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电成绩查询系统密码:企业家命运就是国家命运 - 信力建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企业家命运就是国家命运 

历史思辨 2011-03-31 08:34:05 阅读862 评论12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在《大陆企业精英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根本动力》一文中我指出“台湾经济所以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腾飞，最关键原因还在于国民党迁台时带走的大量企业精英。”也许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共在对待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方面，似乎更重视后者（因为企业家是他们心目中的“资本家”，乃革命之对象），而在挽留知识分子方面，也的确取得让人耳目一新的成绩。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然而，效果却欠佳，除了胡适等少数知识分子而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留在了大陆。胡适曾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陈垣不走，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亲戚家。实际上，还有相当一部份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比如南开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大校长吴有训、桥梁专家茅以升、作家沈从等等。

企业家则分成几股应变，有些留在大陆，很少到国外。一部分到香港，成为日后发展香港经济最主要的资金与企业人才来源，香港经济之有今日，这批人才与资金应居首功。同样情形也适用于台湾。而留在大陆的企业家，其结局大都十分悲惨。

我们不妨以中国航运大王、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的结局来看个究竟。

卢作孚生于1893年，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辍学，自学成才，历岁开馆办补习学校，讲授中学数学。边教书边自学，编著有《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所著《应用数题新解》一书，当即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因在旧中国办教育不易，所以他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因为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所以他立志献身中国交通事业。

1925年秋，他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经过一番惨淡经营，在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经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运输大户。战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向沿海、远洋发展的基地，增辟由上海到台湾、汕头、香港等南洋航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等北洋航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公司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又与金城银行集资1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海轮3艘，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1949年拥有各种船驳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可谓成绩显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涪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

然而，厄运随之袭来。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统战部一个文件上批示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否定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既定决策，表示“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改造”实际上就是将民族企业家作为一个阶级予以彻底消灭。

尽管卢作孚一手打造出民生公司这个航运巨子，但他却并不认为公司是自己的。解放以后，在全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提上日程之前，他就把公司交给了国家，实现了公私合营。卢作孚一家，过着最简朴的生活，布衣素食，连自己办公的桌椅都是公司的。按道理，像卢作孚这样的人，在一个以反贪污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但是局势的发展，却出人意料。1952年2月8日，在全国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高潮中，重庆市总工会联合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场上一幅标语写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在大会上，一直住在卢作孚家里的通讯员小关，突然上台揭发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受贿”的事实。其实所谓“受贿”，不过是卢作孚在北京主持召开公司董事会时，曾请公股代表吃过便餐，看过京剧。会间休息理发时，卢作孚为大家付了理发费。当时，由于北京天气太冷，卢作孚做主为公股代表每人买了一件呢大衣御寒。“这就造成了公股代表的索贿罪，并由此给资产阶级的行贿进攻大开了方便之门”。显然，矛头是对着卢作孚先生的。同时，民生公司一艘轮船在2月5日触礁沉没，在会上会下被说成是“阶级敌人”有意破坏。民生公司向加拿大政府贷款造船，也被说成是重大决策失误，是造成民生公司当时困境的根本原因……结果，动员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卢作孚回家之后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后来很快就查明，所谓的收买公方代表事件，不过是卢作孚和公方代表一起上京开会期间，他个人掏腰包一起吃了一顿饭。除此以外，在卢作孚身上，查不出任何一个哪怕细微的问题。

卢作孚的死是个象征，象征着中国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产生的那批民族企业家走进历史，中国再无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管理者和经营者，而由此带来的后果也是有目共睹——文革结束之时，中国官方也承认“经济到了崩溃边沿”！

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的真正好转也跟这批民族企业家的复出息息相关。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会见荣毅仁等5位中国工商界著名人士。邓小平向大家阐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意见。邓小平对原工商界人士寄以厚望，说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工商界的人也要用起来。他特别对荣毅仁提出希望，要他摆脱一些社会活动，“出山”来从事祖国经济建设，围绕开放、创汇，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闯出一条新路来。这极大地激发了荣毅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的热情。

荣毅仁恰巧也是在那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消失的人物。荣毅仁，1916年5月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家族。他早年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193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正值日本全面侵华。荣宗敬自上海避居香港，次年2月不幸病逝。年仅弱冠的荣毅仁开始辅佐父亲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先后在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任助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逐渐成为荣氏二十多个家族企业的代表。建国前夕，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大陆，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1956年，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把自己的商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因此在1957年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当然这些都是虚职，此时的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官员，作为企业家的他可以说已经被消灭。文革中，当然更是连官员都没得做地成了黑帮。

因为邓小平的“点将”，作为硕果仅存的中国民族企业家的荣毅仁终于重返经济舞台。1979年2月初荣毅仁便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当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又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10月，中信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具备开展经贸活动必要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在国际上有知名度；荣氏家族有400多位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多都是工商界及科技界知名人士。荣毅仁做这些事情可谓得心应手，他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妥善运筹，使得中信公司在为中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领域中成效卓著。按照邓小平“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要求，中信公司开创了不少中国第一：第一次在外国发行债券，第一个开展国际租赁业务，第一个经营房地产业务，第一个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事业，第一个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务，为改革开放路径不停摸索实验，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等到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时，中信公司已经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3万多人，共创办了中信实业银行等13个直属公司、7个直属地区子公司、6个下属公司、7个直属海外子公司，公司总资产已超过800多亿元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上著名跨国集团。

中国国际信托公司成立以来，业务发展很快，短短几年，就在国内和海外拥有23个直属子公司，发行债券、引进外资，吸收各种贷款，对国家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跟“卢作孚死，中国经济衰”相映成趣的是“荣毅仁出，中国经济旺”，这一“死”一“出”非常鲜明地告诉我们：究竟什么人才能让中国繁荣富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