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果冻怎么做:中国文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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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常:中国文化的智慧

                                (2011-03-27)



一:中国文化的特质

 

  我要讲的题目叫中国文化特质,我改一个题目叫中国的智慧。

  我就从中国两个字讲起,各位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这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在中国2500年历史当中,孕育丰富的内容。这个内容可能在座人不一定全部知道,所以我就从中国两个字讲起,最早出现在夏商周时代,跟中国两个字相近还有两个字大家知道华夏,还有天下。华夏是什么概念呢,华夏华是指的服装,有服装之美为之华,夏是指礼仪。

  这个礼仪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一种形式,这个礼仪是制度涉及,天下我放在第三个解释,接着要讲中国,中国两个字在商周出现和另外两个字对着讲就是仪礼,叫中国在内仪礼在外,这个是什么概念,我们知道首先还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过今天我画一个图,商周时代地形图没有一个地理概念,我就用现在中国行政图画。这是大概一个我们现在中国的行政图,黄河然后长江,在商代政治中心就是我们现在河南的安阳地区,从西部来的一支族群周王,建立西周从陕西的陕北开始,杞县,周王朝在灭商网以后建立起来,南部有上海,这个是武汉就是楚国中心,四川成都这个蜀国,往下走包括现在东南亚半岛这个地方当时称为南蛮,这个是朝鲜,这是日本,包括现在菲律宾,斐济等,这边叫东夷,那个时候还没有长城,不过长城这条线是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分界线,包括现在苏联贝加尔湖地区,这个地区叫贝利,甘肃天水往西,古代叫葱岭,现在叫巴希尔高原。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从商周开始,说中国是什么,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集,这个地方居住聪明睿智人群,不仅有丰富物产同时创造大量的财富,礼仪之所思推广礼仪文化,师书教育之所用,这个地区推广一种奇特,新的技术,下面说了一个话,说四仪易行也,中国和周边关系是什么关系,希望四仪向中国学习,告诉中国不仅仅是地理概念是一个文化概念,北宋有一个学者,写了一个文章叫中国论,文章不是很长。

  当四仪住洞穴中国已经有了建筑,四仪没有军臣概念中国已经有的礼仪建设,没有学习的时候中国已经创造了文字,你穿你的衣服我穿我的衣服,各不相扰,各自为安,为什么要写这个文章,因为北宋受到辽金进攻,北宋就到我们现在的杭州建立南宋,草原文化族群说应该来中国学习,如果不学习就不要扰乱我们,清代末期谭嗣同讲了这么一句话,说国能礼仪中国治,中国不能礼仪的话,仪礼之。这句话让我们从2500年历史文化延续过程当中知道,中国不是地理概念,不是宗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文明代言词,我姓王,我复姓完彦,一个少数民族,我们再这样一个时代在中国加工,中国制造,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负责任大国的时候,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把2500年历史背景当中理解中国,因为2500年中国所代表跟周边族群,是一个什么关系,是一个和平睦邻的关系,18世纪中叶中国是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永远是最和谐的关系,我们现在有两个概念,天下概念在春秋开始有这个概念,到了汉代这个概念确立起来,天下是什么概念,以中国为文化中心的和外化之民,从周代开始,这个周国和周王朝是一个礼仪之邦建立在一定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是朝贡制度,舶来后而,希望这些诸侯国进攻礼品少一点,中央还给回报要大一点,这些外话之民在价值理念认同中国,有我们现在的概念叫文化中国概念,这样一个体系叫天下。2500年中国走下来是天下的概念,这是我们现在重新认识从历史当中了解中国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这就是我们偶尔想到,当我们总理到世界联合国一般辩论会表态说,我们中国强大了也不会称霸,我不反对这种表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不一定完全被他人所了解,为什么?因为国与国之间是一个利益冲突概念,这种表态是表达自己价值理念,反过来说我用2500年历史告诉世界,中国对其他民族国家没有任何的地域概念,没有侵略概念,这就是我们中国在历史当中具备重要一点,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概念。

  第二概念,我们讲一下中国的智慧里面,非常重要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中庸,所谓中庸就是折中,调和,无原则,和稀泥,历史当中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最早我们知道这个出现在论语当中,论语首先中庸是一个德。说中庸是最高德,孔子对那个时候很感触,中庸作为一个制,在春秋战国百姓已经很少了解,不仅是一个德,而且是一个思考方法,我们叫一分而三,不是我们了解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很容易导向两元对立思考,很容易引起对和错的判断,60年来我们都是讲的两元对立价值正确和错误判断,我们说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就不好,我们“宁要社会主义草,都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我们就拥护,敌人拥护我们必然反对,这样逻辑推下来很可笑,这个逻辑推论,我们提出我们思维方法可以不可以调整,从自己3000年文化中寻找资源,我不太喜欢与时俱进的话,作为一个个人鼓励立志没有问题,作为文化选择,作为国家文化选择这个不合适,时代所表达的东西没有经过历史的沉淀,我们很难给它定性,我们想起1935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这个历史学家说,一个民族大胆向外国民族学习的同时,不要忘记本民族传统,我归纳为叫反本开新,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从中庸角度讲一下中国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不是一分为二,什么叫中庸,不仅是一个道德,同时是一个思考问题方法,第一点请各位记住,中国智慧是讲了一句话,凡是大德必有大智慧,我相信陈光标先生就是一个大德,所以陈光标最有智慧,我不相信黄光裕是大德,07年我说他会遇到大麻烦,第二要中庸是一个德,同时是一个思考问题方法,在论语中怎么表达。指认识事物形式要认识事物内容,认识事物发生原因,认识事物发展结果,研究两端的同时要持中,把握中,当然这个中,各位要理解,不是50%,中央的中,中就是三,研究事物两端要持中,要从第三个角度看问题,中国古代三就是多的意思,要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在思考从多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时候,持中无权,权是什么意思,权是变的意思,从第三个角度,多个思考问题不要忘记变的概念,认为我们说任何一件事物都存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举一个例子,现在少见一点,5、6年前,在最繁华交通路口都会有两句话标语,“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这个标语对复杂空间概括很清楚,路口交通特别繁忙杂乱,不然会出现危险。你能不能把宁停三分不抢一秒搬到你的生产车间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任何一个事物存在都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之内,没有一个事物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永恒的真理,因此我们在把握第三个角度看问题,要有变的概念,如果从第三角度看问题,没有变的概念,就落在一边走向极端。这段文献给各位用很简单的话解释完,我们说几个例子,第一例子是讲古代有个舜王,这个舜王历史文献中给他一个大称号,就是大孝子,这个孝子做了一个事情,叫娶而不告,娶一个老婆不告诉父母。各位不是历史事实考证是一个逻辑辩论,舜王为什么娶而不告,因为他告而不娶,因为如果把结婚事情告诉父母,父母就不让他娶,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是在不娶还是早娶两点思考问题,他换了一个角度想,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第三个角度想问题的时候叫娶而不告,从第三个角度看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孝文化里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有三,大孝,尊亲,在文献里面解释很多,很简单父母之意不可逆。各位这个年龄父母70、80岁也有,年龄大有一点会很,有一种很固执,怎么劝也不听,《论语》说要己谏,就是轻微劝,但是还是不听,所以叫建智不从,做子女就劳而无怨,喜是因为他们年岁大在世,另外因为年岁大,生老病死不是你能掌握的,在儒家文献有父要不慈,子可以不孝,君是臣石边一个土界,君可以视臣为贼。第二是讲佛,父母在世我们做子女不能触犯法律,如果触犯法律受到法律惩罚,会给父母带来了屈辱,由此让父母折寿,所以中国孝文化第二句讲到这个意思。

  第三膝下讲能养,各位做到,做子女有一些钱给父母,买一些营养品,钱多一点就换一个有阳光的房子,晚年舒服一点,所有这些都是能养的概念,中国文化里面把这样能降变成三顺,变成不孝有三最低的层次。我讲课经常说到一句话就是“常回家看看”,歌充分把中国不孝有三表达最清楚,为什么要常回家看看,首先表示对父母的尊敬,为什么要回家看看父母高兴,因为你没有被双规呢,没有违法犯罪,所以做到第二佛,第三能养,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不孝有三样,但是比这个还大是无后,没有后代是古代宗法社会决定的,跟今天社会有很大差距,才有这样一个概念,他之所以舜王娶而不告,他考虑问题是无后的问题,告不能娶,就娶而不告,是不是一个历史事实,描述是一个逻辑判断,看问题不在娶上,也不能在不娶上,看问题是跳出来看问题。

  第二个例子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概念,男女授受不亲,授受是交手,男女不能交手,就是不亲是重大礼仪原则,男女之大房,既然男女不能交手,是一个最大原则,有人问你嫂子掉到井里面怎么办,按照这句话也不能救,因为她是女人,就死人了,孟子怎么回答,说嫂溺要援之以手,这个就是一个结论,如果把男女授受不亲当成原则,援之以手就是灵活处理,是不是落在原则上还是在灵活上,即不能在原则上也不要在灵活上,因为要看到是一个特殊场合,还有另外一条原则,就是中国文化以儒家为首的,给各位安置四种心,生来有是非之心,羞耻之心,慈让之心就是礼让,生来有恻隐之心,恻隐是同情,四种心叫天觉对立面,就是人觉,我不是生出来就可以当教授,院长,这是我大概努力一生,别人给了我一个荣誉,天觉就是生来就有,从中学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开始批判了,这个批评都是错的,这个不能用先进,落后,对与错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某一个理论跟自己设置一个前提,在座有四种心,为什么今年有不好的人,因为你们把四心丢掉了,儒家说求放心,这不是一个对错,也不是唯物主义,维心主义的问题,像佛教说在座各位都是从无名发生的,无名就是浑浑沌沌,基督教说,亚当夏娃不听上帝吃了苹果,各位带着原罪来到世界,各位要天天向上帝祈祷,因此我有四心有同情心,在特殊场合下要灵活处理,思考问题方式不是落在两点,而是从第三个角度看问题。

  再说一个例子,《论语》讲到一个不义之财,于我之浮云,对钱没有概念,另外讲有富可求,有小富可以拿到,我拿一个鞭子替别人看门,这个事情我们也要做,跟现在关系最大的概念,论语中有一段话,这个概念叫直,有一个孔子老朋友对孔子说,他们那个地方很直,其父壤羊,父亲偷了一只羊,儿子告诉乐观官,孔子说你那地方是这样,我这个地方是这样,子为父隐,字面意思父亲偷了一只羊,儿子为父亲隐瞒起来,父子互相包庇,我们常常误解孔子藐视法律,不是,孔子说怎么引导国家,要导之以政,用政令,政策引导社会,其之以行,在这个地方不是讨论藐视法律的问题,这个地方讨论是什么概念,这个讨论回到直用今天汉语叫直正,还包括人情的问题,最近看看我们法律问题讨论,最近出了一条,父子问题,亲情问题,可以在法律上量刑减弱,其实在中国古代就讨论了,西方法也保留,我父亲偷了羊,我可以请求回避,因为再一个合理社会,即要有情的同时也要法,只有法的社会不是一个人道的社会,在这个地方孔子是讲的情与法的问题,不是只讲法的问题,也不是只讲情的问题,这个是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概念,在孙子兵法里面讨论的,说士兵跟你没有建立情感关系的时候,惩之则不服,用制度时管理士兵,不会从心理里面认同你,不服则埋怨,前面这一段是讲情感管理,后一段士兵已跟你建立亲情关系,结果不用制度管理。这个法为制度,不用制度管理则不可用,不用制度管理不可用,这个地方讨论的情与法,这个地方是制度,情与制度也不能落在一边,不能落在情上,也不能落在制度上,这个概念在另外文献就出现了。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失之以宽,这个是中国早期战国策文献,政是什么概念,是政策政令,政令制定比较宽泛,当你看到这种散漫情况,作为一个管理者要纠正,所以慢则纠之以猛,用猛纠正散漫状态,猛就是严厉的管理,包括建立一套非常复杂的操作的手册,用这个办法管理。所以政宽变成散漫,散漫要用严厉纠正,另外情况出现了,猛则民产残,这种结果让下属失去积极性和原创性,不需要原创性不需要积极态度工作,要看到你给他制定管理条例,你的管理条例比先前要复杂多,有四六条大原则,还有七八条可以执行细则,每个员工只要看管理条例就可以了,积极性会丧失,因此原创性也不会发挥,这种情况一出现又要调整,残则失之以宽,把条件设置宽泛一点,这个过程不是严就是宽,不是宽就是严,只在宽和严上想问题,古人说以宽济往,要以猛济宽,济是帮助的意思,就是说宽猛相济。不能落在宽上,也不能落在猛,所以最后说以宽济猛,以猛济宽正式议和,主导用和来主导,举了这么多例子,想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不用两点考虑问题,而是从第三点考虑问题,第三点考虑问题关键是和字,我们把这个概念做一个解释,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这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核心的概念。

  我想这么几年我们提最好口号,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最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但是这个和谐社会不是我们理解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不是这个概念,先秦有一个讨论叫和同之变,谁主张和儒家主张和,制度根本作用是要推崇和,谁主张同是墨子有一篇文章叫尚同,同就是统一思想。

下属跟领导要形成这样一个不同的意见,而不同意见其实就是多,因为中国古代最早和字出现在音乐里面,中国古代音乐知道,7个音节,根据不同的序列和节奏组成一个音乐就是一个和谐的音乐,是7而不是1。是7个不同的音节组成的音乐,和谐一定是多元化,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相信用斗争办法解决统一问题,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不同的阶层,而不同阶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内,能够和谐共存每一个不同阶层人有他发言机会,他申诉权利制度设计这个,才是构建和谐社会,儒家说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每个人要发言,我们在座有2千多人,每个人要上台讲课不现实,儒家说和是好,所以叫知和而和,我知道和是非常重要,和是允许多元化存在,不用理截止它,不可行也,和是很重要,但是不用理截止,所以你看看儒家说法不可以落在一边。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话,民族法制,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完全符合了中国传统,这个就是和谐社会,这就说今天任何人思维方式,回到自己古典都会找到他的资源,今天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回到经典时代,阅读自己的经典。

二:中国文化需要返本开新

把中国文化价值观推向世界

在上世纪30年代有一个学派“学衡派”,陈寅恪是这个学派的精神领袖。他在《学衡》杂志上说:“一方面不忘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方面努力向西方学习。我认为可概括成四个字:返本开新。”这个学派的陈寅恪、汤用彤等都是在学界建立文化典范的人,他们有很好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又都在国外留过学,受到西学的训练。比如,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立意都非常高,都是怎么让中国接受世界文化,又怎么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所以中国文化书院有一个坚持了将近25年的宗旨,就是冯友兰先生讲的: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现在常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追寻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在国学中应该是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的感悟和认识。中国人还是要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让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这也是我提倡的,要返本开新,既回到自己文化的传统中,又接受西方的文化。

因为说到底,大到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小到一个企业家非常成功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发现真正让中国走向世界,或者让企业立足的方法,不只是提供一个多好的产品,而是提供一种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当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被世界认同的时候,才能是一个真正的强者。至于学习企业管理、经营模式那都是具体方法的层面。在哲学的概念里,这是一个“道”和“术”的关系,“道”一定是在“术”当中,或者是在“器”当中。

哲学要追问的三个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个国家富强了,一样也要问这些问题。中国承继着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未来的中国,应成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那么现在的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既要学习西方文化,又不要忘了本民族文化。因为,中国要成为世界中的负责任大国,不只是凭借综合国力有多强,还要把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介绍出去,被其他国家、民族所理解,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大国。所以,国学在今天有所发展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我1985年在新加坡访学,开始把国学运用于对商业的思考。那个时候“亚洲四小龙”兴起,也引起了关于西方经济模式和东亚经济模式比较的讨论。人们认为东亚出现“亚洲四小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四个地方都是在儒家文化圈里面,所以说中国的文化、儒家的文化,对亚洲经济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我应该算是亲身经历了这几个地方,在我看来,用文化的角度来说,儒家文化对亚洲经济发展有作用,但不是一个全部的作用,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显然,东亚经济的发展,肯定有这个地区文化特殊的原因,就是这个地区的人所认同的一个观念,也就是李光耀所说的“亚洲价值观念”,这其实就是中国化的价值观念。我想有一点无论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或者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他们在社会价值的认同上,儒家文化和中华文化影响处处可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渐渐意识到中华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

现在,传统文化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各地的国学培训班刚刚开始起步,文化传统开始复苏,这就是一个好的气象。《开心词典》也好,于丹也好,大众媒体纷纷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介绍,引导大众关注经典文化,就使大众和文化传统有了接触,其实这样也很好。我并不反对用比较商业化的手段来推广国学。正如没有丝绸之路,佛教哪能传进中国;如果蒙元帝国没有达到欧洲,中国文化也不可能那么快得到传播;郑和下西洋也带去了中国文化,文化传播一定是和经济活动连在一起的。所以,通过一些商业活动来传播文化,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在推广过程中,追求的利益要合理,要取之有道。如果认真说的话,国学不能做心灵鸡汤,也不能当快餐,还是应该回到经典。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都是要回到经典,比如说文艺复兴就是回到经典,同样我们也要回到经典,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娱乐的方法,而是要认认真真地去读经典,这个不是政治可以推动的,还是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自己明白的道理。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一个人要有道德责任,一个企业也要担负起民族、国家、社会的责任。

“德”是中国文化很核心的概念

我也不太同意“商场等于战场”这种价值观。商场应该是人们拼搏、敬业、创新、奉献精神展现的场所,而不是“拼杀”的战场。学会欣赏你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在“朋友”“敌人”的二元选择中思考你的交易,应该是企业家经营的最高境界。

所以企业不要仅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最大目标,而要把共赢作为自己的目标。一个企业真正要做好的话,是应该有对民族、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的。所以我常说德可以分为大德与小德。“小德”就是自己的道德修养,“大德”就是对民族、社会、国家的责任感,这就是儒家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一定要有这种责任感。《易经》的《坤卦》说的好:“厚德载物”,没有这个“大德”,就撑不起企业、国家这么大的一个“物”。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以让我们理解一个人要有道德责任,一个企业也要担负起民族、国家、社会的责任。

美国的哈佛商学院已经有了伦理课程,他们出版了《经济伦理学》《财会伦理学》《人力资源伦理学》等很多书,也已经有了翻译版本。西方经过几轮的经济发展已经意识到了经济活动中人的问题,而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伦理的重要性。

西方的商业伦理和我们说的商业的“礼义秩序”没有什么不同。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人要追问自己,有没有符合基本的道德约束。作为个人,需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如果企业比较小的话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是规模大的企业,就必须有民族、国家、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要求“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否则,诸如这几年那些迅速成长的企业,因为领导人的道德的缺失,瞬间破产或急速萎缩,不是一个让人唏嘘的例证吗?

现在在国学的推广上,加入了不少商业化的手段,同样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希望这么多从事国学相关培训推广的机构能够心有所系,真正地推广文化,如果目标变成利益最大化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容易造成人们对国学的一些误读。中国文化中有“义利之辨”,可是人们只片面理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忽视了《易经》中所说的:“以义取利,不谓之利,而谓之义”。当这个“利”的取得是为了大众,那就不是“利”,而是“义”了,所以通俗地说就是挣钱要有道德原则。

不顾及“义”,而单纯地追求“利”,挣钱没有道德原则,是被中国传统文化鄙视的。没有自我道德意识,没有对国家、社会的责任,那是不可能长远的,很多商场上失败的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如今的商战也可以说是道德战,企业无视道德约束,只把《三十六计》作为自己的手段,那么企业规模越大,思维越可怕。很多企业家都认同我这个观点,让企业最终站得住、站得稳的,是你对市场规律认识的全部,而不仅是利润最大化。

虽然我自己没有在商场的经历,但是我见过的商人绝非是尔虞我诈之人,这点给我很多感触。应该说,“德”是中国文化很核心的概念,所以我讲《孙子兵法》的时候说,“以德治兵者得天下”,这也是我在授课时最希望传播给学生的。

古代书院的功能,比如讲学、藏书和祭祀等,现代书院对于这些传统的传承,要“温故知新”。

秉承师生对话的书院传统

当前书院教育的兴起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标志。晚清学者章学诚说过,私学的发展是学术自由发展的必经之路,季羡林也一直主张官学、私学要共同发展。从教育制度上来说,孔子对教育制度的最大贡献就是办了私学。在美国,常春藤五个大学全部是私学,他们为教育建立了一种教育的模式,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制度,推动了整个西方教育的发展。

现在社会上有不同的力量在办书院。有一些退休下来的领导想做一些事情所以主办了不同形式的书院,或者企业家拿出一些资金来投入书院的教育,这些都是好事情。大家都有一些意愿,比如在今天这样的经济发展状况下,怎样用这种方式进行一些研究,设立一些课程,通过一种教育环节使这样的价值观念被推广出去。

古代书院的功能,比如讲学、藏书和祭祀等,现代书院对于这些传统的传承,要“温故知新”,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古代书院教育的方法,老师和学生是一个对话的状态,教书育人,教学相长,今天制度化的学校就缺失了这些。书院传承了一个师生之间共同切磋、因材施教的传统,老师是道德楷模,不仅是教授知识,更多的是教给你做人的道理。所以,《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我们书院这么小的图书馆,虽然不可能把书籍全部收集,但是几大类书籍都是全的。现在也有一个数据图书馆,研究方法变得很便利了。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容易只是进行概念研究而忽视了前后文的意思,这样读书只是讲效率。现代化的标志就是效率化,但是在学术上不能只是讲效率。用大讲堂的方式、用媒体的方式来传播文化,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因此忽略了认认真真坐下来读经典,那文化就变成快餐了。但退一步说,当文化连快餐都不是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对文化有兴趣,所以像现在这样有人周末不休息,来这里读国学班,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了。

这也是国学院重新开展拜师礼等仪式的原因所在。国学院的“儒家思想单元”是以全体学员在孔庙实修结束的,当日进行了隆重的拜孔仪式。孔庙是讲儒家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营造了学习儒学的环境,因此,在孔庙进行拜师礼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仪、祭祀仪式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包括对当前的时代来说仍然是很有必要的。礼乐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内容,当然并不是说儒家的礼乐、仪式要像其他宗教那样,做到极致、严格。它只是“尊师”及“敬畏”的象征而已。

国学院的拜师仪式在每次开学典礼都会进行,不只是拜孔子,学员们还对现在的老师行拜师礼。注重拜师仪式,目的并不在于恢复很多古时的礼节,而是要倡导尊师重道的传统观念。我很认同《学衡》杂志的立场和取向,即“昌明国故,融会新知”,在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要从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譬如学国学的企业家仿古人行拜师礼,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师重道的传统观念,是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仍然不可缺少的。

大部分人上完课之后,对他们来说,最主要的目标变成了自我人格的培养。

希望国学带来清新的空气

现在国学院已经招收了几批学员,学习国学的企业家非常多,我自己也去全国各地几个有名的商学院讲课,可以说出现了一个“企业家学国学”的热潮,这大概也说明了企业界需要一些国学方面的知识。

国学院可以说通过自己很独特的课程结构和修习方式吸引到很多学员。一个是在课程架构当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教学的主要内容,除了知识的传授以外还有道德理念培训,除了道德理念培训,还有养生概念的一个传授。一个人在今天的社会里怎样养生,也是很关键的一部分,这个养生,不仅仅是只讲身体,还需要养心,所以我们把养生的概念和文化知识,还有道德培训互相调整,构想了这样一个课程。第二,我们把佛家、道家、儒家放到一块,三家合一。

各家、各教的理论在一个课堂先后进行,会有一些冲突也是很正常的。比如,儒家不讲“神”,道教就讲“神”;儒家讲人是有良知的,人性本善,佛教则认为人从“无明”开始,长了眼、耳、鼻、舌、身,于是观察世界有了分别心,于是就有苦恼,如果你信仰佛教,佛教就帮你破除苦恼;道教认为人是来自“气”,因为只要练好丹法,就可以升天了,可以长生不老了。但这些都不存在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每一家、每一教都立定了一个教化人的方法,这些差异都是正常的,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让这个班有多种观点和意见共容,儒、释、道“三智”圆融,这也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的学员目标群体还是以企业家为主。其实,中国文化书院与三智道商国学院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办一所私立大学,按照自己的宗旨办学,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点贡献。

企业家们进入书院学习国学,一般都最希望提高自己,使企业得到发展。但是大部分人上完课之后,对他们来说,企业的发展已经不是最大的苦恼与困惑了,最主要的目标变成了自我人格的培养。怎么让自己的心理变得平静,思考问题变得多元化,这大概是他们得到最多的。通过这样的学习使自己的思维方法打开了,使自己对人生有了感悟,这大概也是国学班在今天所发生的作用。我相信有道德责任、有睿智思考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一定会有更大的成长。希望国学给中国企业管理带来一股比较清新的空气。

                                                                   2011年3月27日

                                                                   非责任编辑: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