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直播聊天室你懂得:阿马蒂亚森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21:15:51
印度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印度人,由于他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作出精辟论述,荣获诺贝尔经济奖。

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

阿马蒂亚森在福利经济学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中,做出了几项突出的贡献。他的贡献范围包括公共选择定理的理论、福利界定和贫困指数、以及对饥荒的经验性研究。它们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是:分配问题中的普遍利益和社会成员中大部分贫困人口的特殊利益。森明确阐述了这些情况(或条件)它们允许把个体的价值综合到公共决策中,以及这样一些情况(或者条件):它们允许公共决策的制定要紧密地围绕着个体权利的范围。当公共决策被制定的时候,通过对不同个体福利的可用信息的分析,他提高了比较不同社会福利分配的理论基础,并界定了新的标准,和更多的满意程度以及贫困指数。在经验理论的研究中,森的理论方法的应用加强了我们对在贫困状态下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


能够把社会上不同个体成员的的价值整合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吗?尽管听起来象是公平的并合乎理论要求的。主要的原则是一个具有工作性的决策原则吗?怎样衡量收入的不平等?在不同的社会中,我们什么时候并怎样比较福利的分配呢?我们怎样找到一个最佳的贫困线的值?哪些因素导致饥荒呢?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已经在经济科学的核心领域做出了许多卓著的贡献,并且为后来的研究者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通过整合经济学和哲学上的研究工具,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上,他已经恢复了一个伦理的方面。

个体价值和公共决策
什么时候有一个通用的协定使公共选择是无可争议的。当意见分歧的时候,怎样找到一些方法,把关系到每个人决策的不同意见综合在一起。公共选择理论精确地致力于个体价值和公共选择的联系中,社会偏好作为一个整体来讲,虽然来自于社会上各个成员的偏好,但仍然是能够被统一起来的。最基本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得到这种统一。从等级或者评估的可行性讲,答案是有决定性的,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籍此建立的有意义的的社会福利尺度。

多数规则
多数投票原则也许是集体决策中最常用的规则。后来人们发现这个规则有诸多缺陷,除此之外,它有时还使多数人受到少数人的压迫。在一些情况下,它还使一些策略性投票得益,例如,不投自己偏好的选票,或者通过操纵对各个选项的投票顺序来得利。多数规则有时还可能由于“非传递性”而产生不了明确的结果。在一个集团中,在两个选择之间进行投票有时并不能产生清晰的结果。第一个多数团体对a的偏好大于b,相反,第二个多数团体对b的偏好大于c,同时,第三个多数团体对c的偏好大于a。在这种循环的脆弱性中,决策规则并不能为任何一个大多数选择出一个绝对好的偏好来。通过与Prasanta Pattanik的通力合作,阿马蒂亚森已经明确了那些通用的条件,并排除了多数规则的非传递性缺陷。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与集体决策规则有关的这些问题引起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的浓厚兴趣,他尽可能多地检查了每一项综合个体偏好(价值,选票)的规则,在他那里大多数原则只是众多选择规则中的一种。他设定了五个合理的集体决策规则应该满足的条件,通过研究他发现,竟然没有能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的集体决策规则。这个结论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

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阿罗不可能定理似乎成为规范经济学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怎样综合社会个体的偏好?和怎样在理论上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评价不同社会形态的方法呢?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森在工具性建设方面的贡献减少了这种悲观主义的色彩。森在这方面的研究推动了规范经济学跨越这个障碍向前发展。他的研究工作不仅丰富了社会选择理论的原则,而且它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和重要的研究天地。森1970年的著作《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是其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它使许多研究者恢复了对基本福利的兴趣,另外这本书还具有哲学的风格,为对规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本著作以及许多独立的文章中,森还深入研究了一下问题:多数原则,个体权利和关于个体福利的信息的可用性。

个体权利
对于一个集体决策制定规则来说,一个不证自明的先决条件就是它必须是非独裁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不反映任何单一个体的价值。保证个体权利的最低要求是尊重个体偏好,这些偏好至少包括一些人的最基本的一些方面,例如,尊重他们个人的范围。通过证明没有集体决策规则能够完成阿罗不可能定理中的个体权利和其它公理中的最低要求,森指出了一个基本的两难推理。这个发现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的科学讨论,也就是关于一个集体决策规则能够在一定范围的个体权利中产生的范围问题。

关于个体福利的信息
传统上的社会选择理论只是假定每一个体都能够列出几种不同的偏好选择,而不用给出任何有关人们之间比较能力的假定。这种假定当然就回避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即与不同的偏好紧密相连的的功利个体是否能够真正比较。不幸的是它也排除了关于不平等的值得一提的任何事情。通过证明在公共决策中,关于人际关系间比较能力的影响的不同假设,他在社会选择理论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当通过规范哲学应用提出的原则去评估社会上不同偏好的时候,他也证明了这些暗含的假设。功利原则,例如,当评估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的时候,综合所有个体的功利性就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它们假定在可选择的社会功利性的不同。这个原则曾经被美国哲学研究者约翰·罗斯用公式表达——社会形态的评估应该仅以最坏的个体作为参考——假定每个个体的功利水平能够与其他的人的功利水平相比较。后者在社会选择中得到发展,并被延伸,主要体现在森的如下研究上:信息分析、人际关系的比较和个体功利。

福利和贫困指数
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或者研究一个给定国家的分配的变化,一些衡量不同福利或者收入的指数是必需的。对于社会选择理论来说,这些指数的结构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不公平指数是与代表社会价值的福利功能紧密相联的意义上。在这个领域中Serge Kolm,Atkinson以及后来的阿马蒂亚森第一次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在1970年左右他们阐明了如下关系:洛伦茨曲线(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不同收入分配的社会秩序。后来森在界定贫困指数和其他福利指标上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贫困指数
一个社会中贫困的共同标准是在一定的、预先确定好的贫困线下的人口(用H来代表)。但是这个标准的理论基础是不清楚的。它也忽视了穷人中的贫困程度;即使在社会中最贫穷阶层的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只要他们的收入还没有越过贫困线,就不会影响H值。为了修补这些不足,森从他设立的贫困指数中假设了五个合理的公理:P=H·[I+(1-I)·G]。在这里G是基尼系数,I是收入分配的标准(在0与1之间),它们俩计算出的值仅仅适用于贫困线一下的个体,依靠他早期的关于单一个体福利信息的分析,森阐明这个指数什么时候能够并且应该被应用;例如,当数据有疑问的时候比较仍能够进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贫穷国家,在那里贫困指数有它们的最内在的应用价值。森的贫困指数已经逐渐被其他人广泛地应用,虽然他们已经提出了选择指数。

福利指标
当比较两个不同国家的福利的时候,问题是有许多通用的指标,像每一资产的收益,就只能计算平均情况。森已经发展了这些选择,它们也包含着收入分配。一个具体的选择,就像贫困指数,他把它从大量的公理中提炼出来,就是要使用Y·(1-G),在这里Y是每一资产的收益,G是基尼系数。
森已经强调了福利的产生不是象这些商品一样,但这是它们必需的活动。按照这个观点,收入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会产生许多机会。但是森所称的实际的机会或者能力也以来于许多其它因素,例如健康;当衡量福利的时候,这些因素也是应该被考虑进去的。在众多选择福利指标中,像国际人类发展指数,就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才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构。

阿马蒂亚森曾指出所有建设良好的伦理原则都预先假定在某些方面个体们的公平。但是当能力利用平等的机会改变交叉个体的时候,分配问题永远得不到圆满的解决;公平在某些方面需要意味着在其它方面的不公平。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提倡公平,并且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明显的不公平,这主要依赖于我们如何评估福利的不同方面。按照他的福利标准进行类推,森主张在我们应该为公平而斗争的方面,个体能力组成了这些方面的原则。同时,他发现了一个与这个伦理原则相关的问题,即是说个体做出的决策决定了他们在最后阶段的能力。

最贫困人的福利
在他的早期论文中,森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的选择。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森的研究工作都是用来解决发展经济学上的问题,同时它们经常捐赠给社会中最贫困人口的福利。他也研究实际的饥荒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在福利标准方面也与他的理论方法十分一致。

饥荒的分析
在这个领域中森最著名的研究工作是他从1981年以来的著作:《贫困与饥荒:一篇权利与剥夺的论文》。在这里,他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唯一的解释。在认真研究印度、巴基斯坦和撒哈拉等国家大量灾难的基础上,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他发现了其它的解释因素。他认为在几个可观察的现象中,事实上并不能用食物短缺这一个因素来解释,例如,在以前没有饥荒的年份期间,甚至在食物供给并不是非常低的时候,饥荒仍然会发生,或者在发生饥荒的地区有时候还在出口粮食。

森证明,对饥荒的深刻理解需要一个透彻的分析,也就是在社会中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怎样影响不同的群体,并决定它们的实际机会。例如,他对1974年巴基斯坦的饥荒的部分解释就是,在发生全国性水灾的那年食物价格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急剧下降,农作物颗粒无收。鉴于这些因素,农业工人的真正收入减少的非常大以至于这个群体不成比例地被饥饿所困饶。

在森后期的著作中(摘要在从1989年以来与Jean Dreze合作的著作中),他以一种相似的精神讨论了阻止饥荒,或者一旦饥荒发生了怎样把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即使一些批评怀疑在贫困饥荒中一些经验主义结果的有效性,无疑这部著作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