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被晃倒:不是蒙古人的斜阳,而是中华历史和命运的斜阳

不是蒙古人的斜阳,而是中华历史和命运的斜阳
　　
　　文章摘要: 元朝统治者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们那蒙古人特有的粗旷气质和开阔的胸襟、他们的自信和勇猛进取的精神、他们的优容大度的作风、他们带来的类欧洲分封制和宗教自由、他们坚决拒绝汉化、坚决排斥儒家等中国文化糟粕的执著和高贵......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元顺帝退走漠北时那一刻，化作天边的斜阳和长长的身影，引人无限的惆怅和怀想。 因为，那斜阳，不是蒙古人的斜阳，而是中华历史和命运的斜阳。
　　
　　儒家有治史的传统，而且儒家又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中国的史书基本上是由儒家记载和修订的，史观当然也是儒家的史观。因为元朝统治者根本就不尊奉儒家，蒙古贵族信奉的是喇嘛佛教和原始萨满教的混合，儒家文人在元朝的等级社会中地位非常地下，元朝有“八娼、九儒、十丐3”之说，儒家文人在元朝的社会地位，连娼妓都不如。元朝统治者对儒家的抛弃和极端轻蔑，大大地激起了儒家文人士大夫的仇恨，他们就通过撰修史书来表达对元朝的仇恨和轻蔑，因此，中国的传统史书对元朝充满了儒家的偏见。 把元朝贬得一塌糊涂，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元朝远比清朝充满活力，也比宋朝和明朝更有活力；元朝是历史最有可能把中华民族带上近代化道路的一个朝代。
　　
　　蒙古政权当年在向南扩张的灭宋战争中，忽必烈晓谕元军统帅伯颜说：“当年宋太祖的大将曹彬奉命攻取南唐，以不喜多杀人而平定江南，你要体会我的这种心情，做我的曹彬。” 在忽必烈的要求下，忽必烈主政以来的攻宋的元军对南宋军民基本上采取招抚的政策，对投降官兵概不杀戮，对投降的宋朝皇室成员更是不杀一人，宋将吕文焕在襄樊保卫战中抵抗元军达五年之久，杀伤众多的元军，投降后不仅没有被杀，襄、樊二城也没有遭屠城。四川合州军民曾多次打退蒙古军的进攻，予蒙军以惨重的杀伤，1259年，蒙古最高统治者蒙哥汗在率军攻合州时也被炮石击伤而死，蒙哥临死前曾留下遗言：今后攻下合州，一定要杀尽城中所有军民。但是，在1275年合州投降时，忽必烈却下令赦免了合州城中的居民。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元军元帅伯颜下令封存宋朝府库、等级钱谷、将士不得入城、敢于暴掠者，军法从事。元军攻略南宋的轻杀束掠的政策，使得杭州乃至江南大部分地区“九衢之市肆不惊，一代之繁华如故”。 自北宋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地区。元朝统治者经略南宋的文明，保存了江南的繁华，保护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也保存了社会的活力。
　　
　　元朝统治者没有强迫汉人南人蒙古化，也没有使汉民族因无端的自大感而造成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面对高于自己的汉民族文明，元朝统治者也没有强迫汉民族改变生活、生产方式，因此，元朝统治者没有破坏华夏民族较先进的文化和文明，元朝取代宋朝，不是历史的倒退。元朝的蒙古贵族统治集团始终拒绝接受汉族文化和礼制，这虽然不利于笼络汉族的文人士大夫，但是却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特性和独立性，也避免了蒙古的民族文化被汉族文化的糟粕和毒素所污染；也避免了因为强迫汉人蒙古化而导致的对汉人的残酷杀戮，从而避免了造成过分的民族心理创伤和民族之间深远的仇恨。 元朝统治者虽然自身的文化比较落后，并且顽固的拒绝汉化，但是他们也没有用文字狱来扼杀汉人的思想活力。终元一朝，蒙古统治者几乎没有制造一起文字狱。
　　
　　      　　元朝统治者对思想的宽容态度使得元朝的精神文化充满活力，继宋以后，文化、科技发展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更加繁荣：元朝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文化科技成果却异常璀璨、英才荟萃，产生了世界级的大天文学家郭守敬，由于郭守敬在天文学上的杰出成就，现在世界天文学界将月球上的一座山，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元朝在文学上硕果累累，产生了词曲大艺术家马致远、元好问（金入元）、小说大家罗贯中（入明，《三国演义》的作者），元朝的戏曲艺术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产生了大剧作家关汉卿（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王实甫、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朱帘秀。元朝的医学成就也远非清朝所能及，产生了朱震亨、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四家” ......元朝的在造船、航海、工程、制造等领域的科技水平也为后来郑和的航行奠定了基础。
　　
　　元朝没有闭关锁国，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最开放的一个王朝，从某种意义上说，元朝甚至比唐朝还要开放。由于元朝的蒙古统治集团始终对汉文化没有太大的兴趣，反倒更倾慕西方的东西，元朝统治者更愿意任用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色目人”当官。这决定了元朝寻求与西方国家更密切的往来，因而元朝成为继唐朝以后对外最开放的一个朝代。
　　
　　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也使得元朝与西方的密切往来成为可能。由于蒙古军的大规模西征，横亘于中国与欧洲、西亚之间的诸多政权被消灭，客观上打通了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陆上通道，中止了自晚唐以来四百年欧洲与中国的完全隔绝状态。由于蒙古大帝国的势力范围横贯中、西亚，远至东欧，因此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上往来变得前所未有的畅通无阻。蒙古帝国对外交往创造的有利的条件，使所有的华夏王朝相形见拙：由于没有能力打通欧亚大陆通道，“丝绸之路”的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历代华夏王朝的对外交往越来越依赖海路；而元朝对外交往既有陆路，又有海路，元朝的航海技术发达，元政府对海上贸易听之任之，完全敞开东南沿海的大门。
　　
　　
　　
　　     　     　　由于蒙古帝国势力范围的辽阔，元朝对外交往的陆上通道比唐朝更为畅通；由于蒙古统治集团对西方的兴趣和相对信任，比起唐朝，元朝与西方的交往的内容更为深刻，远远超出了经贸交往的范畴，不象唐朝统治者，元朝统治者对西方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能够更多、更广泛的接受西方的东西。
　　
　　元朝是一个繁荣的、充满活力的朝代。 实际上，元朝是历史最有可能把中华民族带上近代化道路的一个朝代。为什么呢？
　　
　　
　　上文已经说过，元朝实行的领户分封制、世侯制有别于华夏王朝的大一统体制，而与欧洲的封建制度非常相似；元朝的喇嘛帝师制，类似于欧洲王国尊崇基督教的政教分离体制，因此，元朝社会不是华夏王朝那样的一元化专制社会，而是一个由元朝皇帝、领户和世候（大小贵族）、喇嘛僧侣构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分权制衡的多元化社会，类似于欧洲王国的那种国王、贵族、基督教会三权分立的社会。元朝这种多元化的分权的社会结构，能够形成自由赖以生长的缝隙，进而生长出新的社会阶层。 元朝取消了儒家的独尊地位，长期不施行前朝的科举制度，只是在元仁宗和元英宗时期短暂地恢复了科举制度。 儒家由于重文轻理、重文史轻艺术、特别轻视生产劳动，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均衡发展的障碍，儒家的意识形态更是中国科技进步的头号障碍。因此，元朝取消了儒家的独尊地位，导致儒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儒家文人的社会地位连娼妓都不如，这在客观上为中华文明的均衡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扫清了障碍。所以终元一代，儒家所歧视的“三教九流”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和尚喇嘛、道士、僧侣大批跻身上流社会；布衣出身的防治技术专家黄道婆也为社会里庙以尊；，名垂千古；与李白、杜甫不一样，关汉卿、王实甫毕生没有当过官，完全靠杰出的戏剧成就留名青史；因为儒家独尊地位的倒塌，所以妇女演习在元朝成为可能，元杂剧女演员朱帘秀是儒家最轻视的戏子类人，却因为其高超的表演艺术，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尊敬，以致元朝的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使都公开的追求她，这在宋朝和明、清两朝是不可能的。 可见，只有在废黜儒家独尊地位的社会里，社会的均衡发展才有可能。
　　元朝统治者长期不施行科举制度，堵死了知识分子通过读书当官的出路，迫使大批的汉族知识分子在行为上修改为做官而学习的价值取向，全心全意地专注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知识和技艺，以学术和技艺上的建树来代替功名利禄。因此，元朝统治者长期不施行科举制度，客观上能够大大促进中国经济、科技、文艺等领域的全面进步。所以元朝的统治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经贸、科技、文化却非常繁荣、继宋朝之后继续进步，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元朝的对外贸易比宋朝更加频繁和大规模；在西来文明的推动下，元朝产生的世界级大科学家郭守敬，比宋代的毕晟等人成就更高，郭守敬的《授时历》，能够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总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当时的新科技，同时，为了测算准确，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极北南海广阔地域间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站，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数学家李治提出“天元术”（立方程），朱世杰提出“四元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绘成《舆地图》，汪大渊有地理学专著《岛夷志略》；军事方面“成果”累累，积火药与弹道技术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铳”定型于这个时期；农业科技相对得到发展，王桢的《农书》可谓是当时集大成者；棉纺技术得到普及，“黄道婆”就是那个时代这一行业鼎盛的“代名词”；交通系统尤为发达和先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运河开凿、航海技术、制盐业、兵器业空前发展元朝在天文、造船、航海、工程、制造、纺织的科技水平超过了宋朝，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
　　
　　元朝在短短几十年间，在文学艺术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产生了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大剧作家关汉卿，还有王实甫、杨显之、白朴、郑光祖、马致远等一大批词曲、杂剧艺术家，元朝的元曲和杂剧成就，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顶峰。文学艺术领域内，中国戏剧无论是创作质量还是思想内容，在元朝都臻至巅峰状态。而且，《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伟大的作品均创作于元末。底层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火山爆发一样涌现在这个正统文化备受摧残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长”的诗歌形式，百年之间，也出现了四千多位诗人，存诗十三万首有多。唐代流传至今的诗作有五万首，诗人二千二百家。宋朝有诗二十七万首，诗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相较之下，元诗从质到量丝毫不见逊色，况且它还有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元曲”峙立于历史长河间。特别是萨都剌、贯云石、于阙、迺贤这样的“色目”诗人，风格奇特，卓尔不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让人刮目相看的“异类”。     　　元朝取消了儒家的独尊地位，长期不施行前朝的科举制度，大大地削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元化官本位价值导向，使得多元价值观衍生的多元化社会文化结构开始生长，而多元文化的社会正是传统的王朝专制帝制结束、近代化国家诞生的有利条件。
　　
　　
　　如果元朝能够存在数百年的时间，中国向近代化国家的转型就会容易许多。前文已经说过，元朝严格的说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而是一个类似于欧洲分封制的较为松散的封建帝国，元朝皇帝、大小贵族、世侯和僧侣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分权制衡的结构，分权制衡的体制能够形成社会自由和新的社会阶层赖以生长的权力缝隙。比起遵奉儒家理学的大一统的明朝，元朝的体制更适合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和发展，如果元朝没有被朱元璋领导的武装集团推翻，而能够延续几个世纪的话，中国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元朝的体制下将会更早、更快地发展、壮大起来并形成气候，如果那样，将不会有大清王朝，也不会有近代的百年屈辱历史，中国现在很可能已经完成宪政转型，而且蒙古还会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然而，元朝对华夏民族的全面统治，只维持了八十九年。元朝国祚之短暂，对于中华民族客观上是一件遗憾的事。因为取代元朝的明朝，不仅复辟了不利于文明进步的大一统专制体制，而且将科举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面恢复和强化中国社会的官本位传统。不仅如此，明朝还是科举制倒退到束缚思想、扼杀人才的地步。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以儒家理学（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新阶段，从此中国的科举制度全面走向反动，自明朝以降，科举制度不仅将大批才俊之士引诱到皓首穷经，“求取功名”的道路上，而且将中国知识分子的求知活动诱入儒家理学的圈套束缚中，从而知识面更加狭隘、精神更加呆板僵化，这大大地阻碍了科技、生产力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均衡发展。可见即使朱元璋“驱逐鞑虏”满足了汉民族的民族自大心理，元朝被明朝取代，是大大延缓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憾事
　　
　　元朝的统治尽管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蒙古统治者却因为保留和促进了南宋的璀璨的繁荣文明、留下了一个开放、进步、充满活力的中国社会而终将受到中国人广泛的尊敬！ 元朝并没有因其统治的短暂而遭真正有识之士的指责，事实上，元朝差一点就将中国带到了一条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的道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