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提年度所得税分录:中国新“洋务”人才亟待培养 - 信力建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中国新“洋务”人才亟待培养

时论酷评 2011-04-05 08:25:30 阅读422 评论8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最近几年，世界局势急剧动荡，在这动荡之中，更彰显出我们国家处理涉外事务人才的匮乏和质地欠佳，“洋务”人才的培养已成当务之急。

    就以经济而言，在这波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中，美国两家“巨无霸”抵押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崩盘引致的金融风暴震撼全球，各国股市插水式下跌。见惯风浪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惊呼是他“一生中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但 令人震惊的是，据通讯社报道，中国竟然是“两房”名列榜首的外国债权人，一共持有涉及该两间公司约三千七百六十三亿美元（相当于二万九千三百二十八亿港元）债劵，约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百分之二十一！是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两房”债劵持有量的一万六千倍！而在最近的利比亚危机中，中资机构也损失严重。 3月23日，中国商务部长姚坚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利比亚的动荡给中资企业造成了相当大影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50个，涉及到合同金额是188亿美元。而现在，虽然大部分中资企业人员已经撤出，但项目进展大受影响，设备等资产也存在损失。据悉，商务部已经会同相关部门着手评估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的损失。但如何挽回损失尚是未知数。多位曾驻北非-中东国家的中国大使告诉本报，中国企业在此次区域动乱中遭受损失暴露了中资企业在应对地区动乱上准备不足。此外他指出，通过利比亚的事情，未来中资企业在竞标项目时，要在合同中加入安全成本，不要一味抢以压低成本赢得合同。至于在外交方面，我们国家外交人员在国外不敢接触所在国人员，在外交场合变态不当之类，更是比比皆是，国人早已习以为常。

    所有这些问题就显示：虽然对外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但我们国家的洋务人才还是不能真正承担起将中国引向世界，把世界引进中国来的重责，亟待进一步提高。

    新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洋务运动”，然而，遗憾的是：这场新的“洋务运动”所暴露出来的弊端跟一百多年前那场洋务运动如出一辙，因而，值得旧事重提。

    跟中国改革开放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中国现代化事业一样，始于1861年的洋务运动也是是由清朝部分官僚发起和主持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运动，其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图“自强”“求富”。 洋务运动的主持和参加者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奕欣、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及沈葆桢、丁汝昌等为代表。洋务运动历时30余年：1861年1月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这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洋务运动到此结束。洋务运动的内容：一是从图强御侮和平息内乱出发，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二是从求富图强出发，大力开办民用工业。 然而，洋务运动最终失败。因为其“自强”、“求富”目标并未实现。洋务运动虽然作出了不少成绩，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真正的“洋务”人才，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则是因为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宗旨，即只改经济制度，不改政治制度，因而无法让真正接受西方文明——不但是物质文明，还有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人才脱颖而出。

    具体说来就是：首先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在不触及政治制度前提下的修修补补，其实质跟晚清洋务运动没有本质区别。其次是洋务派本身素质的局限性，他们几乎就是一群现有体制的利益既得者，因此不可能对现有体制做根本的改革，这就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以此相较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正在于其“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既变“体”又变“用”。而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在于其“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只变“用”而不变“体”，“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

其实，对洋务运动的这个错误，当年不少人国人既已看出，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据袁伟时先生考证，这是中国最高层第一次主张吸取民主宪政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 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 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在洋务运动中，大清国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压制民办企业。官营企业内部实行专制管理办法，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创办，财政补贴，腐败丛生，浪费严重。官办官营，是大清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 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特色”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自吹自擂，但固守“中学为体”，拒绝从善如流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领跑于世界的。 

    近观中国30余年来的改革，民营化动力的积蓄使人们普遍认为深化体制改革不可避免，然而，与此相反，经济改革并没有深入，比如近年中国不知不觉兴起了广泛的国有化潮流，所谓“国进民退”广泛见于众多行业。至于政治方面，仍有许多禁忌。2008年至今，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模式”被讴歌为成功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新的世界性发展模式。其实，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这条道路对国外而言或许新颖，但在中国却似曾相识：它起初就是迫不得已，为挽救颓势不得已而为之，有着与洋务运动雷同的境遇，又与洋务运动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虽然有各种新的理论或主义为思想依托，但其本质，远没有摆脱传统思维的窠臼。主流群体也不讳言，他们近年极力倡导传统文化的复兴，《三字经》重新成了小学的课本，孔孟又成了圣人，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中兴的时代。
    马克思在《论波兰问题》中说：“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惑，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都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