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管理:毛泽东如何防备麾下大将“枪指挥党”

毛泽东, 长征, 张国焘, 红四军, 方面军

毛泽东早年的人生，坎坷挫折可谓不少，手中的“权柄”也几番易主。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上，他丢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他更是一无所有，被迫屈居乡下“养病”。但这都是走的正常程序（至少表面如此），毛泽东虽然十分郁闷，却也无话可说。而长征中，张国焘公然拥兵自重，以下犯上，“用枪指挥党”，则让毛泽东刻骨铭心。
　　事可一，而不可再！
　　因此，当天下基本大定的1949年10月，毛泽东就给那些拥有兵权的方面军将领们敲起警钟。
　　未雨绸缪，毛泽东设立报告制度
　　据《百年潮》记载：“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6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其实，这远不是毛泽东最早防备麾下方面大员“尾大不掉”之举。
　　解放战争中，他别出心裁设立的请示报告制度，就是未雨绸缪的举措之一，这当然也是必须之举。
　　1948年1月，国共还在相持状态，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方面大员掌管的远比当年张国焘强大的人马，不能不使毛泽东有所警惕，尽管这些经过延安整风（只有粟裕例外）的大员们还看不出丝毫苗头。
　　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对全党、对方面大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这年1月7日，毛泽东给几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的头头脑脑专门下达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以“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
　　毛泽东除给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指出请示报告内容的要求，必须“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并规定将报告发给中央主席外，还特别给野战军与军区的“老大”们做了单独的要求：
　　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做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
　　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
　　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主席。
　　制度规定，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报告的对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野战军、军区“头头”报告的对象是军委主席。但其实这两个主席都是毛泽东。
　敷衍了事，林彪被毛泽东狠批
　　林彪因为在朱毛争论、宁都会议这些毛泽东倒霉的时候，都有明确支持他的言行，因此从红军时期起，他就一直是毛泽东倚重的心腹爱将。
　　正因为此，林彪有点“恃宠而骄”。
　　中央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下达6个月后，按理应该已有3次报告，但他一次也没动笔，更不用说报告了。
　　此风不可长，该敲山震虎了！
　　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林彪发了一封2000字的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他不按规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
　　他毫不顾及情面地列举了林彪几个月来的拖沓表现：“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做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做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
　　这自然是林彪想蒙混过关的借口，用民间的话说是“骗鬼”。毛泽东当然不会做这样好骗的“鬼”，他直言说：“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邓小平与林彪、罗荣桓一样，也是毛泽东战争年代最信任、倚重的方面大员，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上动作敏捷，走在了所有人的前头。
　　毛泽东顺手拈来邓小平这个好榜样，继续责问林彪：“我们5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
　　刘邓在大别山“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狼狈处境，当然不是背靠苏联，一面受敌，自己兵力优于国民党军人马的林彪所能比拟的。
　　想到自己给林彪配备了最强的人马，光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就有4个，而且都归他这个“小屁孩”似的中央委员统率，毛泽东越说越气，直接点明林彪是毫无纪律，心里眼里就没有中央：“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林彪这个“东北王”与“黑土地之狐”，若是当面听到最高统帅这些声色俱厉的训斥，大概会面红耳赤，与魏文帝曹丕面前的钟会一样，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了。
推迟上报，粟裕让毛泽东不悦
　　在南线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的粟裕，是执行这一制度的当然首长。
　　他远没有林彪这么受宠，头上还有个“代”字，个性又天生不事张扬，当然谨慎本分多了。
　　1948年10月6日，毛泽东致电济南战役后正休整部队、筹划淮海战役的粟裕：“你们7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9月的报告可在这次会议（指10月间召开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后做，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即可。”
　　根据这一指示，粟裕在7月9日已经上报毛泽东《北撤部队情况》，可以抵充7月份的综合报告了。
　　同时，他9月份的报告不但可以推迟到10月份上报，而且可以拿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上报相抵。
　　粟裕也是不折不扣，完全按照毛泽东这一要求做的。
　　但正当他积极准备淮海战役的10月30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突然接到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在电报中毛泽东认为粟裕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以及在华野内部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恶劣作风上，很不主动
　　饶漱石郑重其事地转达后，粟裕很是吃惊。他虽有满腹的委屈，但还是在淮海战场繁重的作战指挥间隙，于11月9日亲笔完成了关于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情况报告，作为补交的“作业”——9月份的综合报告，并当即上报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报告，也就不做声了。他需要的不是具体内容，而是方面大员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规矩。
　　又要上交“作业”的11月，粟裕却正在进行淮海战役。因为战事紧张，粟裕特意向毛泽东请示，要求11月的综合报告推迟上报。
　　胜利当然是第一位的。毛泽东当即应允了，后来也没有如同10月份一样“秋后算账”。
　　如果说及时上交作业的学生就是优等生的话，那么粟裕“同学”实在“不合格”。他1949年1月该交的综合报告又不能如期完成了。
　　因为淮海战场持续紧张，粟裕在1月10日给毛泽东发电报，又请求推迟上报。大概有仗在打，总不会动“拥兵自重”“歪心”的，毛泽东又一次答应了粟裕。
　　这份被推迟的报告，粟裕直到2月4日才发出去，向毛泽东报告了淮海战役以后华野的主要情况，并恭谨地说明：“该报告本应早日呈上，但淮海战役结束后随即召开全军纵队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全军整编和休整以及全军1949年的任务……特申请原宥。”
　　这个粟裕也是，答应你推迟一下，竟然一推就是一个月！
　　好在“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斯大林语）”，有了淮海战役这一南线大决战的胜利，蒋介石已成为一条僵死的蟒蛇，已再也掀不起大浪了。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毛泽东兴奋之余，大概再想不起批评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