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偷运大陆黄金入台内幕

【台湾《中国时报》3月28日报道】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随即爆发。蒋介石信心满满,却因辽西会战(大陆称“辽沈战役”)国军大败,使得国共权力版图逆转。1948年10月,蒋介石开始思索未来的出路。有人推断,蒋介石10月9日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很可能是交代有关首批黄金运台的决定。

    偷运黄金遭曝光

    蒋单线指挥俞鸿钧,以“改储金地点”(央行总裁有权决定)方式转运首批黄金,为国府最高机密,知情者仅限于蒋经国和宋子文等人。此时上海国库的黄金存量约460万两。

    第一批第一船次的运台黄金高达200万两,1948年12月1日深夜执行,动用海关缉私船“海星”号而非军舰,从上海直驶基隆港,避开中共的耳目,副总统李宗仁也浑然不知。当晚,英国记者偶见搬运过程,披露国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消息,造成震撼全国的黄金挤兑事件。但民众不认为,也不太相信半年前甫选上总统的蒋介石会避走台湾。

    第二船避险,南驶厦门,再转运台北。第一批第二船次运载黄金约60万两,同样征用“海星”号,1948年12月底执行,但这次并非开往基隆,而是南驶厦门,数月后转运台北。绕了一大圈,是蒋的避险策略之一。转眼间,蒋悄然运走黄金260万两,超过国库黄金存量的一半,其中80万两用于日后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为稳定台湾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秘密军费”障眼

    随着徐蚌会战(大陆称“淮海战役”)的挫败,蒋介石离下野不远。此时上海国库仍有180多万两黄金,国军四处苦战,急需军费。蒋介石想了一个妙招,以“预支军费”为由,赶在下野前紧急调拨国库“半数”约90万两黄金和大笔银元外汇,派军舰秘密运往厦门鼓浪屿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仅有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等少数人知道内情。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10天前,噩耗从徐蚌战场上传来,国军精锐付之一炬。蒋并不灰心,他还谋划着如何在下野前, 把国库的金银外汇等“现金”,至少拿出一半用于军费,做最后的一搏。前一批黄金运台,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负责。而这一批的性质不同,以“预支军费”为名,需要军方、央行和财政部等三方同意,不免大动周折,蒋又要作为“秘密军费”,不能公开,要先藏起来,操作上有难度,期间还遇到阻力,绝非如外传蒋以字条(手谕)就能一锤定音。

    情势紧急,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中将)奉蒋之命,1月10日从南京赶往上海,亲赴央行和财政部长徐堪的府第洽办此事,并拟定草约作为取用国库的依据。

    《黄金秘档》一书的作者吴兴镛参考其父吴嵩庆当年日记手稿,认为蒋在吴出发之前,即告知徐堪和俞鸿钧等人,对方却无回应。所谓 “草约”,即把上海国库现金,至少拨出半数作为“预支军费”的一项作业,总数约90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和7000万美元外汇。蒋介石认为,这笔钱不能被代总统李宗仁使用,隐藏的军费能避开主计部门和立法院的监督。钱由联勤系统吴嵩庆掌管随时可以动用,免于行政干扰。这个设想看似天衣无缝。

    没想到,蒋的这招“障眼法”,俞鸿钧和徐堪颇为犹豫,后任央行总裁刘攻芸和副总裁李立侠甚至反对。蒋软硬兼施,一面施压,一面派蒋经国和吴嵩庆劝说,最后达成妥协,蒋以“草约”方式向央行负责人表明,“不要你们负责,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军费总监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后,拿出半数出来转为军费。”隔日,三方立约。吴兴镛说,“草约”去向不明,南京央行档案和台北大溪档案均无原件,也许涉及军事机密,或被有心人销毁。总之,无此“草约”,国库的剩余半数现金就不可能运出上海。签完“草约”,吴嵩庆以为这笔金银外汇将转运台湾,结果竟出人预料地转至厦门,且务必在蒋下野之前运离上海,军舰上的人员完全不知所运何物。

    对历史影响深远

    据吴兴镛的研究,蒋介石把这笔绝密军费运往厦门,至少有3项原因:能就近发饷给大陆东南与西南地区仍与共军交战的亲信部队；因地利之便,必要时能随时转运台湾；对新任命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并不完全信任。

    事后尚有一段插曲。按正式文件,转交到吴嵩庆手上的国库黄金应为90万两,经清点竟多出9万两。这是央行真糊涂,还是当时官场的佣金陋习,就不得而知了。

    吴嵩庆之子吴兴镛说,蒋即使下野,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遥控国政并幕后掌控国库“现金”(黄金、银元和外汇的统称)运台的细节及其后续运用。直到上海和厦门撤守,上海国库的剩余“现金”几乎全部按计划安全运抵台湾。

    对于蒋介石当年将大陆的国库黄金运抵台湾,前监察院长陈履安27日表示,虽然历史已逝去,但当时做出的这一决策对后人却产生巨大的影响,台湾应以感恩的心来看待此事。名主持人陈文茜说,中共建政后接收到一无所有的国库,转伸手向苏联贷款3亿美元,并在苏联请求下加入朝鲜战争、不得不放弃渡海攻台的计划,这批黄金当年是定江山的关键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