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鸮怎么饲养:中国文化从通俗到恶俗的历史流变 - Qzone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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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从通俗到恶俗的历史流变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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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泪珠 2010年09月10日 23:03 阅读(0) 评论(0) 分类：学亦乐乎 权限: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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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文化危机的黄昏，只要借助一种反思的光线，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多少年来，正是文化管理者自身，热烈地玩着雅和俗的博弈游戏，犹如一盘漫长而精妙的自弈式围棋。它时而打压高雅，时而围堵通俗；左右互博，乐此不疲；循环再三，周而复始，种下了文化退化的阴郁基因。此刻，黑白两种棋子已经再度摆好，新一轮的博弈又将启动。而在这自我缠绕的棋局里，弈者既是赢家，也是输家，此外没有第二种结局。

从80年代的“通俗”，经过90年代的“氓俗”，到零年代的“丑俗”的三次推进，表达出颠倒人类常识的革命性力量

本文摘自《新世纪》杂志2010年第36期，作者：朱大可，原题：《雅俗之战——从通俗到恶俗的历史流变》

一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的短期繁华，是雅文化与俗文化博弈的意外后果。

早在30年代至40年代，延安就已学会征用民间资源，以通俗的方式，对干部和民众展开思想教育，《兄妹开荒》和《白毛女》，都是这种战略的文艺结晶。其间隐藏着某些学者鼓吹的“文学民间”的战略目标。“文革”结束之后，以“枪杆诗”和斗争文学为核心的“革命文艺”，继续穿戴“毛语”和“民间话语”的外衣，进占国家文化的主流地位。这意味着通俗风格始终是“政治正确”的，而此外的一切风格，都应受到质疑。

油印诗刊《今天》在1978年的问世，以及它所发布的新语体诗歌，引发了文艺当局的严重不满。1980年，《诗刊》发表题为“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将此类诗歌归纳为“朦胧体”，指责其晦涩、怪僻、令人气闷。由此，演变成对以“朦胧诗”命名的新诗运动的严厉批判。

权威诗人艾青，在1981年5月12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整版文章“从‘朦胧诗’谈起”，斥责这类诗歌过于晦涩，极不通俗，是诗歌的大敌。与此同时，臧克家、程代熙、郑伯农、柯岩、周良沛等人，都狂热地加入了战团。

这场大批判在1983年的“重庆诗歌讨论会”上达到高潮。极左派诗人及其理论家们，刚刚摆脱“文革”政治迫害的阴影，却又比任何人都更娴熟地挥动权力的棍棒，假借“清除精神污染”的名义，对诗歌风格“异端”展开围剿。在威权体制下，任何艺术流派之间的分歧，都会成为文化围剿的庄严借口。

这是“文革”后针对“高雅”的第一次大规模清算，它旨在警告诗人和知识分子，不要试图对毛泽东的《讲话》有任何偏离的企图。“朦胧”既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严重的罪名。通俗是无产阶级文艺的重要标记，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之一；而不通俗，甚至“朦胧”，就是资产阶级文艺的污点印记。

但奇怪的是，中国阅读界此后却接纳了这种遭到“精神污染”的诗歌。当局也开始高调征用朦胧诗，把它当作国家“新时期文艺”的重大收获，进而征用朦胧诗人来担任省文联主席，以领导各地的文艺工作。“高雅”的风格从此甚嚣尘上。

与此呼应的，是以张贤亮为代表的劳改小说。在著名的《绿化树》里，那个名叫章永璘的男人每次做爱之后，就要拿出《资本论》进行精神自慰，以抵抗低俗肉欲的引诱。而他的崇高感，通过出席“共和国重要会议”，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得到实现。张贤亮们就这样战胜了肉欲（物欲和情欲）的诱惑，大义凛然地站回到灵魂（国家主义的崇高精神）一边。这种灵对肉的终极胜利，是高雅派文艺的最高成就。它就此博取了官方文学史的高度赞美。

精英知识分子和官方的亲密合作，制造了“高雅文艺”的繁华。这种以“真善美”为尺度的趣味，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趣味。但它随即受到了城市草根青年的挑战。就在张贤亮们甚嚣尘上的时刻，反高雅的声音涌现了。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对传统文化、经典、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进行解构，企图颠覆国家主义的崇高美学，由此成为第三代诗人出山的美学纲领。

此后，经过反英雄的撒娇派、反优雅的莽汉主义、反语文（打倒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非非主义等等，粗鄙美学再次复兴，成为青年诗歌的精神主流。

二

1987年，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出版。作者在该书第六章中，以理论先行的方式，重释了“媚俗”一词的含义。

媚俗（kitsch）一词，是“臭大粪”（Shit）的反义词，但它最初却是粪便的意思，在从德国传向整个欧洲的过程中被颠倒了语义，成为对粪便的绝对否定，藉此表达对粪便、垃圾和低俗的蔑视，并暗含着对高雅的无限慕求。而这种在倒置中建立的语义，具有更强烈的自我指陈性。显然，“媚俗”应该被译为“媚雅”，而中文所使用的汉词，是一次文化错译的结果。

昆德拉在形而上地清算了“媚俗”的真正语义之后，才开始用这个词来描述女主人公萨宾娜的内心感受：“她厌恶当局企图戴上美的假面具——换句话来说，就是当局的媚俗作态。当局媚俗作态的样板，就是称为‘五一节’的庆典。”在昆德拉看来，“媚雅”的意思就是假装优雅，而最媚俗的，恰恰是那些劣质的“主流”作品。它们的任何存在，都是对公众文化选择权利的剥夺。

昆德拉对媚俗（媚雅）的最新解释，引发当年知识界的热议。在北京、上海、武汉和广州的高校学术沙龙里，“媚雅”曾经成为火爆的语词。它加剧了人们对崇高、优雅和乌托邦真理的质疑。批判知识分子和先锋艺术家利用昆德拉的阐释，对左翼理论家展开反击。但在80年代，高雅和通俗的争议，还仅限于风格的政治正确与否。它未能扩展为大众文化消费权利的实质性探讨。这是因为，在前互联网时代，高雅和通俗的问题、媚雅还是媚俗，只是官方和知识分子共同垄断的话题。

1989年是崇高意识和英雄主义的终结之年，它在最后一次登台亮相后黯然跌落，破裂在黑暗的午夜。此后，随着王朔式电视剧的流行，流氓主义开始盛行，并且取代精英文化，成为“中国模式”中最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颠覆了“假、大、空”的伪崇高之后，王朔主义也取消了人们对真理的感受性。

在1990年的寒冷冬夜，电视剧《渴望》刚刚还在宣扬小人物自虐式的崇高，《编辑部的故事》就已撕破庄严的人生面具，调侃它的崇高意义。在中央电视台的支持下，审丑主义美学开始流行起来，而它的叙事主体则转向北京大院子弟。正是那些革命先辈的后代们，率先葬送了优雅、崇高和理想主义的信念，并以反讽的方式搜寻新的价值出路。

王朔以敏锐的笔触，独立地改写了一个时代的叙事语法。自此，流氓主义造型开始成为一种主流。它从文学开始，席卷美术、电影、电视、戏剧等诸多领域。方力钧的大头流氓形象，是一种如此放肆的存在，散发出呆傻而无耻的光辉，犹如一个时代的病态记号，激励民众沿着流氓化道路奋进。仅仅花费近十年时间，流氓美学就已成为本朝的核心价值。越过千禧年的钟声，它内在地降临于世人的头脑，向我们发出“氓俗”（流氓之俗）的召唤。

三

15年之后，这场俗化运动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成果。作为“中国娱乐元年”，大量丑角式面容在2005年开始涌现。从芙蓉姐姐、程菊花、上流美、中产兰、芙蓉妹妹、芙蓉哥哥、国学妹妹，到后起的凤姐和犀利哥等等，历经数年，构成了“芙蓉家族”的庞大阵营。

这同时也是新一轮“以丑为俗”的运动。丑角们在互联网中崛起，挑战传统美学及其生理底线，成为零年代的文化旗帜，为娱乐群众的广场式狂欢提供令人震惊的题材。官方媒体则给予热烈声援。上海某家报纸，在同一天里，竟用整整七个版面来报道芙蓉姐姐的故事，据此书写了中国报刊的历史新篇。而就在那种针对丑角的嘲笑之中，所有公众都得到了必要的安慰与满足。

这是从80年代的“通俗”，经过90年代的“氓俗”，到零年代的“丑俗”的三次推进，表达出颠倒人类常识的革命性力量，却仍然不是俗美学的历史终点。所有那些俗人、俗务和俗趣，在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下，继续向伟大的文化恶俗全力飞跃，完全超出了日常趣味的底线。本文所谓的“文化恶俗”，并非指那些民间自然生长的通俗文化，而是那种受到政府鼓励的低级趣味，以民众需求的名义加以大量生产，又反过来逼迫民众进行全方位“消费”，并最终剥夺其多元文化消费的权利。

电视台、出版社、各地党报的子报体系，无疑是零年代恶俗的最大生产单位。文化职能部门拒绝进行影视分级，继续鼓励镜头暴力；而作为节目评审惟一标准的央视索福瑞收视率指数，更是逼迫全体电视从业人员向恶俗投降。

与此同时，所谓的高票房，支持了恶俗的“国产大片”的繁荣。从《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到《三枪拍案惊奇》，作为中国电影的官方首席代表，张艺谋电影的恶俗指数与日俱增，达到令人惊奇的地步，成为中国式恶俗的最大视觉源头之一。

在文化危机的黄昏，只要借助一种反思的光线，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多少年来，正是文化管理者自身，热烈地玩着雅和俗的博弈游戏，犹如一盘漫长而精妙的自弈式围棋。它时而打压高雅，时而围堵通俗；左右互博，乐此不疲；循环再三，周而复始，种下了文化退化的阴郁基因。此刻，黑白两种棋子已经再度摆好，新一轮的博弈又将启动。而在这自我缠绕的棋局里，弈者既是赢家，也是输家，此外没有第二种结局。

  按照今上的解释，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应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才是，京城百姓起码应该和慈禧太后一样四散逃亡躲避战火。然而我们从照片中，却没有看到百姓表现出害怕的样子，而是袖着手，抻着脖，平静地围观，仿佛希望眼睁睁看着天朝垮掉——就差跳着脚叫好了。

  煌煌京畿被洋人攻陷，皇城根下的子民不说跟洋人死磕，至少要比划一下，真的假的表示效忠天朝，怎地却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看热闹神态？这显然不是摆拍，而是真实的历史记录——京城百姓并不爱大清。

  1900年（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以军事行动侵入中国，此事件最后以大清王朝战败，联军占领首都北京、清廷政府逃往陕西西安，谈和后清朝付出白银4.5亿为终。据说这是大清国的奇耻大辱。

  据史料记载，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德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不到2万人，分别为：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主要为锡克兵）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军50人，意军53人。而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加上京畿卫戍部队，不下20万之众。朝廷和洋兵的比例悬殊到10:1。

  就装备和军事态势上看，洋兵有的滑膛枪，清兵一样不缺；洋兵的重武器比如点药捻子的火炮，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洋兵瞎子摸黑长途跋涉，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洋兵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清兵则本土作战以逸待劳，还有山东、河北以及京畿无数拳民助战。

  对清兵战力的分析，联军并不敢低估，因为很明显，战场局势绝对有利于大清国。德军在北京陷落之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7月2日发布的命令中说：“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显然，他们做好了打恶仗的准备。

  出乎意料的是，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

  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向北京发起总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俄军与日军面对的城墙较高，且遭遇的抵抗较强，各自阵亡了约100人左右。而美军进攻的东便门城墙较低，离清军的火力较远。上午11时，美军决定用梯子从城墙角边爬上，第九步兵队一些人带着星条旗爬上城墙，是最先攻入外城的军队。虽然美军先攻入北京外城，但被清兵的炮火压制，难以前进。英军中午始达北京，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上9时，俄、日军各自由东直、朝阳破门而入。

　8月15日，各路洋兵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兵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是日，慈禧将珍妃投井溺毙，带着光绪小皇帝仓皇逃奔怀来，然后一路狂奔到太原、西安。

  8月16日晚，联军已经基本上占领北京全城。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攻占北京城的场面，作战地点应该在广渠门一带。广渠门是北京外城城墙东侧的唯一一座城门，曾称大通桥门，又称沙窝门。此地属于市郊，人烟稀少，城内住人，城外是一片乱坟岗子。不同于其他四九城的是，广渠门一带城防力量薄弱，城管也不管用，通向城外的那条河成了垃圾倾倒场所。洋兵打仗时，出了奇兵，顺着下水道和垃圾堆成的斜坡爬了上来，2个小时解决战斗——几乎可以肯定，爬下水道绝对有人带路。

  此时清兵逃了个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长衫的百姓，也留下了这张真实的围观照片。

  过去老说“落后就要挨打”，现在查证，GDP全球老大，怎叫落后？倒是“围观就要挨打”。民心不可违呀，貌似强大的，一瞬间就垮得一塌糊涂。

  历史是一面镜子。忽然就想起了当今的一句名言：围观就是力量。

 广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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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晚年章太炎脾气更大，不易相处。可还是有几个后生逮住个机会去拜会他老人家。老人家那天心情颇好，居然接见了。后生们变着法儿诱使他对当世名人们品头论足。谈到康有为、梁启超时，章太炎很不以为然，说：“康、梁。康，这不必谈；梁，后来变了节。他佛学倒不坏，但究竟改节的……”后生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哈哈，”他大笑起来，“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本文摘自：《1912-1949民国映画：一言难尽》，作者：顾晓绿，出版：团结出版社

章太炎有一高徒叫黄侃，寿年只有49周岁，却结婚九次。很多女子仰慕他的才学，仍勇于献身。时人称之：“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黄一度犯有重婚罪，可章太炎不以为意。黄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章太炎正在编写《章氏丛书》续稿。黄为了先睹为快，经常索要初稿帮忙誊清，顺便也把成果作为自己的讲义向学生讲授。学生们遂以为章太炎的文章大都是黄帮忙编写的。章太炎仍不以为意。黄侃才高，但述而不作。章太炎总是催他写东西，他仍不写，说50岁之后再写不迟。黄侃49岁那年，章太炎给他写对联祝寿50（虚）岁，说：“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意在希望黄及时著书。

可是不多久，黄侃就英年早逝。有人说章太炎的对联是“绝命”、“绝书”的谶语，黄侃不到五十周岁就“绝”了。章太炎大恸，亲自为之写《墓志》，说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又感慨道：“轻著书，固然不对；不著书，也未必是。”神色怆然，久无言语。

章太炎早年投身革命，浪迹东洋，后又任孙中山秘书。革命功成，他激流勇退。北伐后，日已老迈的章太炎就很少远行了。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却不顾老迈之躯，冒着炮火，一路北游。一到北平，他就派人到清华找他的弟子刘文典。刘赶忙进城晋谒。章太炎很高兴，摸摸他的头，说：“叔雅，你真好！”随后就大骂起来，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骂他是卖国贼。一日，张学良过来见他，章太炎立即大骂。高声疾呼，声音把屋瓦都震得瑟瑟发抖。

晚年章太炎脾气更大，不易相处。可还是有几个后生逮住个机会去拜会他老人家。老人家那天心情颇好，居然接见了。后生们变着法儿诱使他对当世名人们品头论足。谈到康有为、梁启超时，章太炎很不以为然，说：“康、梁。康，这不必谈；梁，后来变了节。他佛学倒不坏，但究竟改节的……”后生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哈哈，”他大笑起来，“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还有人问起当世红人辜鸿铭。章太炎摆摆手，说：“辜汤生，英文，他好，国学他根本不……”

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直臭到满屋掩鼻。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钱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见到此物欣然大乐，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钱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后来，钱又不断带些奇怪的臭物来：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前后共计得到章的题字一百多张。钱将其裱好，挂在自家店中，以每条十元售出，小赚了一把。

刘半农先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他曾提倡俗文学，曾编“骂人专辑”，在《北京晨报》上刊登启事，征求“国骂”，并不惜以身试骂。先是赵元任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方言将他骂了一顿又一顿，随后周作人也用绍兴话将他痛骂一通，待到他去上课时，学生们也在课堂上用各种方言轮番骂他。

辜鸿铭有一次参加参政院的会议，领到了300元大洋的车马费，马上去逛八大胡同。妓院的规矩是唱名鱼贯而过，任人挑选。辜鸿铭到每个妓院都点一次名，每个妓女都给一块大洋，到300元大洋派完了，哈哈大笑着离去。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伎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贯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2001年开始，他和他所带领的团队与德国马普学会合作，以《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简称《奇器图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中国力学知识的发展及其与其他文化传统的互动”课题，多国科学史研究者参与其中。

《奇器图说》是17世纪初欧洲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共同翻译、编写成的，世界上第一部集力学理论和机械技术于一体的著作。该课题不仅要厘清《奇器图说》在成书过程中知识的传播、重构与会通，同时也在探询——“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当源于一个文化圈的知识被传入另外一个文化圈时，知识将如何转化”这一问题。该课题的部分成果，就是张柏春、田淼、马深孟、雷恩与戴培德等通力合作完成的《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两册），该书近日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

本文摘自《光明日报》2009年5月13日第12版，作者：邢宇皓

“明末以来，出现了几次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的浪潮。正是在第一次传播浪潮中，邓玉函和王徵因偶然的机缘而成就了世界上首部将力学原理与机械技术合而为一的著作——《奇器图说》。然而,这样的工作却不能将中国学术引向探索力学理论甚至走向科学革命的道路。《奇器图说》的成书过程和其后的命运，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张柏春说。

一

明末清初，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采用了异于任何地方的传教方式——他们尽其所能迎合中国学者、官员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与需要，希望利用数学、天文学的可验性及其他知识的实用性来类推天主教是可验的、有益的，从而争取中国人信教。

“其时，具有‘君命天授’象征意义的明朝历法《大统历》仍在因袭300多年前的《授时历》，误差积累已经很大。尽管中国传统数学和天文学在宋元时期曾经达到很高水平，但明清时已经衰落，中国学者凭自己的力量完成历法改革有很大难度。利玛窦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深知，以他个人掌握的知识也难以胜任这项工作，因此，他请求罗马教会向中国派遣合适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619年，邓玉函、汤若望等一批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二

《奇器图说》的成书充满机缘巧合。

1626年底到1627年初，对西方机械充满好奇并已皈依天主教的王徵到吏部候选，恰与在京候旨修历的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三位西方传教士结识，遂请他们帮助翻译那些有益于民生和国家建设的欧洲机械图说。

“德国传教士邓玉函来华的主要目的是想写一部关于亚洲自然史的著作、争取参与中国的历法改革。不过，他还是答应帮助王徵译书，并且强调：应先了解力学理论，进而以力学解释实用机械的‘所以然’。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做法在19世纪才全面展开。1627年,邓玉函和王徵从多部西文力学著作、西文机械著作及部分中文书籍中选取内容，将力学理论和机械知识撮合为《奇器图说》。”

三

“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相似的经验知识曾产生了相似的理论洞察力，比如亚里士多德和《墨经》对杠杆原理的认识。但是，古希腊的初始力学理论很快发展成理论知识的综合体，而中国墨家的力学传统在战国之后就中断了。观察、认识物体运动并形成系统的力学理论，这是中国古代科学传统中的一个明显的‘软肋’。相比之下，中国人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建树更加突出。

“受王徵译书的实用目的的影响，《奇器图说》简化了那些西文底本中由定义、定理、命题、假定、问题、例子、解释、推论等构成的力学理论体系，放弃了所有的数学证明，也就是弱化了欧洲力学的数学化的演绎结构。”

《奇器图说》成书的年代，正是欧洲科学发生革命性转变的关键时刻，其核心恰是在近代科学产生的过程中具有先行和典范意义的力学。遗憾的是，《奇器图说》并未激发出中国知识界研究力学的足够热情。就连王徵本人也没再继续研究力学理论。

“入清以后，数学家薛凤祚将《奇器图说》缩写为《历学会通·重学》，模仿以杠杆原理理解机械的作法，删掉了《奇器图说》中的绝大部分力学解说。清初最有影响的数学家梅文鼎虽然曾认真研读过《奇器图说》，但他主要关注书中的数学内容，并为少部分力学问题作了数学证明。在他之后，按照康熙帝旨意编纂的《御制数理精蕴》则将杠杆等力学问题当做数学算题来处理，更加忽视其物理意义。再往后，《四库全书》编者对《奇器图说》盛赞力学的‘美好’很不以为然，称其‘俱极誇其法之神妙，大都荒诞恣肆，不足究诘’”。

四

1683年的最后一天，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疏康熙帝，请求刊行他集欧洲天文学、力学、逻辑学等知识而编成的《穷理学》。在这部书中，南怀仁试图将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学、力学、逻辑学等知识构造成形而上的知识体系，将其摆在与儒学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希望将其纳入科举考试中。这可能犯了大忌。康熙帝以“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而将其拒斥。这样，《穷理学》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影响的“过客”。

“康熙帝乐意在大臣们面前炫耀他得自传教士的天文、数学知识，显示自己文化方面并不比汉人差。但是，他不能为《穷理学》而削弱赖以统治天下的儒家正统学说，让士大夫阶层及儒家学者们与自己离心离德。

“实际上，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一直被限制在由中西不同的政治-宗教体系相容部分的狭窄空间中——中国方面不允许破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和政治制度，而罗马教会不容忍其宗教信仰受到非基督教文化的‘腐蚀’。18世纪初，天主教与儒家传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康熙帝与罗马教会的‘礼仪之争’促使1723年清朝决定禁绝天主教。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就此中断了一百余年。

“在第一次传播浪潮中，不仅中国学者有所取舍，欧洲传教士也滤去了很多与宗教教义相悖的科学知识以及传教士及其中国合作者不太关注的知识，其中包括以伽利略的实验与数学结合的方法以及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为代表的欧洲科学革命的最新成果。即便如此，《奇器图说》仍起到了一滴知识‘试剂’的作用。它所介绍的前经典力学理论在中国的境遇表明，中国的知识传统为力学或者说物理学的植入与生长提供的理论基础是薄弱的，明清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异质文化对未来人类发展的意义。即便没有‘礼仪之争’，从《数理精蕴》的理论模式来看，当时的中国也不可能产生欧洲那样的近代科学。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革命与17世纪至18世纪的中国擦肩而过。

“我们还看到，在知识的跨文化传播中，宗教、哲学及政治的相互认同远较科学技术知识交流困难。不仅如此，一旦有宗教与政治因素的介入，很可能会使文明间的接触与科学交流变得更为曲折。事实上，在全球化已成大趋势的今天，也并非所有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创造科学知识并参与全球科学交流，细察可见，宗教和政治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从这一角度来看，中西知识传播史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史学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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