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动画片图片:中国唱片百年（三）

（图一：“银嗓子”姚莉姐姐）

（图二：姚莉姐姐与丈夫、顾媚姐姐）
中国唱片业史话（中篇）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唱片行业也是如此。中国唱片社本部的编录机构很快恢复了工作，1978 年广州分社恢复工作，1979 年上海编辑部也恢复了工作，并改为上海分社。与当时文艺界的气氛相呼应，中国唱片社首先做了大量的工作，将“文革”之前出版的优秀唱片大量重版，或重新编辑、重新录音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稳定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方针指引下，文艺界出现了一大批反思过往十年、憧憬未来生活的优秀文学作品。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带动了新时期影视作品的繁荣，而许多电影电视中的插曲，如《 小花》 中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甜蜜的生活》中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雁南飞》 中的“雁南飞”、《 伤痕》 中的“心中的玫瑰”等等，都在群众中广泛传唱，形成了一个影视歌曲的热潮。
除此之外，新时期的创作歌曲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乔羽、施光南、王酩、王立平、刘诗召、付林、谷趁芬等中＊年作曲家创作了一大批健康向上、反映当时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如“祝酒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军港之夜”、“大海啊故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等。这些歌曲与以上提到的影视歌曲一起，成为新时期的第一批流行歌曲，虽然与目前意义上的流行歌曲相比，它们在写法上和唱法上都与后者有若质的区别，但是在流行性和社会影响力上，它们相比于后来的流行歌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时期歌坛的代表人物是李谷一和朱逢博，因她俩的主要发展基地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历史上也称“南朱北李”时代。
1、南朱北李
朱逢博，山东济南人，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60 年代在上海歌剧院，以主演民族歌剧《 红珊瑚》 、《 刘三姐）、《 社长的女儿》 等而一举成名，她为芭舞剧《 白毛女》 中的喜儿伴唱，被文化部评为我国十大经典艺术作品之一。朱逢博是一位勇于创新的歌唱艺术家，粉碎“四人帮”之后，她不仅演唱了受人们喜爱的创作歌曲“美丽的心灵”、“那就是我”等，而且还率先在内地首唱了台湾校园歌曲“橄榄树”、外国歌曲“夏日里最后的玫瑰”、“柠橡树”等，开风气之先，为当时内地的听众打开了一扇美丽的窗户。李谷一，早年在湖南艺术学校学习舞蹈，1965 年以花鼓戏《 补锅》 一举成名，1974 年改行唱歌。70 年代末、8O 年代初，李谷一是最炙手可热的歌唱演员，一半以上的当红影视歌曲全部出自她口。她为春节联欢晚会演唱的主题歌“难忘今宵”一直沿用至今，80年代末，她唱出了“前门情思― 大碗茶”等一批具有浓郁地方风味和戏曲特色的歌曲，再掀“戏歌”风潮。
朱逢博与李谷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她们都是流行音乐最其影响力的先驱者，但是她们的演唱都不是典型的通俗唱法。朱逢博的演唱以“土洋结合”著称，成名曲目也以民歌和民族歌剧为主。李谷一的唱法则脱胎于戏曲，1980 年虽以“乡恋”一歌中的气声唱法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但她一直以为自己唱的是现代民歌，是将“科学的西洋发声融入到我们民族的声音之中”的一种唱法。其次，80 年代中期（1 985 年和1986 年），她们先后成立了上海轻音乐团和中国轻音乐团，并一直担任领导职务，为确定轻音乐在中国的地位做出了不可启灭的贡献。
“南朱北李”时代还涌现了一大批至今让人记忆犹断的青年歌手：苏小明、朱明瑛、成方圆、程琳等等，尽管他们那各具特色的演唱与李谷一的气声一样在当时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但是他们旅得了广大听众的容爱，并无可争议地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流行歌星，影响力至今不衰。1983 年，《 歌曲》 杂志曾举办过一次“群众最喜爱的15 首歌曲”的评选活动，各地歌迷纷纷参加评选．结果“妹妹找哥泪花流”、“乡恋”、“太阳岛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军港之夜”等15 首歌曲当选，简称“15 首”。这些歌曲曾极大地吸引了无数的青年人，人们对流行音乐的认识至此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流行音乐与生俱来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如同脱缰野马般得以释放，同时也推动了唱片业硬件和软件的进一步扩充和变革。
2、太平洋影音公司和盒式音带的诞生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唱片体系已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全国仅有一家唱片公司的局面被打破。1979 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随后各类音像出版单位相继大量涌现。特别是1982 年，2 月23 日国务院批准并颁布了《 录音录像制品管理暂行规定》 以后，各省市、自治区的广播电视厅（局）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广播电影电视部直属单位以及中央的文化、旅游、侨务、农牧、科技等部门都先后成立了各自的音像出版机构。1984 年左右，全国约有100家左右的音像出版单位，每个单位都将眼光盯住了当时还未开发的国内磁带市场。
70 年代末，盒式录音磁带传入我国。1979 年5 月，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了国内第一批“云雀”牌盒式音带，成为我国使用现代化设备录制并出版盒式音带的第一家。1979 年10 月，中唱上海公司生产“乐声”牌磁带并投入市场。1980 年开始批且生产“中国”牌盒式音带，使用天安门商标。
与此同时，唱片的技术也迅速得到了改进。1980 年，中国唱片公司出版第一批立体声大密纹唱片，填补了国内空白，, 982 年立体声唱片开始正式批量生产并通过国家鉴定。国内第一家出版立体声磁带的音像单位还是太平洋影音公司。中国的唱片业在短短的一、两年间就在技术上取得了如此长足的进步，飞速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从此，中国的唱片业进入了薄膜唱片、大密纹唱片与盒式录音带并存的时代。但是这种局面仅仅维持了几年的时间，随着四喇叭录音机成为青年们心向往之的电器产品，盒式录音带便成为了80 年代中国音像市场的绝对主力，甚至在90年代走向末期的现在还未见其退出历史舞台的迹像。
“文革”之后电视机亦迅速普及，同时，70 年代末录像带的生产技术传入我国，太平洋影音公司又一次充当了生产录像带的领头羊。1985 年之后，国内录像制品大增，同时录像机产量也大幅提高。现在我们已将唱片行业称之为音像行业，唱片业音、像并举，便是从录像带诞生的那一天开始的。
3、吉他弹唱及扒带― 流行音乐创作、制作上的准备
录音机、盒式音带的普及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载体，然而长期紧闭的国门使中国的音乐工作者依然缺乏对流行音乐的全面认识与创作经验。当80 年代初期那一大批过渡阶段的“流行歌曲”过去之后，已约略知道流行歌曲是怎么回事的听众们却发现他们似乎没有什么流行歌曲可听，而刚刚开始立志献身流行歌坛的歌手们也发现自己其实不知道怎样演唱流行歌曲。当时对于海外流行音乐的资讯与声音资料的引进几乎就是一片空白。
当然这样的情绪都是潜在而又下意识的。通过各种架道传入的邓丽君、徐小凤、刘文正的歌曲已经在内地悄悄流行，并且通过空白录音带的复制形式四处传播。虽然随着香港电视剧在内地一部又一部的播映，通过为数不多的引进版唱片和从，984 年起一年一度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露面的港台歌星，人们也可以从正规渠道获得一些有限的资讯，但是求歌若渴的内地歌手还是本着“好歌大家欣赏”的原则，将自己喜欢的海外或港台流行歌曲唱给了同样求歌若渴的内地歌迷。比较早期的有成方园翻唱的英语歌曲、苏小明的台湾校园歌曲、程琳的台湾电影《搭错车》系列插曲和王洁实、谢莉斯的台湾校园歌曲等。后期随着娱乐场所的发达，在“走穴”演出或音乐茶座、歌舞厅中直接模仿舶来歌曲的更不计其数。台湾校园歌曲曾经在内地流行了好几年，从苏小明到成方圆到王洁实、谢莉斯，都喜欢演唱这些旋律简单上口、歌词清新质朴的歌曲。成方圆怀抱吉他自弹自唱的一首“童年”那样地深入人心，以至于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吉他热潮。
吉他，这种过去从未出现的乐器在郑绪风演唱的“太阳岛上”中被称为“六弦琴”，它在当时是时甩音年和文艺积极分子的标志。吉他热潮是卡拉OK 之前唯一一次将高深的音乐推向民众的自娱自乐风潮，而它的作用除了丰富青年朋友的业余生活之外，更皿要的它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流行音乐的知识普及，是全日制学校少得可怜的音乐教育的必要补充。当时社会上开办的无数吉他学校均门庭若市，吉他比赛举办了一次又一次，从中脱颖而出的张行、庄鲁迅等人是个中的翘楚，张行当时的个人专辑《成功的路不止一条》 推出后销里竟高达300 万盒！直接和间接地，吉他热潮为与此同时的“扒带运动”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和人才培养。
“扒带”，就是将通过各种渠道（总之不是引进发行的渠道）流入内地的港台歌曲进行解剖和分析，还原式改进它的配器，然后召集一批歌手进行模仿、演唱，最后由音像公司投放市场的一种特殊时代的特殊制作方式。它来源于不发达的资讯和不完善的版权意识，在这个漫长的、由无意识到有意识、最后在80 年代末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扒带时期”中，内地的歌手完成了从模仿到寻找自己声音的这个摸索阶段，内地的创作者和乐手完成了最初的技术准备；而内地约唱片业，则在录音设备、录音技术、销售网络等各方面做好了准备，以一种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到了流行音乐的发展进程之中去。
4，1986年，一个划时代的年份
1986 年这一年的意义，首先在于流行音乐确立了它的地位。1986 年中央电视台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开始设立通俗唱法类别，这说明流行音乐不但受到社会上上下下的承认，而且得到了官方和传媒的一致认可。在这一次的比赛中，苏红获得一等奖，韦唯获得二等奖，毛阿敏和王虹并列第三名。同一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全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中，成方圆、刘欣茹、时延燕获得金孔雀杯，毛阿敏、张燕妮等获得了银孔雀杯。这两个赛事当时在歌手和老百姓中间轰动一时。
然而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来说，1986 年最令人激动的则是1986 年5 月9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1986 年1 月，当联合国秘书长德奎里亚尔宣布1986 年为“国际和平年”的呼声从大洋彼岸的纽约城发出后，深深地双动了中国的音乐界人士。因为，在这之前，约翰• 里奇和迈克• 杰克逊等世界大牌歌手为非洲灾民举行蓦捐义演演唱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以及张艾嘉、罗大佑等人献给世界和平年举办的大型演唱会《 明天会更好》 的同名主题曲都曾是那样挑动了为地歌迷和音乐人的心弦。
其时，广州方面已有李海鹰、毕晓世、张全夏、解承强、徐东蔚、何建东、马小南、吴国材、陈」、奇、陈洁明等一批音乐人聚集；北京方面已有李黎夫、留曹、徐沛东、温中甲、苏越、吴海岗、朱一工、郭峰、王彦军、甲丁、高大林、崔健、梁和平、王迪、丁武、曹平、曹钧等一批音乐人聚集。他们已经有了一些作品，但是还未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他们和大量只靠“走穴”生活、在磁带中顶着别人的名字唱歌的歌手一样，急需要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于是，当1986 年的某一天，中国录音录像总社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张丹丽向郭峰提起：“他们敢做6O 名歌星的演唱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百名歌里的演唱会，献给世界和平年？”时，大家的心都沸腾了！
1986 年5 月9 日晚，百名流行歌星荟萃北京工人体育馆，在上万名观众的注视和聆听中，由郭峰作曲，陈哲、小林、王健、孙铭、郭峰作词的“让世界充满爱”终于“曝光”了！几天之后，全国各地都在哼粉这首歌。《 让世界充满爱》 的盒式音带共发行了180 万，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纷纷洽购了此歌的音乐版权，联合国在随后的特别节目中向50 亿世界人民播出了这首代表了10 亿中国人民心声的杰作。
同时，也就是在这一场有划时代意义的演唱会上，崔健唱出了一曲“一无所有”，虽然这首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西北风”的开始，但它确确实实标志了中国摇滚的开端。与国外的情况不同的是，内地摇滚的发展差不多与流行音乐同步。从1979 年开始，北京就有人开始琢磨起“甲壳虫”等乐队的作品，又过了几年，受到当时活跃在北京的外国乐手埃迪、布拉什等的影响，北京许多人开始组建自己的乐队。那时候的乐队有“白天使”，“万里马王”、“不倒翁”、“七合板”、“ADO ”等，重要人物有王迪、崔健、曹平、丁武、刘元、梁和平、张永光、程进等。一批又一批玩乐队出身的年轻人中有不少形成了日后录音乐手的班底。
5，“西北风”，一场短暂而又迅猛的风潮
1986 年的辉煌引发了随后几年的流行歌坛原创歌曲创作高峰，1987 年～1988 年间，“西北风”席卷了全国。
“西北风”是具有西北地方色彩的流行歌曲，在风格上与民歌、地方戏曲一脉相承，在音乐内容和编配手法上却运用了不折不扣的现代流行音乐元素。它的出现和走红，在一片“只有最民族的才是最世界的”的呼声中，因摆脱了软绵绵的港台歌曲的影响而成为了内地流行音乐的骄傲，令这一代音乐人和歌手扬眉吐气。它那粗犷的唱腔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主流女歌手的样板。
“西北风”背后的策划者也是一位编辑― 中国国际声像艺术公司的编辑朱一工。1987 年春节，朱一工在看完除夕联欢晚会之后，看到广州电视台的选送节目中有一位叫王斯的女歌手正在演唱，朱一工立刻被这首名为“信天游”的歌曲吸引住了，于是他立即把这首歌录了下来。这首歌的作者是解承强。职业的敏感和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使朱一工所在的国际声像艺术公司成为“西北风”时期段出色的经营者。
王斯首唱“信天游”，后来程琳用国语再唱“信天游”，立刻红遍大江南北。此时陈哲、苏越的“黄土高坡”，徐沛东的“我热恋的故乡”等已相继问世。1988 年初，电视连续剧《 便衣苦察》 和《 雪城》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刘欢的名字和声音一炮打响，“少年壮志不言愁”、“心中的太阳”使他一举成名。
不久，电影《红高粱》 中姜文吼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风靡一时，“西北风”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当时“西北风”的重要人物还有：那英演唱的“山沟沟”、韦唯演唱的“西部摇滚”、范琳琳演唱的“十五的月亮十六目”、田震演唱的“最后时刻”等等。
强劲的“西北风”刮了两年，终因其单一的风格而退出了流行市场，其实，这也是流行音乐的自然规律。“西北风”是中国唱片史上的一个辉煌点，但它同时也攀露了内地唱片业的一系列问题：没有严格的著作权保护、没有合理的利益分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