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伙食真的很好吗:中國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際應考慮退出WTO

中國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際應考慮退出WTO

賈根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摘要：“好的貿易”和“壞的貿易”對國家貧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發達國家脫貧緻富的曆史經驗說明，“進口低端産品并出口高端産品”是“好的貿易”，而“進口高端産品并出口低端産品”是“壞的貿易”。自1993年以來特别是我國加入WTO以來，我國深陷“進口高端産品并出口低端産品”和“出口實物産品換取美元紙片”的“壞的貿易”的陷阱之中，這是一條通向貧困和依附型經濟的道路。本文具體讨論了我國深陷“壞的貿易”的五大陷阱問題，提出了在現行WTO體系下我國如何避免再遭受嚴重損失的十條政策建議。本文提出，在我國加入WTO 十周年之際，我們不應該再繼續沿着原有的道路，在繼續擴大自由貿易和引進外資的不歸路上執迷不悟，而是亟需研究如何對我國加入WTO的條件進行重新談判并考慮退出WTO的長遠戰略問題。

今年是我國加入WTO 十周年，由中國國際商會、中國貿促會主辦的“中國工商界紀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周年會議”已經于2011年3月1日在中國貿促會禮堂舉行。在這次會議上，人們一緻盛贊我國加入WTO 十周年的成就。據報道，今年我國将舉辦一系列活動慶祝我國加入WTO 十周年，并進一步擴大開放程度。确實，我國在這十年保持了GDP的高速增長，外貿增長得到飛速發展，但是，普通老百姓難道果真如商務部部長所說的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嗎？如果是這樣，爲什麽我國普通老百姓出現了“看不起病、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的現象？爲什麽富士康員工在2010年“十二連跳”？爲什麽我國商品比發達國家還要貴？

據筆者觀察，雖然我們取得了一系列漂亮的數據，但是，在高房價和通貨膨脹的侵蝕下，在加入WTO 十周年期間，普通老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如果說普通老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有所增長，這也是我國工農階級在給發達國家打工中賣苦力所得到的殘羹剩飯。在《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通向奴役經濟之路》一文中，筆者曾對産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進行了初步分析。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曾有句名言：财富的生産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因此，筆者在這裏并不糾纏于我國加入WTO對普通老百姓實際收入水平影響如何的問題，而是從加入WTO對我國長期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嚴重惡果的角度出發，駁斥目前仍非常流行的說法：我國加入WTO利大于弊。在本文中，筆者首先區分“好的貿易”和“壞的貿易”對國家貧富的決定性影響，然後說明我國加入WTO已經使我國陷入了“壞的貿易”的陷阱之中。在此基礎上，筆者提出如何在現行WTO體系下盡量減少這種“壞的貿易”對我國不利影響的中期對策，最後提出中國應該考慮是否退出WTO的戰略問題，并采行筆者提出的“國内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

一、“好的貿易”和“壞的貿易”對國家貧富的決定性影響

如何認識外貿在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目前在我國占主流的理論觀點是“對外貿易是增長的發動機”，無論出口什麽産品和勞務，一國隻要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從事對外貿易，大量的出口就可以擴大國内就業、轉移剩餘勞動力、改善國民福利并實現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在曆史上，還存在着一種與這種看法針鋒相對的經濟理論：經濟增長是活動特定的，對一國來說，出口什麽至關重要，隻有特定類型的對外貿易才能使國家走向富強之路，如果一國選擇了錯誤類型的對外貿易，即使GNP增長再快，國家不僅不會富強起來，反而會在初步的繁榮之後陷入長期貧困的境地（參看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下卷)，賈根良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賴納特：《富國爲什麽富、窮國爲什麽窮》，楊虎濤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因此，一國選擇對外貿易的類型，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來決定是按照比較優勢原則還是逆比較優勢原則來行事。

在曆史上，英美的經濟發展戰略家區分了“好的貿易”和“壞的貿易”兩種類型。英國在經濟崛起之前，經過長期摸索，終于認識到，“出口原材料并進口工業制成品”被看作是“壞的貿易”，而“出口工業制成品并進口原材料” 被看作是“好的貿易”，恰如英國國王喬治一世1721年在英國議會開幕時經人授意在開幕詞中對英國這種經驗概括的：“輸出制成品并輸入原料，對于公共福利的促進顯然是再有利也沒有的。” 确鑿的曆史經驗說明，這種對外貿易的基本原則不僅是英國崛起而且也是産業革命在英國爆發的前提條件。

與英國一樣，美國在19世紀末的經濟崛起也同樣得益于從“出口原材料并進口工業品”的落後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向“進口原材料并出口工業品”的轉變。美國在獨立後的三十多年時間裏，實際上仍沒有擺脫以比較優勢爲基礎的原材料等初級産品出口導向型經濟對英國經濟的依附地位。美國爲了轉變這種不利的對外經濟發展方式，采取高關稅保護主義戰略，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了依靠内需的内向型經濟，并在1894年實現了經濟崛起。美國經驗說明，對于發展中大國來說，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并非工業化的必由之路，内需将提供更持久的動力。與發展中小國狹小國内市場規模不同，作爲大國，美國這種内向型經濟爲其扭轉“出口原材料并進口工業品”這種“壞的貿易”提供了條件。

爲什麽曆史上英國和美國等都從“進口工業品并出口原材料”轉變爲“進口原材料并出口工業品”呢？原因就在于工業在當時是具有報酬遞增之特征的高創新率、高水平進入壁壘、高附加值、高工資和高就業的高質量生産活動，因此，當時的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許他們從事這種報酬遞增的工業活動，強迫殖民地從事報酬遞減的初級産品生産活動，從而使殖民地鎖定在了貧困的境地之中。

在當代世界，由于全球産業價值鏈的發展，報酬遞增和報酬遞減的活動不再表現爲工業和原材料産業的分野，而是在農業（包括原材料産業）、工業和服務業等所有産業都表現爲高端環節（産品）和低端環節（産品）的分野，因此，在全球産業價值鏈的時代，發達國家通過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理論誘使發展中國家安心于“進口高端産品并出口低端産品”的國際分工地位，這實質上是全球化時代的殖民主義戰略。因此，在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上逐步實現從受剝削和受壓迫的“進口高端産品并出口低端産品”轉變爲“進口低端産品并出口高端産品”就是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這是筆者從曆史經驗中總結出的轉變對外發展方式的實質，也是筆者對黨中央有關轉變對外發展方式的精神實質的解讀。

二、加入WTO使我國陷入了“壞的貿易”的陷阱之中

我國現行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是以“進口高端産品并出口低端産品”爲基礎的，因此深陷“壞的貿易”的五大陷阱。

第一，深陷對外國低端産品市場依賴的陷阱。由于我國遵循比較優勢原則，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産品出口，在國際分工一直被壓制在國際産業價值鏈的低端，造成了外貿結構的嚴重失衡，目前已經形成了低端産品出口大量過剩和高端産品大量進口的不利局面。低端産品出口的大量過剩造成了惡性競争，企業之間競相削價，從而造成我國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在近十年内出現了急劇的嚴重惡化。特别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低端産品出口受到外部需求下降的劇烈沖擊；低端産品出口的大量過剩遭到了許多國家保護主義措施的任意宰割。

第二，深陷低工資國際競争力的陷阱。根據經合組織的定義，一個國家的競争力就是在提高實際工資的同時仍然在世界市場上保持競争力，但利用低工資勞動力成本參與國際分工的所謂比較優勢理論徹底颠倒了這種國際競争力的邏輯。由于以低工資成本的低端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大量過剩，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不得不通過競相削價擴大出口，而産品價格的降低反過來又迫使企業隻能通過削減工人工資來降低成本，其結果是造成内需越來越萎縮，而内需的萎縮又迫使企業不得不依賴國外市場需求，陷入這種惡性循環難以自拔，這是我國消費率持續下降和外貿依存度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第三，深陷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陷阱。在美元霸權的支配下，美國政府可以通過沒有成本地印刷美元無償地占有其他國家生産的産品。因此，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美國政府就蓄意地通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大肆诋毀内向型經濟，把出口導向型經濟推薦爲我國經濟發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爲按照美元霸權的邏輯，隻有在我國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對美國貿易存在着持續貿易順差的情況下，美國才能不勞而獲地通過印刷美元紙币換取我國的出口品。同時，美國政府又迫使我國把出口獲得的大量美元儲備購買美國國債，并通過濫發美元等使這些美元儲備不斷貶值，最終失去經濟價值，從而使我國深陷“美元陷阱”之中。

第四，深陷外國直接投資依賴的陷阱。外國直接投資是我國深陷美元陷阱的重要原因：截止到2010年3月，我國引進外國直接投資超過1萬億美元，在我國2.4萬億的美元儲備中就占42%；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我國出口總構成的60%，因此其出口“創彙”又占到我國美元儲備形成的35%。兩項加總計算，占到中國外彙儲備的77%，這也就是說，外國直接投資是我國深陷美元陷阱、中美貿易不平衡、國内通貨膨脹和人民币彙率被迫升值的基本原因。

第四，深陷技術依賴陷阱，使我國日益喪失國際競争力。我國對發達國家技術依賴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通過廉價勞動力參與國際産業價值鏈的低端分工，實際上是走入了“技術死胡同”，即使是信息高技術産業也不例外，正如富士康高科技血汗工廠在中國沒有産生技術擴散所證明的；第二，在陷入“技術死胡同”的我國大量低端産品在國際上被圍追堵截的同時，我國國内市場卻被外國企業的高端産品大量占領，技術進步受到外國機器設備大量進口的沖擊，我國高端産業的發展舉步維艱；第三，“以市場換技術”的思維仍在繼續，去年4月份頒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幹意見》（國發〔2010〕9号）由于“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産業、現代服務業”等，我國對外國技術依賴的局面将會更加嚴重。

第五，深陷對外部資源的嚴重依賴和本國資源廉價出口的陷阱。低端産品的大量出口是以大量消耗能源和自然資源爲基礎的，這導緻了我國對外能源和資源的高度依賴，這種高度依賴不僅導緻了能源和資源的價格暴漲把我國人民辛苦勞動的成果轉移到資源出口國手中，而且潛伏着遭遇外國對我國實施資源禁運的巨大經濟安全風險。同時，令人感到荒謬的是，在我國深陷對外部資源的嚴重依賴的同時，我國的大量資源如稀土、煤炭等卻被大量地廉價出口。

三、在現行WTO體系下如何避免我國再遭受嚴重損失的十條政策建議

在曆史上，當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作爲落後國家進行經濟追趕時，他們無一不是通過保護國内市場扶植本國弱小的高端産業，通過創造高端産業的比較優勢，從而成功地從受剝削和受壓迫的“進口高端産品并出口低端産品”的低級對外發展方式轉向了“進口低端産品并出口高端産品”的高級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我國“壞的貿易”這種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嚴重地損害了我國的國家利益，資助了其他國家特别是美國的經濟發展，它與曆史上發達國家的經濟崛起之道是背道而馳的。

對外貿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好的貿易”或者“壞的貿易”對國家盛衰起着決定性的影響。就一國對外開放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來說，采取“好的貿易”這這種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提高人民群衆生活水平，有利于提升該國經濟的國際競争力，有利于推動國民經濟結構的升級，有利于在保持獨立自主的同時，使外國經濟對本國的技術、高附加值的高端産品和産業産生依賴，本國經濟能夠對外國經濟産生支配性的影響，而不是相反。因此，基于這種考慮，在目前我國仍保留在WTO體系的條件下，如何盡量減少“壞的貿易”對我國的不利影響呢？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國家統籌對外貿易，或者通過産業協會，或者通過建立大型企業集團，或者通過政府的直接幹預，建立中國進出口産品特别是勞動密集産品出口的卡特爾（這是WTO所允許的），大幅度提高出口産品價格，這将爲我國提高工人工資特别是出口部門的工人工資拓展空間。據2010年5月24日《瞭望》新聞周刊題爲《巨額反傾銷稅下低工資》一文的報道，當印度裁決對我國建築陶瓷抛光磚征收售價247%的反傾銷稅時，主要出口廠家廣東佛山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負責人對該刊記者說：“我們公司的産品，即使以出廠價的兩倍銷售，依然比印度産品便宜。”由此可見，出口部門大幅度提高工資的空間可以略見一斑，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中國出口産品卡特爾是多麽的迫切！

第二，停止人民币升值，較大幅度地提高出口部門的實際工資是解決我國深陷低工資國際競争力陷阱、降低外貿依存度、推動技術進步并轉向内需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的根本措施，提高實際工資還可以抵消人民币彙率被迫升值的壓力。

第三，出口退稅的大部分收益被跨國公司所獲得了，因此應該大幅度減少出口退稅，出口退稅隻用于支持民族企業高附加值的、自主品牌的和高端産品的出口。由于跨國公司基本支配了我國的對外貿易，所以，出口退稅的大部分收益被跨國公司所獲得了；再由于跨國公司對國際貿易的壟斷結構，出口退稅對擴大出口的實際效應也就大打折扣了，從2009年的一下數字鍾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從2009年我國全年貿易順差爲1961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順差額爲1270億美元，國有企業爲貿易逆差，逆差額爲975億美元，其他企業順差額爲1665億美元，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作爲民族企業順差額僅爲690億美元，而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項下的貿易順差就高達2228億美元。

第四，中國所投入的廉價要素資源支持加工貿易本質上是中國巨額福利的外流，也是我國被壓制在全球産業價值鏈低端的主要原因，因此，應該大力壓縮加工貿易。2010年4月22日，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題爲《需主動矯正“加工貿易導緻福利外流”》的社評，社評指出，中國所投入的廉價要素資源支持加工貿易本質上是中國巨額福利的外流，即向從事加工貿易的外商投資企業提供廉價的土地資源，意味着土地市場成本在某種程度上被轉移給了國内購房者，而且地方政府提供加工貿易用地的三通一平成本、低于市價的使用成本等都必然轉嫁到其他建設用地項目上，因此中國住宅等用地的地價和房價比翼飙升與這種工業用地的廉價供給有着潛在的“轉嫁”邏輯。同樣，中國在國際市場高價買進石油等要素資源，而在國内通過價格管制廉價提供給包括加工貿易等貿易部門，其所産生的價格剪刀差成爲了中國福利外流的另一條重要通道，因爲這種要素資源的管制價格剪刀差最終需要中國消費者和納稅人支付成本，因此導緻了我國巨額的福利外流。

第五，限制外國高端産品進口，限制乃至禁止外資企業在“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産業、現代服務業”等高端産業的投資，保護國内高端産品市場，以便爲本國高端産業保留充足的市場空間，并大力推動民族企業高端産業的自主創新，這是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深陷技術依賴陷阱的基本措施。在通過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解決國内問題上強調産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和高端産業的關鍵地位。這些産業都屬于高質量生産活動，是科技進步的載體，由科技進步所帶來的高創新率和高水平進入壁壘所産生的高附加值不僅創造了可以由企業家、勞工和政府分享的生産率增益，而且由高質量生産活動的創新所産生的“不斷湧來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是導緻國内各行各業中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但是，一旦一個國家喪失了對高質量生産活動的控制權，那麽，這個國家将不僅在自主創新上舉步維艱，而且它也将喪失高質量生産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使其生産率增益普惠于報酬不變和報酬遞減的行業以及提高全體國民公共福利的機會。

第六，重新恢複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基本方針，加強國民經濟的計劃性。我國深陷對外國低端産品市場依賴的陷阱，導緻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失衡，使我國經濟抵禦外部風險的能力嚴重受損。因此，爲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強調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基本原則，大力壓縮低端産業的産能規模，大力發展高端産業，把“進口低端産品并出口高端産品”的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作爲奮鬥目标，這是解決我國深陷對外部資源嚴重依賴的根本措施，同時通過讓我國高端産業、農業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之間相互提供市場，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

第七，暫緩目前正在進行的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的談判，拒絕在中國推廣轉基因農産品技術。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可能會使我國低端産品的外銷得到擴大，但大量的外國高端産品将嚴重沖擊國内高端産業；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也将使我國自主創新政策的實施受到嚴重限制。而如果不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我國還可以在WTO框架下有一定空間，使用産業政策支持民族産業的發展，特别是支持自主創新産品的發展。因此，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将嚴重阻礙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政府應該對此有清楚的認識。

第八，拒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目前，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問題正在加緊研究，預計在2012年完成研究工作并付諸實施。筆者認爲，由于我國在高端産業處于劣勢，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将進一步加重我國“出口低端産品并進口高端産品”的格局，特别是日本不懷好意地建議中國高科技産品進口應該實施零關稅政策，其目的是徹底摧垮中國的高端産業，其目的是造成我國對日本經濟結構的徹底依附。如果日本能夠達到這種目的，這無異于現代版的“大東亞共榮圈”，日本通過戰争沒有達到的目的将通過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而得以實現。我國具有巨大的市場規模，國内市場應該爲民族産業保留市場，完全沒有必要與日本和韓國搞什麽自由貿易區。隻有拒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才能爲我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九，限制并逐步實施禁止不可再生資源出口的政策。爲了打破我國深陷對外部資源嚴重依賴和深陷本國資源廉價出口的陷阱，我國需要盡快建立戰略性資源儲備制度，而且還應該當機立斷，采取限制并逐步實施停止我國不可再生資源出口的政策。

第十，大力發展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使之成爲中國産品特别是高端産品的市場。美國在其經濟崛起過程中，爲了避免當時發達的英國經濟對美國經濟的掠奪和壓迫，美國在一定程度上通過高關稅保護與英國經濟隔離開來，但卻大力發展與其經濟發展程度相當或比其發展程度低的國家之間的貿易，特别是把經濟發展程度低的國家作爲其高端産品市場，從而通過國内市場以及落後國家對其高端産品的需求，爲其弱小的高端産業發展提供了市場空間，美國的這種曆史經驗非常值得我們深思和仿效。

四、中國應該研究是否退出以及如何退出WTO的戰略問題

實際上，我國在陷入“進口高端産品并出口低端産品”和“出口實物産品換取美元紙片”這種新型“自我殖民地”的境地并非始于2001年的加入WTO，而是開始于1993年。一直以來，筆者就認爲，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劃分爲兩個階段：在1993年之前，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是偉大的。但是，在1993年之後，由于新自由主義日益支配我國經濟政策的制定，我國才陷入了目前進退維艱的困局。從對外關系來看，從1993年開始，爲了加入WTO，我國大幅段降低關稅并沒有限制地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從而陷入了美國經濟戰略家通過對中國學界、政界和商界洗腦的陷阱之中，使中國人自己自願地選擇了一條依附型的經濟發展道路。

在筆者看來，自由貿易、外國直接投資、美元霸權、全球産業價值鏈和金融開放已經成爲美帝國主義“套在巨龍（中國）頭上的五條緻命的絞索”，“中美國”形象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與寄生蟲（新型宗主國）的關系。因此，爲了逃脫這種依附型國家的命運，在我國加入WTO 十周年之際，我們不應該再繼續沿着原有的道路，在繼續擴大自由貿易和引進外資的不歸路上執迷不悟，而是亟需研究如何對我國加入WTO的條件進行重新談判，并考慮退出WTO的長遠戰略問題，并采行筆者提出的“國内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

早在2009年，筆者就提出，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經濟發展模式日益暴露出“自殺性”傾向的嚴重弊端。因此，我國亟需盡早做出戰略規劃，逐步實現從“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向“國内經濟大循環發展戰略”的大轉型：通過把注意力轉向“内部改善”，經過若幹年調整和準備，對外則抛棄出口導向型經濟；限制乃至最後取消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使用美元儲備或人民币回購絕大部分外資企業；保護民族産業和國内市場；不惜以退出WTO爲籌碼對世貿條約重新進行談判，并考慮退出WTO的戰略問題；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生産活動出口的發展，對内則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産活動爲三大引擎；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産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通過民族高質量生産活動的迂回生産和中西部城市化創造比勞動密集型産品出口導向戰略更多的就業機會；抓住第六次技術革命的機遇，大力推進以産業技術化爲核心的創新型國家建設，實施主權信貸并實現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這種國内經濟大循環戰略不僅是解開“套在巨龍頭上的五條緻命絞索”特别是破解美元霸權的根本途徑，而且也是實現中華民族複興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