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情小说 七夜宠妻:大清国全民腐败

宰相合肥天下瘦

 挤入仕途者大贪，未入仕途者小贪，窃国者侯，窃钩者不诛——法不责众也，或能开爿淘宝小铺，售卖其所窃之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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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此一联句，对仗工整，意味深长，惜乎竟不知何人所撰。以吾中华之大，草莽之中卧龙藏虎。无缘遍识天下英雄，实为鸿章平生憾事。

此联上句之“宰相”，便是说的区区在下，鸿章籍隶合肥；而下句“司农”，乃是帝师翁同龢，翁师傅籍隶常熟。以宰相之“肥”、司农之“熟”，而天下皆瘦、世间多荒，实在可算是诛心之责。位列宰辅，贵极人臣，职在调和鼎鼐，却不能令天下合“肥”、世间常“熟”，实在惶恐汗颜。

名缰利锁

后人以此联而讽鸿章贪墨自“肥”，倒是小觑了撰此联者愤世嫉俗的苦心和胸怀。人家哪里只是在讥讽鸿章与翁师傅二人，实在是一语骂尽天下官吏，尸位素餐，无所作为。

至于传言鸿章宦囊颇丰，甚或富可敌国，那实在亦是抬举了鸿章。鸿章名下产业，田亩之外，多是各洋务企业之股票。创办之时此皆无人问津之“垃圾股”，入股实乃冒险垂范，春耕秋收，至少算不得黑色收入。至于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实非吾之所有，代管而已。百年之后，鸿章财产早已公示，后人如有兴致，大可一一取证，切勿人云亦云。

倒是这“贪腐”二字，翻云覆雨，颠倒众生，人人恨之，却亦人人爱之，实在是吾国历史提纲挈领之所系。不读懂此二字，不惟盲然于史，亦恐盲然于今。

滚滚长江东逝水，百舸争流，千帆竞渡。高僧法磐却对高宗皇帝（乾隆）说，那只不过是两条船，一条是“名”、一条是“利”。此乃佛家谒语，却亦是洞明世事者之彻悟。

所谓名缰利锁，世间有几人能免此俗？道学之人，或可抵挡“利”之诱惑，不料却往往因此而堕入“名”之樊笼。名与利，实乃铜钱之两面。一面写着“乾隆通宝”，一面写着“吉祥如意”。但得“吉祥如意”朝上，不见“宝”字，莫非便不带着铜臭味了么？“名”乃形而上之“利”，“利”乃形而下之“名”。水乳交融，如胶似漆，彼此彼此；五十步笑百步，却又何必何必呢？

在鸿章看来，法磐和尚实在还差了些火候。那滔滔江水之上，实仅一条船而已，左舷大写“名”字，右舷大书“利”字，随波逐流。

全民皆贪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人等，不仅乘搭“名利”之舟同船而渡，亦是怀拥“名利”之梦共枕而眠。梦里不知身是客，哪怕黄粱煮成了锅巴，一多半的人兀自沉醉不醒。

追名逐利，既是人之本性，则不以规矩，必难成方圆。世风日下，规矩崩溃，贪腐之风又岂止浩荡于官场，竟是全民皆贪、无人不腐。

人人所切齿者，貌似痛恨贪腐，实乃痛恨自己无缘贪腐、痛惜自己贪腐太少也。有何等土壤，即有何等收成；有何等人民，即有何等政府。吾国之风气，但知指天画地，痛责当道之人，仿佛世风日下、与己无关，却不知防微杜渐，正在于“匹夫有责”四字。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此乃庙堂之贪也；米中掺沙，酒里灌水，鸡鸭脖颈里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贪也。庙堂之贪，败坏法纪，匹夫之贪，败坏纲常，而匹夫犹愤愤不平于庙堂之贪。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即今日之谓也。

鸿章毕生经办洋务，败多胜少，世人对此颇多讥评，以为洋务之败，在于以官压商。后人如梁启超者，以为“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此实乃食洋不化之书生愚见，不明世事之纸上谈兵。

“中国人最长于商”，其实只“长于”“官商”而已。君如不信，可遍数海外华商。但凡华商有所成就之地，如南洋诸岛者，莫不是民风贪腐、制度阙如，华商在此如鱼得水、呼风唤雨；至若法制凛然、秩序森严之国，如英吉利、如美利坚、如法兰西，鸿章未见华商有几人能成大业，亦不信百年后华商能成大业于此。原因无它，水土不服而已。向官靠拢、与官勾兑，乃华商之本能。干柴烈火，旷男怨女，官商之孽缘，实乃通奸、合奸，而非逼奸、强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何需将“商”打扮成受害之人呢？

甲午之役，有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者，深居吾国，潜心社情民意，冷眼旁观，乃有呈交天皇之煌煌奏稿《中国大势之倾向》，鞭辟入里，透彻肺腑。

依宗方之见，中国之革新虽为世人看好，以为必将雄起东方，成就为一等大国，但实非如此。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应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及其形体，表里洞照，内外兼察，始可说其国势所趋。今中国之外形，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

中国官场贿赂成风，政以贿成。明太祖剥皮揎草（将贪官剥皮后蒙在草人身上），雍正帝则创设养廉银，以期高薪养廉、杜绝聚敛，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中国士大夫，本为国家精英栋梁，口尊孔孟之学，却无非是做官之敲门砖而已。一旦得其位，却并不行其道，倡圣贤之言，行苟且之事。其中间或有人大声呼吁，却大半以反贪腐而博虚名，以博虚名而图实利。或是科场失利，恼羞成怒，如洪秀全者，假托救世之名，扯旗放炮，无非想的是取而代之，江山仅得半壁，其贪腐暴虐却已骇人听闻。

宗方以为，导致此种老朽之大原因，在于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乃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宗方坦言，国家者乃人民之集合体也，人民即国家之“分子”，“分子”既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宗方此论，切中要害。中国之贪腐，实与君主、共和之法统无关，与专制、民主之政体无关，与满人、汉人之族群无关，而与全民贪腐之千年基因有关。

鸿章绝敢断言，只要此种基因尚存，百年之后，即令政制巨变、沧海桑田，吾国人必将贪腐依然。人人皆以当官揽权为至要，挤入仕途者大贪，未入仕途者小贪，窃国者侯，窃钩者不诛——法不责众也，或能开爿淘宝小铺，售卖其所窃之钩……

利禄驱众

世间果有“君子”？或许有，但那是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然而，世上独独不缺将自己打扮为君子之人。但凡伪君子，其害远甚于真小人，皆因真小人易防，伪君子难察。

后世人撰《清史稿》，评说我李鸿章“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此话半真亦半假。

何为“志节之士”？又有哪些“志节之士”“不乐为用”呢？鸿章前思后想，估摸着撰史人之所谓“志节之士”，大约指的是“清流”。此辈人等，平日袖手谈心性，空话、大话、套话连篇，却办不了一件实事、正事。看似崖岸高峻，风骨凛然，实际上装腔作势，内中空虚。所谓的“志节”，实乃谋取终南捷径之道具，倘或鸿章果真以高官厚禄、或建功立业许之，正中其下怀，绝无拒绝之可能——除非嫌弃官微禄薄。鸿章此生阅人无数，唯独没有见过不为名利所动之人，分别只在于名之大小、利之多寡而已。然而，鸿章乃一办事之人，裱糊之匠，所需者亦只能是实干者、苦干者乃至傻干者，我要一堆伶牙俐齿却百无一用的鹦鹉何用？

至于“好以利禄驱众”，确是实话。名缰利锁，本就是无敌之器。即令道貌岸然如曾师（曾国藩），其激励湘军部众亦靠利禄。湘军虽被后人称为有“主义”之军，那无非是曾师把“利禄”包装在“主义”之锦盒内，时时刻刻以忠君爱民相教导，待到战刀见红之时，此类说教通通无用，银子才是硬道理。湘军所过之处，亦是“三光”，如匪劫无异。洪杨（太平天国）“国库”珍藏无数，曾九（曾国荃）光复南京之后，居然奏报一无所获，天下谁人能信？

鸿章之部属，确有不少利禄之徒。驾驭此辈“真小人”，无需转弯抹角，把方向、立规矩、明赏罚，直截了当，不须放屁。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有作为就能有地位，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不听其言，但观其行，前有胡萝卜，后有大棍棒，令其取之有道。即便依然贪腐，至少还能办事、还能办些实事好事，当此世道，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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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有道”四字，实在是绝大的一篇文章。

庆亲王奕劻求财，高调入云，毫不掩饰，声名远及欧美。世人多视之为贪鄙，孰不知其位极人臣，身处漩涡，时时有不测之祸，以此自娱且自污，求田问舍以示胸无大志，其苦心孤诣如此，令人扼腕（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庆王自然因此而成众矢之的。其实，那些道貌岸然之旁观者、诘难者，其贪墨之念、嫉妒之心未必逊色多少。

贪腐之道，以“闷骚”者为上品，庆王之辈只能算是中品。“闷骚”方是透彻骨髓之“骚”，甚或还能“骚”起贞洁大牌坊……

图：甲午时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社情民意，提出了中国“全民腐败”，成为日本研究中国的重要依据。战后他曾积极推行中日结盟。图为宗方在日本之墓，其墓志铭由郑孝胥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