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3年1亿续约骑士:博古之子：与毛泽东合影上父亲被换成门板

博古之子：与毛泽东合影上父亲被换成门板  

摘自：《新民周刊》2011年第11期，口述：秦铁，执笔：周海滨，原题：《博古：从一扇门板说起》

总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讲：“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30岁的博古（秦邦宪）是一位戴一副深度眼镜的高个儒雅男子。时至今日，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给人的印象似乎仍是模糊的。

24岁，他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的位置；28岁交出领导大权；39岁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博古的身影永远停留在了1946年。

去年，笔者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面的一家书屋里采访了博古的儿子秦铁。回溯往事，考证过去，试图追问出他心目中最真实的父亲。

博古有三女三儿，前五个孩子是博古与前妻刘群先所生，酷似父亲的秦铁是博古与第二位夫人张越霞所生。

一个犯错误的角色

父亲原名秦邦宪，祖籍无锡。祖父秦肇煌是清末举人，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

秦家在无锡分“河上秦”和“西关秦”，博古属于“西关秦”，“西关秦”的始祖秦金，也就是博古的十五世祖，号称“九转三朝太保，两京五部尚书”，可算“位极人臣”，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无锡“寄畅园”就是他开创的，400多年来一直是秦家祖业，直到1952年献给国家，所以寄畅园又名“秦园”。康熙、乾隆祖孙十四次下江南来无锡，就住在寄畅园。

父亲1907年6月24日生，年幼时曾经在无锡上私塾。1921他14岁时到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他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父亲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大党组织决定父亲去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父亲才18岁，是苏州学联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苏州工专举行全校学生声讨大会，并带领20多个学校3000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他那时正患肺病，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

博古（来源：资料图）

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按照当局要求父亲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笔名。1930年父亲回国，1931年3月团中央书记温裕成由于贪污被撤职。1931年4月他任团中央书记，9月，因党的总书记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父亲的“左倾”错误的确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研究中共党史，不能不注意到“共产国际”。可以说，成也“国际”，败也“国际”——一方面，“共产国际”培养中共人才，给革命者信心，让大家相信，工农兵组成的“苏维埃”在俄国已是不争的现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使中国革命吃够了苦头。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你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就是不听共产国际的，不给撤了么？你是个支部啊，就相当于现在中央与各省省委的关系，中央指示你能不执行么？所以我们也不怨天不尤人。另一方面，我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曲折道路的典型。

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一向是：有理则听，无理则不听。

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母亲说，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我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所以，在延安中共七大他的发言检查就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这种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总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讲：“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叔。上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如果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个犯了错误的人。1954年，我升入北京101中学，这是一所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在政治或历史课上，总是讲述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党还是做出一些贡献的，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和国民党反复谈判，折冲樽俎，最终组建抗日统一战线，功莫大焉；恢复重建南方13省党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创办《新华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是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

24岁的总书记

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出卖党组织，出卖共产党人，并供出许多党的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父亲：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担任军委书记，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要父亲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当时很吃惊，提出，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因为父亲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王明回答说，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父亲服从党的安排，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不考虑个人安危，就是这样临危受命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时年24岁。

就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父亲、张闻天、卢福坦是常委。后来有不少人认为，这个临时中央是不合法的，但毛泽东在1944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阐述。他表示，现在查到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批准过，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合法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

关于父亲是否担任过总书记历来有些争议，当时党内在苏区的报纸里面出现“总书记”，1999年版的《辞海》称他为“负总责”，2007年出版的《博古传》也称为“负总责”。有称他为“总书记”的，比如《红色中华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常常称我父亲为“总书记”，如1933年5月23日的192期刊登的《为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中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

我认为父亲应该是担任总书记的，最近在南方局成立70周年发行的个性化邮票也承认博古是总书记。所以，现在可以说官方已经承认他曾是总书记了。

遵义会议其实是我父亲和周恩来商量后要求开的，目的是总结湘江战役的失利原因。会议由我父亲和周恩来主持。会议是从1935年1月15日，开到17日共三天。第一天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第二天、第三天是我父亲亲自主持的。

在会上大多数人建议毛泽东在党内负总责，但毛泽东认为张闻天更合适，所以定了张闻天。会上取消了“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我父亲是把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尊重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会后第二天就派警卫员康念祥把总书记专用的两个文件箱送到了张闻天那里。此后，父亲顾全大局，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服从党的决议，交出大权，一直拥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

照片上的父亲被换成了门板

我家里存有一张照片，是在延安凤凰山上，博古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并排站着，博古站在最左侧。后来在公开发表的这张照片上，博古消失了，出现在他的位置上的，是一扇门板。

我第一次看到这张三人照是在北京一张报纸上，我给报社打电话反映这照片不对，又根据他们的回答找到了某出版社。出版社刚开始表示他们不会错，但我家里有原始照片，是新华社成立30周年的时候给我们的一张四人照片。我母亲张越霞1979年3月病逝后，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的程宏毅同志到我家慰问时，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时，我拿出四人照片和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某杂志登载经过篡改后的三人照片，给程宏毅同志看，他看过以后立即指出四人照是原照，而三人照是经过修改的，我们当即提出要求尊重历史恢复原照片的原貌。程宏毅同志当即答应回去后向党中央反映。1979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都把四人照放大成巨幅照片陈列，以示拨乱反正。

后来出版社洗了一张大的照片给我，专门向我们赔礼道歉。到1979年6月份，军博、革博，都把4人照放大到一人多高，进行展出。至于是谁改的，已经无处可查。应该是“文革”时期改的。

尽管这件事情已经纠正了，但在我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发现三人照还是流传很广。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1935年11月2日以后，这天父亲抵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60年后我采访父亲遇难目击者

1946年4月8日，我和母亲张越霞一起到延安机场接父亲。前一天，母亲告诉我说父亲明天就要回来了。当时，父亲以中共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多月了。第二天，我跟着母亲去延安机场接他。当时机场人很多，五大书记去了四人，只有周恩来不在，还有很多领导和群众。

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因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的实现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飞和父亲急于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冒着恶劣的天气乘飞机回延安。被释放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及其儿女、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以及王若飞的舅父——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亦同机回延安。

那天天气不好，下小雨。大概下午两点，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看不见飞机。因为能见度差，飞机无法降落，一会儿就飞走了。一直到傍晚，仍不见飞机的踪影。大家说飞机可能会折回重庆或西安，过两天天气好了再飞回来。4月9号凌晨，美军联络组给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叔叔打电话说，这架飞机没有回西安、重庆，而是失踪了。

黑茶山是座2400米的高山，山下有一个庄上村，张根儿老人当年是民兵队队长。他清楚地记得1946年4月8日那天的情景：黑茶山上下着雪，山下却在下雨，给人感觉雨雾漫漫。当天下午听到山上响了大炸雷似的声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山，看到有一架失事飞机，着着火。他们回来后向党支部汇报。当天晚上，村干部开了会，因为敌我不分，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那些遗体掩埋了。晚上12点多，一个县里的同志来到他们这里说，接到晋绥分区的通知，有一架坐着我们党领导人的飞机失踪了，中央让我们寻找。

次日，黑茶山下的村民捡到父亲和黄齐生的两枚图章，确定了这是父亲他们乘坐的那架失踪的飞机。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80里处撞上海拔2000多米的黑茶山爆炸起火，坠毁山崖。机上我方13人和美方4名机组人员全部蒙难。

张根儿老人2005年还健在，75岁的张老向我回忆说：当我们赶到飞机失事地点，惨状目不忍睹，十几具烈士遗体分散在飞机残骸四周，面目全非，地上半凝固着殷红血迹。他说，首先在飞机遗骸东西两侧较远处比较顺利地找到了父亲和王若飞、邓发和叶挺四人的遗体，他们四人大概是坐在一起的，遗体都很完整。此外，因为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就断定是博古。后来，陆陆续续找出法币、金条，还有些散落文件，有十多麻袋。

遗体到延安时，参加接灵仪式的有3万多人。4月19日，延安3万多群众在延安机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我还不懂事，就知道人山人海，花篮和花圈像海洋，很多叔叔阿姨搂着我哭……毛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和《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词。

延安追悼会结束后下葬时，母亲让我给父亲跪下磕头，我没有磕。父亲死的时候，我已是6岁的“延安娃”，因为6岁孩子对死不懂。我看那是个土包，心想给土包磕头干什么。并不知道里面埋的是父亲，即使母亲告诉我也不相信。后来母亲打了我，我最后跪下，但头还是没磕。这使我后来感到非常内疚。

父亲从1932年在上海与奶奶一别去江西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难，竟14年未能见我祖母一面。父亲不到9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家庭生活很困难，奶奶不得不变卖一间祖传的老屋来维持生活，父亲兄妹三人与奶奶相依为命。父亲和奶奶分别后，常思念我祖母，但忙于革命工作却14年未能再看一眼老母。奶奶日夜思念着我父亲，翘首盼着我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可父亲却杳无音信。因担心他的安全，奶奶经常伤心落泪。直到临终她都未见上儿子一面。

父亲遇难4年后，奶奶弥留之际，叶帅出现在老人的病榻前。“你来看我很好，长林（父亲的乳名）呢？他为什么不来？”面对老人的声声呼唤，叶剑英始终没敢说出实情，只是安慰她：“长林工作很忙，他是领导，他来不了。叫我代替他来看看您。”

大姐秦摩亚，出生后便被送回老家无锡，寄养在亲戚家，15岁时不幸被拐骗到四川。她一直盼望着有一天父亲能够接他回去，可是盼啊盼，盼到的却是报上父亲牺牲的消息。长大后，秦摩亚终身执教，退休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

二姐秦新华出生那天，正是《新华日报》出版的日子，为了表示纪念，父亲给她取名新华。她学的是中医，后来担任卫生部科技司副司长，丈夫是李铁映，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三姐秦吉玛与哈军工的大学同学结婚，毕业后分到佳木斯，回京后三姐曾在交通部研究所工作，后来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退休。

我还有两个哥哥，都叫秦钢。一个家，两个秦钢，这在外人看来是很‘荒唐’的事情。这也是父亲工作太投入的结果。当年在给二哥起名字时，他已经忘了自己前一个儿子叫秦钢，所以起了个重名，以至于我们现在只能以大秦钢、小秦钢来区分他们。

我与父亲长得很相像，我找到父亲1912年的全家福，当时他5岁。在延安时，我们三个孩子与父母亲也拍了全家福，这是唯一一张父亲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那时我也是5岁。这两张照片一对比，发现我们之间非常像。姐姐都说，活脱脱的，你最像。甚至前几年为父亲塑像时，他们就以我的样子来雕塑的。

我和父亲虽然住在一起，但是父亲和我们玩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印象深的就是常常玩“老鹰捉小鸡”。他对我们耐心很好，从来不会表现出不耐烦。还有就是觉得他特别高，那时候的延安，像他这样1.82米高瘦个子的很少；他的笑声也特别，很响，嘎嘎嘎的，爽朗，很远可以听到，我从小叫他“母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