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之盘丝洞李易峰:江西修水“寡妇乡”惨景揭秘:矽肺病是杀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5:44:15
这次采访缘自最近一期《南风窗》杂志刊登的一篇特稿。文中披露:江西省修水县上衫乡是个穷乡。现这个乡正被死亡阴影笼罩着。几乎每个月都有人因矽肺病死亡。截至2003年初,上衫乡矽肺患者就有399人,这些患者绝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在乡金矿干活时得的这种病。患者有的已经撒手人寰,活着的也无法下地劳动。现在,上衫乡矽肺病人已有40多人死亡。江西省职业病研究所所长预言,10年以后,上衫乡将成为寡妇乡。
7月15日上午8点20分,本报记者来到了距修水县城约60公里的上衫乡采访调查。
文/本报记者 杨学文 鹿鸣
习惯死亡
塔头村是进入上衫乡的路口。记者一下班车,就有十几部“摩的”围了过来。记者正与摩的司机讨价还价准备“包车”前往上衫乡时,在马路对面加油站替人打工的朱群虎也跑了过来,听说我们此行是采访矽肺病,他说:“我就是,我们村就有不少”,并主动要求带我们去各村矽肺病家庭采访。
朱群虎是上衫乡塔头村8组的村民,今年才30岁。7年前,他是上衫乡第一批检查出患上了矽肺病的100个村民中的一个,与他一起检查出有矽肺病的人中,已有21人陆续死去。而随后两批检查出的226人中,也已有24人相继死亡。也许由于“同病相怜”,他几乎熟悉全乡每一户有矽肺病患者的家庭。
修水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上衫乡更是穷乡僻壤。但如果你不知道矽肺病这事,现在你到这里看一看,你根本不会相信它穷。路上穿梭的摩托,路边贴了瓷砖的楼房,再加上青翠的山、清澈的水及大片已经泛黄的稻子,即使近40度的高温也挡不住的美丽,你会羡慕和赞叹这乡村的繁华。
朱群虎说,这些楼房大多数是村民在金矿里挖金时盖的,“但谁能想到要以生命和一生的痛苦作代价呢?”上衫乡自从1987年发现了金矿,当地村民就开始了群采,但在1996年7月,该乡第一个村民死于矽肺病之后,村民才开始了恐慌。现在死的死了,活着的也有不少正在丧失劳动能力,路上不少摩托就是这些还不严重的患者为了外出,贷款买的。
要是当时懂得一些防护措施就好了,朱群虎叹息说,其实这病并不难防,只要用水钻就行了。谁知这病一发生,就无治愈办法,而且死亡率极高,潜伏期长达20年。到了晚期,肺部硬化,常常缩成鸡蛋大小,呼吸不畅,患者就在这种状况下等待窒息死亡。
谈到死,在上衫乡无论患者与非患者,大家都无所顾忌,言谈举止之间还颇为轻松,就像在谈别人的一件遥远的事。7年了,看到一个个人死去,他们在无奈中已接受了死亡。
杨家村的朱国华平静地躺在床上。旁边的沙发上,妻子和三个孩子轮流陪护他。从当地的渣津医院回家后,今年只有43岁的他随时都有可能死去。
朱群虎说:他很可能成为上衫乡第50个死于矽肺病的人。
从去年5月12日,已查出矽肺病Ⅱ+的朱国华就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全身乏力。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能够坐起来,只能躺在床上。虽然,医疗费陆续用了1万多元,但病情还是一天天地加重。现在,原来有60公斤重的朱国华已瘦得不到30公斤,大腿、小腿只剩下了骨头,胸部的肋骨也一根根凸了出来,而扁扁的腹部却还凹了进去。医生说他的肺部已听不到声音。因为全身消瘦,他的头颅显得特别硕大。他不停地喘着粗气,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但尽管如此,在记者进入他的房间后,他还是试着努力坐起来,但他似乎又马上意识到了不可能,因此对记者还露出了抱歉的笑容。
死归死,但没死前生活还得继续。朱群虎说,大家都已经麻木了,不笑,难道还要整天哭吗?像朱国华这样在家里等待死亡的,“今年全乡至少还有5人”,朱群虎说。
残缺的家
在去王家村的路口上,有一家猪肉店铺。一位年轻的妇女正忙着用纱罩将没卖完的半爿猪肉盖起来。屋里的泥炉上,一只熏得黑黑的瓦罐里,正在熬的中药“咕嘟咕嘟”翻滚着,浓浓的草药味在店铺里弥漫。
这是福湾村村民朱宝华租的门面,在店里操刀主持的是他34岁的妻子樊小红。自从朱宝华进入矽肺病Ⅱ期后,往日只在家里做做家务、连地也很少下的她,现在不但要抛头露面,而且还要操起砍肉的刀,并以此来维持全家的生活。
朱宝华说:让女人干男人的活,是没办法的办法。同他们一样,被矽肺病改变了命运的,还有分散在全乡各村的500余个家庭。
王家村7组的吴生林、张雪英夫妇共有4个儿子,但老三吴备战、老二吴水金已经因矽肺病分别于1997年、1998年死去。两位老人现在要抚养吴水金留下的二男二女4个孩子。
4个孩子中最大的是吴芬芬,今年14岁,王家小学六年级学生。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她正领着弟弟妹妹围着一个肮脏的水坑拆洗一台电风扇。邻居说:芬芬很懂事,不仅要帮奶奶烧饭,还要洗全家的衣服。孩子们的穿着在乡村显得很时新,这还是两年前妈妈在外地打工回家过年时给他们买的。最近这两年妈妈再也没有回过家,偶尔打电话到邻居家里,吴芬芬不去接,也不让弟弟妹妹去接,“谁让她不管我们”。吴芬芬说,有一次听见妈妈在电话里哭,她也跟着哭,但就是不跟她讲话。
与孩子们不同,张雪英老人对儿媳没有半点怨恨:儿子走了,她挑不起这副担子,我们不怪她。
儿媳是在儿子吴水金死了4个月后走的。张雪英说,那天天还没亮,她就听见4个孩子在齐声大哭,等她起床过去一看,才知道儿媳悄悄走了。5年了,她只回来过一次,寄过1000元钱回家。她到底在哪里打工也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她已经在外面找了人有了新家。
在问到孩子的学习费用时,张雪英说,政府给他们免了学杂费和书费,暂时还读得起书。但等我们老了,他们正好长大,那时就不知道谁来管他们了。
姐弟4个身上都挂了一个“护身符”,一枚一元和一角的硬币穿了一个孔,串了根红线。吴芬芬说:“这是外婆给我们做的,外婆很疼我们,每个星期三都接我们过去吃饭,还烧肉给我们吃”。
与这几个还不知道忧愁的孩子相比,在上衫中学读初三的吴婧婧只要提起爸爸就会大哭一场。张雪英说:这是老三吴备战的女儿,她爸爸死后,妈妈又“招了一个女婿”进门。
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正是特别需要父爱的时候,虽然继父对吴婧婧很好,但她总觉得“他是个陌生人”,有了心事的时候,她宁愿抱着父亲的遗像在门口坐一会。
两个媳妇一个改嫁,一个招了女婿,张雪英老人不但没有责怪她们,反而为她们有了归宿感到安慰,儿子死时的锥心之痛也渐渐平息了,但对孙女、孙子未来的担忧却让已经60岁的老人寝食难安。
福湾村1组的何金兰现在是户主。丈夫朱洪金已经去世了6年,她仍然独自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带着3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和87岁的奶奶。
丈夫去世时留给她一幢没有盖完的房子,他死后又获得了1万元赔偿金,但偿还完欠款后只剩下不到2000元现金。
何金兰说:丈夫一走,就像塌了天一样,这6年,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最初的时候也想过改嫁,但这么多拖累想找一个也很难。现在,“已死了这个心”。
何金兰一个人种了4亩田,除了用牛要请人耕之外,插秧、割稻样样都得靠自己一个人上。尽管如此,她家的收入还是十分微薄,田是种一季,吃饭人口又多,如果不是这些年政府给免了农业税,一家人的吃饭就成了问题。
她最担心的还是三个孩子的上学问题。虽然政府早几年已经免除了孩子们的学杂费、书费,但零花钱、买笔买本子加起来还要200多元。今年6月,15岁的儿子朱雄军初中毕业了,高中就没法上了,因为政府只管九年制义务教育,此后就得自己交学费,而因为穷她只有让儿子辍学了。
不过朱雄军倒很懂事,他不和妈妈争吵,默默地把贴在墙上的读小学和初中时获得的奖状一张张撕了下来。望着小小年纪的儿子满怀心事,何金兰说,等明年他能办身份证了,就可以跟人出去打工了。而正在读初中和六年级的女儿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初中毕业就意味着失学,她怜惜地搂住两个女儿对记者说,已经5年没给他们买新衣服了。
期待新生
塔头村的朱明亮4月21日从南昌拿回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单,虽然他早有思想准备,但Ⅰ+的结果还是让他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在当地,他是一个不错的木匠,但现在已不敢接木工活了,准备“多吃营养,注意休息”,思想上的负担也很重,至今没敢把检查结果告诉在外打工的爱人。
今年4月,他和村民自发组织去南昌的职业病医院检查,结果又有175个Ⅰ+以上的患者被查了出来(未经职业病防治部门鉴定)。
前三批患者通过向当地法院起诉,已全部获得8000元至1万元不等的政府赔偿,但1万元左右的赔偿对于救治一个矽肺病患者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说每次洗肺费用须1万元以上(洗肺只对初期患者有些效果,而且须洗三次以上才可减缓病情),光一年的吃药费用上万元也够他们受的了,原来开采金矿挣的钱早就填进去了,何况那些还亏了本又得了病的村民呢?
尽管如此,一些有能力的村民还在拼命地自救。去年朱群虎就到南京的一家医院“洗肺”,上衫乡像他这样的人也只不过7个。朱群虎说:他现在的目标就是拼命赚钱,再做两次“洗肺”。而吃千金藤寺片的人也微乎其微,因为200多元一盒也只够吃半个月。其他的患者也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熬些中药,他们总希望能侥幸病愈,虽然他们心里明知这不可能。
县乡政府也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在给予他们补偿金的同时,还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如免除农业税,减免子女学杂费,办最低生活保障等等,以照顾矽肺病患者家庭。
上衫乡党委朱书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县政府几乎为全乡所有的矽肺病患者“买了单”。但全乡当初有上千人参与采矿,如果长此下去,本就贫困的县财政又怎能支撑得住呢?
在谈到当时金矿十分混乱的情形时,朱书记也感到十分痛心:矽肺病虽然无法治疗,但预防却十分简单,只要改干钻为湿钻,再坚持戴口罩作业,基本上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由于管理者的疏忽,村民自己也缺乏防范意识,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
现实的难题是尽管县乡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这些患者,大多数矽肺病患者也已倾家荡产来进行自救,但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死亡和贫困的威胁。“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我们这500余人全部死了”,朱明亮有些黯然地说。
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还要活着。我们希望,在医疗技术还未有所突破前,会有社会的力量来给他们临终的关怀,并帮助那些破碎家庭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