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证扣分查询:《林彪的“五七一”工程之谜》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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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三事件过去三十多年了，仍疑点重重。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一、9月12日13时，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6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林彪儿子)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省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介绍，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可今年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
　　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
　

披星戴月，归心似箭，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9月11日18时50分，专列在南京车站停了15分钟，继续北上。21时45分到蚌埠，停车5分；9月12日零时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2时45分到兖州，5时到济南，停车50分；7时40分到德州，停车20分；11时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15时36分，专列从丰台站开出，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
　　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丰台车站成了专列一路停靠最长的车站。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
　　15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侵，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
　　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二、谁把毛泽东到京的消息透给林立果？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
　　1971年9月12日19时多，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18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需要保密，常借训练为由。
　　20时15分，机场调度室李海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打电话给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姜作寿打电话问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姜问，那我们去不去车接?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马上就到了，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叶群(林彪妻子)为庆祝女儿林豆豆订婚，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电影才放一半，值班秘书来问林豆豆，山海关机场来电话，说来了架飞机，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人来。林豆豆说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叶群要刘吉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坐车去接。
　　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小宁着急地说，接不到了，50公里路，没有40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果然没接上。20时35分，过秦皇岛不远，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提着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透露的?是“内线”?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编号13和14的两层小楼，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10时左右，负责后勤的老王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放在门口。转身要走，楼门开了，陈伦和(空军司办外事处秘书)叫住他，赶快准备11个人的午饭，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八人到食堂吃，要争取12时30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12时10分，哪里来得及?13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15时10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
　　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15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16时30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34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18时刚过，256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泽东行踪的圈子非常小。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可能轻饶告密者?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是汪东兴告诉她的。另一种是“民间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了叶群。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道，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虽然死无对证，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查总机的话单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总机需要登记话单，看看那段时间谁给叶群去过电话，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一张一张地翻检过，并记录了从9月6日至12日他们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要找出“罪魁祸首”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为什么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密告叶群，和林彪穿一条裤子，这是打倒他最有利的理由啊!如果是汪东兴，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众所周知，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庐山会议他跳得那么高，却“轻松过关”?而他不但不接受“教训”，又“贼”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秘密告诉叶群，吃里扒外，难道不该“千刀万剐”吗?
　　可是奇怪!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是不是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打而不倒一样，背后有着永远不能示人的秘密?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故意泄密，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北戴河”的“鸡”半夜飞起来。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吗?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这话他说过多次。是这样吗?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不了如指掌，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察觉。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文化大革命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已经四个年头了。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文革全是主席搞的。毛泽东最初并没有想搞这么长时间，1967年他巡视大江南北时就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国家需要安定，这从积极筹备四届人大可以看出来。可是1969年4月九大开过，1970年8月要开九届二中全会了，穿上了“红舞鞋”的文化大革命却仍然“舞”个不停。
　　庐山会议开幕前几天，庐山北面十几公里的九江机场日夜轰鸣，飞机频繁起降。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到安庆坐镇，组织大型飞机换乘小飞机。他和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专门到九江机场和庐山会场附近勘察地形，选直升机在山上的着陆点，然后派两架伊尔-14和四五架云雀直升机前去值班。
　　汪东兴回忆，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到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吓了一跳。在毛主席的住房上边，正轰隆隆地炸石头，程世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军区政委)事先也没把这件事告诉我。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汪东兴不解，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直升机降落比较安全。汪东兴说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说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汪东兴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他说，这个机场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主席休息和办公。程世清说，那怎么办?汪东兴当时没有答复。回到杭州，他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警惕起来，问谁下的命令呀?汪东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看他知不知道。
　　周恩来也不知道。汪东兴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周恩来马上询问，黄永胜(总参谋长)知道。黄永胜说，因为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意思是你报告毛主席了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于是，周恩来对汪东兴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再说什么，点了一下头，但心里无疑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拿出《我的一点意见》，里面有一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讲到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又提到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借助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以后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谈话，除了特意提到庐山上有人搞突然袭击，又特意点到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
　　毛泽东反复说“炸平庐山”，“典故”就出自正在修建的庐山小机场。
　　几架小小的直升机，真能把庐山炸平吗?
　　周恩来“追”到黄永胜那里，没再往林彪那里“追”。就是周恩来“追”到毛家湾，也是叶群接电话。作为林办主任，叶群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林彪。林彪身体不好，一向由叶群出面，林彪的意见要由叶群把关，有时她可以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或谢绝，甚至假传“圣旨”。毛泽东南巡时特意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如此说来，林彪不太可能知道庐山上修机场。在“太岁”头上修机场，实在非同小可，如果林彪知道，为什么不请示毛泽东呢?按照他的“原则”，他一定要请示。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现有资料看，机场一点点大，也不是秘密工程。是为了政变吗?没有证据。这时林彪的地位虽然有些动摇，但矛盾还没有激化。林立果搞《571工程纪要》是庐山会议以后1971年3月的事情。而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越来越深，林彪兵权在握啊。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三天，挥笔在陈伯达编的论天才语录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拿陈伯达开刀的当晚，张耀祠回忆，毛主席忽然提出不在美庐过夜，秘密挪到l00多米外的175房。那原是几家普通民房，大会前居民迁出。房间又小又破，毛泽东不准工匠修理，以免走漏风声。
　　下了庐山，但庐山上的硝烟飘到了北京。
　　华北会议后，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2月20日，黄吴李邱写了一个表态性的报告，毛泽东又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3月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做出批示，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同时通过江青传话，让周恩来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检讨说一说。3月25日，周恩来约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3月26日，周恩来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送给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彪，井说准备向林彪汇报。李德生回忆，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但林彪不“领情”。毛泽东对周恩来就会议安排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后，林彪只让秘书代写“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吴法宪(空军司令员)回忆，九大后，周恩来觉察到毛泽东对林彪日益不满，托人劝说林彪不要老呆在家里，出来做点工作，到下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但林彪婉拒，说谢谢总理的好意，我的身体确实不行，连出去转转都不敢了。4月1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林副主席要我们转报主席，他对主席从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这次会议把陈伯达揪出来，真是最大胜利。他对几位同志(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很高兴，要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在结尾，周恩来说我们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4月7日，毛泽东掺沙子，把纪登奎、张才千等“沙子”掺进军委办事组。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99人参加，加上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总结，按毛泽东定下的调子，点了五大将(黄吴叶李邱)的名，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申明。同时周恩来检讨他在这个问题上督促、帮助不够的错误。
　　4月19日，会议中间林彪回到北京。4月20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主席的批示。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林彪拒绝。4月24日，周恩来在书面汇报上说，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4月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终于“平安”结束。
　　5月1日，林彪在周恩来再三劝说下，勉强登上天安门城楼。但只坐了十多分钟，没有与毛泽东说一句话，这是林彪与毛泽东的最后一面。
　　6月15日，心情阴沉的林彪坐专列又去了北戴河。
　　8月5日，叶群以检查乳腺癌为由，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密谈。8月6日晚，邱会作带夫人胡敏来到毛家湾，谈到深夜。周恩来特意打电话问候，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马上追问是哪些客人。陪江青在青岛活动的吴法宪，接到夫人陈绥沂的电话，说叶群回北京治病，要他回来看看叶群。当晚23时15分，吴法宪从青岛打来电话，8月7日上午匆匆回京，15时带夫人到毛家湾，与叶群密谈。8月8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密谈近三个小时。23时政治局会议后，吴法宪、邱会作又来到毛家湾，以后胡敏也来了。胡敏是带三O一医院的人到毛家湾看电影，叶群对给她看病表示感谢。电影看完，别人都走了，胡敏到会客厅看叶群正与他们谈话，也留了下来。谈至8月9日凌晨3时。吴法宪交代，交换了情况，分析了形势，重点议论四届人大这一关怎么过?叶群说，这次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办法总会有，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了，意思是要硬干。不是只保林彪的问题，林彪和你们分不开，都要保，你们靠林彪，林彪也靠你们，就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失。叶群让吴法宪除整好空军外，特别要抓好广州军区空军和武汉空军的工作(难怪毛泽东南巡的重点是武汉和广州呢)。叶群还说，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比较起来，差得远，怎么也拖不过毛主席。这话叶群在1970年庐山会议前就讲过一次。
　　邱会作交代，叶群说，要端就端嘛，把林彪端出来了就下台了，现在大家把问题好好想一想，看怎么过关，林彪总是关心大家的，只要林彪没有事，锅里有饭，就不愁碗里空。胡敏回忆，叶群说，我们的“关”过得去过不去还是个问题，怎么办?这要看主席保林的情况。从现在看，主席保林是有个限度的，许多迹象表明，可能要把林彪的问题往外端。这次开会要早点做与咱们观点一致的人的工作，经过一场斗争，再向主席“请愿”整他们，若主席不答应，就向主席“示威”，求得解决。叶群说，看来咱们是过不去了，主席要把首长往外拿了。把首长往外拿，咱们就都保不住了，得想个办法。吴法宪说，只有斗争。邱会作说，斗争还得有斗争艺术，要取得胜利，还得给下面做工作。叶群问串连工作做得怎么样了。8月9日下午，叶群乘飞机回北戴河，黄吴李到机场送行。叶群到山海关机场，林立果亲自迎接，真让叶群“受宠若惊”。8月10日，叶群从北戴河给吴法宪打电话，叫他“不要放炮”。
　　8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他离京赴广州期间中央日常工作的分工。8月9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女)转告。8月12日下午周恩来飞回北京，立即到毛泽东那里面谈，之后毛泽东下了南巡的决心。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7份，传达范围非常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李德生回忆，经过批陈整风，毛主席从大量的揭发材料看出，林彪一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南巡前，7月11日，毛泽东将吴法宪、叶群重写的检讨批转周恩来，说我已看过，可以了。并要求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一并向政治局报告，作适当处理。
　　汪东兴认为，庐山会议后，揪出了陈伯达。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以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在杭州说，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其实，毛泽东这时正身染重病。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到南昌住了两天。回到北京，到1971年8月15日南巡前，他哪里都没去。因为他在庐山上游泳受了风寒，1970年10月下旬病情越来越重，转成肺炎，因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在，周恩来派了三名专家级的医生来。一听诊断，毛泽东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连发了两天脾气，连病也不再看了。对高龄病人来说，病情变化非常快，汪东兴不得不召回正在千里外巡回医疗的保健医生。保健医生虽然也认为是肺炎，但他深知毛泽东的脾气，说仍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毛泽东非常高兴，用双拳锤击前胸，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于是，恢复治疗。
　　病中的毛泽东开始南巡，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在酝酿着一场新的“风暴”。 8月15日13时，毛泽东坐专列南下。
　　8月1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谈了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汇报结束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这番话对“北戴河”震动很大，九大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九届三中全会是不是要把林彪抛出来呢?
　　就在周恩来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的同一天，8月16日，毛泽东到了南巡第一站武昌。顾不上天气炎热，甚至连口气也没喘，就与刘丰(武汉军区政委)谈话，只有汪东兴在座。8月17日毛泽东又与刘建勋(河南省委负责人)等人谈话，刘丰也来了。谈话刚开始，毛泽东就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汪东兴回忆，毛泽东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接着毛泽东谈到“三要三不要”，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50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
　　毛主席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
　　刘丰从来没看到过毛泽东关于谈到庐山会议时那种严厉的表情，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还说庐山这件事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接着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毛泽东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着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最后，毛泽东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几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8月25日，毛泽东将已从湖南调国务院的华国锋从北京召来，话说得更重更透明了。
　　8月27日14时，刘丰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见面就问怎么样?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也曾同刘丰谈过一次。据汪东兴说，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所以这回刘丰忙检讨，说这几天想得比较多，庐山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毛泽东说，你沉重什么?你们就是太急了，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然后毛泽东再次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我讲的话，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谈话结束，毛泽东谈到《国际歌》，问刘丰看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泽东叫张玉凤（毛泽东秘书）去拿。刘丰送毛泽东上车，毛泽东让张玉凤、吴旭君唱《国际歌》，并和刘丰一起唱，毛泽东说，要学习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说，《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啊?接着毛泽东还打着节拍，和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一段讲一段，毛泽东说，歌里头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南巡中，毛泽东经常带头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非常注意观察对方的态度。汪东兴认为，毛泽东这时带头唱这两支歌，是非同寻常的。
　　刘丰得天独厚，先后听毛泽东长谈三次。毛泽东为什么把南巡的第一站选在武汉，又格外厚爱刘丰?湖北是林彪的家乡，刘丰曾是武汉空军政委，文革初期林彪曾与刘丰、曾思玉有一番讲话，被印成文件。那么刘丰是不是林彪死党呢? 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闭门”不出。是在等吗?看是不是有人把消息透给北戴河?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如果是一般人不敢违抗最高指示，但如果是“死党”，上刀山下火海也是要报告的。
　　刘丰遵守“纪律”，没有往“北京”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也谈话三次。
　　8月27日21时，毛泽东抵达长沙，与卜占亚(湖南省负责人)和随同到长沙的华国锋谈话。8月28日21时，毛泽东将刘兴元、丁盛和韦国清(广西省负责人)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不很熟，谈话开始前，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丁盛说参加过七大，打过锦州，还讲了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笑着说，你可不要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主义呀！毛泽东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随后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旁听的汪东兴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了不让他们太拘束，却不知道毛泽东另有用意。毛泽东强调，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这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毛泽东不仅点了黄吴叶李邱，还点了林彪。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谈话后由汪东兴组织座谈了一次。8月29日，汪东兴将座谈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边听边插话。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汪东兴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你们座谈两天了吧?怎么样?每个人都汇报了一番。
　　毛泽东说，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光在报纸上登(指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毛泽东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不会。又指着丁盛，你呢?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毛泽东说，那怎么办啊?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
　　针对林彪一伙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会议(1971年4月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谈到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庐山这一次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都回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1300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刘兴元说，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毛泽东还对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77岁高龄的毛泽东“周游列国”，他不坐飞机，但“各方诸侯”要派飞机接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只知道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谈话内容。而“北戴河”最关心的就是谈了什么?叶群、林立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
　　8月26日，毛泽东南巡离开武汉前一天，林立果召集了一次会议。于新野记录：成绩很大；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由明斗转为暗斗；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的“战争”；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此记录清楚地表明他们还不了解毛泽东南巡的内容。
　　仅凭这一点，林立果“吹”他在毛泽东身边有“特务”，纯粹是瞎说。
　　试想刘丰如果在8月16日透露，丁盛、刘兴元如果在8月28日透露，那“九一三”就不是“九一三”了，肯定会提前。但是“可惜”，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锁”林彪。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 既然有令在先，不许外传，为什么让广州军区大张旗鼓地传达呢?想当年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因为传达了某次会议的内容，结果被抓，一关四年多。如果没有“圣旨”，再借给丁盛、刘兴元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开大会传达。此举一箭三雕：既给林彪透了个信，又可以发现“死党”，同时也给广州军区绝大多数干部打了“预防针”，别跟着林彪跑。汪东兴回忆，主席跟我讲，我讲了一点意见，（广州）他们回去向师以上干部传达，2000多人(哪里有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他(林彪)就不敢去了，只有往北(苏联)走。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最高层的分歧，甚至上了庐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受骗上了当”。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还没开完，晚上接着传达。规定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毛泽东南巡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而且传达到广州军区师一级的干部了，却不准往北京传，不准“林副主席”本人知道，他的本意是想完全封锁他的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不！他想让林彪知道，他太想让林彪知道了。因为林彪不知道，就不动。不动，就抓不住他的“辫子”。毛泽东一路上说了林彪那么多的“坏话”，用意很明白，就是要传给“北戴河”，就是要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就是要激对方“狗急跳墙”。他南巡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决不会乖乖地把头伸到案板上等着挨宰。
　　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一种策略?反正欲擒故纵，毛泽东就不相信，广州军区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中就没有人“狗胆包天”?倒是要看看，谁是林彪的亲信?三令五申不准向北京传话，传话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伙。
　　果然，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会议不准记录，他偷偷往香烟壳上记了几笔，回家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了个电话。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约定传达完后再打电话。23时35分，于新野来电话，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要点是十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周宇驰原定9月6日到广西桂林，临时改变计划，9月6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15时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周宇驰给顾同舟打电话，昨天晚上于新野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林(立果)副部长也看过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全然不知中了计)。林(立果)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也是，顾同舟不是当面“聆听”，而是听的传达。林立果听的是传达的传达，难免走样，还是要争取最“原始”。顾同舟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34师的飞机送到北京。并附上一封信，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林彪)外，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元都没有提到林彪。在那种时候，毛林不可分，怎么就分了呢?顾同舟说，我想到，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
　　确实，有些内容涉及到林彪，刘兴元并没有传达。
　　非常巧，林立果9月5日夜里得知情况，叶群9月6日夜里也从另一渠道得到了情报。
　　9月6日，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刘丰到车站迎接，终于打开了“金口”。李作鹏探到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马上想到三条，一是庐山会议的事还没有完，二是“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三是矛头似乎指向了林彪。因为毛泽东有一句话，就是不同意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办公室主任。
　　李作鹏非常震惊。第一个反应不是没事了嘛，怎么又“兜”出来了?而且“纲”上得更高了。毛泽东南巡前，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都有批示，除了吴法宪，几个大将都过了关。毛泽东对邱会作说，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邱会作说是。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你就当国家主席吧。从口气中听不出讽刺，倒像有一种赞赏。毛泽东在北京还亲口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就为止了。几个人都非常高兴，专门到京西宾馆吃了一顿饭表示庆祝。这之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日子还难过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一身轻松，以为他们的检讨真过了关。
　　可是，毛泽东南巡为什么又说得这么重?心情非常紧张的李作鹏当天从武汉返回北京，下午与朝鲜军事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座谈。送走外宾，黄吴李邱都没走，等着一小时后的告别宴会。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角落说“悄悄话”。吴法宪凑过去，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李作鹏说，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这半年来，吴法宪因在庐山上“冲锋在前”，日子越来越难过，甚至想跳楼自杀。他心急火燎，当然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他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一起讲讲嘛。叶群安慰他，你不要误会，也不要再打听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9月6曰晚上，黄永胜的电话来时，叶群正与林立果密谈，不接。黄永胜急了，27分钟连要三次，最后说有重要事情，这才接通了叶群，通话时间长达58分钟。21时至23时，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密谈。之后，叶群与林彪密谈一个多小时。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通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李作鹏没事，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他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接下来的六天，一天比一天更惊心动魄。一生中有着丰富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对付林立果这个毛孩子和叶群这个妇道人家，简直是老鹰捉小鸡。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时，就叫汪东兴提前通知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和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到南昌来。8月31日17时，先由汪东兴向许世友、韩先楚传达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21时，毛泽东到达南昌，说既然车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在火车上谈吧。22时多，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等开始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十次路线斗争都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泽东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接着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张春桥)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关系也比较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他恨死了张春桥。但在那种时候，他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4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10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毛泽东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说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516”啦?许世友说，“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516”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南京军区政委)的反。毛泽东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泽东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零点了，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两位好朋友难得碰到一起(许世友最佩服韩先楚，说老韩的胆子比鸡蛋大)。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
　　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冒，下午体温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9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起了床，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汪东兴说，您看呢?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汪东兴急得够呛，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才摸到他们的行踪。好在跑得不远，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谈话时间不长，只有40分钟。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也还是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不能当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许世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8月31日21时，毛泽东到南昌后，程世清向汪东兴报告了周宇驰带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让南昌仿造，第二次来又用飞机拉走了。据总政保卫部侦察和汪东兴证实，确有此事，但汪东兴说，不过程世清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我让他直接向毛主席报告。9月1日、2日，程世清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
　　据程世清交代，他向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8月24日24时，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2、7月周宇驰曾两次到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再来很神秘、鬼祟，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要逃跑；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程世清说，你见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在下边干些什么。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毛泽东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恐怕不仅仅是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吧?据随毛泽东南巡的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泽东的行动急了，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毛泽东改变了南巡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行动非常警觉，而且对陈励耘(空5军政委)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
　　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到毛泽东很冷淡。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你在庐山犯了错误吗?刚坐下，毛泽东又说，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陈励耘赶忙说，我在庐山犯了错误。毛泽东严厉地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去了吗?你也不看一看文件?陈励耘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毛泽东问，你们在山下没讲什么吗?陈励耘说，就是在山上那一次，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见面。如果光是批评，还不至于胆战心惊，毛泽东离开专列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了他，面露不悦，你，怎么又来了?陈励耘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于新野9月8日上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下午要去杭州找陈励耘商量，了解毛泽东在杭州的情况。王维国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于新野怎么可能说什么?于新野9月8日18时多坐车从上海到杭州，21时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以后经过侦察，陈励耘确实没有泄露。刚入狱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他同志。他根本不知道谋杀，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过谋杀毛主席，最后他被“免予起诉”。
　　那么，是什么事情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呢?9月3日零时，专列到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9月4日、5日，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这时毛泽东同各地党政军干部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汪东兴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的策划。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得到新的情报，有知情者暗示杭州在准备飞机。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的列车专线上转移。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建议转向绍兴，即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绍兴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个缓兵之计，从战略上说，显然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毛泽东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说，能!汪东兴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
　　是巧合吗?现在想，林立果在北京议论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毛泽东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是怕轰炸吧?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
　　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为什么呀?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毛主席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最后谈到军队问题……
　　讲了那么多，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毛泽东谈话时，汪东兴忙着调专列。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抵达杭州。14时30分至15时40分，毛泽东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了一个多小时。刚送走他们，16时毛泽东的专列就开出杭州。临走没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据汪东兴说，没让陈励耘上专列，只与他握了握手。陈励耘问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为陈励耘在汪东兴的屋子里，他躲到毛泽东的房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他让陈励耘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后来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18时10分，专列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支线上。张耀祠介绍，毛泽东专列是三个列车，一个开道，一个后卫。中间的专列本身可以倒着开，一个车头，两节车厢。这次随毛泽东南巡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多人，个个精选，除少数看家外，多数都随主席外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要是路短坐汽车，人就多一点，带路车前有吉普车，后卫还有大队部。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川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警卫。张耀祠说，1970年庐山会议性质是什么，当时会上没做结论。毛泽东沿途打招呼，我们一直很紧张，对接近的人都警惕，江青也想拉拢我们，我没跟主席讲，跟总理和汪东兴讲过。以后江青告状，说8341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8341是林彪的人，他干吗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全撤到外围去了，在专列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以防不测。汪东兴说，在离专列不到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似乎已经了解到“那一伙人”要炸油库，提前做了防范。
　　看起来，毛泽东真正紧张是在9月8日。
　　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一“动作”，在杭州的毛泽东深夜也跟着“动作”了?林立果策划杭州轰炸专列和上海引燃油库，毛泽东马上命令专列转移绍兴，并对专列进行防空伪装，然后突然离开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专列上，准备随时出发。同时严密看守油库。看!轰炸专列知道!烧油库也知道!林立果计划南飞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对王维国的戒备等，是不是他心里有一本账呢?专列突然离开上海，提前十几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伙的“上策”不攻自破，匆忙拿出“中策”。林立果要了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同时北京调机群，准备9月13日早晨飞往广州。然而，当晚第二套方案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第三方案北飞苏联，最后机毁人亡。
　　为什么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毛泽东似乎早就对林彪有了怀疑。林立果（林彪唯一的儿子）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毛泽东一向关心名字，爱给人家改名，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另立国”。
　　1966年林彪的“518”讲话，林彪大谈“政变经”，毛泽东非常不安。
　　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就在“第一个号令”之际，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专门送到苏州，林彪批上“呈主席阅”，可一直没有回音。不知道这是不是叶群的馊主意，本来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就满腹生疑，又送上儿子的“功劳”，这不明摆着要“篡党夺权”吗?
　　1970年4月，林立果让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从情报部和部队选人成立“技术小组”，对外称“革新技术装备”。7月，林立果批示成立一个研究所，所里再成立一个小组，王永奎(情报部技术侦察处副处长)被选中。王永奎是大学生出身，懂技术，为林立果修车，修录像机。许秀绪(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也比较精干，技术不错，黄永胜、吴法宪经常叫他去修电器。林立果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贵重电器都由他保管。林立果手里，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就有十几架，其中有美国阿波罗登月用的同型号相机，有可变焦镜头，有体积小得可以戴在手上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有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有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有的不止一架。电视机五部，三部彩色，两部黑白。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多部，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
　　除了这一大堆电器的使用和修理，8月以后，林立果先后给王永奎下达了十几项技术任务。其中有研制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接文字显示，不用报务员，也不用翻译，可以防止泄密。这一技术成果受到林立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571工程”中的01工程。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进口一种“蜘蛛”(电话窃听器)，只要靠近电话线，就能旁听通话内容。他把“蜘蛛”安放在叶群床下，窃听了叶群大量的生活隐秘。电话上还搞了增音机、录音机、喇叭以及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研制废纸处理机，因为就是烧掉，用照相的方法仍可以鉴别。研制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汽车自动喇叭等，都是林立果从国外杂志上看到后布置的。1970年7、8月间，林立果提出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了20多种，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9月陈伦和调来，专门翻译。
　　经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联合舰队），成员有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上海空四军组建了教导队，整天在新马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的特种训练。广州民航局组织了“战斗小分队”，制定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以北京为基点，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大量的通信装备器材，几十对专线，组织起秘密通信网。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站岗放哨”，窃听、暗中监视等收集情报，想方设法探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以后从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的手抄情报。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林立果下了庐山，很久没在毛家湾露面，一个猛子扎到南方去了。按毛家湾的规矩，每临节日，工作人员都要提醒叶群，把在外地的儿女召回北京。1970年国庆节将至，叶群却特意交代，老虎到南方搞调查去了，不必惊动他。1971年2月12日，林立果到苏州，2月下旬从苏州到上海，接着又去杭州。3月18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还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4日，《571工程纪要》出笼。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天天召集开会，研究对策。他估计会议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般地谈一下，出不了大问题；整倒军委办事组；整倒首长(林彪)。我们希望是第一种情况，但要做好第三种情况的准备，他说首长和主任同意他的看法。于新野的工作日记(从直升机上缴获)记载，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4月23日晚上开会，对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形势进行分析，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4月26日，于新野到上海，对“上海小组”强调绝对保密，失密牵动大局，牵动整个斗争形势，把保密作为对他(林立果)态度的实际表现。
　　这之后，林立果一伙的行动果然大大加快。5月23日，周宇驰在吴法宪的安排下，开始学习直升机。7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机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北戴河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机机场，8月至9月初，周宇驰多次驾驶“云雀”从北京飞到北戴河。
　　7月下旬，林立果和刘沛丰乘专机先到北戴河。接着带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等人到广东深圳、尖沙咀一带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航测了香港及周围的地形。周宇驰拿到了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遥控指挥。
　　7月30日，林立果等人从广州回到北京，8月1日零时到2时，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