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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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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泪珠 2010年09月25日 22:34 阅读(1) 评论(0) 分类:他山之石 权限: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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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98187.shtml

莫名的敌意 - 中国和西方的冲突
   
    理解西方,对于中国人来说绝非易事,从困惑中更是演绎出一些错综复杂的情感,向
往、崇拜、恐惧、妒忌、敌意,虽然莫名其妙,但却根深蒂固,伴随他们成长和老去。在
所有这些复杂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情感中,最不合理但却最普遍的是“敌意”。
   
    其实,中国和西方从古代到现代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敌意的产生
。尽管这些敌意莫名其妙,但却在中国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在中国对于西方的敌意中
最严重的当属对于美国的敌意,而美国却是所有国家中和中国利益冲突最小最没有历史纠
葛的国家。
   
    实际上,敌意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创造敌意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历史纠葛,而是为
了当今的现实利益。那些历史纠葛仅仅被用来制造敌意的借口。其中,最被重笔浓墨的事
件是圆明园和庚子赔款。
   
    圆明园事件,美国没有参与。庚子事件中,美国是八国联军中的一员。如果说美国曾
经向当时的中国(满清)索赔过的话,那些赔款也绝大部分还给了中国,而且比中国政府
(满清王朝)更加恰当地花了这些钱。中国的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就是用庚子赔款办的。如
果没有“庚子赔款”,那么这些钱就会成了满清穷奢极欲的皇家园林和穿肠而过的山珍海
味,而不是培养人才的大学。但是,庚子赔款被反复宣传,以此煽动中国人对西方的仇恨
;而这些赔款最终返还给中国并且办了教育事业却刻意不提,以免中国人产生对西方的好
感。历史就这样被刻意地扭曲了,敌意自然就产生了。
   
    如果美国可以被描绘成中国的敌人,那么就没有别的西方国家不能被描绘成中国的敌
人了。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中,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受尽西方欺凌压榨的屈辱史。从
鸦片战争开始,兵祸连年,赔款割地,到了1900年(也就是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北
京发展到了高峰。这场战争因义和团运动而起,失败的清政府次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按照该条约,中国必须向各国赔偿损失费达4亿5千万两白银之多,分39年付清。中国当
时的人口大约4亿5千万人,即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约合当时的0.70美元,相
当于今天(2008年)的16美元或者100人民币。庚子赔款的各国分配如下:
   
    庚子赔款总额和分配
    国家 比例 白银(两) 合1901年美元
    俄罗斯 28.970% 130,365,000 96,730,830
    德国 20.020% 90,090,000 66,846,780
    法国 15.750% 70,875,000 52,589,250
    英国 11.250% 50,625,000 37,563,750
    日本 7.730% 34,785,000 25,810,470
    美国 7.320% 32,940,000 24,441,480
    意大利 5.910% 26,595,000 19,733,490
    比利时 1.890% 8,505,000 6,310,710
    奥匈帝国 0.890% 4,005,000 2,971,710
    荷兰 0.170% 765,000 567,630
    西班牙 0.025% 112,500 83,475
    葡萄牙 0.025% 112,500 83,475
    瑞典 0.025% 112,500 83,475
    挪威 0.025% 112,500 83,475
    总额 100.000% 450,000,000 333,900,000
   
    下表是庚子赔款的美国部分退还给中国的时间和金额:
   
    庚子赔款美国部分赔偿和退还数据
    年份 每年退还美元 共退还美元
    1909 至 1910 483,094 966,188
    1911 至 1914 541,198 2,164,792
    1915 至 1915 724,993 724,993
    1916 至 1931 790,196 12,643,136
    1932 至 1940 1,380,378 12,423,402
     退还美元总额 28,922,511
   
    亦即,庚子赔款协议中应该赔偿给美国的2400多万美元,后来美国退给了中国近2900
万美元。退给中国的比赔偿得的还要多,这是由于其中有利息的计算,实际上相当于美国
把这些赔款的一半以上退还给了中国。
   
    在中国的教科书上把“庚子赔款”描绘成“丧权辱国”,宣传到尽人皆知,激发起了
无数热血青年对西方的憎恨与愤怒,我曾经就是其中一个。但说到庚子赔款的起因“义和
团运动”和庚子赔款日后与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关系,就不是那么为人熟悉了。我们
先按下“义和团运动”不表,先来看看清华大学和庚子赔款的关系。
   
    美国政府用退还的庚子赔款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
会主持,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清华大学的建立便是其中一个项目。这就是我们
从来没有被我们的教科书告知的历史故事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被刻意掩盖的一面。
   
    事因《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一部分有识之士建议罗斯福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一部
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这得到了总统的认可。罗斯福总统在说服国会时称:
“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
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
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美国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
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向美国派遣
留学生,广泛学习农业、机械工程、矿业、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当然,美国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造就一批从精神到知识上追随美国的中国新领袖
,这无可非议,更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因这一措施受惠良多。学子中还涌现出了胡适,语
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
家竺可桢等。可以说,美国的资助在各个领域中都造就出了一批出色的精英人才。他们是
近代中国的脊梁,历史因他们而改写。
   
    继美国之后,其它西方国家也陆续放弃和退还了庚子赔款的余额,用于发展中国的文
化教育、慈善事业和开办实业。清华大学就这样诞生了,一开始的清华大学专门培养赴美
留学生,因其办学经费充足,物质基础坚实,发展非常迅速。有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
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
保障的。”这个保证,当然就来自于庚子赔款的美国退还部分。
   
    美国先后在中国开办了12所教会学校,以及慈善医院。除政府外,美国民间也给中国
的文教事业以很大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便有资助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说
到美国在中国的办学,就不得不提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
他是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他呕心沥血的带领下,燕京大学由一间“
几乎无人理会”的学校,“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跻身为全世界一流学府。
   
    在中国,司徒雷登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多半是作为负面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一
篇《别了,司徒雷登》。“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论定。于是
在这样的盖棺定论之下,很多历史事实被人忽视了:
   
    人们忽视了燕京大学从选址到筹集资金都得益于司徒雷登不遗余力的东奔西走,尽管
他开始非常不愿意就任,并声称自己绝不管资金问题。为了筹集善款,“神经系统没有斗
牌技能和兴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
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的正直和清廉。在主政燕大的14年间,他为燕京大学募得数千万
元的善款,全部使用规范,管理得当,没有一起用款不当的现象。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注入了宽容和不畏强权的灵魂。在燕大学生南下抗议
国民政府抗日不作为的时候,司徒雷登公开支持学生:“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
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
,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人们忽视了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结。“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他率先站在了游行队伍的
前列,抗议日本侵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军关押了四年之久。甚至在弥留之际,
他还希望能再回中国,死前遗愿是和他的夫人一起埋骨燕园。
   
    人们也忽视了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司徒雷登能够清楚地叫出燕
大每一位师生的姓名,后来学校规模扩大了,他仍努力做到这一点。他还为当时燕京大学
的年轻教师冰心主持了婚礼。冰心回忆说:“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
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
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
,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
是从他而来的。”
   
    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大标语下,这些都被刻意地忘记了。1952年新华社发表了一则题
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记燕京大学“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
的报道,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行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学者的调查
报告是在为美国从事情报侦察,英语教学是在腐蚀中国学生的心灵。
   
    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物上,司徒雷登是美帝国主义的大特务分子,义和团是一
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我们看到了庚子赔款对中国人的侮辱,遗忘了清华学堂的建立
;看到了割让租界的屈辱,忽视了上海、香港的崛起;看到了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忽视
了西学西风对中国摆脱愚昧走向科学和理智的积极影响。
   
    司徒雷登是那个时代西方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一个代表,而毛泽东对于他的评价则是
中国对于西方的态度的一个代表。于是,所有西方人在中国所做的事情都被描绘成掠夺,
即便在中国做的善事,也都被冠以“文化侵略”。
   
    其实,每个民族都希望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他人,就如同每个人都希望用自己的思想
影响他人,这不是过错。西方在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有抱负的人都把能够在世界各
地都普及神的爱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们相信自己的理想是正确的,确信其可以给世界带来
光明,他们未必选择了一种普适的方式来弘扬他们的理想,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的理想是普
适的。不管如何,西方那个时候的“文化侵略”给中国人带来的是希望和光明,西方没有
像满清那样从精神和物质上压迫中国人,更没有从肉体上屠杀中国人,而是给中国人带来
了新的思想和理念。我们可以质疑西方的动机,但是我们无法质疑其结果。但是,就是从
动机上,西方也没有什么险恶用心,从行为上,更没有制造什么惨案。
   
    西方在中国的办学,远远不仅仅用的是庚子赔款的钱,也不仅仅从庚子赔款才开始,
也绝不仅仅局限于那些世人瞩目的大城市。我曾经在山西太谷住过数年。那是一个太行山
麓的小城。也许有的人还知道,那是孔祥熙的老家。孔祥熙的老家房产当时大部分被一个
师范学校所占用,我父母住的就可能是以前孔祥熙的佣人住的房子。我说的事情和孔祥熙
关系并不大,而和美国的关系却不小。
   
    太谷有一个“山西农学院”,还有一个“人民医院”。我到那里的时候还是一个半大
小子,对于这些历史自然是不是一下子就知道的。但是听别人说‘铭贤学校’和‘铭贤医
院’,知道前者就是“山西农学院”的前身,而后者就是“人民医院”的前身,并且据说
这些都是美国人办的。我觉得很惊奇,美国人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办学校和医院吗?
   
    我到山西的时候还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中,美国被描绘成中国的头号敌人,我对此当然
是深信不疑的。于是我就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会在中国一个偏
僻的小城办学校和医院,要么是当地人胡诌乱扯,要么是美国人另有阴谋。我同学的奶奶
知道这些事情,有时叹息着“人家美国人不赖。”意思就是美国人很地道,很厚道。那神
态分明是为一个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抱不平。于是我就更加困惑。这样的困惑和一些其
它的原因导致我开始注意这些完全不同于正统宣传的现象。我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澄
清我的质疑,当时我并没有得到答案,但是我显然逐渐感觉到了真实的美国。当然这仅仅
是感觉,这样的感觉还将在此后很多年中被验证和纠正。关于铭贤学校和医院的困惑一直
伴随着我,直到我后来终于搞清了来龙去脉。
   
    历史事实是这样的。1907年,孔祥熙接受美国欧柏林大学的资助,在太谷创办了铭贤
学校。当时,铭贤学校只是所小学,孔祥熙自任校长,后来发展成为铭贤中学,铭贤学院
,直到后来的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美国人在山西太谷开办学校和医院的资金来源和
庚子赔款没有关系,而都是美国的民间捐款。1949年开始,中国和美国交恶,两国之间的
官方和民间往来都中断了,于是,美国的捐款无法抵达这些学校和医院。但是这些款项都
保存在美国的基金会,分文未动。在中美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后,在改革开放后又如数给了
山西农学院等相关机构,连本带利,分文不少。如此诚意令人唏嘘,如此胸怀令人惭愧。
   
    但是一些人为了鼓动国人对于西方的敌意,所有有史以来的西方向中国的文化交流都
成了“文化侵略”。中国在清朝咸丰以前和西方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如果有的话,那么就
是明朝的时候开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当时有不少很有名望的传教士到中国来,给中国带
来了一个未知的真实世界和一个崭新的思想领域。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凭着他
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和对自己理想的执着,他们在中国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也许有人会
质疑说他们绝不是为了中国来奉献他们自己,那么我可以接受这样的质疑,于是就让我们
这样说好了“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在中国奉献给他们的信念和毕生的精力。”他们的所
作所为,和中国的鉴真非常相似,他们和鉴真都给异国带去了先进的文化。他们和鉴真也
有不同,如果说鉴真带去更多的是来世的希望,则他们带来更多的是今世的福祉。如果我
们赞扬鉴真,就不得不更加赞扬他们。
   
    我们今天有的人把这样的传教士描绘成文化侵略。这是一种非常不准确也不负责任的
说法。如果这是文化侵略的话,那么唐朝的鉴真呢?唐朝的玄奘呢?如果按照他们的理论
,鉴真就是叛逃日本去了,而玄奘则是帮助外国侵略了中国,他们都是卖国贼,因为一个
把中国的文明‘出卖’给了日本,而另一个用西天的本来和中国毫无关系的文化‘侵略’
了中国。
   
    满清从乾隆开始越来越对于西方采取不容忍的态度,这种不容忍最初不是政治的,因
为西方对于满清还不构成任何政治的威胁,尽管也许有一些道义上的威胁。这种不容忍当
时是文化层面上的。清朝咸丰开始这样的冲突才变成了现实。
   
    于是有了鸦片战争,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有了圆明园,有了香港,有了澳门,有了
五口通商。正是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西方人被描绘成了恶魔,那么我们来看看西方人都在
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损害中国人的事情。
   
    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即“石太线”,是法国人修的。那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崇山峻岭
中修建这样一个仅仅隧道就多达30个的铁路,是非常艰难的。娘子关,号称天险,由于唐
朝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率领的娘子军在这里驻守而得名。河北的井陉到山西的阳泉这段路
是这条铁路上最艰难的一段。列车在80年代以前通常只能开到时速40公里,一路上不是隧
道就是桥梁。其中一条隧道长达27公里多,至今还是中国最长的隧道。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每次坐火车通过这崇山峻岭间的这些桥梁和隧道时,都会感到来自内心的深深的责问。
   
    香港经过了英国人的百年统治,从一个小村子变成中国最繁华的世界著名都市,这些
成就完全是在英国人统治下完成的。香港人对于英国的统治没有过抱怨。当然,历史上有
港英当局曾经在1922年制造了所谓“沙田惨案”。这个事件中在中国大陆的说法是死了6人
伤了数百人,但是比较真实的数据是死了3人,伤了8人。这是一个省港大罢工中的冲突造
成的。不管这个死伤规模是多少,都是值得谴责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死伤数据
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想到了另外一些由中国人制造的惨案?我只是想说,西方在我们国家
作的恶,远远不如我们自己对同胞作的恶。香港人对于英国的统治心知肚明,很多香港人
赶着在九七回归前设法取得英国护照,就是明证。正应了孟子的那句话“域民不以封疆之
界”,如果不以德治国,人们哪里会追随统治者。
   
    澳门,和香港几乎一样。只不过统治澳门的是另外一个西方国家葡萄牙。那里同样繁
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上海那时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有许多西方国家的租界,西方来这里发财的人不少,
在这里发不了财的人也不少。在这些租界里也没有发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残害,而上海因
此成为了中国大陆最为发达的地区,这块曾经是贫穷渔村的土地,却变得繁荣昌盛。那由
西方人设计建设的外滩,从那时起多少年来都是,并且至今也是,上海人的骄傲。
   
    德国曾经统治过青岛,而留给中国的青岛啤酒是德国人和英国人的遗产。今天的青岛
啤酒公司的前身是日尔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青岛啤酒是中国在国内和海外最著名的
啤酒品牌,占了中国啤酒出口的50%以上。
   
    在日寇进行的南京大屠杀时,是西方的一些机构用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从中国租借来的
地界冒着生命危险尽可能地收留了中国平民和守卫南京失败后逃命的中国士兵,使他们免
遭日寇的杀害。也是西方人用自己的勇气和途径记录和传递了关于南京惨案信息。关于南
京大屠杀的最真实的记录来自西方人,最及时向世界揭示了南京惨案的是西方人。
   
    在抗日战争的极其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最后一条供给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整
个大西南中国军民面临弹尽粮绝的危险。是美国的空军运输队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和横
断山脉的航线,从美军控制的缅甸等地向中国空运物资,堪称航空史上空前的壮举。由于
这条航线海拔很高,崇山峻岭遍布,不少高度超过了当时飞机的巡航高度。因此在飞行中
不得不经常爬高到超过巡航高度才可以越过这些山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美军的飞
行队被中国的当地百姓美誉为“飞虎队”。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三年里,美军飞行队损失
了468架飞机,牺牲了1579名飞行员,以这样惨重的代价为中国空运了73万多吨的战略物资
,保证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物资供应。还有比此更够朋友的吗?
   
    这些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在居住在他们所抵达的那些远离他们祖国的土地上的时候
,用他们的智慧建设了这些地区,用他们的理念改进了当地社会。诚然,他们来到这些地
方的本意并非施舍当地人,但他们离开这些地方的时候,留下的是一片繁荣的土地。如果
他们不被迫离开,他们将和当地的人民一起继续这样的昌盛。
   
    不仅仅是物质的丰硕成果,而且在精神上也同样进步发达。不管我们如何贬低香港为
“文化沙漠”,但是香港人的整体素质远远高于大陆的中国人却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普通
公民的诚信和敬业的程度,香港官员的廉洁和奉公的程度,都是大陆所不能企及的。
   
    不管我们的偏见多么强烈,这样的事实却无法抹杀。亦即,在英国的统治下,香港人
的素质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至少明显高于大陆人。但是在中国大陆,只要一说到西方就是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等等字眼。我们在说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充满了敌
意和愤怒,使得我们很难公正地评价一系列的历史事件。
   
    因此,在我们进一步阐述以前,有必要对于这些术语进行一些分析。其实这些术语用
来形容中国在某个历史阶段所作所为也是恰如其分的。亦即,我们今天用来骂别人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曾经的所作所为。中国曾经也是帝国主义,“中华帝国”源远流长,周边的
越南朝鲜就曾经在中华帝国的统治之下。“中华帝国”的殖民主义在一些地区成功了,比
如今天的中国境内,但是在一些地区失败了,比如越南和朝鲜。于是,“侵略”便成了朝
鲜和越南用来形容中国历史上的行为。
   
    这些西方的“帝国主义”,和当年唐朝的李世民、蒙古的成吉思汗、满族的努尔哈赤
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要在自己强大的时候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在历史上是再自然
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和以上那些中华帝国领袖所代表的帝国很不相同
,西方人的“掠夺”和“侵略”伴随着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因如此,他们的“
掠夺”和“侵略”通常带来的不是野蛮,而且是文明和繁荣。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世界地图,在所有西方人“侵略”和“掠夺”的地方,也就是他们
统治和管理的地区,都繁荣昌盛民主自由。这不是一个巧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香港,澳门,新喀里多尼亚(法属太平洋岛国),等等。我在这里没有列入欧洲
,因为那里是现代“侵略”的发源地。但是,实际上欧洲版图和国家本身就是不断的吞并
和征服中形成的,因此欧洲本身也是西方人首先“侵略”的地方。在那些受到了西方影响
的国家也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繁荣昌盛民主自由,而且其程度和其西化的程度成正比。
   
    西方真的在中国没有干过坏事吗?现在我们就留下了圆明园了。也许这是唯一的西方
人对于中国人做了的坏事?在我们谈到圆明园以前,我们先来看看满清在华夏大地制造的
一些惨案,而这些惨案通常是中国人极不愿意提起的,即便提起,也支支吾吾欲语还休。
但是,让我们用正视淋漓鲜血的勇气,从“扬州十日”开始吧。
   
    明朝的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叛变使得满清轻而易举经山海关进入中原。由于这个汉奸
的行为,整个中原的百姓就要遭殃了。1645年5月13日,清军大军兵临扬州城下。明朝守扬
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拒绝清军招降,决定坚守扬州。
   
    史可法凭借葡萄牙重炮在守城的开始占据了优势,但是满清将领多铎指挥士兵不惜代
价,在成百上千的人死伤后,攻陷了扬州城。史可法自杀但没有受到致命伤,随后被清军
俘虏。多铎“劝说”史可法屈服遭到史可法拒绝,于是下令杀害他。接下来的十天,就是
所谓的“扬州十日”。“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魏斐德在 《洪
业――清朝开国史》中这样描述。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仍拒绝直面这段历史,死难者和这
场惨案都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任凭那些已占领了这座城市的满
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的摆布。20日入夜后,清兵的兽行开始升级了,到处是砸门
声、鞭子抽人声和被害人的嚎叫声。次日,清军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
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就被抓
了起来,分成数十人一堆,用绳子捆起来。然后清兵就开始用长矛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

   
    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弥漫,尸陈街巷。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
她们自己献给清兵,以期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任何女人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
兵轮奸。市民们争先恐后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为的就是干
这样的差事可以活命。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扬州的百姓,已经闻风丧胆,只要
一个清兵出现,扬州百姓就不管自己有多少人,立即坐以待毙,无人敢逃。
   
    惨烈如斯,令人不忍卒读。“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繁华都市,在短
短的几天化为一座死城。而这次大屠杀的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则将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
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了满清皇帝顺治及摄政王多尔衮等。(《清初内国史院满文
档案译编》)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我不知道80万这个数字是否可靠
。但是,“扬州十日”的惨烈绝不亚于日寇的“南京大屠杀”。
   
    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当时流寓在江南一带,也在所著的《鞑靼战纪》记录了
他的所见所闻:“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
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部(史可法)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它虽然有强大的
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
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此书于1
654年在欧洲出版,大概是最早向世人揭露扬州十日惨剧的。而由于清廷坐稳天下后,大兴
文字狱,诸多描述清军暴行的书籍被禁,这场大屠杀在中国反而被逐渐淡忘了,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悲哀。
   
    现代的中国人,还有几个知道“扬州十日”?还有几个记得史可法?正直的人们,不
管你是否中国人,都请记住这个名字――史可法。这是一个被刻意忘却的英雄,甚至被描
绘成阻挡民族统一的小丑。奴才只牵挂得势的新老爷,绝不记得失败的旧战友。
   
    这场大屠杀的血迹未干,又一个大屠杀接踵而至。这就是同样被我们遗忘和回避的“
嘉定三屠”。如果说,“扬州十日”是满族人亲手所为,那么“嘉定三屠”就是满族人借
汉族人的手,由汉族人自己所为。而那些制造“嘉定三屠”的汉族人是如此忠实地完成了
满族人给他们的任务。
   
    扬州屠城之后,对于清军的恐惧已经深入人心。当清军进逼南京时,弘光皇帝出逃,
以钱谦益为首的朝臣主动降清。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王多铎行四拜
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投兵。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
遭遇确实更加使得江南士绅民众坚信归顺满清是唯一的出路,作为顺民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而抵抗的结果是毁灭。汉人基本上在心理上做好了准备在风平浪静之中做满清的臣民。
钱谦益并劝多铎:江南民风柔弱,不必用兵就可以使得人民归顺清朝。此话不假,各地乡
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
正言顺,天与人归”。
   
    但是,这风平浪静却由于清廷忽然下的一道“剃发令”而变成暴风骤雨。摄政王多尔
衮下令所有汉人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而这一最终导致数百万人头落
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汉族降臣孙之獬。此人是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但是
并不得志。清军入关后,他看到了时来运转的可能,成了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
了礼部侍郎。为报新主提拔之恩,孙之獬主动剃发。但是他剃发后的那副打扮,不仅没有
给他上朝博得满堂彩,而且既被汉人官员鄙视,也被满人官员嘲讽。恼羞成怒的孙之獬立
马上了一道奏章给清廷,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
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请读者看清楚了,孙之
獬很明白地把中国和满族对立起来,而且强调了是满族征服了中国,所以他要从服饰和礼
仪上要消灭中国并顺从满族。
   
    这对于遵守儒家礼仪的中国人来说,可谓晴天霹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
伤”。要把保留了几千年的汉唐衣冠发型改变成蛮夷的式样,前额剃得光溜溜的,脑后梳
一根可笑的“猪尾巴”小辫,无疑是对人格尊严的极大侮辱,更是对汉民族情感和文化上
的严重伤害。江南纵然“民风柔弱”,也不堪忍受这样的践踏。剃发令一下,江南各地都
掀起了抵抗热潮,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
   
    而清廷毫不手软,为了强迫汉人接受满清野蛮的发型服饰,他们以明朝降将李成栋为
统帅,先后对嘉定实施了三次残酷的大屠杀。
   
    1645年7月底,李成栋率所部五千多人向嘉定进逼,并于路上就开始奸淫杀烧。他下令
部下屠城。“成栋持刀,下令屠城,约日入后闻炮即封刀。时日暑正长,各兵遂得悉意穷
搜,家至户到……”(吴伟业)。清军“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
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
:“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
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清军遇见年青女人,就当众白昼轮奸。如遇抵抗的妇女,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
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又四处劫掠财物,见人就喊“
蛮子献宝”,随手一刀,也不砍死,被砍人拿出金银,清兵(其实是前明军)就欢跃而去;
腰中金银不多者,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
之声,嘈杂如市”。最后,这五千拖着大辫子的汉人清军竟抢夺三百大船的财物,统统在
李成栋的指挥下运离嘉定。此为嘉定一屠,共有近三万人被屠杀。
   
    几天之后,李成栋发现嘉定居民仍有反抗,于是再次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
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
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李成栋军第三次攻
城,不仅把吴将军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
成渠,这是“嘉定三屠”。
   
    经过这三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李成栋终于在尸山血海上插稳了“剃发易服”的旗幡
。反抗的烈焰渐趋熄灭,中原人被迫在暴力和强权下屈服,梳起了那根代表满洲文化的辫
子,成为大清的顺民。李成栋也因此“赫赫”功劳,受到清廷的一再提拔。
   
    “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只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制造的许多惨案中的两例而已。此
外还有江阴屠城,满城杀尽,尸如山积,共计城内死九万七千余名,城外死七万五千余名
。幸免于难的江阴遗民只有五十三人。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 广州大
屠杀,“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一笔又一笔的血债,罄竹难书。若干年
后,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前往中国觐见乾隆皇帝,他这样描述这段历史:“满清初期,他们
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
,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但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
       
    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似乎在“统一”的旗号下,任何罪恶都可以粉饰成民族
大业的必须。最近在北京上演的《成吉思汗》也成了成吉思汗统一大业的赞歌。成吉思汗
对于周围各个民族,包括对华夏民族的杀戮就成了统一大业的伟大步骤,满清对于周围民
族的杀戮也成了统一大业的伟绩。而那些抵抗这些杀戮的民族却成了阻挡历史前进和妨碍
统一大业的小丑,他们十恶不赦,于是屠杀他们就理所应当。
   
    这些人和“历史学家”也必定可以用相同的语言赞颂日本天皇和日本的侵华战争,只
要最终日本成功统治了中国。对于这些人和“历史学家”来说,由日本统一的中国要远远
比蒙古和满清统一的中国更要值得称赞,黄海,渤海,东海,日本海,南海,都成了统一
的帝国的内海,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印度支那都纳入了统一帝国的版图。这个由日
本统一的大中华帝国将远远比蒙古统一的中国要强大,当然也比满清统一的要强大,既然
他们可以赞美蒙古和满清,他们理所当然更赞美日本。
   
    清帝国对外的扩张始于自己的老家,现在的东北,其向南吞并了中原,向西吞并了西
北和西南。但是向北和向东却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俄罗斯。在康熙以前的俄罗斯还不强大,
无奈之下和清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被一些中国的历史学家称作近代中国第一个
“平等”条约其实根本就没有中国的什么事情,条约上连中文都没有,只有俄文、满文和
拉丁文。满清和中国的条约大概只有“扬州条约”以及“嘉定条约”,这些不是用文字而
是用鲜血写成的“条约”是在战场上彻底摧毁中国和在精神上彻底奴役中国的象征。
   
    满清向北扩张的手段与其在中原的做法并无二致,但是满清这时所碰到的对手却不同
了,俄罗斯比准噶尔更加强大,没有被满清屠杀贻尽;俄罗斯人比中原的汉人更加执着,
绝对不会害怕屠杀而梳起“猪尾巴”俯首做奴才山呼“万岁”。俄罗斯的顽强使得清帝国
在那里玩不转了本来在中原很灵光的把戏,而且,等待清帝国的将是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和
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大大小小的俄罗斯“史可法”们的打击。于是满清就不得不签订了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满清也和西方国家签订了那些“不平等条约”,这些“不
平等条约”倒是中国在精神上的曙光。如果没有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还必须忍受脑
后那根猪尾巴更久,也许永远,也许中国人永远要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对于
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是不在乎的,他们已经做惯了奴才,有朝一日眼看奴才做不稳了,
反而惶惶不可终日了。
   
    中国人本来已经没有多少自尊可言,经过满清这样的大规模的屠杀,更加明哲保身,
噤若寒蝉。随之而来的严厉的户籍制度和文字狱,把中国人的心灵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中国人头上的辫子梳起来了,前额的头发剃掉了,长袍马褂穿起来了。在俄罗斯向西方
学习,把服饰换成西方服饰和装饰的同时,中国大地上演出的却是这样一出丑剧。一个相
对落后的民族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征服了周围相对先进的民族,这就足够丑恶了。更加丑恶
的是,这些被征服的民族的内心被迫使生长出一种对于正义的默然和仅仅对于强大的膜拜
。真理,对于这些人已经不重要了;正义,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淡忘了;唯有附庸强权,
成了这些人和民族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圆明园这个话题了。1645年满清入关制造“扬州十日”和“嘉定三
屠”等等惨案,随即中国人剃发留辫,成为顺民。1707年,也就是这些惨案发生60余年后
,一座专供皇家享乐的园林在康熙年代的北京郊区已初具规模,康熙后来把它送给了自己
的第四子胤祯,亦即后来的雍正。乾隆继位后(亦即这些惨案的80年后)继续大兴土木,
历经嘉庆、道光,转眼到了咸丰年间,1860年的圆明园已经成为了一个超过5平方公里的硕
大皇家园林,这时,距离“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已经有两百余年了。此时,中国人
的辫子已经梳得很自然踏实,奴才也做得滋润稳当了。当然,更加春风得意的是满清朝廷
,被奴化的广大顺民,被征服的辽阔疆界,一切都是这么美好。不幸的是,洋鬼子来了。
不杀一杀洋鬼子的威风,这一切都可能付诸东流。满清确信,要按照征服汉人的办法来让
洋人臣服,既然这办法对于汉人好用,对于洋人也应该是一样的。
   
    1860年8月的一天,英国和法国的谈判使团成员,在通州城外被清廷的僧格林沁部队恶
意扣留。他们先被带到北京城内,游街示众。然后被分批带出城外。其中一批,包括安德
森中尉,德诺曼先生和五个印度兵,被带到离城墙约二英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被
分别按在地上,双手双脚紧紧反绑于背后,绳子上还被浇上水,促其收紧。
   
    他们这样被紧紧绑缚着,关了三天,然后被扔上骡车走了大约三十英里,关进了一个
城堡的牢房,他们仍未被解缚。连续数日血脉阻塞,安德森中尉的手坏死,化脓长蛆,白
骨露出。死前两天,他神志错乱,痛苦号叫,整日不绝。死后三天,他的尸体才被挪走。
又过了两天,德诺曼在同样境况中死亡。直到这时,剩下的人才被解开绳索束缚,改上镣
铐。
   
    另一批人,包括泰晤士报随军记者波尔比(Mr. Boulby) 在内,被带到北京西郊一个有
湖有庙的地方(就是圆明园),受到了完全相同的对待,也是被分别绑缚,遭到殴打,三
天后送往关押安德森等人的城堡。途中两个人伤重死亡,一些印度人拒绝进食死亡。几天
以后,波尔比等人相继死亡,死状与安德森中尉相同。
   
    一名英国军官巴巴松上尉,和一名法国军官德鲁克,在八里桥之役中被斩首,尸体抛
在运河中,三人因伤重而死,几名印度兵饿病而死,其余的被捆绑虐待而死。
   
    在通州城外被僧格林沁扣留的使团成员共有39人,活着回来的只有19人。运送死者的
棺材到来后所呈现的令英法联军十分愤怒。那五具棺材头上用中文写着一个个名字:波尔
比、安德森、德诺曼,等等。他们死状惨不忍睹,每个人的手脚,都有深嵌入肉的绳印,
手掌发黑坏死,化脓长蛆,白骨外露。等最后一批约十三具棺材送到联军大营,恭王照会
额尔金和葛罗,询问何日进城换约退兵。
   
    英国人正在悲愤之中寻求报复的办法,但是恭王俨然和议已经达成,只待换约退兵,
这更让格兰特、额尔金等人心有不甘,绝不愿就此饶过满清政府。他们要找一个让大清皇
帝永难忘记的报复办法,否则,等到联军退走,满清皇帝更以为天朝威慑洋人无可奈何。
最大的担心是,以后那些预备在北京居留的公使和随从人员,很可能会受到类似对待。圆
明园就成了报复的可能的目标,因为幸存者讲到,那个捆绑吊打他们达三天的地方,就在
圆明园中!一个到过圆明园的军官也证实,他们已经从圆明园一个亭子里搜出若干被扣人
员的衣物佩章,证明这就是虐待他们的地方!而且,圆明园属于皇家的私人花园,和普通
人民和国家没有关系。
   
    额尔金写道,他曾经考虑过几种惩罚办法:“若是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
,中国政府只能搜刮民脂民膏以偿还,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破坏和约的罪犯
,被交出的很可能是一些替罪羊。推断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而这
种惩罚,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与人民无关。”
   
    1860年10月17日,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各致恭王照会要求赔偿受害人或其家属恤
银,英法分别为三十万两和二十万。恭王很快同意支付恤银,并再次表达尽快议和退兵的
愿望。但是,此时已无法挽回英军烧园的决心。他们贴出布告:“宇宙之中,任何人物,
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
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1860年10月18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
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
   
    同一天,英军在德胜门外的俄国公墓为死亡的英国人举行葬礼,格兰特、额尔金亲自
致词。        第二天,公元1860年10月18日,英国和法国的联军在为战友复仇的强大动
力驱使下,冲向满清皇室的后花园 - 圆明园。
   
    大陆的中国人对于圆明园事件的记忆则完全不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对于圆明园事件
的理解就如同一部由一个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香港导演拍的电影,一群匪徒,把圆明园抢
劫后烧掉了,马上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几根孤零零的石柱和散落在地面的大石头。既不
给出真实的起因,也不提供真实的结果。事实远远不是这样的,而经过也如上所述要复杂
得多。我当时就看过这部片子,始终搞不明白英法联军烧圆明园的动机。而电影就和我们
的历史一样,对于圆明园被烧的原因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首先,圆明园被抢劫和焚烧后并没有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当时,焚烧后还有大部分的
建筑是没有受损的。我在80年代读研究生时曾经到圆明园参观,那时的圆明园参观的人还
很少,园内冷冷清清的。我看到了这些散落在地上的石头废墟,觉得这种野蛮的行径令人
发指。但是又想,难道一把火就会烧成这个样子吗?我在圆明园的解说的地方找到了一些
答案,令我吃惊的是,在园内的说明书上明确说明,在圆明园焚烧和抢劫后,大部分建筑
还是完好的,除了一些容易拿走的细软,园内文物被掠走的不多。而圆明园变成今天这个
样子是后来许多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稍后来说这个问题。
   
    其次,圆明园被烧的直接原因是英法联军对于清朝皇帝野蛮行径的报复。本来清廷以
为西洋人和中国人一样,只要像“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一样杀戮,就可以使之屈服
和恐惧从而服从和归顺。结果他们居然把英法前来谈判的使节关了起来,进而把39人中26
人虐待至死。但是,洋人不是中国老百姓,他们不会像中国老百姓一样就此屈服,然后山
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对于清廷的惩罚将是严厉的。咸丰知道打错了算盘,自
己丢下京城,落荒而逃至热河的避暑山庄。但是他的“庙”是没法跑的。洋人并没有拿中
国的老百姓出气,他们非常清楚,这个事件和普通的中国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在后
来报复时,完全没有针对普通的中国人或城市,他们选择的报复目标是可以让满清皇帝记
得住痛苦的皇室后花园-圆明园。
   
    圆明园遭到报复性的焚毁和抢劫后受到一些损坏,但是总的程度并不严重,因此咸丰
还要重新修葺,甚至到了慈禧的时候,慈禧还想过恢复圆明园的昔日风光,只是后来由于
各种原因而放弃了。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慈禧找到了另外一个好去处,颐和园。这
样圆明园就被弃置了。
   
    但是圆明园的大部分金银,雕梁画栋,各种石雕,各种工艺品都还在圆明园。于是就
开始了从上到下的抢劫。这时的破坏,也是最严重的破坏,完全是由中国人(包括满族人
和汉人)自编自导的闹剧,和西方人并没有关系。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洗劫圆明
园的是清朝的高层,后来是八旗子弟,后来是小官吏,再后来是百姓。亦即,圆明园的绝
大部分洗劫是自上而下地由满清的臣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国人”,自己完成的。
   
    先洗劫的是细软,越到后来越是重物。那些细软和可以被拿动的东西由上而下地被满
清高官洗劫了,最后就是那些雕梁画栋和石头,洗劫的最后,那些百姓车拉驴驮,把圆明
园最后没有被高官和八旗子弟洗劫掉的进行最后的清理,直至仅仅留下我们今天看到的非
起重机不能搬运的东西。如果检查北京的各处,有的四合院铺的石头就是从圆明园拉来的

   
    大多细软和文物流向了更加广泛的民间,当然包括国外。当你看到圆明园遗物时,你
也可以想象,这些遗物大部分更可能是清朝的高官所洗劫后转卖的,而那些笨重的圆明园
遗物,则肯定是中国人(包括高官、八旗子弟和百姓)之所为。你可以按照遗物的重量就
知道是哪一个阶层的中国人干的。
   
    不久前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发现了一个据说是价值连城的原来在圆明园大水法上的石
雕喷水鱼。这喷水鱼就是在重物中属于比较受欢迎的。当时网上还有不少人群情激昂,要
把被外国人抢走的宝贝都要回来。的确,许多宝贝在国外,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去的。
但是,这石雕鱼并不是外国人抢走的。其实,绝大部分的文物是中国人自己盗卖出去的,
其中就不乏清朝的官员和八旗子弟,还有的就根本就是老百姓自己干的。这个价值连城的
喷水鱼是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发现的。那么是谁从圆明园里抢出来或者是偷出来的呢?是法
国士兵,还是英国士兵?他们抢了出来又扛回到北京城里的四合院里?这在逻辑上是根本
不通的。事实的真相是,老百姓把原本属于圆明园的宝贝‘顺’到了自己的家里。
   
    当然近水楼台的高官和八旗子弟就不仅仅是“顺”这些石头了。2009年初国外拍卖圆
明园铜鼠首和兔首的事件在国内渲染得沸沸扬扬。主流媒体拿出它一贯胡说八道的看家本
领,宣称“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掠走了这十二个青铜兽首,致使国宝流失海外
140多年。虽然目前已有5座铜像经各种渠道回到祖国,但圆明园和这12座青铜兽首像,已
经成为我们民族那段屈辱历史的代表和中国文物流失的缩影。。。”
   
    首先,这些铜像仅仅有区区250年的历史;其次,它们是由意大利人朗士宁设计的(朗
士宁不仅设计图样,而且还由于清朝不谙铜铸而不得不自己亲自指导浇铸);再者,它们
只不过是一个残暴的制造“文字狱”的皇帝后花园里的喷水池的配件;最后,它们并不是
由英法联军掠出圆明园,而是由于那些达官显贵和八旗子弟的手笔,它们才从圆明园消失
的。当时的英法联军至多仅仅毁坏了一些园内的建筑,拿走了一些细软,这些在当时并非
文物的兽首铜像绝不是英法联军所感兴趣或者容易拿走的。它们和前面提到的那个喷水鱼
一样,都是日后被自上而下的中国官吏和百姓最后扫荡干净的。这些铜兽首肯定比石喷水
鱼从圆明园里消失得早,应该是达官显贵或者八旗子弟的手笔。然后由他们卖给了民间,
辗转到了海外。
   
    实际上,圆明园沦为今天这样子,英法联军仅仅是一个序曲而已,正剧是中国人自己
演出的。中国人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个历史的真实。中国人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外人
,其实中国的所有严重的问题都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那些把圆明园和其流失的艺术品说
成是中国“屈辱历史的代表和中国文物流失的缩影”的人,不是白痴,就是别有用心。
   
    如果我们要把圆明园作为一个教育基地的话,那么就应该是教育人民如何正直,而不
是从高官到百姓的万众一心的趁火打劫。为什么雅典废墟的石头没有人去偷?人家已经废
墟了两千多年了,那些石头都还在。我2008年去看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的一部分修缮结果。
那些石头都是在废墟的遗址找到的。而圆明园才区区一百多年就连大石头都不翼而飞进入
了寻常百姓家。这样的石头绝不可能由英法士兵从圆明园扛到北京城内的老百姓家里。一
个民族作践自己的行为以及把自己的恶劣行径嫁祸于人的行为才是我们的圆明园遗迹更加
需要谴责的。
   
    我也顺便想到了杭州的雷峰塔。现在杭州的雷峰塔,是一个新造的“古迹”。而原来
的雷峰塔在1911年倒塌了。其倒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百姓常去塔基那里挖一些砖回来
以避邪,日久天长,塔就倒塌了。本来白蛇娘娘是一个美丽和被迫害的人物,最后被代表
权势的法海用雷峰塔将她永久镇压在下面。因此,雷峰塔就是永久迫害白蛇的象征。居然
,这些百姓把这样的象征拿回家去顶礼膜拜和避邪,在崇尚恶势力的同时,又破坏了古迹
。这样的双重的道德犯罪,也许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发生。
   
    正是这样的对于权势的崇拜和对于弱小的蔑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才能都
被我们很容易地遗忘了。今天,当年誓死守卫扬州的史可法的事迹和大屠杀的遗迹即便在
扬州也难以寻觅了,而这些,才是应该作为教育基地的,那里,才有中华民族的惨痛和需
要记取的历史。
   
    我们现在应该回到在本章开头提到的“庚子赔款”和其原因“义和团运动”了。在中
国谈起义和团的运动时,并没有完整地描述这一事件。“义和团运动”是民间发起的,但
确有宫廷背景。义和团被清廷所利用,最后又遭到了清廷的抛弃和迫害,亦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义和团运动,我们始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甚至胡编乱造,从而使得这个事件符
合各个时代的政治需要。不幸的是,这实际上是一个暴民运动,一个愚民运动。
   
    义和团对于在中国的西方人的伤害,远远多于当时的西方列强对于中国人的伤害;义
和团对于中国人的伤害,更加远远超过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的伤害。尤其应该指出的是,
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的伤害几乎是不存在的。比如西方在和满清的冲突中,刻意
避免了可能给老百姓造成的伤害。
   
    如果我们还不能理解义和团运动的话,我们就可以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
兵运动”。这两个运动有着极其相似的特点。历史这样轮回,不得不叹惜中华民族近代的
不幸和不争。愚昧与残暴,同时是“义和团运动”和“红卫兵运动”的特点。历史学家唐
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中将义和团比作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认为是
迷信和暴力的象征,我觉得非常贴切。甚至红卫兵借用了满清入侵迫使中国人的剃发,把
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剃成阴阳头,一侧光溜,另一侧留长发,这和满清强加给汉人的前面
光溜,后面一条猪尾巴有异曲同工之“妙”
   
    急剧膨胀的仇外情绪,和极其低下的民族自尊一脉相承,并且极易被统治者愚弄利用
。义和团运动就是这样一场绝非理智可以解释的运动。他们也许还记得扬州十日和嘉定三
屠,但是他们既没有反抗这些惨剧的始作俑者的胆量也没用能力。于是积淀的仇恨就发泄
到了各种没有多少势力的团体身上,比如传教士和教民这样的毫无自卫能力的人群。这些
人群被义和团定为迫害对象的理由是,他们是异己,他们被清廷痛恨,并且他们没有自卫
能力。通常,奴才选择的宣泄仇恨的对象和迫害对象,都符合如上条件,亦即,被迫害者
必须是弱者,必须是主子不喜欢的人,也同时是异己。如果不是异己,那么就把他们打成
异己。
   
    于是在清廷的煽动下,在慈禧太后的默认下,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高喊
“叶赫那拉氏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针对西方
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教民进行了大规模群众暴力。根据教会方面的
统计,大约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在这次运动中被杀害。值得注意的
是,很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也死于义和团之手,数量远超被害教民。单北京死于义和团
手下的有十数万人,尸积如山,血流成渠。北京城最繁华的大栅栏一带和前门大街一千多
家商铺全被烧光,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灭
之而后快,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的情况。日后文革时的破四旧,对
文物古迹砸烂毁尽,即与此一脉相传。
   
    义和团本来是长期流行在中国民间的秘密会社,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
秘密聚众,其中掺杂有大量反科学反理性的愚昧成分。他们先天就对基督教有抵触情绪。
另外,满清数百年的愚民政策使得普通民众无从获取知识,造成了普遍的愚昧,从而对外
来事物的不解,进而充满恐惧和仇恨。很多人相信照相机会摄走人的魂魄,洋人医院挖小
孩眼睛心肝修炼邪术,不一而足。于是,教会成为人们敌视憎恨的对象。加之教会除了传
教之外也传播知识,例如西医等,对华人社会的某些陋习如纳妾缠足等多有抨击,这也为
守旧势力所不容。
   
    愚昧必定导致仇恨和残暴。义和团就是这种社会风气达到了极致的后果。义和团对于
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充满敌视,务必除之而后快,西方人被称为“大毛子”,信奉基督
教的中国人称之为“二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里面会讲洋话的,用洋货的,视其情
节轻重分别称之为“三毛子”到“十毛子”不等,列入异己。既然是异己,那就不必客气
,或抢或杀,手段相当残忍。这样一来不可能不导致滥杀无辜。很多时候已经无法分清他
们是出于敌视才行凶,还是为自己的残暴行为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不少笔记都记录了义和团对无辜平民施暴的事件:“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
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
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西巡回銮始末》)
   
    义和团的这一极端仇外心态被慈禧太后所利用,用来对付当时正令她头疼不已的西方
人,那些由奴才组成的义和团当然不会错过被主子欣赏的绝好时机,于是欣然从命,为“
大清一统靖江山”充当急先锋。当义和团得到满清政府的支持认可,进入北京后,情况愈
演愈烈,奸淫掳掠,滥杀无辜,导致北京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
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
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
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
墟墓间矣。”(《庚子国变记》)
   
    这些记载都表现出义和团运动明显具有群众暴力的色彩,其抢劫纵火等行为,已经不
是盲目排外所能形容的。他们凌虐妇女,将活人肢解活埋,甚至对利玛窦、汤若望等曾对
中西方交流做出贡献的死人都不放过,掘墓鞭尸无一幸免。《西巡回銮始末》中记述如下
:“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
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
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
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除北京外,义和团在河北,山西,浙江、内蒙古和东北等地,都发动过大规模的屠杀
事件。如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当时在内蒙古传教,被铁索横穿肩骨,关在囚笼里,到处
游街,最后处死。正是因为中国境内频频发生教民被杀事件,引发各国抗议,而慈禧太后
知道西方各国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江山,便招安义和团,向各国宣战,
同时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唐德刚:《
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这才有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皇出逃,这才
有了《辛丑条约》和“庚子赔款”等后续事件。
   
    而现在无限放大到尽人皆知的是八国联军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庚子赔款对中国人民的
羞辱,却对各地义和团的罪行和清廷公开悬赏杀人的起因略而不谈,对各国用庚子赔款兴
办学校医院的事实只字不提。这不能不说在舆论宣传上是偏颇的。
   
    教科书上美化义和团的歌谣“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
保国逞英雄。”却在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都找不到出处,能找到的倒是类
似以下充满迷信和盲目排外的歌谣:
    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  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  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  定灭洋人一扫平( 右传云山东圣府抄传)
   
    这些奴才要帮助主子来“大清一统靖江山”了。这些曾经是“扬州十日”、“嘉定三
屠”和诸多满清大屠杀受害者的后代,现在要为满清的江山不择手段了,包括虐杀无辜的
西方人,无辜的传教士,无辜的教徒同胞,无辜的妇女儿童,以及“紧急破坏大轮船”。
我们从这些历史的字里行间看到的是一群头上冒着傻气,眼里露着凶光,心里怀着仇恨的
明火执仗的匪帮。
   
    罗惇曧在《庚子国变记》感叹:“愚民迷信神权,演此劫运,盖蕴酿百年以来矣。”
这是当事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和对中国百年来民间迷信思潮的反思。
   
    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
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
添祸乱。”
   
    陈独秀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指出,中国若要进
步,“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
消灭不可。”
   
    没想到几十年后风水大变,义和团运动完全以正面形象出现,那些荒唐的咒语,那些
冤死的鬼魂,似乎不曾存在过。现在的很多“爱国者”,提起西方义愤填膺,提起康乾盛
世却交口称赞,颂之为“千古一帝”,一副与有荣焉的模样,仿佛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完
全不存在。
   
    1645年中国人为了保全自己的传统,为了自己的头上不梳辫子,曾经以死抗争。但是
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在两百年以后他们的子孙将会为了维持满清的统治和保留头上的猪尾巴
再次以死抗争,并且誓死捍卫那个制造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政权。可笑的是
,两者都是以“爱国”的名义。难道时间和中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当今的中国教育体系,还在灌输学生如何仇视西方的近代。如果我们必须宣传仇恨,
那么在我们宣传对于西方的仇恨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宣扬对于虐杀同胞的中国人的仇恨。
死于中国人手中的中国人,是死于西方人手中的中国人的几十万倍。如果我们必须仇恨西
方,那么我们必须数十万倍地仇恨自己。
   
    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别有用心地告诉普通的中国人,“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但
是,我在西方这么多年,到过许多西方国家,交往过很多西方人,我从来没有看到或者听
到任何一个西方政府有和中国人过不去的想法,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西方人表达了对中
华民族的恶意。那些刻意煽动中国的普通人对于西方的恐惧和恶意的人,如果不是无知,
就是处心积虑,或者两者兼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恩怨应该留给昨天,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则留给我们
的今天。民族之间的敌意和阶级之间的仇视同样不必要。
   
    中国人其实没有意识到,由于西方的存在,中国人的痛苦减少了很多。如果不是西方
的话,也许今天我们中国人还梳着辫子山呼“叶赫那拉氏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叶赫
那拉氏早已死了,但是她的衣钵和祖上的规矩未必就随她进了棺材,于是“万岁万岁万万
岁”还是很要呼喊的。被山呼万岁的对象可能一变再变,但是那情真意切的奴才式的欢呼
却并不曾改变。
   
    西方也许曾经是中国一些统治者的敌人,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曾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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