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内存不足:李鸿章自述谈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

【雪珥《李鸿章谈心》专栏】01

大丈夫不可无权

《中国经营报》开栏语：

      作为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风雨纠结四十载的裱糊匠，李鸿章生前身后争议重重，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清史稿》中的李鸿章“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康有为眼中的李鸿章乃“维新之同志”；梁启超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毛泽东叹其“水浅而舟大也”。抛开百年争讼，回归历史演进的隐秘逻辑人性纠结，本报专栏学者雪珥从本期开始《李鸿章谈心》专栏，带读者走进李鸿章的内心世界。

楔子

诗曰：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诸位，这阙诗乃是老夫弱冠之年所作。光阴荏苒，倏忽已经五十余载。当年入京应试，尚是翩翩一少年，胸怀大志，心雄万夫。如今，我李鸿章蛰居贤良寺，却已逾古稀，垂垂老矣。人生之速，如白驹过隙，曹孟德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造化虽不弄人，奈何天地确是无情。

深秋夜凉，月影凄惶。萧瑟风起，院中的老槐树却沉稳不惊。京师重地，天子脚下，本是名利之战场、诡诈之天堂，却多古槐，参天而立，如盖如亭，冷眼看那秋月春风、潮来潮往。烦闷之余、得意之后、失落之时，只需默立这古槐之下，便足令英雄气短、一笑怅惘。

这贤良寺虽名寺院，却仍在软红十丈之内。一方客栈，迎来送往，看惯了潮起潮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想当年，鸿章初次入京，便是在此羁旅。此后宦海浮沉，仕途蹉跎，但逢入京，多在此下榻。甲午之后，鸿章更是在此冷居五载，一草一木，早已历历关情。

义和团举事，自陈扶清灭洋，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加上朝中屑小如庄王、刚毅之流，趁乱夺权，火上浇油，一发不可收拾。待到八国联师入寇，竟连那法术也不灵验了，拆了一个天字号的大烂污，留待鸿章等料理善后。鸿章以老迈之躯、垂暮之年，不远万里，再度北上，奉旨救国耶？抑或奉旨卖国耶？势禁形格之下，何人能告诉我，究竟何为爱国、何为卖国？美利坚国有哲人Samuel Johnson云：“爱国主义乃恶棍们之最后避难所”，此言不虚！

更已残，夜未央。贤良寺外冰盏胡同内，却依然是灯火通明，枪刺如林，都是俄罗斯国的哥萨克骑兵。如今，民间戏言，北京城内就只有两处院落尚属于大清国土，一是庆亲王的府邸，另一就是鸿章所栖身的贤良寺。我二人名列义和团必杀之“一龙（光绪皇帝）二虎（庆亲王、李鸿章）”，如今又忝居和谈大臣之位。刀枪之下，城内之盟，还有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好明知不可为、不能为、不易为而为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不难，难在天下之谤、众口铄金。

沉舟侧畔、病树前头，文人骚客看到的是新陈代谢、吊丧怀古；鸿章看到的，却是资治通鉴、鉴往知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为此，鸿章深夜徘徊，扪心自省，或可在这油尽灯灭之际，与诸位交交心、谈谈话，诸位喜欢也好、厌烦也罢，笑骂由君，我但求留几句真话传诸后人，即问心无愧。谁说我们老了，就无所谓呢？

权臣不奸

世人称鸿章乃当世之权臣，又多以为“权臣”便是“奸臣”，以为此一考语乃是对鸿章贬斥之意。后生辈如梁启超等，大费口舌论证鸿章并非权臣，实在多余。

以鸿章看来，“权臣”实在算不得甚么贬称。西方哲人说，权力之本质并非职位、头衔，乃是影响力。“权臣”实在就是影响力大而已，其反义对应的该是“懦臣”懦弱之臣，而非“忠臣”。

“权臣”自然未必是“奸臣”。宋之岳飞、秦桧，俱为权臣，但一忠一奸，千古昭然。权力本身之大小，实在与忠奸无关。权臣固然能为奸臣，“懦臣”、小臣莫非就做不得了吗？

权臣虽非奸臣，却时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仅同僚妒忌，而且上司猜忌，原因无它，威权过重而已。周谚有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权力之“璧”，最能招祸。查诸史册，但凡“清君侧”而被翦除的，大多并非奸臣，而只是权臣而已。

我师曾国藩深谙此道，因此，终身忧谗畏讥，夹着尾巴小心做人。我之为人处世，与曾师不同，相对张扬，不甚收敛。曾师殚精竭虑，机关算尽，终得善终，算是正果修成。如今我李鸿章风烛残年，虽未盖棺，大概可以论定，善终还是有望的，聊可自慰。

“权臣-懦臣”乃是基于影响力之分别，“忠臣-奸臣”乃是基于道德力之分别，至于“能臣-庸臣”，则是基于执行力之分别。扪心自问，我李鸿章算得权臣、算得能臣，亦绝对算得忠臣。权臣、能臣，估计无人质疑，内政外交之政绩，历历在目。至于忠臣，局外人未必能体谅得。毕竟一订《马关条约》、二订《辛丑条约》，在国家、在朝廷是断臂求生，弱国外交之无奈；在我自身亦算为君父分谤，势禁形格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既令换作他人，亦是别无选择；但局外人不谅此情此势此心，以为鸿章丧权辱国、甚至屈膝卖国。人言虽是空言，却是可畏之空言，鞠躬尽瘁者受累又受辱，袖手旁观者得闲又得荣，众口铄金，黑白颠倒，安能不畏惧、不寒心？鸿章此生已无他求，谢世之日如能得一“文忠”谥号，便可含笑九泉了。

拼命做官

我师曾国藩曾说：“俞樾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师论昭昭，我亦不敢否认，只是这“拼命做官”却极易被误读。百年之后，官箴败坏，做官俨然成为渔利之代名词，“拼命做官”便似乎等同于钻营投机。殊不知，曾师所谓的“拼命做官”，实乃“拼命做事”之意思也。

大丈夫在世，自当以天下为己任，拼搏进取、建功立业。而匡扶社稷江山，造福万民百姓，凌霄阁上留名，贤良祠内画影，这一切，都需要两个字：权力。

权力是个好东西，奸臣需要，忠臣、能臣更需要，唯有庸臣不需要。倘或无权在手，便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丈夫抱负如何伸展？无权在手，我师曾国藩无非一潦倒京官，我李鸿章亦无非一落魄翰林，蝇营狗苟，饱食终日。陈涉（陈胜）少时，曾感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但是，如果没有高天可任鸟飞，鸿鹄和燕雀又有何分别？

好风凭借力，方能送我上青天。鸿鹄之所以为鸿鹄，正在于其抓住了“好风”，这就是权力、就是机遇。权力之“风”未必为大王之风，亦绝非和煦之风，电闪雷鸣，风云激荡。疾风知劲草，“拼命做官”就往往需要直面暴风雨，甚至要有“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豪情。

鸿鹄和燕雀之别，甚至不在志向之高下。鸿鹄翱翔于暴风骤雨间，燕雀则躲避于屋檐之侧，呢喃咕哝，瞻前顾后，志向高于鸿鹄又有何益？“拼命做官”，并非欲望理想，而是艰难行动。

鸿章出道之时，已届不惑之年，奉师命在安徽老家筹建淮军，军成之后，已过两年，驰援上海，初试啼声，正是40岁。彼时的男人40，绝非鲜花盛开的年龄，而是人生过半，日过中天。我如不拼命做事，必将蹉跎此生；我如想拼命做事，则必然需要拼命揽权、“拼命做官”。我师曾国藩，练兵之时，亦是四十岁，却已做了多年的侍郎，根深叶茂，与官场早有牵丝扳藤的关联，朋友固然很多，敌人却也不少。初时征战，尚能放开手脚，到得声名鹊起，功高位显时便顾忌日多，忧谗畏讥。曾师之韬晦，与鸿章之张扬，形不同而理同：鸿章大器晚成，自当奋勇追赶，为的是多多抓权、好拼命做事；而曾师少年得志，宦海老手，只需持盈保泰，为的是稳稳保权、亦好拼命做事。

只可直中取

鸿章深信，丈夫爱权、取之有道。权力乃是公器，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奈何如今世风日下、人心败坏，官场中伪君子多，连带着“真小人”也成了难得的珍品。裹道德之戏袍，唱清高之笙歌，行苟且之能事，心口不一，言行相背，这种伪君子不仅能做官，而且能不断升官。

国家当此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该发愤图强，官场上却是戏子当道、小丑走红。大清立国初期，名士颜元曾痛斥儒者“习成妇女态”，“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如今的“妇女态”，岂止是空话、废话连篇，更是使阴招、下黑手，自己不干事，也不让别人干事。

洪、杨（太平军）乱平，本该一心一意谋发展，不少官员却是挑剔细故，大搞内斗，内压恭亲王，外收将帅疆吏之权，实心办事者举步维艰。中日甲午之战烽烟甫起，鸿章身当前敌，军事、外交、财政，日理万机，背后却被人猛下黑手，凭白指控鸿章腐败通敌，甚至为日军提供军粮，虽然军机处最后查实“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但此情此景，能不令人齿冷？

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鸿章等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刚找到一个办法，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却在半途中，被群起而讧之，非闹到一事不可办而后已。朝廷以为这是言路所在，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批评者们不止是安位取容，苟求无事，而且以此挑剔磨勘为能事，为其自身获取更多的资本及资源。资本足够之后，摇身一变者，并不在少数。张之洞即是此种典范，此君靠布道起家，跻身封疆大吏后，一反常态，居然在广东开赌筹集军饷，变脸之速，令人叹为观止。

办事之难，并非难在事难办，而是难在一人办事、十人掣肘，另外还有百人在边上说风凉话，等着看你出洋相。办事人筚路蓝缕，以血汗换取更大权力、建功立业；旁观者张牙舞爪，以口水就可获得一切。长此以往，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官场如此糜烂，办事如此艰难，办事人再不放手抓权，岂不有愧于已、有愧于国？这正是“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因为，无权就做不成大丈夫，只能做大豆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