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院图纸管理: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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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历史真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改变中国的历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会议召开前夕,从
“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对
这段话虽然对1976年党中央、《人民日报》所宣布的结论有所改变,但还肯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这种说法,当时广大群众和干部是十分不满意的。尤其这个讲话还谴责1977年有人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说,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要人们警惕“反革命分子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同志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人们当然不能同意,因此在1977年3月这个讲话后,群众和干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吁并没有停止下来。
一直到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的几个月中,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制造舆论的活动非常活跃。街上有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这是一个集体的署名,表示“一同怀念周总理”)又印出颂扬天安门活动的诗文。上海工人编写并演出了陈云发言中提到的那个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因天安门事件而受害的人,在各种场合作自己斗争经历和遭遇的报告。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复刊号发表了文章。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事件的专页。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同志不让登这一专页。这家报社的一位编辑
从会外到会内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对这个受到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会议讨论安排“中心工作转移”问题时大家都很踊跃发言。我们在简报上看到的关于天安门事件最早发言的,是华东组的陈再道。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全国人民也就服了。
接着——当时我在简报上看到的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讲的六个问题中的第五个问题便是“关于天安门事件”。他说:“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以陈云同志这样威信很高的革命前辈,这样早地提出问题,对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的同志起了带头和鼓励的作用。
李昌在华北组对天安门事件讲得很透彻:“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活动,也可以说,天安门的群众悼念活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从此大大发展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潮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潮,似应进一步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现在正在演《于无声处》,请北京市委大力支持‘四五’运动。”
吕正操在华东组也率先就这个问题发言:“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有‘五四’运动,那么天安门事件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五’运动。”“它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而当时在镇压天安门事件后,北京市还召开万人庆功大会,有一个坏分子在会上大讲如何到政治局去批判邓小平同志,说的话都是人身攻击。这是党内从未有过的怪现象。当时主持会议的同志为什么允许这样的发言?”
投了一张赞成票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午睡,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大,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安全“着陆”
16日晚上,林乎加的秘书高雅兰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林乎加看到报纸后,以为新华社那样一条新闻有什么“来头”,就打电话给曾涛。当得知没有什么“来头”时,他就打电话向华国锋汇报,说标题是新华社自己加的,事先没有同市委商量。华对林的汇报没有讲什么话。
关于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这件事,后来有一次我向曾涛问起时,他告诉我,当时林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反问:“这条新闻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他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实经过,现在记得的和能够写出的就是这些。
新华社发这条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立即刊出这件事,从我亲身的经历中,我敢确认是曾涛等三人在没有向中央请示的情况下,下决心采取的行动。他们三个人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后来得到党中央正式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