇藏、川藏铁路勘测情况的汇报。然后，他从成都出发，经九寨沟、渡口、丽江、下关、安宁等地，跋山涉水，深入考察了铁路、地质及资源情况。这次考察历时一个月，行程几千里，风雨无阻。他回京之后，向党中央写出建议，要对进藏铁路有一个总体规划，要抓好路网布局。不然，就会影响西藏和整个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
1984年1月，吕正操将军再赴昆明，同铁道部第二勘察设计院负责人谈滇藏铁路问题，并同云南省委和省政府负责人商谈线路的走向。然后，将军从昆明启程，经保山、腾冲、瑞丽等地，到达芒市，沿途察看铁路选线线路。深感交通运输对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于途中他写了《保山———腾冲之行》诗一首：
道无十米直，
路无三尺平。
高差几千寻，
晴通雨不通。
人马牛羊车同轨，
路虽崎岖亦名公。
农林富矿皆财宝，
惟有修路能医穷。
将军回京之后，调阅了铁道部写给中央的关于入藏铁路两线比较报告，以及云南广通至下关段勘测情况的书面报告。他向中央提出自己要亲赴西藏实地进行铁路线路的考察。
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到将军年龄过大而没有批准。将军不服老，一次、再次向中央要求亲赴西藏进行考察。
国务院领导同志发话：“你是抗日名将，万一身体上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人民交待？你能不能去西藏，让医院的同志定吧。”
吕正操将军很不高兴：“这不是想方设法限制我去西藏吗？”
1985年7月25日，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根据卫生部保健局的通知，特地就吕正操将军的健康情况及是否能去西藏一事写出一个书面报告。报告中说：
次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即把此报告送请胡耀邦、胡启立同志阅示。因为健康情况不允许，保健医生不同意，经中央领导同志劝阻，吕正操的西藏之行这才作罢。
没有到西藏去，没有成为进藏铁路建设的领导者，是将军一生的最大遗憾。
将军多次对我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给西藏人民修一条铁路来，并且坐着火车到西藏走一走，结果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说，我当过铁道部部长，当过铁道兵政委，一直和铁路打交道，西藏这个没有铁路的地方，难道真的不让我这个搞铁路的老头子进藏吗？
2005年2月，我的一部关于青藏铁路的新闻作品要结集出版。我想让将军为这本题为《青藏铁路》的新闻作品集作序，没想到这位使我崇敬的百岁将军愉快地答应了。他认真地阅读了这部长达58万字的书稿，并高兴地挥笔作序。将军这样写道：
“新中国建立后，修建青藏铁路成为我们的一个梦想；广阔富饶的西藏，不能没有铁路；路网布局，西部开发，实现对外开放，西藏不能没有铁路；繁荣西藏，富裕人民，加强民族团结，西藏不能没有铁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开始对青藏线路进行勘察设计和建设，但开工不久，就停工了。60年代初，铁路从西宁修到了哈尔盖。后来铁道兵在70年代又接着施工修建，经过几年时间，从哈尔盖修到格尔木。因为格尔木至拉萨间的永久性冻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有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下施工，医疗问题不能得到保障，青藏铁路还是下马了。
但是，铁路进藏的工作并没有停止。铁道兵修路近二万，不到拉萨非好汉。青藏线走不通，又开始考察滇藏线和川藏线，总之，就是要尽早为西藏人民修一条铁路，让西藏通上火车。由于受经济实力和科研水平的限制，进藏铁路总也未能上马。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科研水平提高很快，已经具备修建进藏铁路的条件。2001年，青藏铁路从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建设，我们半个世纪以来的梦想，就要得以实现。”
吕正操将军最后满怀深情地写道：
“因为工作，全国很多地方，我几乎都乘火车去过。但是我还没有去过西藏，这是一件憾事。不过看了朱海燕的作品，了解到很多情况，未去西藏的遗憾，得到一些弥补。等青藏铁路全线修通，如果我坐着火车到拉萨去，会是多么欣慰啊！”
是的，青藏铁路建成了，吕正操将军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他从事的事业是共产党人的事业，他没有把铁路修到拉萨去，但年轻的一代共产党人最终还是把铁路修到拉萨。关于他和他那一代人的伟大功绩，珠峰会牢记！藏水会牢记！人民会牢记！历史会牢记！
墩子 2007-07-07 14:02
东北军、国民军、自卫军、八路军、解放军、铁道兵，
打鬼子，修铁路。
吕将军，真正是中国现代史的一块活化石！
墩子 2007-07-07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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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抗战名将吉星文之子应邀前往卢沟桥
2007年07月07日 08:09:47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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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卢沟枪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将军（右五，穿白衬衫拄拐杖者），在宛平城内的断垣残壁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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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媒体报道，打出“抗战第一枪”的国民党名将吉星文之子吉民立，昨天偕同家人应邀前往大陆参加七月七日在卢沟桥举办的抗战纪念活动。
吉民立接受访问时表示，此行是接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邀请，参加该馆的“吉星文特展”开幕典礼。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以北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士兵失踪，强行要求深夜进入河北省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驻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严词拒绝。日军趁交涉之际，突向宛平县城猛烈攻击，打响攻城第一枪。 中国军队当即奋起自卫还击，“七七事变”由此成为揭开全国抗日战争序幕的标志性事件。（中新网7月6日电）
墩子 2007-07-07 14:32
川军勇救吉星文
一九三九年三月，鄂西日军为了实施襄(河)东(岸)作战寻找前进阵地，敌十三师团开始从皂市对京山和钟祥进行攻击。先后与我川军二十九集团军一六一师和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发生战斗。
日军三架飞机轰炸川军一六一师前沿阵地，师长官焱森命令在预备位置的许国璋旅集中轻重机枪组成对空火力。当敌机经过上空时，予以猛烈射击，击落日机一架。飞架坠毁于旧口镇附近，驾驶员中弹毙命。
战斗激烈时，官焱森亲到旧口前沿指挥作战。敌机十二架猛烈轰炸扫射，以二千敌兵正面进攻，另以二千敌兵迂回包围。官焱森师终于不能支持，官焱森冒着飞机扫射，沉着指挥部队后撤退过襄河西岸。事后，士兵们说他：“官大脑壳是个福将，在那么玄的战斗中，伤不了他一根毫毛。”
二天之后，官焱森接到集团军代总司令许绍宗电话：“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来电话说，在钟祥附近的战斗中，吉星文旅被包围。突围的时候，吉星文带着几个人在旧口镇以东山地被冲散，现在下落不明。吉星文是个大名人，你一定要派人把他找回来！”
吉星文被誉为“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人。如果他（那怕是尸首）落到日本人手中，都会成为日本人大肆喧嚣的题材。现在，他已经是旅长了。官焱森师进驻襄河时就是接替他的防地，交接阵地时彼此都见过面。
官焱森当然知道这个任务的利害关系，立即找来师里最得力的游击支队长幸春霆交待任务，责令务必完成。
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了旧口，显然吉星文已经深陷敌后。幸春霆带了几十个人乘夜渡过襄河，摸过封锁线后潜入敌占区。可是那么大的一个地区要找几个人谈何容易！黑里无法看清人影，白天要躲避敌人。树林易躲藏，到处是树林，但树林里如何找人？两天两夜过去了，一点没线索，反而同敌人遭遇了两次，幸好都摆脱了敌人。
第三天，从一个老百姓那里打听到，说看见几个当兵的沿着一条道路向山上走过去了。幸春霆心中大喜，立即率部沿着这条小路追赶。走上一个小山坡，用望远镜看见前方山坡上有一座小庙，庙前似有人影在作警卫和观测状。幸春霆断定，吉星文等人就在庙里。可是回过头来却望见树梢间有尘土扬起，幸春霆把耳朵贴在地面上一块石板上，阵阵马蹄声清楚可闻！显然有一队鬼子骑兵已经发现自己的行踪，正在后面追赶。
绝不能把敌人引向小庙方向！幸春霆当机立断，命令排长刘黎辉带上一挺机枪和几个人到岔路口选择能打能走的地形埋伏，无论如何要把鬼子的骑兵引开。告诉他们甩开敌人后自行西过襄河回队。自己侧带上部队迅速下坡隐蔽。
果然，稍后后面传来阵阵激烈的枪声，而且枪声朝另一个方向越传越远。幸春霆估计行动已经安全，又担心上庙去的人多了让对方误码会反而把人吓跑了，于是布置好警戒，自己只带了两个人朝小庙爬上去。
快到小庙，突然随着“哗拉”一声清脆的响声，子弹上膛。幸春霆一听就知道是苏式转盘轻机枪的声音。他知道，这一次拉枪机是作为一次实质性的警告，表示我已荷枪实弹瞄准了你。紧接着又是一声吼：“站住！举起手来！”听见这河北方面口音，幸春霆就已经知道要找的人就在这里了。幸春霆把枪丢在地上，乖乖举起双手。看见对方没反应了，大声说：“我们是二十九集团军的，你们总司令派我们来接你们旅长。”
幸春霆被带进庙门，看见吉星文正坐在台阶上，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正把一个空烟盒揉成一团丢在地上。于是赶紧报告来意，带着吉星文从庙后进树林走小路又摸过封锁线，渡过襄河，回到一六一师师部。
排长刘黎辉把敌人引出几里路后，全部壮烈牺牲。
刘黎辉，又名刘集生、刘存益，四川荣县人，一九三七年自愿投笔从戎参军抗日。先在团部任文书，幸春霆游击队组成时，被挑选到游击队当排长。同时牺牲的还有一起参军的潘明成、赵祝邦等。
这时已经在一六一师任旅长的许维新在师部迎着吉星文。他们是南京军校高教班三期的同学，老同学在这里见面分外高兴和亲切。官焱森设宴给吉星文压惊后，许维新又陪着他回到三十三集团军总部。见着张自忠总司令时，总司令半嗔半恼地说：“你这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怎么变成狗熊了！”许维新忙说：“我和吉旅长是老同学，是许代总司令要我陪他回来的。”张自忠知道许维新是许绍宗的大儿子，由他陪吉星文回来，既有因两人的同学关系，也有代表许总司令亲自上门的交帐意思。许维新的话算是帮吉星文解了一个围。
快乐每一天 2007-07-07 23:42
集中的史料、每个人都来学习一下！
红衣大炮 2007-07-08 10:09
这个帖子不够另类，估计关注的人不多。
A98 2007-07-09 00:13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s:66] [s:66] [s:66] [s:66] [s:66] [s:66] [s:66] [s:66] [s:66]
市民甲乙丙 2007-09-25 21:40
与阵地共存亡的抗日将领——佟麟阁
68年前，面对侵华日军的暴行，著名抗日英雄佟麟阁发出了这样的慷慨誓言：“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佟麟阁，1892年生于河北高阳，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同年5月，佟麟阁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他跟随冯玉祥驰骋疆场，打击日军。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20天后，数以万计的日军和大批的飞机、坦克分别向北平、天津等地大举进攻。佟麟阁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遭到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猛烈进攻。佟麟阁不畏强敌，与132师师长赵登禹一起坚守阵地，指挥二十九军拼死抗击，战斗十分惨烈。佟麟阁在组织部队突击时，不幸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退下，他执意不肯。佟麟阁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继续率部激战。由于头部再次受重伤，流血过多，壮烈殉国。佟麟阁将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他以死报国的诺言。
毛泽东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市民甲乙丙 2007-09-25 21:41
保钓英雄陈毓祥（中华民族的脊梁！！！）

陈毓祥，香港人，曾就读香港名校英皇书院，获香港大学学士及香港中文大学硕士，1971年在香港参加保钓运动，1972－1973年担任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积极发展学生运动，先后任职佳艺电视台及香港电台，一度奉派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1985年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后自己经营一家传播公关公司，1996年发起成立全球保钓大联盟。
1996年9月22日，陈毓祥等保钓联盟17壮士乘坐租用的"保钓"号轮船前往钓鱼台，准备在钓鱼台群岛登陆，拆除日本右翼设立的灯塔及日本国旗等标志，代之以五星红旗，以向世界宣示中国对钓鱼台拥有不可置疑的主权。下午4时15分"保钓"号出港，沿途船只纷纷鸣笛致敬，数百名香港市民自发在岸边为"保钓"号助威、送行。
同日，台湾台北县议员金介寿率台湾保钓志士分乘三艘渔船，出发前赴钓鱼台，准备与"保钓"号会合，9月23日，台湾保钓船只进入钓鱼台水域后，受到16艘卸下炮衣的日本军舰围堵， 对峙两小时后被迫放弃抢滩计划回航。
"保钓"号从香港出发后，沿途遇到大风浪，又多次遭日本军舰与战机拦截，在如此逆境下，仍不屈不挠于9月26日进入钓鱼台海域，在8艘日本军舰的围追下迫近到离钓鱼台2海里，当时是上午七时许，由于风急浪大，船长魏立志宣布取消原订用橡皮冲锋艇抢滩登陆的计划。然而船上十七名保钓志士士气高昂，集议后决定在"保钓"号附近以游水方式宣示钓鱼台属于中国主权。
上午9时25分，陈毓祥以身作则，率领五位突击队员穿上救生衣，并系上与保钓号连结的绳索，跃身入钓鱼台海域游泳。陈毓祥入水时遭遇大浪，又有日本直升机在上方盘旋制造漩涡，入水不久后即告淹没，及至船上人员将陈毓祥救回船上，已不省人事，经人工呼吸急救，仍昏迷不醒，至下午1时5分逝世，时年45岁，遗有白发母亲，娇妻及两稚子。
1996年9月27日，载有陈毓祥遗体及其他保钓突击队友的飞机抵港，陈的家属朋友三十多人，首先在机场停机坪向他默哀，新华社香港分社特别致送五星红旗作盖棺之用，29日五万多名香港市民齐集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由六大保钓团体联合举办的烛光集会，追悼在钓鱼台海域逝世的陈毓祥。
1996年10月5日，"保钓行动委员会"赴台湾集合再度赴钓鱼台，10月7日，港台保钓勇士陈裕南、曾健成及金介寿成功登陆钓鱼台，并在岛上插上五星旗及青天白日旗宣示主权。
陈毓祥牺牲后，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的外交部发言上即表示沉痛惋惜，指出这突出钓鱼台的重要性，并强调中国立场并不如一部分人士猜想的柔弱，希望人民信任政府会采取必要强硬措施，确保钓鱼台主权。
10月30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表明拒绝拆除钓鱼台上的灯塔，声明钓鱼岛是日方领土。1.jpg (18.19 KB)
2007-8-11 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