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合一的印度铁道部为何能盈利？

[来源:华声论坛-辣眼时评]时间：2011-04-01 16:05:50 字体:【大 中 小】打印 复制链接 我来说两句（542）　　铁道部的政企合一体制还不能解释造成中国高铁债务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印度铁路也是政企合一的体制，但是，印度铁道部并没有片面追求高标准高速度。

　　印度铁道部曾经考虑过在孟买到阿赫马德巴德（AHMADABAD）之间建设客运专线，设计速度目标值为时速200至250公里。这段铁路是孟买到德里铁路的一部分，长约490公里，是印度最繁忙的铁路，相当于中国京沪铁路的沪宁段。 2003年，印度最大的铁路咨询设计公司RITES开展了可行性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印度不应当建设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因为成本太高，印度老百姓不能承受高速铁路的高票价。RITES认为，建设时速200公里铁路客运专线的投资回报率仅为2%，而建设货运专线的投资回报率可以达到11%。印度铁道部后来做出了建设货运专线的决定，并在2006年提出了新建1万公里货运专线的建设预算，获得印度国会的批准。印度铁道部所以能做出理性的决定，是因为印度政府受到国会的有效制约。印度铁路的所有重大投资计划甚至年度经营计划都要得到国会的批准。

　　但在中国，涉及数万亿投资的大规模高速度高标准的客运专线建设，在没有经过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没有不同铁路建设方案的认真比选，没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情况下，就能够展开大规模建设。

　　中国铁路1.6万公里高速客运专线网的投资规模至少要超过2万亿，相当于三峡工程投资规模的十倍。三峡工程尚需要全国人大批准，超过2万亿投资的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网怎么可以不经过全国人大批准呢？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民主法治制度上的问题。中国在制度上给予了政府过多的不受制约的权力，这是造成高铁债务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对于中国大规模的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建设，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任何领导人都不会因就任高层职位而具有完全的知识，在重大问题上认真听取不同意见的争论，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铁道部为避免出现对大规模高速客运专线建设的批评意见，采取了隐瞒信息和压制发表不同观点的媒体和学者的办法。社会公众不了解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的建设预算和运营成本，更不了解票价要提高到什么水平。高铁投入运营后，媒体才出现了抱怨高铁票价过高的声音。实际上，高票价是在把设计速度目标值确定为时速350公里时，就已经确定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提高速度是有成本的，高成本必然导致高票价。但是，社会公众在事前并不了解高铁票价要高于软卧票价，至少要三倍于目前的火车票价。对成本和价格的不了解甚至使某些律师对铁道部提起诉讼，说铁道部从高铁的高票价中获得巨额利润，因而是严重的垄断行为。实际上，铁道部在高铁运营上正遭受巨额亏损。

　　2010年初，针对社会上对武广高铁票价高、上座率低的指责，铁道部运输局称武广高铁平均上座率达到74.4%，武广既有线列车的上座率是78%，二者的上座率基本持平。铁道部运输局解释“上座率”是上车旅客人数与列车定员之比，这里铁道部再次对公众隐瞒武广高铁运营的真实情况。

　　国内外的铁路运输企业在运营管理中都普遍统计两个指标来分别反映客车和铁路线路的利用率，即客座利用率（旅客周转量与客座公里之比）和旅客运输密度（旅客周转量与线路营业里程之比）。铁路客运服务的产出是以周转量即人公里来计量的，收入也是从完成的人公里中产生的。客座利用率反映了列车平均每个座位完成的人公里，旅客运输密度反映了平均每公里线路完成的人公里。公众抱怨高铁上座率低，实际上是指高铁的“客座利用率”低。但铁道部运输局利用公众对铁路专用术语的不了解，重新定义了新的“上座率”的概念。按这样的“上座率”概念，在京沪列车上，旅客从北京上车坐到天津下车，该座位在天津到苏州之间没人坐，又有旅客从苏州上车坐到上海，那么按铁道部运输局的说法，该座位的“上座率”是200%，而该座位的客座利用率还不到20%。铁道部运输局提供这种毫无意义的“上座率”信息，是为了掩盖高速客运专线客座利用率低的真实情况，以便继续推进不符合市场需求的高速客运专线建设。

　　中国大规模高标准的高铁建设是在已经造成巨大损失后才引起注意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中国民主法治制度上的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待积极稳妥推进的结果。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但是，要真正落实还需付出更大努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要制定政府实行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并逐步深化细化制定出实施细则。因为人民在获取政府行为信息方面处于弱者地位，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极高。任何公民个人也很难获得高铁的建设成本、运营成本、运营和盈亏状况的信息。建立起约束政府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政府依法执行信息公开并允许媒体表达不同的声音，不仅是发展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同时是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内在需要，也是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基础。这是从高铁债务危机中得到的最重要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