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西方神话弓箭:- 宋庆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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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传
题名: 宋庆龄传
作者: 刘家泉
出版者: 中国文苑出版公司
出版地: 北京
出版日期: 1988年10月
主题关键词: 传记
提要
提要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描绘了宋庆龄伟大、光辉的一生。展现了她那举世钦仰的品德，光照人间的风彩，奋发进取的精神，坦荡豁达的胸怀。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资料，订正了一些史实。本书还运用了文学的笔触，形象生动、语言清丽，并将有关的历史事件、时代背景交待清楚，把学术性、文学性、知识性熔于一炉。本书内容充实，风格清新，可读性强、是一部具有特色的人物传记。值得各界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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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再出国门 回国奔丧
一、重返柏林
俾士麦大街是柏林的一条著名大街，这条以铁血宰相俾士麦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宽广笔直，绿树成荫，大街的东端高高耸立着胜利女神像；离大街西端不远，是雄伟巍峨、富丽堂皇的夏洛登堡，它是德国腓烈特大帝宠爱的夏洛特皇后的夏宫。俾士麦大街有成排的建筑华丽的四、五层高的公寓，也有掩映于秀木繁荫中，小巧玲珑、色调明快、造型各异的一幢幢别墅。
宋庆龄重返柏林后，就居住在这条大街的一幢小洋楼里。
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奉安大典已经举行，宋庆龄打算在柏林侨居一段较长的时期。
虽然这所别墅式的小洋楼周围，碧树葱茏，百花争妍，绿草如茵，但宋庆龄并没有陶醉在这憩静舒适的幽美环境中。而是“宁静致远”，利用这安静的环境发奋读书，潜心研读马列和孙中山的著作，探索革命的真理，而且在当时魏玛共和国比较自由的政治气氛中，她还阅读了很多进步的报刊，如德国共产党出的《红旗报》以及工会出的各种刊物，有时还到图书馆去，阅览各种书报，常常整日“沉缅于书籍之中”。正像当时在德国与宋庆龄有过不少交往的胡兰畦在《回忆录》中所说：“宋先生在柏林不是过寓公的生活，而是勤奋学习，努力从事革命工作”。
1929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德国，1930年2月失业人数达350万人。失业者寻求就业的长蛇阵在柏林大街上随处可见，在轻歌曼舞，灯红酒绿的咖啡馆、酒吧间外面，乞丐用手提琴拉着古典名曲向行人乞讨，或手里拿着火柴、打火机靠为行人点香烟要钱。
德国劳动妇女的著名领袖蔡特金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等曾多次拜访宋庆龄。通过交谈，以及理论上的学习和感性上的观察、认识，使她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存在的种种弊端的认识。
在这段时期中，宋庆龄与外间接触仍然是不多的，她的住址对一般人仍然是保密的，邻居也很少来往，只有一个例外是在邻居中有一个美国进步人士海因斯，常常找宋庆龄聊天，他们或纵谈世界大事，或回忆在美国的岁月，谈美国的历史和现状，这给她孤寂的生活带来不少乐趣。
邓演达也来访问过她多次，他们就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任务等进行热烈的探讨，她对邓演达要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展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革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然后运用政权去发展生产，统制生产等等政治主张多表同意，但从来没有在组织上要求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或第三党。
由于国内不少同志迭次来函催促邓演达回国主持1928年由谭平山在上海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的工作，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邓演达决定回国。在他踏上回国旅途的前夕，曾和宋庆龄辞行，面对满布荆棘的革命前途，他意味深长地对宋庆龄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
对他这种为革命事业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宋庆龄深为钦佩，并对他回国从事复兴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寄予期望，同时也为他安全担心。
宋庆龄侨居柏林时，邓演达是她家中的常客，经常给深居简出的宋庆龄带来各种信息，特别是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人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现在这位使她获益非浅的知音和亲密的战友回国了，使孤悬海外的宋庆龄不能不感到一点惆怅。
邓演达在流亡海外期间，除到德国各地考察以外，还参加过北极圈的探险旅行，并到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在归国途中，他又到土耳其的安卡拉、伊拉克的巴格达、巴比伦、印度的德里、加尔各答等地参观考察。他在考察中，了解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状况，考察各国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案，作为中国革命的参考。于1930年5月回到祖国。他经常把在旅途中的种种见闻，写信给宋庆龄作详细地报导，宋庆龄饶有兴味地阅读这些来信，获益非浅，曾说，看邓演达的信，“象看小说一样，希望这个小说永远不完的能看下去！”的确，邓演达和其他亲朋好友的来信常给宋庆龄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带来快慰。
1930年夏，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到了柏林，她住在柏林的三个月中经常和宋庆龄在一起，他们除了经常在一起分析革命的形势，讨论革命的前途以外，还常结伴游览柏林的各处名胜。
夏洛登堡建筑的宏伟，陈设的富丽堂皇固然使他们赞叹，但酷爱中国瓷器的腓烈特二世和夏洛特皇后所珍藏的珍贵的中国瓷器更使他们目不暇接，留连忘返。为了表示对中国的热爱和崇敬，夏洛登堡还专门设有中国大厅，宋庆龄、何香凝既为中国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感到振奋和自豪，也为当时国内战乱频仍、国势日蹙而痛心疾首。
位于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尽头的勃兰登堡门，门宽六十五点五米，高二十多米，高大雄伟，上端镶嵌有二十块精致的浮雕，顶部正中是青铜浇铸的古罗马战车，车上站着和平女神，车前并排立着四匹腾空奔驰的骏马，造型完美。宋庆龄、何香凝等多次在这里佇足凝望，感到既可得到艺术的享受，又激励人奋进。
何香凝的到来，为身居异国的宋庆龄带来不少欢乐。宋庆龄与何香凝、胡兰畦等一起经常亲自下厨烹调，做中国饭菜。这使庆龄回忆起孙先生在世时，他们与何香凝、廖仲恺夫妇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心灵亦感到安慰。
侨居德国的宋庆龄当时每月从其亲属中得到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少量生活津贴，生活并不富裕，但她从不忘记帮助他人。何香凝的好友胡兰畦1926年加入国民党，并参加过黄埔军校女生队，后参加谭平山主持创办的中华革命党（即农工民主党前身），1930年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宋庆龄了解到当时正在德国留学的胡兰畦经济困难，几乎每星期都买一些鸡、鱼、肉到胡兰畦那里，和她一同做中国菜吃，然后留下拿来的足够胡兰畦吃用一个星期的东西。还经常给她送衣服，这是宋庆龄有意识帮助他人生活困难的一种巧妙办法。
1931年7月23日，宋母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再一次打断了宋庆龄侨居柏林的平静生活。
二、哀悼母亲
听到母亲病逝的噩耗，想到从小最受母亲的疼爱，多年来奔走国事，流亡海外，未能承欢膝下，克尽孝道，更未能在母亲临终前聆听遗言。宋庆龄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她决定立刻启程回国。
收到电报后的第二天，宋庆龄就在胡兰畦的陪同下，匆匆乘火车经波兰到莫斯科。
由于不是什么正式的访问，所以到车站欢迎的只有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夫人和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以及陈友仁的儿子、女儿。宋庆龄在车厢门口接过欢迎者送上的一篮鲜花以后即匆匆出站到旅馆休息。
翌日，宋庆龄换乘西伯利亚的东行列车直奔满洲里，和两年前回国参加奉安大典一样，她既无心观赏沿途的美丽风光，甚至经过贝加尔湖时，餐车桌上摆着刚刚打捞起的味道异常鲜美的白鱼她也吃不下。
8月9日清晨，宋庆龄到达了国境满洲里。
时值盛夏，这个北国的大门，也花木繁茂，芳草萋迷，令人恍若置身江南，宋庆龄又看到了秀丽如画的祖国江山，暂时冲淡了心中的哀戚，深情地说：又回到祖国了！
这次宋庆龄奔丧回国，蒋介石并没有象上次欢迎她回国参加奉安大典时那样作了精心地安排，但在甫进国门的第一站满洲里车站上，仍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
火车刚一进站，一时军乐齐鸣，在站台上整齐列队的士兵发出响亮敬礼声，黑龙江省政府的秘书长和党政高级官员，军队将领专程赶到车站恭迎，文官长袍马褂，武将全身戎装，个个毕恭毕敬。
宋庆龄被引进了布置得富丽、整洁，桌上摆满了各色茶点的贵宾休息室，稍事休憩后即换乘为她挂的专车。
10日，宋庆龄一行到达哈尔滨，本是杭州市长的周象贤，以国民政府派出的欢迎特派代表、总司令部行营秘书的身份在车站迎接，他和宋庆龄同车赴大连，虽然站台上也有士兵列队欢迎致敬，由于宋庆龄归沪心切，她没有下车，车停片刻即直达大连。
周象贤既是欢迎特使，又是宋庆龄的亲戚，在车上把倪太夫人得病经过及去世详情告诉了宋庆龄，她听后悲痛万分，“几乎哭了整整一夜”，同时她详细询问了兄弟姐妹的近况，仅仅由于政治的歧见，她独居海外，与兄弟姐妹来往很少，但是骨肉情深，她对自己的亲人仍是非常关切的。
宋庆龄归心似箭。列车飞速掠过一座座城市，一站不停，于11日抵达大连。
车到大连，奉蒋介石的命令专程来迎接宋庆龄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已早已恭候在站台上。黄仁霖是蒋介石的心腹，更得到宋美龄的宠信，黄仁霖作为专使来迎接宋庆龄，并带来蒋介石、宋美龄对二姊的问候，当然意味深长，带着政治的色彩。
由于黄仁霖的事先安排，宋庆龄一行立刻登上了当天开航的大连丸，穿过碧浪涛涛的渤海、黄海，抵达青岛港，宋庆龄利用轮船停靠青岛港的短暂时间，专程到宋母倪太夫人住过并在那里去世的别墅凭吊，房屋显得空空荡荡，除了远处的涛声，似乎寂然无声，宋庆龄睹物生情，缅怀亲人，倍增悲切，她又痛哭失声。
13日晚，宋庆龄乘大连丸抵达上海，上海市市长张群，江海关监督唐海安，工商部次长郑洪年，以及宋子良、孔令仪、孔令伟等到码头迎接，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巡警队，租界巡捕房亦派出探长，包探到码头一带警戒，以策安全。
欢迎者刚刚登轮准备到舱房迎迓，“全身均御黑色丧服，帽沿下垂，俯首戚容”的宋庆龄已跨出舱房，与迎迓者“略一颔首，即匆匆下船”，“未作一语，当与孔氏二女公子同乘孔宅之7458号汽车径赴西摩路宋宅”，下车后即到母亲灵前“垂首默立，饮泣不已”。
由于宋庆龄已经归国，宋母治丧处定于8月18日“引发”。
宋母倪太夫人的葬礼非常隆重。
宋母去世的讣告，署名的是“孤哀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孤哀女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适孔祥熙、孙文、蒋中正，孙女琼、曼、瑞泣叩”在子、女、婿中有这样显赫地位的母亲，在当时的中国的确绝无仅有。
由于宋母是虔诚的基督徒，清晨六点举行了宗教仪式，宋氏家人亲友齐集宋宅花园草坪上，听牧师讲述太夫人行状，牧师开头引了几句圣经的话，接着就以倪太夫人的口气说：“我现在坐在一片草地上，天空飘着云彩，周围开着鲜花，环境是这样优美，空气是这样清新，我感到非常愉快……”，那声音，那话语，竟象太夫人快乐地和大家告别，音形毕肖，使悲恸的气氛变得轻松了些。随即出殡。
除宋子文的夫人因身体不适未参加以外，宋家的兄弟姐妹全都参加了葬礼。蒋介石本“以在赣剿赤匪，军务倥偬，一时无暇来沪”原准备“派张群代祭”。但在宋美龄的催促下，还是暂时撇下“剿赤”军务，赶回上海参加了葬礼。
出殡时，宋子文等三兄弟走在最前面，接着是三个女儿霭龄、庆龄、美龄以及女婿孔祥熙、蒋介石依次前行，宋庆龄与霭龄、美龄等均全身“衣黑纱旗袍、布履、黑色纱袜，面罩黑纱，垂首饮泣。蒋、孔两氏亦衣黑纱长衫的克尽半子之礼”。军政要人均徒步执绋，送葬行列长达数里，“悲壮肃穆”、“备极哀荣”。沿途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路旁观礼，有的地方还举行了路祭。
路上走了几个钟头才到达万国公墓，在公墓礼堂举行了葬礼，宋子文兄弟站在前列，第二排是孔祥熙、宋霭龄，第三排是宋庆龄，最后一排是蒋介石、宋美龄，行祭礼时宋庆龄泪珠莹莹泣不成声，行完祭礼后，宋子文悲痛地说：“我们没有妈妈了”，惹得姊妹们又悲伤地哭泣起来。
祭礼毕，宋庆龄和众姊妹及送葬者围绕墓地，看着覆盖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国旗的灵柩徐徐落下墓穴，养育了象宋庆龄这样杰出妇女的母亲从此与宋氏家族第一人宋父耀如，永远安息在这块绿树环绕，芳草如茵，庄严肃穆的墓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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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史无前例”的年代 生命的最后岁月
一、迷惘、困惑
北京后海，虽然算不上京华胜境，但这里有一泓碧幽幽的湖水，轻舒涟漪，波光潋滟。堤边垂柳婀娜，绰约别致，人们不但可以在这里享受“身居闹市而无车马喧”的憩静；而且前后海之间的银锭桥，有“城中水际看西山第一绝胜处”之称，可以领略“银锭观山”的情趣。明清时，后海北岸建有不少楼台亭榭，古刹王府，有些仍保存至今。
后海北河沿46号，就是一座僻静、秀丽的花园式的王府，它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府邸花园。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早就计划为宋庆龄在北京修建一座住宅，她以国事百废待兴，一再谢绝。1961年2月她曾为此写信给王光美说：
“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在在需款，如另外建造房子，又需费一笔款，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请王光美把这个意见转告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领导同志，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情况，仍然决定为她修建一所住宅，于是把载沣的王府花园葺旧更新，除把园中原有的前厅“濠梁乐趣”改为大客厅，后厅“畅襟斋”改为大餐厅外，并在这两个大厅的西边，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设计，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1963年4月，宋庆龄乔迁这里，从此成为她在北京的宅第。
新建的楼房，楼上是宋庆龄的卧室兼起居室和书房，楼下是小客厅、小餐厅、理疗室、工作人员办公室。
主楼南面是花园，园内湖水环绕，石林屏障，绿草如茵，松柏苍翠，花木扶疏，掩映生辉。与主楼相对，有一组古老的建筑，那是醇王府花园的南楼，以及西边假山上的听雨屋，东边假山的扇亭。亭台楼阁，参差错落，曲廊通幽，像一条玉带把南北的建筑连成一体。整个庭院古朴典雅，环境清幽。
宋庆龄就在这幽静安适的庭院里，处理国家大事，接待内外宾客。但好景不长，宋庆龄迁居这宁静的庭院甫及三载，1966年，一场政治大风暴倏然而至，“史无前例”的运动拔地掀天而起，搞乱了全国，也冲破了北京后海北河沿46号园中的宁静。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反修防修”，“誓死捍卫”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的革命造反歌，“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颂歌震耳欲聋。由于对“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鼓励，大字报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从林彪大力提倡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逐渐发展到跳“忠字舞”，唱“忠字歌”，做“语录操”。“三忠于”、“四无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所有这一切，使宋庆龄感到迷惘、困惑、不解。
随着运动的深入，全国人人手捧红书，个个嘴念“语录”，胸前挂着像章，户户摆着塑像，男男女女身着素装，穿着一样，到处呈现一片“彻底决裂、彻底革命”的景象。
“八·一八”以后，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全国大、中、小城市闻风而动，接着又掀起“抄家”的狂风，闹得“国无宁日”。
红卫兵发出一道道通牒、警告：“妇女一律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男人不准留“飞机头”，“穿尖头皮鞋当场砍尖”，“着牛仔裤者立刻剪掉”。
在这种形势下，宋庆龄也接到了红卫兵的“警告信”，要她改变梳了几十年的发髻。这是她根据母亲临终要求女儿剪短发的遗训，梳了几十年的发型，而且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发型。对此，她当然很不理解，对孩子们这种幼稚的动作，她感到好笑。但她并不责怪这些天真的孩子，只是说，“唉！孩子们不懂事呀！傻孩子，这种发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啊”，“他们可别害了我们可爱的孩子们哪！”“他们”指的谁，当然不言而喻。
改变发型虽然不能答应，但迫于形势，她也不得不让秘书悄悄摘下了墙上的人体画，贴上了家家户户必挂的“语录”。
破“四旧”，把享有七十多年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的招牌砸了。“同仁”对资产阶级不能施仁政，资产阶级不能和无产阶级“同仁”，同仁医院被改名为工农兵医院；“协和”怎么能和帝国主义“协和”，这座由美国洛氏基金会办的历史悠久的协和医院，被勒令改为反帝医院。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的永安公司，红卫兵认为“永安”是旧社会资产阶级大老板企图永远安安稳稳剥削劳动人民之意，而有了资产阶级的“永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江山”，这还了得！他们命令“永安”应改为“永斗”或“永红”，为此，红卫兵内部还颇闹腾了一阵子呢！
这“破四旧，立四新”之风，也波及了醇亲王的“府邸花园”，“濠梁乐趣”、“观花室”等匾额也摘掉了。
“听雨屋”，宋庆龄曾经在这里听过多少甘霖喜雨！但是，今天神州大地早已见不到什么“甘霖喜雨”，有的只是狂风骤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后，她再也没有去过“听雨屋”，在当时林彪疯狂地叫嚣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在这样的年代，园内假山上的“岁岁平安”石刻，成了绝妙的讽刺！
在这疯狂的岁月，不但吵得宋庆龄难以睡个安稳觉，连她和孙中山一向喜爱的鸽子，也失掉了“岁岁平安”的庇护了。一天清晨，院子里、厨房里闹哄哄乱成一团，宋庆龄的秘书张珏出门一看原来是服务员正在捉鸽子房里的鸽子，准备杀掉，她连忙问明原由。回答说，这是宋庆龄亲自下令杀的，因为她从广播电台里听到：养鸽子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要批判的。听了服务员的话，张珏知道，这绝非出自宋庆龄的本意，立刻写了张字条叫服务员交给宋庆龄：“你说过鸽子象征和平。让它们在蓝天飞翔吧！让它们在你身边啄食吧！”张珏和园里的服务员都曾看见过：宋庆龄常常在工作之余来到后湖畔的鸽子房，给鸽子喂食，看到鸽子昂着脖子咕咕踱步时脸上绽开的笑容。
鸽子！你这维系着主人慈爱之心的自由之鸟，寄托着主人和善之情的和平象征！难道在中华民族遭到空前浩劫之时，你这人类的朋友也在劫难逃吗？！
其实，在这忠良遭害，奸佞横行的疯狂岁月，莫说是这人类朋友的善良小鸟，就是多少功昭日月，彪炳史册的开国元勋、革命功臣，也难逃被批斗、遭迫害的厄运，甚至死去的先烈也在劫难逃，他们的墓穴被挖，墓碑被砸。
宋庆龄父母安息在那里的上海万国公墓被视为埋葬旧社会阔人的墓地，自然属于无产阶级铁扫帚横扫之列，所谓带有“封、资、修情调”的墓碑被砸了个稀巴烂。宋庆龄父母的墓穴也被捣毁，听到这个消息，宋庆龄气得“双手颤抖”，泪如泉涌。此事报告周恩来以后，他立刻给上海市革委会挂长途电话，当地民政局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立刻重新修缮了宋氏墓地。当宋庆龄看到新墓照片后感叹地说：好歹“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凄惋之情，溢于言表。
正在这“破”字当头，乱砸狂潮中，传来了红卫兵要毁掉南京紫金山陵墓的孙中山铜像的消息，这给宋庆龄以很大的刺激。在她的心中，孙中山是圣洁的，为了坚信他的理想，实现他的遗志，她一生经历了多少苦难和辛酸，走过了坎坷的征途。每逢他的冥寿和忌日，为了寄托对他的哀思，她把双层窗帘拉得紧紧的，背着阳光坐着沉思默哀。孙中山“共进大同”的手迹墨宝，一直嵌在她床头柜玻璃下，孙中山的像一直高悬在她寓所的客厅里。而且一只镶嵌着孙中山像的圆形银质小镜架更随时带在身边。它跟随宋庆龄走遍海角天涯，就是出国访问，她都随身带着，每到一地，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镜框用布擦拭得干干净净，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床头柜上或一眼就能望见的柜橱上。
今天，竟然有人要毁掉紫金山陵寝的孙中山铜像，宋庆龄的心怎能平静？
又是周恩来再次出面规劝红卫兵：“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姊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其实，当时某些“敢说、敢闯”、“唯我独革”的“小将”，不但要砸孙中山的铜像；而且还以宋庆龄是一个“来自资产阶级家庭、旧社会官僚派”的人，准备对她的住宅进行冲击。正当宋庆龄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处在可能被冲击的危急时刻，周恩来亲自拟订了一份应予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第一名就是宋庆龄。
1966年11月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中，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陶铸等莅会。
宋庆龄气势磅礴地登上庄严的讲台，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演讲。
她一开始就称颂孙中山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她还引证毛泽东评价孙中山的话说：“毛主席曾说，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中国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主席对孙中山的贡献作了精确的估价”。
接着她列举了大量事实回顾了这个“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光辉一生，她从“孙中山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有时饭不够吃，只好以甘薯充饥”的童年时代，如何投入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说到他早在19世纪末期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吸引力，说到他经历革命失败的痛苦，“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以俄为师，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
她指出：
“孙中山到了晚年清楚地看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总是这样，一旦看清楚了真理就立刻行动起来。”“他全力进行改组他所领导的政党，目的是要唤起民众，采取革命行动”，“他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并且增加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像毛泽东指出的：“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新民主主义论）”。
她强调说：
“孙中山一生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并且已经超过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为他四十年的忘我斗争而感到骄傲”。
她还指出了今天纪念孙中山的伟大意义：
“我想，这是为了使我们永远怀念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这位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革命的先行者”。
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的讲演是她所作过的最长一篇纪念孙中山的讲演，宋庆龄这篇沤心沥血的力作，热情歌颂了孙中山革命的伟大一生，它澄清了当时对孙中山的一些糊涂、模糊的认识，批评了那些对孙中山不公允的评价。
宋庆龄这篇正气凛然、充满着唯物主义精神的讲演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并受到国际友人和舆论的极大重视。
宋庆龄这篇讲演事先曾经周恩来的修改、润色（英文修改稿还经过爱泼斯坦看过），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正确评价是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支持的。
二、无私无畏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以及宋庆龄在孙中山百年诞辰的隆重纪念仪式上，大段大段地引证毛泽东高度评价孙中山的语录，使她也获得当时最有效的武器——“最高指示”的保护，虽然某些造反派想在北河沿46号门口贴大字报、大标语，但从来也没有得逞。后来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出一条“妙计”，在北河沿46号围墙上写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十个斗大的字，就更没有人敢在围墙上贴大字报了。她的住宅没有受到冲击，她的人身没有受到迫害。但是在那疯狂的年代无所不入的极“左”思潮，仍然波及后海北河沿46号的院落，干扰她的生活。
宋庆龄过去一直是由女秘书刘一庸和老朋友黎沛华作陪，在楼下用餐，运动开展不久，就有人指控刘一庸出身不好，黎沛华曾在国民党的机关里做过事，不能再让她们跟着过资产阶级化的生活。宋庆龄只好独自一人用餐。
使宋庆龄难以容忍的事接踵而至。
过去见到宋庆龄满脸堆笑，毕恭毕敬称“首长”的一些服务员、警卫员，现在对她比较冷淡了，有的甚至侧身而过。
看着这些情景，一天宋庆龄生气地用英语对身边的秘书张珏说：“你看看这些‘Guard’”。一次，厨师给她做了一条大鱼，她说太多了，吃不完，就把一半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不想这个工作人员反而说：我才不吃她那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这些话传到她的耳朵，她说：把我胃都气疼了！后来，她指示张珏把这些人“全都换掉”，并订出几条身边服务员、警卫员应该遵守的“守则”。并把这件事通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军代表。
其实，宋庆龄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员一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怀备至。逢年过节，她从来没有忘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送礼物，她有时在上海过春节。还把礼品带给北京的警卫战士。当她知道管理员小张、服务员小杨要结婚时，特意自己掏钱为他们办了两桌喜酒，并邀请两人各自的爱人和亲属来家中一起参加宴会，亲自向新郎新娘祝酒。贴身保姆兴宝的儿子顺孚，为参加民兵师游行没有制服穿，她知道后立刻为他买了藏青色的学生装、白衬衫，顺孚买不到专用的医科书，她叫人到上海、北京为他到处搜寻。至于和她患难与共五十三载的李燕娥，更是视为亲姊妹。她在上海居住时通常都是李姐陪她吃饭，面南而坐的“主位”，她都是让给李姐坐，自己坐在西边的“客位”上，……此时，她坚决要求调换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实在出于无奈，表明了她对极“左”思潮的深恶痛绝。当时有关部门通知李燕娥、兴宝去学习，她也坚决不同意。
宋庆龄从小就喜欢弹钢琴，弟弟子文送给她那架有名的“斯特劳斯”牌钢琴，曾陪伴她度过多少孤寂的日日夜夜。在这轻松舒情的曲子被视为“修正主义”，“文娱活动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月，从她的卧室中再也没有传出那《田园交响曲》、《命运交响曲》、《英雄交响曲》、《月光奏鸣曲》那些悦耳的、令人心往神驰的音符。“濠梁乐趣”、“畅襟斋”、小客厅、小餐厅，再也没有欢声笑语，更没有国际友人、海外侨胞、港澳台胞在这里翩翩起舞的身影。46号门口已经“门可罗雀”了，为了避免“打眼”，偶尔有个外宾来探望，汽车也往往停在东边的卫生部门口。
对这些，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宋庆龄倒并不在意，也还能够想得开，但是当她听到一些她很熟悉的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被打成“特务”、“间谍”，被批斗，被送进“牛棚”时，她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静。她立刻想到曾为中国革命出生人死奋斗了半个世纪，在上海沦陷，河山破碎的危急关头，护送自己离开上海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如果自己不挺身而出去帮助他，是绝对逃不出这种悲惨运命的，她立刻为他写了一张证明：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革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捕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前，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1969年8月31日”
写好以后，叫秘书杜述周、张珏亲自送给路易·艾黎，并叫他们保证路上安全，她的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份写得实事求是，非常有针对性、权威性的证明，的确解脱了艾黎的危境，正像艾黎说的，这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数几个当时没有身陷囹圄的国际朋友之一。
她还为在《中国建设》工作的林德彬写了很长的证明材料，保护了不少曾在她身边工作的好同志。
宋庆龄当时虽然自己处境困难，但还向别人伸出力所能及的援助之手。
她对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但十分尊重，而且与他一家人也有着深情厚谊。1966年底刘少奇、王光美已身处逆境，她丝毫没有因为刘少奇被扣上“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吓人帽子，而疏远这身处逆境的一家人。在1967年新年前夕，和往年一样她照样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亲自签上“宋妈妈”的名字，这对“飞来横祸”的一家人是多么巨大的支持和慰籍。1967年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被扣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惨遭批斗和隔离看管，夫人王光美以“特务”的莫须有罪名被投进监牢。他们的子女，有的也被投进了监狱，有的被勒令回校接受审查。在这全家天各一方，孤苦无援的苦难日子里，他们又想起了“宋妈妈”，立刻给宋庆龄写信请她帮助寻找亲人。宋庆龄无私无畏地伸出援助之手，立刻将这封信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转给了毛泽东，同时又写了一封信让杜秘书带上一些慰问品和几本《中国建设》杂志去看望孩子们，后来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带着《中国建设》杂志前往监狱看望王光美，王光美为此十分感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宋庆龄很不理解，但是在那“四害起，栋梁摧”的年代，宋庆龄当然“爱莫能助”，她只有照样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寄杂志、送糖果，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表示一点点同情和支援的心意。
叶恭绰原为前清重臣。但他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孙中山被袁世凯委派为“全国铁路督办”时，担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曾积极协助孙中山筹划设立全国铁路总公司，规划修建全国铁道网。1922年叶被迫辞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职务后，孙中山以叶从事交通建筑多年，是难得的建国人才，故于1923年，聘叶为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和建设部长。孙中山去世以后，叶在中山陵旁边修了一座“仰止亭”，表达他对孙中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仰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叶被扣上“封建余孽”、“袁世凯和蒋介石的干将”的帽子，处境困难。宋庆龄知道后，立刻派秘书到北京东四灯草胡同30号叶家送去200块钱，作为对孙中山部属的抚慰，叶恭绰深受感动，老泪纵横地说：“孙夫人的心意我领了，但钱我不能收，因为孙夫人也是靠工资收入的”。叶夫人认为却之不恭，叶对宋庆龄的秘书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行动者，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人。我追随孙先生多年，希望死后能埋在仰止亭，在九泉之下也能见到孙先生，这个意见请转告孙夫人”。后来宋庆龄给叶回信，同意他的请求。1968年叶病逝后，他的骨灰运到仰止亭埋葬，实现了他生前的夙愿。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故事！这样感人的故事又有多少？
宋庆龄十分关心儿童戏剧，在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被无端撤销，接着“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又向在宋庆龄直接关怀下，由中福会创办的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开刀。在“砸烂儿艺”、“合并儿艺”的叫嚣声中，妄图把上海儿艺与上海人艺以及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为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宋庆龄立刻出面干预，坚持不让合并，这才使上海儿艺逃脱了厄运，但是她在上海的亲戚却未能逃脱被残酷迫害的悲惨命运，倪吉贞是宋庆龄的表妹，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这帽子满天飞，棍子横空舞的残酷斗争的年代，这个精通英文、洁身自好的柔弱女子，却被扣上“资本家”、“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等罪名惨遭批斗，被罚跪在碎石地上，两膝血肉模糊，被作为“管制分子”强制劳动，她不堪凌辱，走上了跳楼自杀的绝路。
身为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连一个柔弱女子的表妹都无法搭救，心中悲愤交集。
1968年5月因表妹自杀所带来的悲愤还没有完全平静，1969年2月又传来宋庆龄最喜爱的“最了解她的”小弟弟子安病故的噩耗。宋庆龄怀着悲痛的心情亲拟唁电，叫秘书张珏去电报局拍发，发电前还把此事告诉了周总理和邓颖超，并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军代表作了“通报”。
1971年4月，大弟子文又在美国旧金山遽然去世，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宋庆龄的心情非常不好。
在这噩耗频传，孤寂、帐惘的境遇中，宋庆龄更思念远方的亲人。一次她在北京寓所湖边的长廊中散步时，突然问陪她散步的张珏：“你有兄弟姊妹吗？”张说：“有”，又问：“几男几女？”听了张珏回答后脱口而出地说：“你和我一样，也是三兄弟、三姊妹，可是我却无法和他们通信”，说毕，若有所思，眼神看着远方。表现出对亲人怀念的情思，殷浓的情意。
由于政治的歧见，宋庆龄与兄弟姊妹虽然来往很少，但她对兄弟姊妹都有着深厚的情感。
宋氏三姊妹1940年在香港欢聚的甜美回忆时时在心中萦迴。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她与蒋介石的关系冷漠了，但与宋美龄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情谊。香港沦陷她迁居重庆后，虽然两姊妹见面并不多，但却常在电话中用道地的上海话吐心曲、拉家常。美龄为了便于与阿姊通话，还要侍卫长俞济时给宋庆龄安装了一部对外不公开的电话，并把长途军话台供蒋宋联系用的绝密电话号码“2080”告诉阿姊。宋庆龄在重庆处于“特务环立、鹰犬跟踪”的险境中，为了怕特务伤害她，宋美龄专门给宋子文打电话，叫他特别关照特务头子戴笠：“不准在阿姊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决不答应的”，语气非常严厉。
一次当宋子良、宋子安到了重庆，蒋介石为了使宋氏六个兄弟姊妹能团聚，提议举行一次家宴，宋庆龄出于某种考虑，虽然婉言谢绝了宋美龄在电话邀请中讲的这次“我伲姊弟自家聚会”，但却去曾家岩德安里蒋介石官邸与美龄单独作了亲切的会见。
1945年8月，当宋美龄访美归来，宋庆龄亲自去机场迎接，姊妹互诉别情。1947年秋战争正殷，军事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宋庆龄与妹妹仍有来往，宋美龄还陪着阿姊一齐去观赏曾任国民党党务部长的陈树人在上海举办的“画展”。全国解放，亲人音信隔绝，但是每当海外有人归来，宋庆龄都尽力向他们打听天各一方的兄弟姊妹的近况。她在政治上一贯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但在这“史无前例”的年代，对“宋氏家族”宋家姊妹的一些过火批判，不免心中也不时泛起痛苦的“涟漪”，对孙中山没有给予公允的评价，更使她心中久久不平。
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宋庆龄不但要承受心灵上的巨大痛苦，还要经受疾病的折磨。
1971年5月，宋庆龄曾写信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结下了深厚友谊的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夫人，信中说：“紧张忙碌的生活，已带给我关节炎和过敏性皮肤病，我的医生一定非常气馁，因为其处方无法治好我的病，只有减轻一些痛苦而已。”
过敏性皮肤病使宋庆龄受尽了全身“发痒的折磨”，坐卧不安，虽经西医、中医的多方治疗，均没有痊愈，后来还是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服用晒干的“蝎子”，才使“红肿斑点从身上消失，而且痒也减轻”了。
1973年5月，宋庆龄又患了胃病，而且神经性皮肤炎再次复发，“脸部肿起，从手至脚，全身长满红色脓疮，痛苦万分”。她在1974年10月给薛穆夫人的信中写道：“真是祸不单行，在一年期间我滑倒和摔伤背部三次”，“虽没有骨折，但我的背和腰感觉疼痛”。
个人心灵痛苦，疾病的折磨，对宋庆龄来说终属“个人小事”，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国家人民带来空前浩劫的民族灾难，何时能够了结，却使宋庆龄忧心如焚，痛心疾首。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使宋庆龄的心情为之一振，祈望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随同林彪一齐消失，但是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却受到抵制，通过中共“十大”，“四人帮”的地位反而得到加强。不久，周恩来病重，刚刚绽露的一丝曙光又被阴云遮没。
1975年邓小平重被重用，“出山”主持中央工作，经过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使宋庆龄愁肠百结。
她对江青心毒手狠地迫害老干部，特别是迫害总理十分气愤。她对江青极少称呼其名，在亲近的人当中，多以“泼妇”代之。1975年周恩来病势日益沉重，这心毒手狠的白骨精却常常去医院干扰周恩来治病。一天，宋庆龄听到江青去医院残酷迫害周恩来时，万分愤慨，立刻把这个“泼妇”到医院迫害周总理的严重事件向有关人作了通报，并告诉了陈翰笙等一些与她亲近的人。
她常说：“没有总理，‘文革’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
和全国人民的心愿一样，她多么希望“人民总理人民爱”的好总理能够健康长寿啊。一次，北河沿46号寓所的湖中打上了一条二十三斤重的大鱼，她立刻吩咐送给周总理，她还把自己喜欢吃的鸽子蛋积攒起来送给周总理补养身体。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与病魔的博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国家正多难，忽失栋梁材，江河恸歌，大地默哀。
11日，宋庆龄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看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看着他那含蕴着多少为人民操劳的心血的灰白的发丝，看着他那铭刻着多少为革命奔波的烙印的清晰面纹，宋庆龄一双秀目饱含着晶莹的泪花。
那些时日，在家里，宋庆龄常常静静独坐着流泪，重重地叹气，常常怀着无限惋惜的心情，对身边的人说：“唉！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她在《怀念周恩来总理》一文中说：
“人民将永远怀念周总理，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政治家，而且也因为他的为人充满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从二十年代学生时代起，直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主席逝世。阵阵悲痛袭来，宋庆龄的心情像铅一样沉重。她为在一年里，失去了“三个老朋友”而悲痛万分，后来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以寄托哀思，说“国共谈判时期，在重庆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还赞誉“朱德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积极策划阴谋篡党夺权，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人民的意志，在“弹指一挥间”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
三、最后岁月
天，总是要亮的。天，终于亮了。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神州春意闹，欢声腾薄海。耄耋之年的宋庆龄在度过了最孤寂、难熬的动乱十年后，重新焕发了革命的青春。
“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妄图垂死挣扎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被粉碎以后，整个上海也投入全国人民欢庆“四人帮”倒台的洪流中，全市锣鼓喧天，街上贴满了庆祝“四人帮”倒台的大标语。当时，正在上海的宋庆龄，欢欣鼓舞，久锁的眉头舒展了，脸上露出无限的喜悦。一天，有些群众要到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寓所围墙上张贴欢庆“四人帮”倒台的大标语，门卫立刻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警卫秘书杜述周，他认为文化革命以来，宋庆龄的寓所院内、院外从来没有让群众贴过大标语、大字报，这个事还得请示一下首长，他立刻报告了宋庆龄。宋庆龄高兴爽快地回答说：好！这样的标语让群众贴！
过了一段时间，宋庆龄回到了北京。后海北河沿46号，园内郁郁葱葱，百花争艳，一派生机。宋庆龄非常喜欢的那棵生长近二百年的石榴树，像懂得主人的心意似的，在它那翠绿光亮的叶丛衬托下，石榴花灿红似火。石榴不但花姿丰满，色彩艳丽，那鲜红的果实也玲珑可爱。当果实成熟开裂，露出水晶般的子粒，或红若涂朱，或金光照日，宋庆龄更是赞不绝口。今天，这古老的石榴树，也以它那“丹华灿烂、晔晔荧荧”的丰姿，迎接我们这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新生，迎接这“府邸花园”重又充满生机和欢乐。
“濠梁乐趣”、“畅襟斋”、小客厅、小餐厅在度过漫长的清冷岁月以后，又经常传出了欢声笑语。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彭真和夫人张洁清、乌兰夫以及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当他们一“解放”，重新出来工作以后，往往都首先来看望宋庆龄，大家庆幸终于熬过了灾难的十年，展望未来的光明，心中充满着欢乐。
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港澳台胞也接踵而至，在接待外宾时，她常用英语问客人：“你们是否知道中国Four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并风趣地向外宾介绍“四人帮”被粉碎后，很多群众把“横行”的三只公螃蟹一只母螃蟹拴在一起吊起来的故事，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开后，北京以及很多城市的酒一夜之间都几乎卖光了的盛况，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宋庆龄为怕伤眼睛，平时很少看电视，但她却饶有兴味观看了中央电视台转播的审判“四人帮”的实况，当看到这些丧心病狂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浩劫的阴谋家、野心家一个个被押上人民的审判台，钉上历史耻辱柱时，宋庆龄和全国人民一起分享了这历尽苦难才得到的欢乐。
1979年国庆卅周年前夕，宋庆龄发表了《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历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论述了粉碎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巨大意义：
“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十年中，妄想篡权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使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缩小了的差距拉大了。总之，我们的国家遭到了一场浩刼，我们建设进程至少被推迟了二十年，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1976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她赞扬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科学文教事业，逐步提高生活水平方面以及外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提出：
“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她还强调：
“一定要为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以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尽可能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并且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生活。”
“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这是十分严重的事实，因为青少年是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如果青少年不能健康地成长，那末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还寄希望于谁呢？”
她对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备极关怀：
“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三十年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
表示：
“今天，不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来完成这项伟大事业，我们热切期望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她充满信心地说：
“三十年，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闪耀着社会主义光辉的道路，九亿人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虽然这条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战胜九亿人民的坚强意志，而且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坚信，人民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当我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大好，我们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倾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
这是宋庆龄在晚年所写的最后一篇重要的政论性文章。提出了正确的重要见解，表明了鲜明的政治态度，充满着对被“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冲击得遍体鳞伤的中华巨龙，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又将腾飞于世界的无比欢欣。
正当四化建设大业、祖国统一大业更加需要宋庆龄发挥她的光和热的时候，她病倒了。1981年3月下旬，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常委去探视她，她们商谈了重要问题，进行了亲切知心的谈话。她不让邓大姐再称呼她副委员长，邓大姐说：“称你庆龄同志好吗？”她含笑频频点头，并频频吻了邓大姐的双手。
“别叫我‘副委员长’，叫我庆龄同志，”这固然表现了她一贯的谦虚美德，她从来都不愿让别人称呼她官衔。她曾对身边的李姐和兴宝说过：“你们总称呼我为‘副主席’，‘首长’的，我感到很别扭，我们已是一家人了，不要用这些官衔，要知道你们这样一称呼，在我们之间就无形中有了一条界限。”并说，“除了官衔外，随便你们喊就是了。”
叫我“庆龄同志”这是表达了她和邓大姐半个多世纪同生共死的战斗情谊，表达了她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数十年如一日的深情啊！
宋庆龄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她知道生命终归有极限，身患重病的宋庆龄多次对她身后事作了明确的嘱咐。
1981年2月5日，李燕娥大姐病逝了，2月13日，宋庆龄就郑重吩咐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葬在那里。”
李燕娥的骨灰要运回上海了。宋庆龄一面回顾李姐对她的好处，一面用手亲切地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并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泪水滴滴点点地落在李姐的骨灰盒上。
李姐1911年农历10月10日生于广东香山县（即中山县），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927年由一个姓谭的广东老太太介绍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当女佣，她见到宋庆龄的第一天就说过：“我要服务您一辈子，夫人”，她完全忠诚于自己的诺言。她虽然没有文化，却有一颗赤诚的丹心；她没有什么“学问”，但却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她识穿了扮作司机想打进“宋宅”的特务；蔑视那妄图收买她的成千上万的金银1李燕娥在十六、七岁的青春年华，就来到了宋庆龄的身边，伴随她走过大半个中国的山山水水，共同度过五十多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她们之间从来没有什么“主仆”之分，只有真挚感人的姊妹之情。李姐对宋庆龄的忠心，宋庆龄对李姐的深情。从这样平凡的小事，都可看出她们具有的伟大人品。
关于宋庆龄身后的葬地问题，不但在李姐去世后，她作过书面的批示，其实在李姐生前，宋庆龄就曾对她说过：“我百年之后，绝不挤进中山陵，分享中山先生的光辉，我将来就和爹妈葬在一起……。”
宋庆龄对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也曾多次讲过：“上海是她的出生地，是她从事革命活动和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上海有孙中山先生的故居，有中山先生的许多遗物，而且她的父母都葬在那里”，她热爱上海，在她去世后一定要把骨灰盒葬在那里。她还对服务员顾金凤说过：“以后不管我死在北京还是上海，你们都要把我的盒子埋在我的父母的身旁。”在宋庆龄病危时，又把顾叫到床前反复地说：“我嘱咐你的话记着了吗？我死后，一定要告诉组织上，把我的盒子送到上海安葬，要把我和李姐都葬在我父母身旁。”
宋庆龄的一生虽然对革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但她的脑海里，从来没有“特殊”二字。她从来没有想过以她是孙中山夫人的崇高地位在身后作什么特殊的安排。她历来都要求自己不凭借伟人的妻子与眤友的身份来赢得声誉。她真正心甘情愿地与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李姐”，共同葬在父母的身边，这显示了她谦虚的美德，更表现了她毕生愿同劳动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时时心悬人民的高尚品德，表现了伟大的气魄。
4月底，宋庆龄已被确诊为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严重，就在这时，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原准备由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代表她接受学位证书，一生倔强的的宋庆龄尽管发着高烧，仍然坚持自己亲自接受荣誉证书。
5月8日，授赠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发着高烧的宋庆龄坐轮椅到达庄严的会场。
仪式在乐队高奏中加国歌声中开始，穿着大礼服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主持授赠仪式，在他面前放着权杖，他把该校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亲手交给了宋庆龄，在场的中外人士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束鲜花，祝贺她获得这一荣誉学位。
佩奇校长在讲话中说：“这是维多利亚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所以今天仪式是空前的、独特的。”他称颂宋庆龄“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她“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其他人民的尊敬！”
在仪式上，宋庆龄也没有使用预先准备好的讲话录音磁带，她身披荣誉博士礼服，手持一份中文答词稿，即席用流利的英语作了近二十分钟的发言，雍容大方，谁会相信只不过二十天以后，血癌就夺去了她的宝贵生命？
她说：
“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是你们对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是把中加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
最后她说：
“让我们一起来赞颂、培育和发展中加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愉快地接受你们授赠的学位。”她讲话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应邀在仪式上讲了话，他说：
宋庆龄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妇女领袖，她的一生经历同中国近代史紧密相连，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都以其智慧、勇敢和影响起了独特的作用。
宋庆龄为中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的独立解放，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一切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荣誊证书，不正是代表了世界人民对她的崇高评价和无比崇敬的心意吗！维多利亚大学在宋庆龄生命途程的终点以前，给予她这个崇高的荣誉，似乎是一个巧合，但绝不是偶然的，她杰出的一生理应得到这样的荣誉。
宋庆龄的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
5月12日清晨，时钟刚敲过五下，病危中的宋庆龄却突然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对守候在身边的兴宝说：“扶我起来，我有事要做。”她艰难地坐了起来，又大口喘着气说：“我要到书房里去”，兴宝和顾金凤一左一右搀扶她到了书房。她叫兴宝准备好笔墨，饱蘸了浓墨，然后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了“韬奋手迹”四个大字，她还不满意，又写了两张，说“让粹缜选着用吧！”当她写完后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说：“我现在放心了。”原来，这是她早就答应沈粹缜和韬奋纪念馆的要求为《韬奋手迹》一书的封面题字，在她临终前，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从她留给人间的最后一次“题字”中，不正是闪耀着她一生尊重信用，牵挂他人的光辉吗！
同一天，为了酬谢不分昼夜精心护理她的医护人员，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大餐厅里举行了一次答谢医护人员的宴会，席散人尽，她欣慰地拉着兴宝的手说：“这一件事，我总算放心了。”宋庆龄对任何帮助过她的人从来都是“有德不忘”的啊！
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体温达40．2摄氏度，经过抢救，15日晨体温下降，神志清醒，她再次明确提出入党要求，随后邓颖超、彭真代表党和政府去问候她，表示热烈地欢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她陈述了党几十年来都把她作为同志看待，了解入党是她长期的夙愿，说明立刻要向党中央报告。
宋庆龄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是在1958年刘少奇、周恩来有一次在上海看望她的时候，当时刘少奇回答她：“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还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在场的王光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注意到她的心情很不平静，眼中含着泪花，当时我和她一样，深感遗憾，我甚至还觉得有一丝歉意，今天想来，党中央的考虑是正确的，但当时的情景和她的泪花一直非常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
1981年5月15日早上，宋庆龄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出入党要求时，恰好王光美也在场，当时，宋庆龄“接连重复三遍，明确表示坚决要求入党”，“我望着她那双我熟悉的，晶莹明亮、炯炯有神的眼睛，我感动得泪如泉涌，亲吻着她说：“亲爱的庆龄同志……”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实现她的夙愿，写下了她光辉历史最后的、鲜红的一页。中国共产党的行列里，有了她这样一位举世知名的杰出的女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正像邓颖超说的：“这是我们党的骄傲，也是我们国家，各族人民和广大妇女的骄傲。”
5月16日上午，邓小平去看望宋庆龄，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的宿愿，并说：“如有什么不测，我们会妥善解决的。”表达党一定会尊重她的意见，妥善安排她的嘱托，还希望她安心养病。
当天下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决定》中指出：
“宋庆龄同志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她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她一贯在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定地和中国各族人民站在一起，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在发展各国人民友好、发扬进步文化、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宋庆龄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光辉的业绩。”
根据她的光辉业绩，她当之无愧地获得这样的荣誉，她也是我国迄今获得这样高荣誉称号的唯一的一个人。
人大常委会会议刚刚结束，彭真、廖承志就去探望宋庆龄，把人大常委会授予她荣誉称号的决定告诉她，并表示祝贺。翌日上午七时，他在病榻上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与她荣誉称号的消息后，正在病榻旁边的服务员顾金凤操着浓厚的苏州口音问她：“刚才广播你已经成为国家名誉主席了，侬听清爽了吗？”她高兴地操着浓厚的上海话连声说：“听清爽了、听清爽了，谢谢同志们！”
宋庆龄一直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按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直到她病危的时候，她还照样收听新闻或叫秘书张珏为她读报。
她关心国家和人民，国家和人民更关心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彭真、廖承志等曾先后去看望她，为了让海内外人民了解她的病情，采取了发表“病情公告”，这种在我国“尚属罕见”的做法。
宋庆龄的“病情公告”发表以后，牵动着海内外多少人的心啊！多少慰问的函电从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五洲四海送到宋庆龄的寓所。每天少则百封，多则数百封。写信的有年过九旬的老人，也有年仅六、七岁的儿童。封封来信表达了他们对这位人中之杰，女中之杰的崇敬之情，不少人还寄来了治疗白血病的偏方和药物。有位不写名字，只署上“青年工人”的人汇来了二百元钱，给她购买补品。河南等地一群少先队员把爸爸妈妈给自己的一分、两分零用钱凑在一起，寄来了十九元三角三分钱作为宋奶奶“营养费”，不少曾在宋奶奶直接关怀下“死里逃生”，“培育成才”的少年儿童写来了慰问信。
南京航空工业学院匡映东，在1938年秋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向武汉，国破家散的危急时刻，他被宋庆龄发起组织的救济战时儿童的一个保育院所收养，后来在前往广州途中患了感冒，到广州转为急性肺炎，病情危殆，刚好孙夫人来探视难童，亲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立刻说：“这孩子烧成这个样子，怎么还不快送医院？”在孙夫人的关怀下，他被送到广州红十字会医院抢救，第二天护士告诉他说：“要不是孙妈妈，你的命就没有了。”在宋庆龄病危的时候匡映东写来了热情的慰问信，说“多亏了您孙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像匡映东这样得到宋庆龄关怀的少年儿童不知有多少！
宋庆龄曾经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的确，她曾为少年、儿童倾注了多少心血，给了他们多少慈祥的抚爱，怪不得在她病危时，多少少年儿童把用先烈鲜血和自己的心血染红的红领巾寄给慈祥的祖母，表达他们赤诚的心愿，祝她健康长寿。
宋庆龄病重的消息穿过碧浪涛涛的太平洋，传到大洋彼岸。她的弟弟宋子良从美国纽约发来了慰问电。她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孙女婿张家恭专程从旧金山赶来北京，她的外孙女戴成功也从澳门赶来，她的亲属陈恕、林达光、黄寿珍、陈志昆、陈燕、邓广殷等也赶来了。
宋庆龄在病危的时刻看到自己的孙女、外孙女和其他亲属到她的病榻前问安，得到莫大的慰藉，饱受重病折磨的宋庆龄脸上绽露出笑容。
穗英、穗华多么想向祖母倾诉自己对她的思念和仰慕，告诉她海外亲人的近况。但是祖母当时已常处于昏迷或半昏迷状态……看着病危中的祖母，她们心往神驰回忆起过去和祖母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穗英在童年的时候，有一段时期住在上海，常跟着父母去祖母家探望她，一块喝午茶，一块玩耍。祖母还送给她一个最喜欢的木头娃娃呢，不仅是对她，祖母对任何人送东西都是考虑得很周到的，看谁喜欢什么，她才给什么，而且祖母对服务人员和保姆都很关切，“对我们更是笑眯眯的，态度和蔼，说话声轻。”
穗英深有感触地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她是我亲爱的祖母，是我最崇拜的一个人，我从小就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像她一样的为人。”穗华也带着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说：“我也有同感，在我们小的时候，祖母虽然很忙，可是总还要跟我们一起玩，她待我们像是自己的女儿，而不是孙女。有一次，大概是1930年以前，她给我母亲写信，信里说她觉得她和我母亲是同辈人，是姊妹。她这样说使人感到很亲切，两代人之间没有隔阂。”
林达光说：“对宋庆龄名誉主席无论怎样推崇也不会过份，她是我所了解的世界历史上许多领导人中的伟人之一。在20世纪，我还没有见过这样伟大的妇女，在我个人和她接触过程中总感到她有一种坚强的意志，能够坚持原则，对朋友永远忠诚。”陈恕接着说：“我觉得她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妇女，我们作为她的亲属非常光荣，她的伟大在于她为中国人民造福，为把中国建成富强的国家而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她最忠于孙中山的革命，善于团结人，就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周围有许多国民党官员，她也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我父亲陈行，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员（中央银行的副总裁），而孙夫人能够团结他，成为我父亲终一的朋友和非常敬佩的人，”“孙夫人做了许多我父亲他做不到的事，在他心目中，她是最廉洁、最坚强、最值得钦佩的人。”
陈志昆用亲身的经历讲了华侨对她的敬爱：“在檀香山有许多孙中山先生的朋友，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都梦想见到她，但是没有机会。在华侨中，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想念她和孙中山，她们都要我代为问候她。”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这位“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心脏停止了跳动。
宋庆龄载着人们给她的极高的荣誉，带着海内外人民对她的爱戴之情，怀着对人民将过更加美满的生活，中华民族将腾飞于世界，统一祖国大业将能尽快实现的殷切企盼和美好的祝愿，离开了我们。
一颗灿烂的巨星在东方陨落了，它划破夜幕的光芒却永在人间，留下的火种永不熄灭！
宋庆龄曾经说过：“生命是短促的，而历史是悠久的。”她虽然已经离开了人世，但她为人民的解放、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建树的丰功伟绩，为国际友好、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与儿童福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载青史，它的光辉将永远闪烁在在中华民族壮阔的历史长河里。
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宋庆龄遗体，像一尊玉洁冰清的大理石雕像，和生前一样的安详、秀丽、端庄。
她喜欢傲霜的秋菊，但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与她几十年在风雨中亭亭玉立的一生相比。
有人把她比作“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白莲是坚贞的象征，但她在艰难险阻中从不知道“后退”，从不为各种各样的诱惑所动，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伟大品格，比白莲更加高洁。
她自我证明：“她是经过历史回旋加速器冲击之后不碎不裂的人类原子。”
人们实在难以找到更美好的、诗般的语言去形容她那举世钦仰的品德，光照人间的风彩，奋发进取的精神，朴实无华的作风，坦荡豁达的胸怀！
她，“国之瑰宝”，民族的骄傲。她，作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伟大战士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
文件
第二章.可以没有我 不可以没有你
一、重返广州
1920年11月25日。东方刚刚破晓，上海招商局中栈码头已是一片繁忙景象。除了常有的码头工人紧张地装货，旅客匆匆上船的彩色人流外，今天来码头送行的人格外的多，气氛也显得份外的热烈。
霎时，几辆黑色的小轿车驶抵码头，首先从第一辆轿车走出来的是孙中山和孙夫人，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接着，曾担任过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的伍廷芳、唐绍仪等也从轿车中跨了出来。前来送行的国会议长吴廉伯、禇慧僧，议员居正、罗家衡以及不少政要人物都相继下车，随孙中山、孙夫人登上即将启航赴港的中国邮船公司“中国号”轮船。
钟鸣九响，“中国号”要开船了，送行的政要人物在头等舱会客室门口，纷纷与孙中山、孙夫人以及伍廷芳、唐绍仪等握手道别，互道珍重。汽笛长鸣，中国号慢慢离开了中栈码头，穿过船舰如鲫的黄浦江，向吴淞口驶去。
今天，孙中山神采奕奕，兴致很浓，显得格外高兴。船到吴淞口，他挽着孙夫人走到头等舱的甲板，傍着船舷，俯览吴淞口开阔的气势、壮观的景色。他深有感触地对宋庆龄说，从上次护法失败到这次回粤重组军政府，不正象“中国号”刚刚穿过黄浦江宽不过四百米的狭窄航道，到了吴淞口一样吗！……这里，江面宽阔，不正象征着我们今后的道路将越走越宽广吗？宋庆龄深情地望着孙中山，满意地频频点头。
“中国号”向东一拐，驶进了一望无际的东海，碧涛抖荡，白浪滔滔，庄严壮丽，气象万千。革命的征途，不正象一艘航船在奔腾呼啸的大海中航行吗？前面可能风云变幻，怒涛汹涌，但只要坚定地把住舵轮，勇往直前，航船一定会劈波斩浪，到达胜利的彼岸。站在甲板上的孙中山宋庆龄知道，这次重返广州，不但要继续高举护法的旗帜更要建立正式的政府，与北京政府相抗衡；并且要进行北伐，直捣北洋军阀老巢。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伟大革命事业，实现他的夙愿。出生入死，在所不惜。这就是宋庆龄从她那美丽的眼睛里流露的，在她的行动中做出的决心。
28日，香港——这颗镶嵌在南海边上的钻石，在晨雾微茫中，显得格外隽秀、妩媚。“中国号”的甲板上，已站满了眺望香港岛秀丽景色的旅客。霎时，只见三十多艘小火轮从香港向“中国号”迎面鱼贯驶来，驶近“中国号”，它们就象众星拱月似的环绕“中国号”，护卫着“中国号”向香港驶去，三十多艘小火轮上的六、七百欢迎代表和“中国号”甲板上的旅客互相雀跃欢呼，顿时热闹非凡。有的小火轮上还打出“欢迎孙大元帅”的旗帜。原来，这是香港各界派来欢迎孙中山蒞临香港的船队。
船抵码头，孙中山、孙夫人和伍廷芳、唐绍仪等在万众欢呼声中登岸。同日，乘法国邮船由沪抵港的还有汪精卫、胡汉民、蔡元培等。孙中山、宋庆龄等登岸稍事休息，即赴香港总督设的欢迎午宴。
下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乘广九铁路专车赴广州。五时，专车驶进广州车站，陈炯明早已率师旅长官和各界代表迎候在站台上。
这天，广州全城彩旗飘舞，喜气洋洋。从广九车站到广东省署，沿途已站满了渴望一睹孙中山、孙夫人风采的市民。当孙中山、孙夫人乘车经过时，一路上鞭炮齐鸣，欢声雷动。很多市民高兴地说：“大元帅返来真系好嘢！”“我地广州要发达啦！”“大元帅提出嘅建筑南方大港的计划有希望实现啦！”“这次大元帅返来，督师北伐，个个军阀都要佢见阎王！”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更是越讲越起劲，他们把多少长年的期望寄托在孙中山先生和重组的军政府身上。
孙中山回到广州的第二天，立即召开了重组军政府的第一次政务会议，推举了各部人选。12月1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联名宣言，宣布军政府将“以护法诸省为基础，厉行地方自治，普及平民教育，利便交通，发展实业，统筹民食，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废督裁兵”。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政纲。广州市民以连日举行游行来欢庆军政府重光。
重组护法军政府，只是实现了孙中山回粤的第一个目标。孙中山深知只提出护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仅仅是意味着矫正北京政府的非法行为，还得承认它是中央政府。广东军政府在国际上仍无地位。孙中山长期深思熟虑的问题，即不能满足于重组护法军政府，而必须成立正式政府。现在，该是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了。1921年元旦，在护法军政府召开的纪念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会上，孙中山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广东此时实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
孙中山的号召，迅速得到海内外的热烈响应。拥护孙中山的国会议员，深受国会播迁昆明、重庆颠沛流离的痛苦。他们得知孙中山的号召，纷纷兼程回粤，要求重新召开国会，选举总统，成立正式政府；各地人民，召开名种会议，发布宣言，拥护组织正式政府的消息接踵而至；一向热心支持孙中山的海外华侨，拥护组织正式政府，请求选举总统的电报更似雪片飞来。
在国内外一片热烈响应声中，孙中山更坚定了成立正式政府的决心。4月4日，他宴请在粤的国会议员。宴席上，他发表了演说，说明了成立正式政府的必要，建议迅速成立正式政府，并表示国会如不同意，个人将不惜离粤他去。孙中山讲话声如洪钟，言简意赅，他的坚定决心深深打动国会议员们的心。大多数议员表示赞同孙中山的意见：成立政府，选举总统。
由于大多数议员的积极支持，国民党议员的艰苦努力，时过两天，就在广州大东门外广东省议会会场，召开了国会众参两院联合会，会议由国民党元老、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
参议院原有议员二百多人，众议院议员有五百多人，两院议员共有八百多人，曾有“八百罗汉”之称。根据《总统选举法》，选举总统，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出席，并经获得出席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票数，始能当选。但当时在广州的议员仅二百二十余人，只有法定人数的四分之一，所以不能选举正式总统，但是根据规定，只要有十四个省（区）以上的议员出席，就可召开非常会议，选举非常总统。当时在广州的二百多名议员是来自全国廿多个省区，召开非常会议绰有余裕，所以这次召开的国会，叫非常国会，选举的总统，为非常总统。投票结果，孙中山以二百一十八票当选为非常总统，全场一片欢腾，国会当即通告全国：
“外交迫切，内乱迭起。北京政府，已自承认非法，取消其伪政府资格、中华民国对内对外，皆不可不成立正式政府。特于本日在广州开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依大纲第二条文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于本日举出孙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奉闻”。
孙中山当选非常总统，本应及时就职，行使总统职权，督师北伐。但掌握广东军政实权的陈炯明从中作梗，使孙中山迟迟不能就职。
其实，陈炯明对孙中山倡导成立正式政府，一开始就持异议。他深知成立了正式政府，无异在他头上架上了一个“太上政府”，这是他难以忍受的。他对孙中山的正式政府十分冷漠，但对湖南军阀赵恒惕，浙江军阀卢永祥，云南军阀唐继尧盛唱的联省自治反而趋之若鹜，他及其亲信部下叶举、洪兆麟等时相附和。对孙中山就任总统却频唱反调：什么正式总统不足法定人数；非常总统难以正名份；就总统职将树全国之敌。甚至恐吓说：“中山先生必欲就总统职，万一北京政府及邻省借词出师声讨，彼等实难负战守之责”等等。
对此，孙中山十分恼火，一天孙中山当面对陈炯明说：“竞存（陈的别字），你回广东来做了很多事情，同时大家都有了差事，不过独我一人还在向隅，希望你委任委任吧！”这些辛辣的讽刺使陈哑口无言。
由于孙中山就任总统是众望所归，加上各方面的斡旋，陈炯明不得不同意孙中山就非常总统职，提出请孙中山于五月五日就职，并说：“中华民国国庆为‘双十’，今孙总统就职为‘双五’，亦是恰好之纪念日”，当有人向孙中山转告陈炯明这些话后，孙中山带着几分诙谐和讽刺地笑着说：“好！我是广东总统，竞存是广东皇帝，皇帝开了金口，我遵命就是”！这段插曲既讽刺也写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孙陈之间存在的矛盾。
孙中山将于1921年5月5日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消息一经传出，万众欢腾，额手称庆，广州市张灯结彩，通衢大道搭着一座座彩牌，大街小巷遍悬旗帜，从各地赶来观礼的达十多万人，广州市的大小旅馆顿时爆满。
5月5日，广州隆重举行了非常大总统就职典礼。
上午八时半，由国会议长林森赴设于观音山南麓的总统府授予孙中山以非常大总统当选证书，接着在暂设于广东省议会会址的国会举行了授印典礼。
九时，身着礼服，面带庄重神情的二百余名国会议员相继莅会，加上观礼的人，把小小的会议礼堂塞得满满的。九时二十分，孙中山穿着中山装，正如当时报纸报导的“服平民服”，偕伍廷芳、徐谦以及当时任广州市长的孙科乘汽车到达国会。
九时三十分，孙中山在当天担任授印典礼主席的林森议长和赞礼员的陪同下从休息室进入礼堂，在大总统席就坐。典礼开始，首先全场起立向国旗行礼，一时乐声大作，鞭炮齐鸣。孙中山发表了宣誓就职演说后，林森代表国会向孙中山授予大总统印绶，并向大总统致词说：
“同人等鉴于军政府之组织，权责不专，遇事瞻顾，大乱未平，而国本先涣，乃谋彻底之改造，制定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公为总统，畀以戡乱设建之全权，期早统一民国，再造共和，妥协邦交，实践法治，谋社会幸福，靳永久和平，民国前途，胥公是赖，公其宣达民意，遵重民权……以毋负国民重托”
年过半百，外表显得有点老态龙钟的林森议长，今天在授印典礼上向大总统致词时，却讲得有板有眼，他的话虽带着浓厚的福建口音，但声音洪亮，而且这是代表国会和国民向孙大总统嘱托重任，大家全神贯注，因此听得格外分明，在场的国会议员也和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一样感到自己身负国家民族付托的重任。
授印典礼毕，孙中山即驱车赴广州北较场参加阅兵典礼。由于陈炯明暗中阻挠，今天受阅的只有忠于孙中山的邓铿师长率领的第一师官兵。
与相对冷落的阅兵仪式比较起来，下午举行的民众大游行就显得十分热烈。
中午十二时半，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来到位于广州永汉北路的财政厅，他们登上了临时充当检阅台的财政厅二楼的前厅，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群众载歌载舞涌向财政厅，接受大总统的检阅。今天出动的舞狮队就达八十多队，真是极一时之盛，“醒狮”过时锣鼓敲得震天动地，好不气派。游行队伍显示出推翻封建王朝，打倒封建军阀，争取民主自由的精神。当由一个女青年“披散长发”立于汽车之上，扮演自由女神的彩车开过来时，孙中山、孙夫人带头鼓掌，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自由女神的到来；当看到装扮清朝官吏的人，身穿袍褂，头戴花翎、足踏乌靴跌跌撞撞地走过检阅台，后面跟着几个人举着扫把和锄头追打时，逗得孙夫人和孙中山咯咯发笑，接着是装扮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的人被倒剪双手“押过”检阅台，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当时著名的女伶黄小凤、李雪芳，扮演天女散花，坐在汽车上沿途抛掷五色碎纸，随风飘扬，满地缤纷，更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在群众游行的过程中，孙夫人还陪同孙大总统不时下楼到财政厅前的石阶上接受群众代表的祝贺。大总统和孙夫人还回赠以银牌作为纪念，并和这些群众代表握手致谢，显示出平民总统和平民总统夫人的风采。
下午突然下起瓢泼大雨，群众队伍在大雨中昂首奋进、精神奕奕，更显示出广大群众不怕风雨，衷心拥护孙中山就任民国大总统推行新政，出师北伐的坚强意志。看到这种场面，孙中山、宋庆龄十分感动，频频向冒雨奋进中的群众队伍挥手致意。
虽然检阅游行队伍整整站了三个多小时，但孙中山、宋庆龄毫无倦容，为了与民同乐，他们带了几个侍从人员乘车沿广州各主要马路环行一周，看到全市非凡热闹的景象，人们个个喜形于色，特别是看到一辆汽车装满鞭炮环市燃放以志庆贺，更使宋庆龄感到民众对孙中山就任非常总统殷望之切。
晚上，饰满彩灯的一队队电船，在珠江水面上游弋巡行，真象在珠江镶上了颗颗色彩斑斓的明珠。同时，在长堤水面，河南海憧寺，广三铁路车站等处燃放“焰花”助庆，礼花腾空而起，广州夜空五彩缤纷、红霞万朵，与珠江上色彩斑斓的串串明珠交相辉映，把大总统就职庆典的欢乐气氛推向了最高潮，许多在广州住了几十年的老人都说：“我在省城住了几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盛况！”
孙中山就非常大总统职后，立刻发布了《就大总统职宣言》：“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谨布所怀，以告国人”·“际此拨乱反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才，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之繁荣富强。表示“誓竭志尽诚，以救民国，除破障碍，巩固共和基础。
同时在《对外宣言》中指出：
“北京政府已不为国人所公认，彼之倖存，不过据有历代建都之国都，因而得外国之承认，一千九百一十三年，国会组织之民国政府，曾经友邦之承认，本政府为此国会所组织者，应请各友邦政府援此先例，承认为中华民国惟一之政府”。并宣告：本政府“抱开放门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
孙中山并致电北京政府傀儡总统徐世昌，促其“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同时组织了内阁，任命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次长（代理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马君武为秘书长。
二、转战粤桂
正式政府既告组成，孙中山除颁布推行一系列改革吏治，保障民权的法令和措施外，最重要的是要督师北伐，“削平变乱”，统一全国，实现民主共和。
为此目的，又必须首先消灭虽被逐出广东，却仍盘踞广西的桂系军阀残余势力，以除北伐后顾之忧。
6月25日，粤军一举攻占梧州，讨伐桂系，首战告捷。27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正式下令粤、赣、滇、桂、黔各军出兵讨伐陆荣廷，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命令各军“荡平群盗，扶植广西人民，使得完成自治。”
孙中山宣誓就职后，整天出席各种军事会议、筹饷会议，忙里忙外，未得半日空闲。宋庆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不知怎样为孙中山分忧，为讨伐桂系出力。
一天，孙中山从外面开会回来，看到宋庆龄愁眉紧锁，低头不语，忙不迭地问道：庆龄今天你身体不舒服吗？
庆龄回答说：身体倒没什么不舒服，只是心里不舒服，现在讨桂军事紧张，我不知道为讨桂战争干点什么好？！
孙中山沉思片刻后笑着说：派你带兵打仗当然不行，你做点劳军的工作，鼓舞士气，让将士多杀敌人，不就等于你参加了杀敌吗？！
宋庆龄马上笑着说，还是先生的主意好，我立刻找香凝商量一下。
经过几天紧张的筹备，以宋庆龄为会长，何香凝为总干事的“出征军人慰劳会”正式宣告成立，会址设在总统府内。
广东省、广州市各界妇女团体听到孙夫人亲自发起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主动来报名参加的十分踊跃。为了使参加的妇女姊妹有明确的认识，宋庆龄还亲自向他们阐明讨桂战争的重要意义，并同何香凝一道组织大家分头进行募捐筹款，赶制军衣，宣传鼓动等各项工作。宋庆龄、何香凝还亲自到广州一些伤兵医院慰劳伤兵，由于经费短缺，带去的慰劳品非常有限，有时只是每人分发一枚两毫的银币。伤兵知道孙大总统夫人亲自来慰问，非常激动，有些伤兵打断了腿也没流过一滴眼泪，当他们接过孙夫人递来的那枚两毫银币，却激动得泪流满面。何香凝还亲自带领慰劳会员，深入梧州前线，慰劳讨伐桂系军阀的部队。这个由宋庆龄亲自发起和组织的“中国妇女界为了慰劳义师第一次办起来的慰劳会组织，”对鼓舞士气，支援前线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早期的中国妇女运动中，也为发动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特别是支持反对军阀的武装斗争树立了榜样。
由于孙大总统亲自督师，将士用命，百姓支持，讨桂战争捷报频传。8月4日，粤军攻占广西首府南宁，13日攻克桂林。9月30日，夺下了桂系军阀的最后据点龙州，陆荣廷狼狈逃亡越南。
广西平定，为北伐奠定基础，为了视察军务，了解民情，与陈炯明会商北伐大计，筹募粮饷，调配部队，孙中山决定出巡广西；宋庆龄知道陈炯明对北伐素持异议，常常暗中作梗，广西地瘠民贫，连年战乱频仍，地方财源枯竭，百姓生活困苦，孙中山此行任务艰巨，她为了能协助孙中山处理公务，分担他的忧愁，照顾他的生活，决定陪同孙中山出巡广西。
10月17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乘军舰到达梧州。
梧州是两广交界，水陆枢纽的名城。它地绾百越，背靠五岭，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抱山面水，群山环绕，水道纵横，景色秀丽。清碧的漓江，混浊的西江在这里交汇，形成清浊分明的有名的鸳鸯江。
宋庆龄这次到梧州是生平第一次，虽然多次要来但迄未成行。
梧州毗邻广东，交通发达，人烟稠密，市肆殷阗。风俗民情，语言习惯，与广州相差无几。宋庆龄虽然初来乍到，也并不怎么感到陌生。
孙中山一到梧州，即接连召开了几个军事会议，并电召驻节广西首府南宁的陈炯明来梧商讨北伐事宜，但陈炯明竟敢托词拒召，使孙中山出巡广西之行，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使他心中深感不快。而宋庆龄整天忙于为孙中山处理函电，为他分担忧劳，同时还抽时间到队部中进行劳军活动。这样梧州的什么鸳鸯江景色、北山风光也根本没有顾上看一眼。
从北伐大局出发，孙中山不惜委曲求全，决定立即亲赴南宁，与陈炯明会商。孙中山等溯西江而上，于10月24日乘船抵达南宁，当即与陈炯明商讨北伐问题，要求陈调粤军四十营参加北伐，并供应北伐军饷，陈既不敢公开抗命，也不作明确承诺。孙中山为了北伐大计，对陈炯明反复耐心开导，提出愿派他为北伐主帅，自己留守后方作为陈的支援；或是自己率军北伐，陈留后方给北伐军以支援。陈表示愿意留守后方，答应每月接济北伐军50万元。
29日，孙中山从南宁返抵梧州，积极筹措北伐事宜，决定先在桂林设北伐大本营，然后取道湖南大举北伐。
11月15日，孙中山在梧州各界群众热烈欢送下，率三万大军溯漓江而上，前往桂林。
宋庆龄为了支援孙中山北伐，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决定不跟随孙中山前往桂林，先折返广州，以便筹募款项，并组织更多的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的会员，到北伐军队中工作，为救死扶伤，鼓舞士气，支援前线，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一点，当时《申报》刊登的“孙夫人志切从军，将由梧抵粤，备行装，再赴桂林”的一则报导，亦可资佐证。宋庆龄在孙中山离梧北上的当天，乘轮船赴三水，然后转乘广三铁路火车返回广州。
宋庆龄回到广州，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准备，得知孙中山已安抵桂林的消息后，即于12月6日从广州启程赴桂林。她在孙中山的副官马湘等的护卫下，带领一批红十字会会员，从梧州溯江而上，于12月20日到达阳朔。孙中山早在这里迎候，这使宋庆龄分外高兴。
由于赴桂林需在阳朔乘船顺江而上，这样孙中山及孙夫人，方能在日理万机中，得空游漓江。漓江两岸峭拔的青山，与迂迴的碧水相连，展现出重重青山抱绿水，湾湾绿水绕青山的秀丽景色。两岸还不时看到翠绿的竹丛，稀疏的桐林，繁茂的柚园，一片蓊郁青葱，加上林旁的村落炊烟，显得非常幽静雅致，使人恍惚到了“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境界。宋庆龄看到我们这片饱经战乱的国土，竟然还有这样一块百姓安居乐土的“世外桃源”，心情既高兴也沉重。宋庆龄知道孙中山这样殚精竭力，督师北伐，正是为了解人民于倒悬，使四万万同胞能够安居乐业。但北伐的征途上，该会遇到多少艰难！不禁使她更感到孙中山和自己肩上的重担！
宋庆龄到桂林后和孙中山一起驻节于独秀峰下王城里的广西前咨议局。王城是明朝靖江王所建，位于市中心，周围约1．5公里，城垣内外用方正青石修砌，城开东西南北四门，深宫高墙，壁垒森严。城里，宫殿庙坛，亭台阁轩，堂室楼榭，富丽堂皇。清代，农民军李定国攻占桂林时被焚，咨议局就建于靖江王府的遗址上，它在独秀峰脚下。
独秀峰是桂林的一座主山，平地拔起，孤峯屹立，高耸入云，从正面看端正庄严；从侧面看挺拔秀丽，每当旭日东升，晚霞映耀，整个山峰就象披了紫金袍带一样，故又名“紫金山”。在山顶远眺，万山环拱，整个桂林的奇景秀色尽收眼底，使人欣然神往。宋庆龄就住在这风景秀丽，环境清幽的独秀峰下。
宋庆龄到桂林后仅仅休息了一天，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Maring）就来桂林与孙中山会见，马林下榻于广西艮行。在他逗留桂林的九天中，在张太雷的陪同下，曾来位于王城的北伐大本营与孙中山三次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问题”。马林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欢迎，虽然孙中山当时只愿与苏俄建立非正式的联系，但这次会见增强了共产国际、苏俄与孙中山之间的相互了解。会见后，孙中山便打电报给在广州的廖仲恺等人，“说他见过马林，心上非常高兴。”宋庆龄始终参加了孙中山与马林、张太雷的会谈，虽然会谈的翻译由张太雷担任，但宋庆龄也不时用英语与马林交谈。十月革命后，她曾帮助孙中山起草致列宁和苏俄政府的电报，这次她又与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使节直接联系，增长了对列宁和共产国际政策的了解。
送走了马林，孙中山倾全力于北伐的准备，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整饬云集桂林之五万大军，任命各军之指挥官，任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参谋长，并积极筹措饷械，准备次年春入湘，大举北伐。
陈炯明本答应接济北伐大军的饷械，但时近半年，汇来之款不足十万，子弹更未送一颗，全靠邓铿瞒着陈暗中拨来八十万发，陈还暗中勾结湘省军阀赵恒，阻挠北伐大军进湘。他对忠于孙中山、坚决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恨之入骨，为了破坏北伐，他终于狠下毒手，于1922年3月21日派人暗杀邓铿于广州火车站。
邓铿被害，风云突变，波澜迭起。孙中山立刻召开大本营紧急会议，决定变更计划，下令在桂各军改道潜师回粤，孙中山途经梧州时电召陈炯明来梧谒见，但陈抗命不来，并电辞本兼各职，孙中山准其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之职，保留其陆军部长一职，令其先返海丰家中休养。
陈炯明没有返海丰，却转赴惠州，并命其亲信部队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一带，就近控制广州，当时蒋介石等曾力主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然后回师广西消灭叶举所部，孙中山以陈叛迹未彰，粤军在桂奋斗数年，尤须保之，对上述意见未加接纳，同时还欲以仁义相感化，主张亲自督师北伐。两粤政务仍交其主持，期望“施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对北伐，抱着“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精神，于5月6日又从广州赴韶关督师，设大本营于韶关。宋庆龄以孙中山之志为志，行其所行，也率领红十字会会员多人随行。
13日，孙中山命令李烈钧、黄大伟、许崇智，分兵三路进攻江西。三路大军勇往直前，所向披靡，一举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接着更以破竹之势，进至吉安，直指省会南昌，军威大振。
宋庆龄在韶关，陪同孙中山驻节于车站附近的一幢小小的二层楼房里。这里，既没有独秀峰秀丽的景色，比起桂林王城就更显得侷促狭小，生活也比较艰苦，宋庆龄全然没有顾及这些，江西前线胜利的消息，使她备受鼓舞，她不辞辛苦，一天到晚带领红十字会会员深入各军进行劳军和救护伤兵的活动。途经韶关开往江西的部队络绎不绝；从前线运回的伤兵也多先集中在韶关医治或再转运广州等地，她所带来的红十字会员已大大不敷应用，因此她亲自致电广东省红十字联合会，要求从速再派更多的会员赴韶。同时她还要何香凝发动和组织更多的妇女前来担任救护伤兵、支援前线的工作。
正当宋庆龄配合孙中山督师北伐，夜以继日紧张工作的时候，陈炯明为了阻挠北伐，连续在广州后方制造事端。本来掌握广东军政财大权的是陈炯明，但他却煽动其亲信部队到财政部要求发饷，然后这些部队又持纸币到广东省银行兑换银元，造成一时的挤兑风潮，使钞票币值直线下降，物价成倍上涨，人心不稳，社会动乱，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孙中山接到财政部长廖仲恺打来的急电后，立即赶回广州坐镇，宋庆龄也急匆匆陪同孙中山回到广州。这几年宋庆龄追随孙中山转战南北，本来过惯了动荡的生活，但这几个月，真使她体验到这辗转奔波，纵横驰骋动荡生涯的艰辛。
挤兑风潮是陈炯明发动叛乱的一个信号，他的主力部队早已违抗孙中山的命令，由叶举、熊畧等人率领开回广东，分布在广州周围，与原非法布防在石龙、虎门－带的洪兆麟第二师相连接，对广州形成包围的态势。
三、广州脱险
六月的广州，骄阳似火，酷暑难耐。但是，1922年6月的广州，更令人难以忍耐的是紧张的政治气氛。这些天来，广州阴霾满天，空气里似乎充满着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引发猛烈的爆炸。
市面，军事调动频繁，从黄埔到白云山、越秀山，从西关到东堤身穿黄色军装的陈炯明部队随处可见。
陈炯明表面上隐居在惠州西湖百花州，暗中却积极策划着一场欲置孙中山于死地的叛乱。由他的亲信叶举、熊略、洪兆麟率领的主力部队，不但违抗孙中山要他们退出广州30里以外的命令，也不顾孙中山于6月9日假座财政厅举行各报记者招待会施加的舆论压力，反而一窝蜂似的涌进广州市中心区。15日，他已部署好从三路包围总统府的态势，东路的部队集结在莲塘街、洪桥大街，南路的部队集结在德宣路后楼坊、中央公园、惠爱路一带；西路则集结在越秀街、大北直街、北面还由洪兆麟的部队，占领观音山，居高临下控制总统府。广州市大街小巷人们都在窃窃私语。“陈炯明要动手脚啦”，几乎成为妇孺皆知的事情。
越秀山，雄踞广州市的北面，这南岭的余脉，不高，却气势不凡；不大，却风姿多彩；它身居闹市，但明净清幽。山边有风光旖旎的北秀湖，水波荡漾，绿意盎然，整个越秀山真可说是满山青翠，山秀花明。由于明朝永乐年间都指挥花英建“观音阁”于山顶，老百姓都爱把越秀山叫做观音山。
孙中山的总统府就建于观音山的南麓，在总统府的上面是作为总统官邸的粤秀楼，孙中山、孙夫人就住在里面。孙中山、孙夫人住在这山峦叠翠，绿涛波涌的越秀山，的确满目秀色，明净清幽，但一向宁静清幽的粤秀楼，这几天也被陈炯明的兴风作浪闹腾得紧张杂乱了。
15日这天，粤秀楼更是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来人不断，来自各方面的消息都说明陈炯明将于当晚发动叛乱，尽管听了广东江海防司令陈策，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以至从叛军中跑出来的人的报告，但是孙中山仍然不相信陈炯明要谋反，说：“竞存纵然恶劣，料不至如此，即使竞存有不轨之谋，但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和我久经患难，岂有尽听竞存之命。”中山先生还说：我把警卫军都调往韶关了，就表明对他的信任。他对我虽有不利之阴谋，亦何须用兵，如竞存胆敢称兵作乱，甘为叛徒，则人人都可以杀他。我身为大总统，负全体国民之托，有平乱责任，如果力量不足，被叛逆所害，正是我为国牲牺的机会，岂能临难苟免贻笑中外。
的确，陈炯明之所以有当时的“地位军力”，是孙中山一手栽培的结果。他在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曾被推为广东都督。1913年国民党讨伐袁世凯失败，即被迫下台。他真正掌握兵权是1917年孙中山任命他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开始。援闽粤军是由当时的广东省长朱庆澜为了援助孙中山的援闽计划，拨出所辖亲军20营所组成，1920年陈炯明率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莫荣新，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权势扶摇直上。
正因为陈炯明与孙中山，国民党患难与共十多年，所以孙中山以至孙夫人都“毫不怀疑他有异志”。
其实，陈炯明是一个个人野心很大的人，早就心怀异志，暗中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紧密勾结，陈、吴均为前清秀才，颇以“南北两秀才”自负，国民革命在他心中根本不占任何地位，他朝思暮想的是割据称雄，当像吴佩孚那样的军阀，为此，他处心积虑，培植个人势力，树立个人威望。
1921年11月讨桂战争胜利，他从南宁经梧州、肇庆回广州，在他的亲信的组织下，对他的所谓“凯旋返粤”进行了狂热的欢迎，对其如何树立个人威望，可资佐证。当时的报纸对此有一则生动、细致的记载，值得摘引：
广东省公署“知陈总司令确于昨7日由肇启节回省，当即通函广州市内各机关团体知照”，当日“各学校各团体各军队，即陆续赴指定欢迎地点站立，军乐队共五队，并有消防队沿途分布，以备不测，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官处、秘书处等，均各备摩托车预先到场迎候，总商会雇定莲香画舫，陈氏书院雇定的12天画舫，俱湾天字码头，预备欢迎。“计是日参与欢迎人员及市民之站立两旁参观者，自天字码头至省署，不下数万人”。“沿途各站均有军警排列欢迎”。当陈炯明乘火车到石围塘下车转乘电船到广州天字码头时，“沿海所经，各兵舰及西南各堤，各机关商店，同时均大放串炮，三时五十分抵岸，一时军乐大作，炮竹齐鸣，响彻全市”，陈总司令登岸后乘汽车回署，“有大小旗帜二十七面为先导……直指省署而去，军警、各社团、各工会、各男女学校，均肃立致敬……比抵公署时，全署电灯大放光明，旋于署前鸣炮百数万志贺，此时，全市炮竹之声四起，约历两点余钟始止，粤军飞机亦于此时举行空中欢迎，并散传单”。陈返省署后随即出席盛大宴会。席上，众人“三呼万岁，……声动屋瓦”，晚上各界还举行提灯大巡行，陈炯明严然以三军统帅自居，站在财政厅前检阅了军民的巡行队伍，“各军队至财厅时，均与总司令为礼，高呼万岁”。
对陈炯明这种狂热欢迎的仪式，已经大大超过了对大总统欢迎的规格。从这则报导中，不难窥见陈炯明居功骄傲、骄横跋扈的嚣张气焰和处心积虑、篡权谋位的狂妄野心。
所以，陈炯明一贯反对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就任大总统，实有其深刻的根源；他被免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务部长后，对孙中山的怀恨，必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而后快，因而发动叛乱，演出炮轰总统府的悲剧，实不足为怪。
16日凌晨二时许，远处叛军集合号音已清晰可闻，情势一触即发，使孙中山已不得不相信陈炯明谋反的事实。他急忙唤醒了正在酣梦中的宋庆龄，要她先行撤离，表示自己要留下来坚守岗位，以身殉国，与总统府共存亡。宋庆龄擦醒了睡眼，立刻清醒地认识到形势万分危急，力促孙中山赶快撤离，对孙中山说：你只有脱险才能行使总统职权，扫平叛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孙中山仍要坚持留守总统府，不惜以身殉国，宋庆龄着急地说：“先生，作为总统，你有以身殉国的勇气，固值得钦佩；但更应该有率领三军讨平叛军的壮志呀！”
在孙夫人和众人的一再劝阻下，孙中山答应撤离，但是却要孙夫人同行。宋庆龄深知如果和孙中山一块走，必然会拖累他，影响他尽快脱险，而且在此哨兵四布，群敌包围的时刻，他一个人化装容易逃脱，拖着一个女人反而容易被叛军认出，发生危险。她想：孙中山一人系国家民族的安危，且从这次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从人民当时兴高采烈之情，可看出人民对孙中山殷望之切，因此斩钉截铁地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而不可以没有你！”婉求孙中山先走，字字千钧。孙中山被宋庆龄一颗忠于他的事业、忠于革命的赤诚之心打动了，望着宋庆龄那娟秀而略带威严的面庞，恳切而坚定的眼神，孙中山终于同意了孙夫人的请求，立即带上墨镜，穿上长衫，化装成医生，在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的陪同下，急速离开了粤秀楼。
根据孙中山的命令，50多名卫士全部留下来保卫孙夫人。现在孙夫人实际担当了保卫总统府、粤秀楼和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孙中山脱险的重任。她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孙中山撤离粤秀楼后大约半小时，一时枪声四起，炮声隆隆，敌人发起了对总统府、粤秀楼的总攻。宋庆龄让卫士打开所有电灯，迷惑敌人，造成孙中山仍坚守粤秀楼的假象，以吸引敌人火力，同时她急忙烧毁机密文件，并要卫队沉着应战，暂不还击，等敌人走近，再猛烈开火。卫队各守岗位布防御敌，副官长姚观顺率领一部分卫士守文澜阁，副官黄惠龙率部分卫士守铁闸正门、副官马湘率卫士守铁闸横门，还有守天桥的，守炮楼要隘的，均严阵以待。粤秀楼原是曾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两广巡阅使的军阀龙济光的私邸，建得比较牢固，对敌人的进攻还能抵挡一阵。当敌人嚎叫“杀死孙文、杀死孙文”蜂涌而上，向粤秀楼包围过来时，卫队一齐开火，敌人顿时陈尸遍野，有的卫士还爬到高处，挺身而战，用轻机枪扫倒了很多敌人。到了上午八点，部队死伤过半，而且子弹也几乎打光，卫队长向孙夫人报告，说明留守粤秀楼已无意义，请求她即时撤离。宋庆龄当即表示同意，立刻用小包袱带上一点换洗衣服和一些银毫，在孙中山的副官长姚观顺和两名卫兵的护卫下，贴在地上爬过粤秀楼直往总统府的“天桥”，宋庆龄在枪林弹雨下，匍匐前进，几次子弹擦过她的鬓边，呼啸而过。突然姚副官长高叫一声倒地，血流如注，一看是大腿的动脉被打穿了，两名卫士立刻抬起他跑过“天桥”。当宋庆龄四人刚走过“天桥”，进入总统府后院，只见火光一闪，声若巨雷，沙石木屑纷飞蔽空，烟焰火光腾空而起，“天桥”顿时被炮火轰断。接着总统府也被炮弹命中，宋庆龄刚从一间房间跨出来，那间房顶即被命中，整个陷下，生命和死亡不过决定于一瞬间。宋庆龄随时作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为孙中山伟大的革命事业而死，是死得其所的。
下午四点，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谈判，卫士首先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保护孙夫人安全脱险，正在谈判间敌人已冲开总统府前面的两层铁门，一轰而进，动手抢宋庆龄手中的包袱。宋庆龄顺手拉开包袱让里面的银毫撒了一地，乱兵只顾趴在地上抢银毫，而头戴姚观顺的草帽，身披孙中山雨衣的孙夫人一时没有被认出来，就趁这混乱中跑出了总统府。他们穿过横卧竖躺、破腹折肢的尸体，匆匆前行，忽然对面冲出一队叛兵，向他们射击。他们立刻伏倒在尸堆中装死，争先恐后想去“发财”的叛兵，全然没有注意到伏在路旁的就是陈炯明悬赏20万元捉拿的孙大总统的夫人，使宋庆龄再次死里逃生。叛兵过后，他们继续往前奔走，宋庆龄经过一天的紧张奔波，实在是再也走不动了，何况她已经是有了身孕的人呢？她想与其走不动被叛兵抓走受辱，不如为国壮烈牺牲，她虽然是个纤弱的女子，但却有钢铁的意志，她可能看见死人时开始有点害怕，但她却有为孙中山的伟大事业视死如归的决心。这次从上海乘中国号轮重返广州时，她就想到过革命的航船可能会遇到危浪险涛，暗下为了革命事业死不足惜的决心。此时是她实践自己诺言的时候了，因此，她几次要求卫兵用枪打死她，两个卫兵同声说：夫人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保卫你安全脱险，你死了我们怎么有脸去见总统。
他们终于跑到了一个小村落的民房前，他们推门进去，只见一个老妇人，三人忙向老人请求在屋里暂时躲避一会儿，尽管老妇人怕受牵连要赶他们出去，但宋庆龄已经力不可支、两眼一阵发黑，晕倒地上，她被卫兵用冷水浇醒后，只好再往前赶路。一名卫兵到门外想探听一下虚实，却不幸被流弹击中。在枪声沉寂后，宋庆龄拾起一个菜篮和几根菜叶，化装成一个村妪，和剩下的一名扮作小贩的卫兵，几经曲折才找到长州要塞司令马伯麟家。在马伯麟家中暂避一下，当天夜里宋庆龄听到战舰向叛军阵地轰击的隆隆炮声，知道孙中山已安全脱险，并在军舰上主持平叛，心中有说不出的欣慰。由于长住广州市里很不安全，次日，宋庆龄仍旧化装为村妪，逃到沙面，在一个铁工同志的帮助下乘小船到了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的家里，此时，宋庆龄真是身心交瘁，难以支持了，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宋庆龄小产了，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妊娠。
钟荣光与孙中山的友谊甚笃，对孙夫人当然悉心照料，没几天，宋庆龄就恢复了健康。她时刻惦着孙中山，身体初步康复使她更急于和孙中山见面。
十六日凌晨二时，孙中山在林直勉、林树巍的护卫下，巧妙地应付了叛军的盘问，辗转到了长堤海珠江海防司令部，由陈策用小电船送孙中山先登上了锚泊天字号码头附近的宝璧舰，然后再转登泊于二沙头对面士敏土厂附近水面的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
从位于康乐村的岭南大学到永丰舰锚泊的地方还有一段水路。为了保证宋庆龄的安全，钟荣光请曾任孙中山顾问的美国人那文帮忙，因为那文自己有一艘小电船，船上插着美国国旗，叛军是不敢检查的。那文欣然同意，并安全地把孙夫人送登永丰舰。宋庆龄终于见到了孙中山。这一对革命伴侣历经大难，死别重逢，该有多少话要诉说。
见到孙中山，宋庆龄心中万分激动，但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也没有更多地叙述自己传奇式的脱险经历，首先关心地询问平叛的形势。
孙中山也没有更多地询问宋庆龄惊险的经历，却非常关心总统府卫队的情况，当得知卫队个个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大部分壮烈牲牺，心中既欣慰又痛楚。
看到孙中山脸庞又瘦又黑，好像老了许多，衣服也污秽了，宋庆龄心中感到一阵阵的酸楚。她以乞求的眼光对孙中山说：先生，我要留在舰上，照料你的生活。
孙中山正色道：不！你不能留在舰上。
宋庆龄迷惑不解地问：为什么？难道我们不应该共患难吗？
孙中山忙解释：我不是怕你在舰上危险，粤秀楼那样的危险我都让你个人承担了，难道在军舰上还比在粤秀楼更危险吗？不是我不愿意你在舰上与我共患难，而是革命需要你立刻回上海工作，揭露陈炯明叛变的罪恶，唤起民众支援平叛斗争，并与各方面加强联系，处理来自海内外的函电。说到这里，孙中山用手环指舰上那低矮狭窄的房间，说：我们两个人都侷促在军舰这斗室之中，怎么能施展得开呢，怎么去开辟更广阔的天地呢！
宋庆龄听到这里，忧郁的面庞，绽开了笑容，她那略带清癯的面孔，显得更加娟秀，她用坚定的眼光望着孙中山说：先生，请你放心，但先生一定要多多保重！
这一对革命的伴侣，虽然是死别重逢，但没有眷恋不捨、更没有情意缠绵，为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又匆匆离别。
孙夫人要离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舰，从舰长、大副、二副以至普通的水兵，都自动地跑到甲板列队欢送。宋庆龄在这次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危难中，所表现出的非凡的机智、勇敢和急国家所急，忧人民所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深受大家的崇敬。官兵目送宋庆龄、孙中山走到舷梯。
孙中山站在舷梯旁庄重地对宋庆龄说：广州再见。
这四个字给宋庆龄以无比的力量，它体现了孙中山决心扫平叛乱光复广州，重返广州的坚强意志。
宋庆龄身负孙中山和革命事业赋予的重大使命，抱着重返广州的决心，乘船经香港于6月25日回到了上海。
孙中山在永丰座舰上率领各舰，从黄埔到省河，从省河到黄埔，进行了五十多天艰苦卓绝的英勇战斗，陈炯明虽策划以钜款运动海军内变，用水雷炸沉永丰舰，以钢板装备火轮突袭永丰舰，以及挑起孙中山与外国的冲突等种种狠毒的阴谋诡计，但由于孙中山指挥若定、将士忠勇奋发，敌人欲置孙中山于死地的恶毒阴谋迄未得逞。
孙中山在舰上坚持斗争，原希望进抵江西的北伐大军回师广州，以便水陆夹击，削平叛乱。但陈炯明的部队占踞韶关、北伐大军久攻不克，回师受挫，使孙中山长期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经过反复商讨，认为株守省河，孤悬海上于事无补，孙中山才决心离粤赴沪，于8月9日乘英领事提供的摩轩号炮舰，离开广州，到香港转乘俄国皇后号邮船赴上海，宣告了孙中山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也使孙中山从中吸取了深刻有益的教训，为他后来的重大转折奠下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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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宋庆龄传
作者: 刘家泉
出版者: 中国文苑出版公司
出版地: 北京
出版日期: 1988年10月
主题关键词: 传记
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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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翔实的史料描绘了宋庆龄伟大、光辉的一生。展现了她那举世钦仰的品德，光照人间的风彩，奋发进取的精神，坦荡豁达的胸怀。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资料，订正了一些史实。本书还运用了文学的笔触，形象生动、语言清丽，并将有关的历史事件、时代背景交待清楚，把学术性、文学性、知识性熔于一炉。本书内容充实，风格清新，可读性强、是一部具有特色的人物传记。值得各界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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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再出国门 回国奔丧
一、重返柏林
俾士麦大街是柏林的一条著名大街，这条以铁血宰相俾士麦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宽广笔直，绿树成荫，大街的东端高高耸立着胜利女神像；离大街西端不远，是雄伟巍峨、富丽堂皇的夏洛登堡，它是德国腓烈特大帝宠爱的夏洛特皇后的夏宫。俾士麦大街有成排的建筑华丽的四、五层高的公寓，也有掩映于秀木繁荫中，小巧玲珑、色调明快、造型各异的一幢幢别墅。
宋庆龄重返柏林后，就居住在这条大街的一幢小洋楼里。
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奉安大典已经举行，宋庆龄打算在柏林侨居一段较长的时期。
虽然这所别墅式的小洋楼周围，碧树葱茏，百花争妍，绿草如茵，但宋庆龄并没有陶醉在这憩静舒适的幽美环境中。而是“宁静致远”，利用这安静的环境发奋读书，潜心研读马列和孙中山的著作，探索革命的真理，而且在当时魏玛共和国比较自由的政治气氛中，她还阅读了很多进步的报刊，如德国共产党出的《红旗报》以及工会出的各种刊物，有时还到图书馆去，阅览各种书报，常常整日“沉缅于书籍之中”。正像当时在德国与宋庆龄有过不少交往的胡兰畦在《回忆录》中所说：“宋先生在柏林不是过寓公的生活，而是勤奋学习，努力从事革命工作”。
1929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德国，1930年2月失业人数达350万人。失业者寻求就业的长蛇阵在柏林大街上随处可见，在轻歌曼舞，灯红酒绿的咖啡馆、酒吧间外面，乞丐用手提琴拉着古典名曲向行人乞讨，或手里拿着火柴、打火机靠为行人点香烟要钱。
德国劳动妇女的著名领袖蔡特金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等曾多次拜访宋庆龄。通过交谈，以及理论上的学习和感性上的观察、认识，使她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存在的种种弊端的认识。
在这段时期中，宋庆龄与外间接触仍然是不多的，她的住址对一般人仍然是保密的，邻居也很少来往，只有一个例外是在邻居中有一个美国进步人士海因斯，常常找宋庆龄聊天，他们或纵谈世界大事，或回忆在美国的岁月，谈美国的历史和现状，这给她孤寂的生活带来不少乐趣。
邓演达也来访问过她多次，他们就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任务等进行热烈的探讨，她对邓演达要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展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革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然后运用政权去发展生产，统制生产等等政治主张多表同意，但从来没有在组织上要求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或第三党。
由于国内不少同志迭次来函催促邓演达回国主持1928年由谭平山在上海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的工作，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邓演达决定回国。在他踏上回国旅途的前夕，曾和宋庆龄辞行，面对满布荆棘的革命前途，他意味深长地对宋庆龄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
对他这种为革命事业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宋庆龄深为钦佩，并对他回国从事复兴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寄予期望，同时也为他安全担心。
宋庆龄侨居柏林时，邓演达是她家中的常客，经常给深居简出的宋庆龄带来各种信息，特别是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人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现在这位使她获益非浅的知音和亲密的战友回国了，使孤悬海外的宋庆龄不能不感到一点惆怅。
邓演达在流亡海外期间，除到德国各地考察以外，还参加过北极圈的探险旅行，并到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在归国途中，他又到土耳其的安卡拉、伊拉克的巴格达、巴比伦、印度的德里、加尔各答等地参观考察。他在考察中，了解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状况，考察各国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案，作为中国革命的参考。于1930年5月回到祖国。他经常把在旅途中的种种见闻，写信给宋庆龄作详细地报导，宋庆龄饶有兴味地阅读这些来信，获益非浅，曾说，看邓演达的信，“象看小说一样，希望这个小说永远不完的能看下去！”的确，邓演达和其他亲朋好友的来信常给宋庆龄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带来快慰。
1930年夏，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到了柏林，她住在柏林的三个月中经常和宋庆龄在一起，他们除了经常在一起分析革命的形势，讨论革命的前途以外，还常结伴游览柏林的各处名胜。
夏洛登堡建筑的宏伟，陈设的富丽堂皇固然使他们赞叹，但酷爱中国瓷器的腓烈特二世和夏洛特皇后所珍藏的珍贵的中国瓷器更使他们目不暇接，留连忘返。为了表示对中国的热爱和崇敬，夏洛登堡还专门设有中国大厅，宋庆龄、何香凝既为中国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感到振奋和自豪，也为当时国内战乱频仍、国势日蹙而痛心疾首。
位于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尽头的勃兰登堡门，门宽六十五点五米，高二十多米，高大雄伟，上端镶嵌有二十块精致的浮雕，顶部正中是青铜浇铸的古罗马战车，车上站着和平女神，车前并排立着四匹腾空奔驰的骏马，造型完美。宋庆龄、何香凝等多次在这里佇足凝望，感到既可得到艺术的享受，又激励人奋进。
何香凝的到来，为身居异国的宋庆龄带来不少欢乐。宋庆龄与何香凝、胡兰畦等一起经常亲自下厨烹调，做中国饭菜。这使庆龄回忆起孙先生在世时，他们与何香凝、廖仲恺夫妇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心灵亦感到安慰。
侨居德国的宋庆龄当时每月从其亲属中得到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少量生活津贴，生活并不富裕，但她从不忘记帮助他人。何香凝的好友胡兰畦1926年加入国民党，并参加过黄埔军校女生队，后参加谭平山主持创办的中华革命党（即农工民主党前身），1930年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宋庆龄了解到当时正在德国留学的胡兰畦经济困难，几乎每星期都买一些鸡、鱼、肉到胡兰畦那里，和她一同做中国菜吃，然后留下拿来的足够胡兰畦吃用一个星期的东西。还经常给她送衣服，这是宋庆龄有意识帮助他人生活困难的一种巧妙办法。
1931年7月23日，宋母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再一次打断了宋庆龄侨居柏林的平静生活。
二、哀悼母亲
听到母亲病逝的噩耗，想到从小最受母亲的疼爱，多年来奔走国事，流亡海外，未能承欢膝下，克尽孝道，更未能在母亲临终前聆听遗言。宋庆龄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她决定立刻启程回国。
收到电报后的第二天，宋庆龄就在胡兰畦的陪同下，匆匆乘火车经波兰到莫斯科。
由于不是什么正式的访问，所以到车站欢迎的只有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夫人和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以及陈友仁的儿子、女儿。宋庆龄在车厢门口接过欢迎者送上的一篮鲜花以后即匆匆出站到旅馆休息。
翌日，宋庆龄换乘西伯利亚的东行列车直奔满洲里，和两年前回国参加奉安大典一样，她既无心观赏沿途的美丽风光，甚至经过贝加尔湖时，餐车桌上摆着刚刚打捞起的味道异常鲜美的白鱼她也吃不下。
8月9日清晨，宋庆龄到达了国境满洲里。
时值盛夏，这个北国的大门，也花木繁茂，芳草萋迷，令人恍若置身江南，宋庆龄又看到了秀丽如画的祖国江山，暂时冲淡了心中的哀戚，深情地说：又回到祖国了！
这次宋庆龄奔丧回国，蒋介石并没有象上次欢迎她回国参加奉安大典时那样作了精心地安排，但在甫进国门的第一站满洲里车站上，仍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
火车刚一进站，一时军乐齐鸣，在站台上整齐列队的士兵发出响亮敬礼声，黑龙江省政府的秘书长和党政高级官员，军队将领专程赶到车站恭迎，文官长袍马褂，武将全身戎装，个个毕恭毕敬。
宋庆龄被引进了布置得富丽、整洁，桌上摆满了各色茶点的贵宾休息室，稍事休憩后即换乘为她挂的专车。
10日，宋庆龄一行到达哈尔滨，本是杭州市长的周象贤，以国民政府派出的欢迎特派代表、总司令部行营秘书的身份在车站迎接，他和宋庆龄同车赴大连，虽然站台上也有士兵列队欢迎致敬，由于宋庆龄归沪心切，她没有下车，车停片刻即直达大连。
周象贤既是欢迎特使，又是宋庆龄的亲戚，在车上把倪太夫人得病经过及去世详情告诉了宋庆龄，她听后悲痛万分，“几乎哭了整整一夜”，同时她详细询问了兄弟姐妹的近况，仅仅由于政治的歧见，她独居海外，与兄弟姐妹来往很少，但是骨肉情深，她对自己的亲人仍是非常关切的。
宋庆龄归心似箭。列车飞速掠过一座座城市，一站不停，于11日抵达大连。
车到大连，奉蒋介石的命令专程来迎接宋庆龄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已早已恭候在站台上。黄仁霖是蒋介石的心腹，更得到宋美龄的宠信，黄仁霖作为专使来迎接宋庆龄，并带来蒋介石、宋美龄对二姊的问候，当然意味深长，带着政治的色彩。
由于黄仁霖的事先安排，宋庆龄一行立刻登上了当天开航的大连丸，穿过碧浪涛涛的渤海、黄海，抵达青岛港，宋庆龄利用轮船停靠青岛港的短暂时间，专程到宋母倪太夫人住过并在那里去世的别墅凭吊，房屋显得空空荡荡，除了远处的涛声，似乎寂然无声，宋庆龄睹物生情，缅怀亲人，倍增悲切，她又痛哭失声。
13日晚，宋庆龄乘大连丸抵达上海，上海市市长张群，江海关监督唐海安，工商部次长郑洪年，以及宋子良、孔令仪、孔令伟等到码头迎接，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巡警队，租界巡捕房亦派出探长，包探到码头一带警戒，以策安全。
欢迎者刚刚登轮准备到舱房迎迓，“全身均御黑色丧服，帽沿下垂，俯首戚容”的宋庆龄已跨出舱房，与迎迓者“略一颔首，即匆匆下船”，“未作一语，当与孔氏二女公子同乘孔宅之7458号汽车径赴西摩路宋宅”，下车后即到母亲灵前“垂首默立，饮泣不已”。
由于宋庆龄已经归国，宋母治丧处定于8月18日“引发”。
宋母倪太夫人的葬礼非常隆重。
宋母去世的讣告，署名的是“孤哀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孤哀女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适孔祥熙、孙文、蒋中正，孙女琼、曼、瑞泣叩”在子、女、婿中有这样显赫地位的母亲，在当时的中国的确绝无仅有。
由于宋母是虔诚的基督徒，清晨六点举行了宗教仪式，宋氏家人亲友齐集宋宅花园草坪上，听牧师讲述太夫人行状，牧师开头引了几句圣经的话，接着就以倪太夫人的口气说：“我现在坐在一片草地上，天空飘着云彩，周围开着鲜花，环境是这样优美，空气是这样清新，我感到非常愉快……”，那声音，那话语，竟象太夫人快乐地和大家告别，音形毕肖，使悲恸的气氛变得轻松了些。随即出殡。
除宋子文的夫人因身体不适未参加以外，宋家的兄弟姐妹全都参加了葬礼。蒋介石本“以在赣剿赤匪，军务倥偬，一时无暇来沪”原准备“派张群代祭”。但在宋美龄的催促下，还是暂时撇下“剿赤”军务，赶回上海参加了葬礼。
出殡时，宋子文等三兄弟走在最前面，接着是三个女儿霭龄、庆龄、美龄以及女婿孔祥熙、蒋介石依次前行，宋庆龄与霭龄、美龄等均全身“衣黑纱旗袍、布履、黑色纱袜，面罩黑纱，垂首饮泣。蒋、孔两氏亦衣黑纱长衫的克尽半子之礼”。军政要人均徒步执绋，送葬行列长达数里，“悲壮肃穆”、“备极哀荣”。沿途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路旁观礼，有的地方还举行了路祭。
路上走了几个钟头才到达万国公墓，在公墓礼堂举行了葬礼，宋子文兄弟站在前列，第二排是孔祥熙、宋霭龄，第三排是宋庆龄，最后一排是蒋介石、宋美龄，行祭礼时宋庆龄泪珠莹莹泣不成声，行完祭礼后，宋子文悲痛地说：“我们没有妈妈了”，惹得姊妹们又悲伤地哭泣起来。
祭礼毕，宋庆龄和众姊妹及送葬者围绕墓地，看着覆盖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国旗的灵柩徐徐落下墓穴，养育了象宋庆龄这样杰出妇女的母亲从此与宋氏家族第一人宋父耀如，永远安息在这块绿树环绕，芳草如茵，庄严肃穆的墓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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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史无前例”的年代 生命的最后岁月
一、迷惘、困惑
北京后海，虽然算不上京华胜境，但这里有一泓碧幽幽的湖水，轻舒涟漪，波光潋滟。堤边垂柳婀娜，绰约别致，人们不但可以在这里享受“身居闹市而无车马喧”的憩静；而且前后海之间的银锭桥，有“城中水际看西山第一绝胜处”之称，可以领略“银锭观山”的情趣。明清时，后海北岸建有不少楼台亭榭，古刹王府，有些仍保存至今。
后海北河沿46号，就是一座僻静、秀丽的花园式的王府，它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府邸花园。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早就计划为宋庆龄在北京修建一座住宅，她以国事百废待兴，一再谢绝。1961年2月她曾为此写信给王光美说：
“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在在需款，如另外建造房子，又需费一笔款，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请王光美把这个意见转告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领导同志，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情况，仍然决定为她修建一所住宅，于是把载沣的王府花园葺旧更新，除把园中原有的前厅“濠梁乐趣”改为大客厅，后厅“畅襟斋”改为大餐厅外，并在这两个大厅的西边，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设计，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1963年4月，宋庆龄乔迁这里，从此成为她在北京的宅第。
新建的楼房，楼上是宋庆龄的卧室兼起居室和书房，楼下是小客厅、小餐厅、理疗室、工作人员办公室。
主楼南面是花园，园内湖水环绕，石林屏障，绿草如茵，松柏苍翠，花木扶疏，掩映生辉。与主楼相对，有一组古老的建筑，那是醇王府花园的南楼，以及西边假山上的听雨屋，东边假山的扇亭。亭台楼阁，参差错落，曲廊通幽，像一条玉带把南北的建筑连成一体。整个庭院古朴典雅，环境清幽。
宋庆龄就在这幽静安适的庭院里，处理国家大事，接待内外宾客。但好景不长，宋庆龄迁居这宁静的庭院甫及三载，1966年，一场政治大风暴倏然而至，“史无前例”的运动拔地掀天而起，搞乱了全国，也冲破了北京后海北河沿46号园中的宁静。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反修防修”，“誓死捍卫”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的革命造反歌，“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颂歌震耳欲聋。由于对“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鼓励，大字报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从林彪大力提倡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逐渐发展到跳“忠字舞”，唱“忠字歌”，做“语录操”。“三忠于”、“四无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所有这一切，使宋庆龄感到迷惘、困惑、不解。
随着运动的深入，全国人人手捧红书，个个嘴念“语录”，胸前挂着像章，户户摆着塑像，男男女女身着素装，穿着一样，到处呈现一片“彻底决裂、彻底革命”的景象。
“八·一八”以后，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全国大、中、小城市闻风而动，接着又掀起“抄家”的狂风，闹得“国无宁日”。
红卫兵发出一道道通牒、警告：“妇女一律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男人不准留“飞机头”，“穿尖头皮鞋当场砍尖”，“着牛仔裤者立刻剪掉”。
在这种形势下，宋庆龄也接到了红卫兵的“警告信”，要她改变梳了几十年的发髻。这是她根据母亲临终要求女儿剪短发的遗训，梳了几十年的发型，而且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发型。对此，她当然很不理解，对孩子们这种幼稚的动作，她感到好笑。但她并不责怪这些天真的孩子，只是说，“唉！孩子们不懂事呀！傻孩子，这种发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啊”，“他们可别害了我们可爱的孩子们哪！”“他们”指的谁，当然不言而喻。
改变发型虽然不能答应，但迫于形势，她也不得不让秘书悄悄摘下了墙上的人体画，贴上了家家户户必挂的“语录”。
破“四旧”，把享有七十多年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的招牌砸了。“同仁”对资产阶级不能施仁政，资产阶级不能和无产阶级“同仁”，同仁医院被改名为工农兵医院；“协和”怎么能和帝国主义“协和”，这座由美国洛氏基金会办的历史悠久的协和医院，被勒令改为反帝医院。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的永安公司，红卫兵认为“永安”是旧社会资产阶级大老板企图永远安安稳稳剥削劳动人民之意，而有了资产阶级的“永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江山”，这还了得！他们命令“永安”应改为“永斗”或“永红”，为此，红卫兵内部还颇闹腾了一阵子呢！
这“破四旧，立四新”之风，也波及了醇亲王的“府邸花园”，“濠梁乐趣”、“观花室”等匾额也摘掉了。
“听雨屋”，宋庆龄曾经在这里听过多少甘霖喜雨！但是，今天神州大地早已见不到什么“甘霖喜雨”，有的只是狂风骤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后，她再也没有去过“听雨屋”，在当时林彪疯狂地叫嚣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在这样的年代，园内假山上的“岁岁平安”石刻，成了绝妙的讽刺！
在这疯狂的岁月，不但吵得宋庆龄难以睡个安稳觉，连她和孙中山一向喜爱的鸽子，也失掉了“岁岁平安”的庇护了。一天清晨，院子里、厨房里闹哄哄乱成一团，宋庆龄的秘书张珏出门一看原来是服务员正在捉鸽子房里的鸽子，准备杀掉，她连忙问明原由。回答说，这是宋庆龄亲自下令杀的，因为她从广播电台里听到：养鸽子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要批判的。听了服务员的话，张珏知道，这绝非出自宋庆龄的本意，立刻写了张字条叫服务员交给宋庆龄：“你说过鸽子象征和平。让它们在蓝天飞翔吧！让它们在你身边啄食吧！”张珏和园里的服务员都曾看见过：宋庆龄常常在工作之余来到后湖畔的鸽子房，给鸽子喂食，看到鸽子昂着脖子咕咕踱步时脸上绽开的笑容。
鸽子！你这维系着主人慈爱之心的自由之鸟，寄托着主人和善之情的和平象征！难道在中华民族遭到空前浩劫之时，你这人类的朋友也在劫难逃吗？！
其实，在这忠良遭害，奸佞横行的疯狂岁月，莫说是这人类朋友的善良小鸟，就是多少功昭日月，彪炳史册的开国元勋、革命功臣，也难逃被批斗、遭迫害的厄运，甚至死去的先烈也在劫难逃，他们的墓穴被挖，墓碑被砸。
宋庆龄父母安息在那里的上海万国公墓被视为埋葬旧社会阔人的墓地，自然属于无产阶级铁扫帚横扫之列，所谓带有“封、资、修情调”的墓碑被砸了个稀巴烂。宋庆龄父母的墓穴也被捣毁，听到这个消息，宋庆龄气得“双手颤抖”，泪如泉涌。此事报告周恩来以后，他立刻给上海市革委会挂长途电话，当地民政局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立刻重新修缮了宋氏墓地。当宋庆龄看到新墓照片后感叹地说：好歹“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凄惋之情，溢于言表。
正在这“破”字当头，乱砸狂潮中，传来了红卫兵要毁掉南京紫金山陵墓的孙中山铜像的消息，这给宋庆龄以很大的刺激。在她的心中，孙中山是圣洁的，为了坚信他的理想，实现他的遗志，她一生经历了多少苦难和辛酸，走过了坎坷的征途。每逢他的冥寿和忌日，为了寄托对他的哀思，她把双层窗帘拉得紧紧的，背着阳光坐着沉思默哀。孙中山“共进大同”的手迹墨宝，一直嵌在她床头柜玻璃下，孙中山的像一直高悬在她寓所的客厅里。而且一只镶嵌着孙中山像的圆形银质小镜架更随时带在身边。它跟随宋庆龄走遍海角天涯，就是出国访问，她都随身带着，每到一地，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镜框用布擦拭得干干净净，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床头柜上或一眼就能望见的柜橱上。
今天，竟然有人要毁掉紫金山陵寝的孙中山铜像，宋庆龄的心怎能平静？
又是周恩来再次出面规劝红卫兵：“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姊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其实，当时某些“敢说、敢闯”、“唯我独革”的“小将”，不但要砸孙中山的铜像；而且还以宋庆龄是一个“来自资产阶级家庭、旧社会官僚派”的人，准备对她的住宅进行冲击。正当宋庆龄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处在可能被冲击的危急时刻，周恩来亲自拟订了一份应予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第一名就是宋庆龄。
1966年11月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中，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陶铸等莅会。
宋庆龄气势磅礴地登上庄严的讲台，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演讲。
她一开始就称颂孙中山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她还引证毛泽东评价孙中山的话说：“毛主席曾说，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中国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主席对孙中山的贡献作了精确的估价”。
接着她列举了大量事实回顾了这个“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光辉一生，她从“孙中山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有时饭不够吃，只好以甘薯充饥”的童年时代，如何投入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说到他早在19世纪末期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吸引力，说到他经历革命失败的痛苦，“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以俄为师，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
她指出：
“孙中山到了晚年清楚地看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总是这样，一旦看清楚了真理就立刻行动起来。”“他全力进行改组他所领导的政党，目的是要唤起民众，采取革命行动”，“他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并且增加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像毛泽东指出的：“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新民主主义论）”。
她强调说：
“孙中山一生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并且已经超过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为他四十年的忘我斗争而感到骄傲”。
她还指出了今天纪念孙中山的伟大意义：
“我想，这是为了使我们永远怀念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这位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革命的先行者”。
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的讲演是她所作过的最长一篇纪念孙中山的讲演，宋庆龄这篇沤心沥血的力作，热情歌颂了孙中山革命的伟大一生，它澄清了当时对孙中山的一些糊涂、模糊的认识，批评了那些对孙中山不公允的评价。
宋庆龄这篇正气凛然、充满着唯物主义精神的讲演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并受到国际友人和舆论的极大重视。
宋庆龄这篇讲演事先曾经周恩来的修改、润色（英文修改稿还经过爱泼斯坦看过），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正确评价是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支持的。
二、无私无畏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以及宋庆龄在孙中山百年诞辰的隆重纪念仪式上，大段大段地引证毛泽东高度评价孙中山的语录，使她也获得当时最有效的武器——“最高指示”的保护，虽然某些造反派想在北河沿46号门口贴大字报、大标语，但从来也没有得逞。后来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出一条“妙计”，在北河沿46号围墙上写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十个斗大的字，就更没有人敢在围墙上贴大字报了。她的住宅没有受到冲击，她的人身没有受到迫害。但是在那疯狂的年代无所不入的极“左”思潮，仍然波及后海北河沿46号的院落，干扰她的生活。
宋庆龄过去一直是由女秘书刘一庸和老朋友黎沛华作陪，在楼下用餐，运动开展不久，就有人指控刘一庸出身不好，黎沛华曾在国民党的机关里做过事，不能再让她们跟着过资产阶级化的生活。宋庆龄只好独自一人用餐。
使宋庆龄难以容忍的事接踵而至。
过去见到宋庆龄满脸堆笑，毕恭毕敬称“首长”的一些服务员、警卫员，现在对她比较冷淡了，有的甚至侧身而过。
看着这些情景，一天宋庆龄生气地用英语对身边的秘书张珏说：“你看看这些‘Guard’”。一次，厨师给她做了一条大鱼，她说太多了，吃不完，就把一半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不想这个工作人员反而说：我才不吃她那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这些话传到她的耳朵，她说：把我胃都气疼了！后来，她指示张珏把这些人“全都换掉”，并订出几条身边服务员、警卫员应该遵守的“守则”。并把这件事通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军代表。
其实，宋庆龄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员一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怀备至。逢年过节，她从来没有忘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送礼物，她有时在上海过春节。还把礼品带给北京的警卫战士。当她知道管理员小张、服务员小杨要结婚时，特意自己掏钱为他们办了两桌喜酒，并邀请两人各自的爱人和亲属来家中一起参加宴会，亲自向新郎新娘祝酒。贴身保姆兴宝的儿子顺孚，为参加民兵师游行没有制服穿，她知道后立刻为他买了藏青色的学生装、白衬衫，顺孚买不到专用的医科书，她叫人到上海、北京为他到处搜寻。至于和她患难与共五十三载的李燕娥，更是视为亲姊妹。她在上海居住时通常都是李姐陪她吃饭，面南而坐的“主位”，她都是让给李姐坐，自己坐在西边的“客位”上，……此时，她坚决要求调换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实在出于无奈，表明了她对极“左”思潮的深恶痛绝。当时有关部门通知李燕娥、兴宝去学习，她也坚决不同意。
宋庆龄从小就喜欢弹钢琴，弟弟子文送给她那架有名的“斯特劳斯”牌钢琴，曾陪伴她度过多少孤寂的日日夜夜。在这轻松舒情的曲子被视为“修正主义”，“文娱活动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月，从她的卧室中再也没有传出那《田园交响曲》、《命运交响曲》、《英雄交响曲》、《月光奏鸣曲》那些悦耳的、令人心往神驰的音符。“濠梁乐趣”、“畅襟斋”、小客厅、小餐厅，再也没有欢声笑语，更没有国际友人、海外侨胞、港澳台胞在这里翩翩起舞的身影。46号门口已经“门可罗雀”了，为了避免“打眼”，偶尔有个外宾来探望，汽车也往往停在东边的卫生部门口。
对这些，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宋庆龄倒并不在意，也还能够想得开，但是当她听到一些她很熟悉的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被打成“特务”、“间谍”，被批斗，被送进“牛棚”时，她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静。她立刻想到曾为中国革命出生人死奋斗了半个世纪，在上海沦陷，河山破碎的危急关头，护送自己离开上海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如果自己不挺身而出去帮助他，是绝对逃不出这种悲惨运命的，她立刻为他写了一张证明：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革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捕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前，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1969年8月31日”
写好以后，叫秘书杜述周、张珏亲自送给路易·艾黎，并叫他们保证路上安全，她的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份写得实事求是，非常有针对性、权威性的证明，的确解脱了艾黎的危境，正像艾黎说的，这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数几个当时没有身陷囹圄的国际朋友之一。
她还为在《中国建设》工作的林德彬写了很长的证明材料，保护了不少曾在她身边工作的好同志。
宋庆龄当时虽然自己处境困难，但还向别人伸出力所能及的援助之手。
她对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但十分尊重，而且与他一家人也有着深情厚谊。1966年底刘少奇、王光美已身处逆境，她丝毫没有因为刘少奇被扣上“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吓人帽子，而疏远这身处逆境的一家人。在1967年新年前夕，和往年一样她照样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亲自签上“宋妈妈”的名字，这对“飞来横祸”的一家人是多么巨大的支持和慰籍。1967年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被扣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惨遭批斗和隔离看管，夫人王光美以“特务”的莫须有罪名被投进监牢。他们的子女，有的也被投进了监狱，有的被勒令回校接受审查。在这全家天各一方，孤苦无援的苦难日子里，他们又想起了“宋妈妈”，立刻给宋庆龄写信请她帮助寻找亲人。宋庆龄无私无畏地伸出援助之手，立刻将这封信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转给了毛泽东，同时又写了一封信让杜秘书带上一些慰问品和几本《中国建设》杂志去看望孩子们，后来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带着《中国建设》杂志前往监狱看望王光美，王光美为此十分感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宋庆龄很不理解，但是在那“四害起，栋梁摧”的年代，宋庆龄当然“爱莫能助”，她只有照样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寄杂志、送糖果，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表示一点点同情和支援的心意。
叶恭绰原为前清重臣。但他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孙中山被袁世凯委派为“全国铁路督办”时，担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曾积极协助孙中山筹划设立全国铁路总公司，规划修建全国铁道网。1922年叶被迫辞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职务后，孙中山以叶从事交通建筑多年，是难得的建国人才，故于1923年，聘叶为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和建设部长。孙中山去世以后，叶在中山陵旁边修了一座“仰止亭”，表达他对孙中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仰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叶被扣上“封建余孽”、“袁世凯和蒋介石的干将”的帽子，处境困难。宋庆龄知道后，立刻派秘书到北京东四灯草胡同30号叶家送去200块钱，作为对孙中山部属的抚慰，叶恭绰深受感动，老泪纵横地说：“孙夫人的心意我领了，但钱我不能收，因为孙夫人也是靠工资收入的”。叶夫人认为却之不恭，叶对宋庆龄的秘书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行动者，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人。我追随孙先生多年，希望死后能埋在仰止亭，在九泉之下也能见到孙先生，这个意见请转告孙夫人”。后来宋庆龄给叶回信，同意他的请求。1968年叶病逝后，他的骨灰运到仰止亭埋葬，实现了他生前的夙愿。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故事！这样感人的故事又有多少？
宋庆龄十分关心儿童戏剧，在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被无端撤销，接着“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又向在宋庆龄直接关怀下，由中福会创办的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开刀。在“砸烂儿艺”、“合并儿艺”的叫嚣声中，妄图把上海儿艺与上海人艺以及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为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宋庆龄立刻出面干预，坚持不让合并，这才使上海儿艺逃脱了厄运，但是她在上海的亲戚却未能逃脱被残酷迫害的悲惨命运，倪吉贞是宋庆龄的表妹，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这帽子满天飞，棍子横空舞的残酷斗争的年代，这个精通英文、洁身自好的柔弱女子，却被扣上“资本家”、“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等罪名惨遭批斗，被罚跪在碎石地上，两膝血肉模糊，被作为“管制分子”强制劳动，她不堪凌辱，走上了跳楼自杀的绝路。
身为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连一个柔弱女子的表妹都无法搭救，心中悲愤交集。
1968年5月因表妹自杀所带来的悲愤还没有完全平静，1969年2月又传来宋庆龄最喜爱的“最了解她的”小弟弟子安病故的噩耗。宋庆龄怀着悲痛的心情亲拟唁电，叫秘书张珏去电报局拍发，发电前还把此事告诉了周总理和邓颖超，并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军代表作了“通报”。
1971年4月，大弟子文又在美国旧金山遽然去世，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宋庆龄的心情非常不好。
在这噩耗频传，孤寂、帐惘的境遇中，宋庆龄更思念远方的亲人。一次她在北京寓所湖边的长廊中散步时，突然问陪她散步的张珏：“你有兄弟姊妹吗？”张说：“有”，又问：“几男几女？”听了张珏回答后脱口而出地说：“你和我一样，也是三兄弟、三姊妹，可是我却无法和他们通信”，说毕，若有所思，眼神看着远方。表现出对亲人怀念的情思，殷浓的情意。
由于政治的歧见，宋庆龄与兄弟姊妹虽然来往很少，但她对兄弟姊妹都有着深厚的情感。
宋氏三姊妹1940年在香港欢聚的甜美回忆时时在心中萦迴。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她与蒋介石的关系冷漠了，但与宋美龄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情谊。香港沦陷她迁居重庆后，虽然两姊妹见面并不多，但却常在电话中用道地的上海话吐心曲、拉家常。美龄为了便于与阿姊通话，还要侍卫长俞济时给宋庆龄安装了一部对外不公开的电话，并把长途军话台供蒋宋联系用的绝密电话号码“2080”告诉阿姊。宋庆龄在重庆处于“特务环立、鹰犬跟踪”的险境中，为了怕特务伤害她，宋美龄专门给宋子文打电话，叫他特别关照特务头子戴笠：“不准在阿姊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决不答应的”，语气非常严厉。
一次当宋子良、宋子安到了重庆，蒋介石为了使宋氏六个兄弟姊妹能团聚，提议举行一次家宴，宋庆龄出于某种考虑，虽然婉言谢绝了宋美龄在电话邀请中讲的这次“我伲姊弟自家聚会”，但却去曾家岩德安里蒋介石官邸与美龄单独作了亲切的会见。
1945年8月，当宋美龄访美归来，宋庆龄亲自去机场迎接，姊妹互诉别情。1947年秋战争正殷，军事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宋庆龄与妹妹仍有来往，宋美龄还陪着阿姊一齐去观赏曾任国民党党务部长的陈树人在上海举办的“画展”。全国解放，亲人音信隔绝，但是每当海外有人归来，宋庆龄都尽力向他们打听天各一方的兄弟姊妹的近况。她在政治上一贯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但在这“史无前例”的年代，对“宋氏家族”宋家姊妹的一些过火批判，不免心中也不时泛起痛苦的“涟漪”，对孙中山没有给予公允的评价，更使她心中久久不平。
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宋庆龄不但要承受心灵上的巨大痛苦，还要经受疾病的折磨。
1971年5月，宋庆龄曾写信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结下了深厚友谊的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夫人，信中说：“紧张忙碌的生活，已带给我关节炎和过敏性皮肤病，我的医生一定非常气馁，因为其处方无法治好我的病，只有减轻一些痛苦而已。”
过敏性皮肤病使宋庆龄受尽了全身“发痒的折磨”，坐卧不安，虽经西医、中医的多方治疗，均没有痊愈，后来还是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服用晒干的“蝎子”，才使“红肿斑点从身上消失，而且痒也减轻”了。
1973年5月，宋庆龄又患了胃病，而且神经性皮肤炎再次复发，“脸部肿起，从手至脚，全身长满红色脓疮，痛苦万分”。她在1974年10月给薛穆夫人的信中写道：“真是祸不单行，在一年期间我滑倒和摔伤背部三次”，“虽没有骨折，但我的背和腰感觉疼痛”。
个人心灵痛苦，疾病的折磨，对宋庆龄来说终属“个人小事”，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国家人民带来空前浩劫的民族灾难，何时能够了结，却使宋庆龄忧心如焚，痛心疾首。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使宋庆龄的心情为之一振，祈望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随同林彪一齐消失，但是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却受到抵制，通过中共“十大”，“四人帮”的地位反而得到加强。不久，周恩来病重，刚刚绽露的一丝曙光又被阴云遮没。
1975年邓小平重被重用，“出山”主持中央工作，经过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使宋庆龄愁肠百结。
她对江青心毒手狠地迫害老干部，特别是迫害总理十分气愤。她对江青极少称呼其名，在亲近的人当中，多以“泼妇”代之。1975年周恩来病势日益沉重，这心毒手狠的白骨精却常常去医院干扰周恩来治病。一天，宋庆龄听到江青去医院残酷迫害周恩来时，万分愤慨，立刻把这个“泼妇”到医院迫害周总理的严重事件向有关人作了通报，并告诉了陈翰笙等一些与她亲近的人。
她常说：“没有总理，‘文革’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
和全国人民的心愿一样，她多么希望“人民总理人民爱”的好总理能够健康长寿啊。一次，北河沿46号寓所的湖中打上了一条二十三斤重的大鱼，她立刻吩咐送给周总理，她还把自己喜欢吃的鸽子蛋积攒起来送给周总理补养身体。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与病魔的博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国家正多难，忽失栋梁材，江河恸歌，大地默哀。
11日，宋庆龄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看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看着他那含蕴着多少为人民操劳的心血的灰白的发丝，看着他那铭刻着多少为革命奔波的烙印的清晰面纹，宋庆龄一双秀目饱含着晶莹的泪花。
那些时日，在家里，宋庆龄常常静静独坐着流泪，重重地叹气，常常怀着无限惋惜的心情，对身边的人说：“唉！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她在《怀念周恩来总理》一文中说：
“人民将永远怀念周总理，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政治家，而且也因为他的为人充满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从二十年代学生时代起，直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主席逝世。阵阵悲痛袭来，宋庆龄的心情像铅一样沉重。她为在一年里，失去了“三个老朋友”而悲痛万分，后来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以寄托哀思，说“国共谈判时期，在重庆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还赞誉“朱德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积极策划阴谋篡党夺权，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人民的意志，在“弹指一挥间”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
三、最后岁月
天，总是要亮的。天，终于亮了。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神州春意闹，欢声腾薄海。耄耋之年的宋庆龄在度过了最孤寂、难熬的动乱十年后，重新焕发了革命的青春。
“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妄图垂死挣扎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被粉碎以后，整个上海也投入全国人民欢庆“四人帮”倒台的洪流中，全市锣鼓喧天，街上贴满了庆祝“四人帮”倒台的大标语。当时，正在上海的宋庆龄，欢欣鼓舞，久锁的眉头舒展了，脸上露出无限的喜悦。一天，有些群众要到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寓所围墙上张贴欢庆“四人帮”倒台的大标语，门卫立刻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警卫秘书杜述周，他认为文化革命以来，宋庆龄的寓所院内、院外从来没有让群众贴过大标语、大字报，这个事还得请示一下首长，他立刻报告了宋庆龄。宋庆龄高兴爽快地回答说：好！这样的标语让群众贴！
过了一段时间，宋庆龄回到了北京。后海北河沿46号，园内郁郁葱葱，百花争艳，一派生机。宋庆龄非常喜欢的那棵生长近二百年的石榴树，像懂得主人的心意似的，在它那翠绿光亮的叶丛衬托下，石榴花灿红似火。石榴不但花姿丰满，色彩艳丽，那鲜红的果实也玲珑可爱。当果实成熟开裂，露出水晶般的子粒，或红若涂朱，或金光照日，宋庆龄更是赞不绝口。今天，这古老的石榴树，也以它那“丹华灿烂、晔晔荧荧”的丰姿，迎接我们这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新生，迎接这“府邸花园”重又充满生机和欢乐。
“濠梁乐趣”、“畅襟斋”、小客厅、小餐厅在度过漫长的清冷岁月以后，又经常传出了欢声笑语。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彭真和夫人张洁清、乌兰夫以及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当他们一“解放”，重新出来工作以后，往往都首先来看望宋庆龄，大家庆幸终于熬过了灾难的十年，展望未来的光明，心中充满着欢乐。
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港澳台胞也接踵而至，在接待外宾时，她常用英语问客人：“你们是否知道中国Four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并风趣地向外宾介绍“四人帮”被粉碎后，很多群众把“横行”的三只公螃蟹一只母螃蟹拴在一起吊起来的故事，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开后，北京以及很多城市的酒一夜之间都几乎卖光了的盛况，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宋庆龄为怕伤眼睛，平时很少看电视，但她却饶有兴味观看了中央电视台转播的审判“四人帮”的实况，当看到这些丧心病狂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浩劫的阴谋家、野心家一个个被押上人民的审判台，钉上历史耻辱柱时，宋庆龄和全国人民一起分享了这历尽苦难才得到的欢乐。
1979年国庆卅周年前夕，宋庆龄发表了《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历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论述了粉碎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巨大意义：
“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十年中，妄想篡权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使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缩小了的差距拉大了。总之，我们的国家遭到了一场浩刼，我们建设进程至少被推迟了二十年，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1976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她赞扬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科学文教事业，逐步提高生活水平方面以及外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提出：
“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她还强调：
“一定要为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以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尽可能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并且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生活。”
“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这是十分严重的事实，因为青少年是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如果青少年不能健康地成长，那末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还寄希望于谁呢？”
她对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备极关怀：
“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三十年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
表示：
“今天，不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来完成这项伟大事业，我们热切期望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她充满信心地说：
“三十年，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闪耀着社会主义光辉的道路，九亿人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虽然这条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战胜九亿人民的坚强意志，而且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坚信，人民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当我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大好，我们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倾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
这是宋庆龄在晚年所写的最后一篇重要的政论性文章。提出了正确的重要见解，表明了鲜明的政治态度，充满着对被“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冲击得遍体鳞伤的中华巨龙，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又将腾飞于世界的无比欢欣。
正当四化建设大业、祖国统一大业更加需要宋庆龄发挥她的光和热的时候，她病倒了。1981年3月下旬，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常委去探视她，她们商谈了重要问题，进行了亲切知心的谈话。她不让邓大姐再称呼她副委员长，邓大姐说：“称你庆龄同志好吗？”她含笑频频点头，并频频吻了邓大姐的双手。
“别叫我‘副委员长’，叫我庆龄同志，”这固然表现了她一贯的谦虚美德，她从来都不愿让别人称呼她官衔。她曾对身边的李姐和兴宝说过：“你们总称呼我为‘副主席’，‘首长’的，我感到很别扭，我们已是一家人了，不要用这些官衔，要知道你们这样一称呼，在我们之间就无形中有了一条界限。”并说，“除了官衔外，随便你们喊就是了。”
叫我“庆龄同志”这是表达了她和邓大姐半个多世纪同生共死的战斗情谊，表达了她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数十年如一日的深情啊！
宋庆龄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她知道生命终归有极限，身患重病的宋庆龄多次对她身后事作了明确的嘱咐。
1981年2月5日，李燕娥大姐病逝了，2月13日，宋庆龄就郑重吩咐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葬在那里。”
李燕娥的骨灰要运回上海了。宋庆龄一面回顾李姐对她的好处，一面用手亲切地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并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泪水滴滴点点地落在李姐的骨灰盒上。
李姐1911年农历10月10日生于广东香山县（即中山县），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927年由一个姓谭的广东老太太介绍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当女佣，她见到宋庆龄的第一天就说过：“我要服务您一辈子，夫人”，她完全忠诚于自己的诺言。她虽然没有文化，却有一颗赤诚的丹心；她没有什么“学问”，但却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她识穿了扮作司机想打进“宋宅”的特务；蔑视那妄图收买她的成千上万的金银1李燕娥在十六、七岁的青春年华，就来到了宋庆龄的身边，伴随她走过大半个中国的山山水水，共同度过五十多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她们之间从来没有什么“主仆”之分，只有真挚感人的姊妹之情。李姐对宋庆龄的忠心，宋庆龄对李姐的深情。从这样平凡的小事，都可看出她们具有的伟大人品。
关于宋庆龄身后的葬地问题，不但在李姐去世后，她作过书面的批示，其实在李姐生前，宋庆龄就曾对她说过：“我百年之后，绝不挤进中山陵，分享中山先生的光辉，我将来就和爹妈葬在一起……。”
宋庆龄对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也曾多次讲过：“上海是她的出生地，是她从事革命活动和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上海有孙中山先生的故居，有中山先生的许多遗物，而且她的父母都葬在那里”，她热爱上海，在她去世后一定要把骨灰盒葬在那里。她还对服务员顾金凤说过：“以后不管我死在北京还是上海，你们都要把我的盒子埋在我的父母的身旁。”在宋庆龄病危时，又把顾叫到床前反复地说：“我嘱咐你的话记着了吗？我死后，一定要告诉组织上，把我的盒子送到上海安葬，要把我和李姐都葬在我父母身旁。”
宋庆龄的一生虽然对革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但她的脑海里，从来没有“特殊”二字。她从来没有想过以她是孙中山夫人的崇高地位在身后作什么特殊的安排。她历来都要求自己不凭借伟人的妻子与眤友的身份来赢得声誉。她真正心甘情愿地与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李姐”，共同葬在父母的身边，这显示了她谦虚的美德，更表现了她毕生愿同劳动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时时心悬人民的高尚品德，表现了伟大的气魄。
4月底，宋庆龄已被确诊为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严重，就在这时，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原准备由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代表她接受学位证书，一生倔强的的宋庆龄尽管发着高烧，仍然坚持自己亲自接受荣誉证书。
5月8日，授赠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发着高烧的宋庆龄坐轮椅到达庄严的会场。
仪式在乐队高奏中加国歌声中开始，穿着大礼服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主持授赠仪式，在他面前放着权杖，他把该校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亲手交给了宋庆龄，在场的中外人士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束鲜花，祝贺她获得这一荣誉学位。
佩奇校长在讲话中说：“这是维多利亚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所以今天仪式是空前的、独特的。”他称颂宋庆龄“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她“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其他人民的尊敬！”
在仪式上，宋庆龄也没有使用预先准备好的讲话录音磁带，她身披荣誉博士礼服，手持一份中文答词稿，即席用流利的英语作了近二十分钟的发言，雍容大方，谁会相信只不过二十天以后，血癌就夺去了她的宝贵生命？
她说：
“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是你们对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是把中加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
最后她说：
“让我们一起来赞颂、培育和发展中加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愉快地接受你们授赠的学位。”她讲话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应邀在仪式上讲了话，他说：
宋庆龄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妇女领袖，她的一生经历同中国近代史紧密相连，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都以其智慧、勇敢和影响起了独特的作用。
宋庆龄为中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的独立解放，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一切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荣誊证书，不正是代表了世界人民对她的崇高评价和无比崇敬的心意吗！维多利亚大学在宋庆龄生命途程的终点以前，给予她这个崇高的荣誉，似乎是一个巧合，但绝不是偶然的，她杰出的一生理应得到这样的荣誉。
宋庆龄的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
5月12日清晨，时钟刚敲过五下，病危中的宋庆龄却突然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对守候在身边的兴宝说：“扶我起来，我有事要做。”她艰难地坐了起来，又大口喘着气说：“我要到书房里去”，兴宝和顾金凤一左一右搀扶她到了书房。她叫兴宝准备好笔墨，饱蘸了浓墨，然后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了“韬奋手迹”四个大字，她还不满意，又写了两张，说“让粹缜选着用吧！”当她写完后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说：“我现在放心了。”原来，这是她早就答应沈粹缜和韬奋纪念馆的要求为《韬奋手迹》一书的封面题字，在她临终前，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从她留给人间的最后一次“题字”中，不正是闪耀着她一生尊重信用，牵挂他人的光辉吗！
同一天，为了酬谢不分昼夜精心护理她的医护人员，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大餐厅里举行了一次答谢医护人员的宴会，席散人尽，她欣慰地拉着兴宝的手说：“这一件事，我总算放心了。”宋庆龄对任何帮助过她的人从来都是“有德不忘”的啊！
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体温达40．2摄氏度，经过抢救，15日晨体温下降，神志清醒，她再次明确提出入党要求，随后邓颖超、彭真代表党和政府去问候她，表示热烈地欢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她陈述了党几十年来都把她作为同志看待，了解入党是她长期的夙愿，说明立刻要向党中央报告。
宋庆龄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是在1958年刘少奇、周恩来有一次在上海看望她的时候，当时刘少奇回答她：“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还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在场的王光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注意到她的心情很不平静，眼中含着泪花，当时我和她一样，深感遗憾，我甚至还觉得有一丝歉意，今天想来，党中央的考虑是正确的，但当时的情景和她的泪花一直非常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
1981年5月15日早上，宋庆龄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出入党要求时，恰好王光美也在场，当时，宋庆龄“接连重复三遍，明确表示坚决要求入党”，“我望着她那双我熟悉的，晶莹明亮、炯炯有神的眼睛，我感动得泪如泉涌，亲吻着她说：“亲爱的庆龄同志……”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实现她的夙愿，写下了她光辉历史最后的、鲜红的一页。中国共产党的行列里，有了她这样一位举世知名的杰出的女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正像邓颖超说的：“这是我们党的骄傲，也是我们国家，各族人民和广大妇女的骄傲。”
5月16日上午，邓小平去看望宋庆龄，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的宿愿，并说：“如有什么不测，我们会妥善解决的。”表达党一定会尊重她的意见，妥善安排她的嘱托，还希望她安心养病。
当天下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决定》中指出：
“宋庆龄同志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她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她一贯在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定地和中国各族人民站在一起，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在发展各国人民友好、发扬进步文化、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宋庆龄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光辉的业绩。”
根据她的光辉业绩，她当之无愧地获得这样的荣誉，她也是我国迄今获得这样高荣誉称号的唯一的一个人。
人大常委会会议刚刚结束，彭真、廖承志就去探望宋庆龄，把人大常委会授予她荣誉称号的决定告诉她，并表示祝贺。翌日上午七时，他在病榻上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与她荣誉称号的消息后，正在病榻旁边的服务员顾金凤操着浓厚的苏州口音问她：“刚才广播你已经成为国家名誉主席了，侬听清爽了吗？”她高兴地操着浓厚的上海话连声说：“听清爽了、听清爽了，谢谢同志们！”
宋庆龄一直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按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直到她病危的时候，她还照样收听新闻或叫秘书张珏为她读报。
她关心国家和人民，国家和人民更关心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彭真、廖承志等曾先后去看望她，为了让海内外人民了解她的病情，采取了发表“病情公告”，这种在我国“尚属罕见”的做法。
宋庆龄的“病情公告”发表以后，牵动着海内外多少人的心啊！多少慰问的函电从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五洲四海送到宋庆龄的寓所。每天少则百封，多则数百封。写信的有年过九旬的老人，也有年仅六、七岁的儿童。封封来信表达了他们对这位人中之杰，女中之杰的崇敬之情，不少人还寄来了治疗白血病的偏方和药物。有位不写名字，只署上“青年工人”的人汇来了二百元钱，给她购买补品。河南等地一群少先队员把爸爸妈妈给自己的一分、两分零用钱凑在一起，寄来了十九元三角三分钱作为宋奶奶“营养费”，不少曾在宋奶奶直接关怀下“死里逃生”，“培育成才”的少年儿童写来了慰问信。
南京航空工业学院匡映东，在1938年秋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向武汉，国破家散的危急时刻，他被宋庆龄发起组织的救济战时儿童的一个保育院所收养，后来在前往广州途中患了感冒，到广州转为急性肺炎，病情危殆，刚好孙夫人来探视难童，亲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立刻说：“这孩子烧成这个样子，怎么还不快送医院？”在孙夫人的关怀下，他被送到广州红十字会医院抢救，第二天护士告诉他说：“要不是孙妈妈，你的命就没有了。”在宋庆龄病危的时候匡映东写来了热情的慰问信，说“多亏了您孙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像匡映东这样得到宋庆龄关怀的少年儿童不知有多少！
宋庆龄曾经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的确，她曾为少年、儿童倾注了多少心血，给了他们多少慈祥的抚爱，怪不得在她病危时，多少少年儿童把用先烈鲜血和自己的心血染红的红领巾寄给慈祥的祖母，表达他们赤诚的心愿，祝她健康长寿。
宋庆龄病重的消息穿过碧浪涛涛的太平洋，传到大洋彼岸。她的弟弟宋子良从美国纽约发来了慰问电。她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孙女婿张家恭专程从旧金山赶来北京，她的外孙女戴成功也从澳门赶来，她的亲属陈恕、林达光、黄寿珍、陈志昆、陈燕、邓广殷等也赶来了。
宋庆龄在病危的时刻看到自己的孙女、外孙女和其他亲属到她的病榻前问安，得到莫大的慰藉，饱受重病折磨的宋庆龄脸上绽露出笑容。
穗英、穗华多么想向祖母倾诉自己对她的思念和仰慕，告诉她海外亲人的近况。但是祖母当时已常处于昏迷或半昏迷状态……看着病危中的祖母，她们心往神驰回忆起过去和祖母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穗英在童年的时候，有一段时期住在上海，常跟着父母去祖母家探望她，一块喝午茶，一块玩耍。祖母还送给她一个最喜欢的木头娃娃呢，不仅是对她，祖母对任何人送东西都是考虑得很周到的，看谁喜欢什么，她才给什么，而且祖母对服务人员和保姆都很关切，“对我们更是笑眯眯的，态度和蔼，说话声轻。”
穗英深有感触地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她是我亲爱的祖母，是我最崇拜的一个人，我从小就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像她一样的为人。”穗华也带着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说：“我也有同感，在我们小的时候，祖母虽然很忙，可是总还要跟我们一起玩，她待我们像是自己的女儿，而不是孙女。有一次，大概是1930年以前，她给我母亲写信，信里说她觉得她和我母亲是同辈人，是姊妹。她这样说使人感到很亲切，两代人之间没有隔阂。”
林达光说：“对宋庆龄名誉主席无论怎样推崇也不会过份，她是我所了解的世界历史上许多领导人中的伟人之一。在20世纪，我还没有见过这样伟大的妇女，在我个人和她接触过程中总感到她有一种坚强的意志，能够坚持原则，对朋友永远忠诚。”陈恕接着说：“我觉得她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妇女，我们作为她的亲属非常光荣，她的伟大在于她为中国人民造福，为把中国建成富强的国家而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她最忠于孙中山的革命，善于团结人，就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周围有许多国民党官员，她也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我父亲陈行，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员（中央银行的副总裁），而孙夫人能够团结他，成为我父亲终一的朋友和非常敬佩的人，”“孙夫人做了许多我父亲他做不到的事，在他心目中，她是最廉洁、最坚强、最值得钦佩的人。”
陈志昆用亲身的经历讲了华侨对她的敬爱：“在檀香山有许多孙中山先生的朋友，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都梦想见到她，但是没有机会。在华侨中，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想念她和孙中山，她们都要我代为问候她。”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这位“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心脏停止了跳动。
宋庆龄载着人们给她的极高的荣誉，带着海内外人民对她的爱戴之情，怀着对人民将过更加美满的生活，中华民族将腾飞于世界，统一祖国大业将能尽快实现的殷切企盼和美好的祝愿，离开了我们。
一颗灿烂的巨星在东方陨落了，它划破夜幕的光芒却永在人间，留下的火种永不熄灭！
宋庆龄曾经说过：“生命是短促的，而历史是悠久的。”她虽然已经离开了人世，但她为人民的解放、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建树的丰功伟绩，为国际友好、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与儿童福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载青史，它的光辉将永远闪烁在在中华民族壮阔的历史长河里。
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宋庆龄遗体，像一尊玉洁冰清的大理石雕像，和生前一样的安详、秀丽、端庄。
她喜欢傲霜的秋菊，但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与她几十年在风雨中亭亭玉立的一生相比。
有人把她比作“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白莲是坚贞的象征，但她在艰难险阻中从不知道“后退”，从不为各种各样的诱惑所动，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伟大品格，比白莲更加高洁。
她自我证明：“她是经过历史回旋加速器冲击之后不碎不裂的人类原子。”
人们实在难以找到更美好的、诗般的语言去形容她那举世钦仰的品德，光照人间的风彩，奋发进取的精神，朴实无华的作风，坦荡豁达的胸怀！
她，“国之瑰宝”，民族的骄傲。她，作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伟大战士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
文件
第二章.可以没有我 不可以没有你
一、重返广州
1920年11月25日。东方刚刚破晓，上海招商局中栈码头已是一片繁忙景象。除了常有的码头工人紧张地装货，旅客匆匆上船的彩色人流外，今天来码头送行的人格外的多，气氛也显得份外的热烈。
霎时，几辆黑色的小轿车驶抵码头，首先从第一辆轿车走出来的是孙中山和孙夫人，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接着，曾担任过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的伍廷芳、唐绍仪等也从轿车中跨了出来。前来送行的国会议长吴廉伯、禇慧僧，议员居正、罗家衡以及不少政要人物都相继下车，随孙中山、孙夫人登上即将启航赴港的中国邮船公司“中国号”轮船。
钟鸣九响，“中国号”要开船了，送行的政要人物在头等舱会客室门口，纷纷与孙中山、孙夫人以及伍廷芳、唐绍仪等握手道别，互道珍重。汽笛长鸣，中国号慢慢离开了中栈码头，穿过船舰如鲫的黄浦江，向吴淞口驶去。
今天，孙中山神采奕奕，兴致很浓，显得格外高兴。船到吴淞口，他挽着孙夫人走到头等舱的甲板，傍着船舷，俯览吴淞口开阔的气势、壮观的景色。他深有感触地对宋庆龄说，从上次护法失败到这次回粤重组军政府，不正象“中国号”刚刚穿过黄浦江宽不过四百米的狭窄航道，到了吴淞口一样吗！……这里，江面宽阔，不正象征着我们今后的道路将越走越宽广吗？宋庆龄深情地望着孙中山，满意地频频点头。
“中国号”向东一拐，驶进了一望无际的东海，碧涛抖荡，白浪滔滔，庄严壮丽，气象万千。革命的征途，不正象一艘航船在奔腾呼啸的大海中航行吗？前面可能风云变幻，怒涛汹涌，但只要坚定地把住舵轮，勇往直前，航船一定会劈波斩浪，到达胜利的彼岸。站在甲板上的孙中山宋庆龄知道，这次重返广州，不但要继续高举护法的旗帜更要建立正式的政府，与北京政府相抗衡；并且要进行北伐，直捣北洋军阀老巢。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伟大革命事业，实现他的夙愿。出生入死，在所不惜。这就是宋庆龄从她那美丽的眼睛里流露的，在她的行动中做出的决心。
28日，香港——这颗镶嵌在南海边上的钻石，在晨雾微茫中，显得格外隽秀、妩媚。“中国号”的甲板上，已站满了眺望香港岛秀丽景色的旅客。霎时，只见三十多艘小火轮从香港向“中国号”迎面鱼贯驶来，驶近“中国号”，它们就象众星拱月似的环绕“中国号”，护卫着“中国号”向香港驶去，三十多艘小火轮上的六、七百欢迎代表和“中国号”甲板上的旅客互相雀跃欢呼，顿时热闹非凡。有的小火轮上还打出“欢迎孙大元帅”的旗帜。原来，这是香港各界派来欢迎孙中山蒞临香港的船队。
船抵码头，孙中山、孙夫人和伍廷芳、唐绍仪等在万众欢呼声中登岸。同日，乘法国邮船由沪抵港的还有汪精卫、胡汉民、蔡元培等。孙中山、宋庆龄等登岸稍事休息，即赴香港总督设的欢迎午宴。
下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乘广九铁路专车赴广州。五时，专车驶进广州车站，陈炯明早已率师旅长官和各界代表迎候在站台上。
这天，广州全城彩旗飘舞，喜气洋洋。从广九车站到广东省署，沿途已站满了渴望一睹孙中山、孙夫人风采的市民。当孙中山、孙夫人乘车经过时，一路上鞭炮齐鸣，欢声雷动。很多市民高兴地说：“大元帅返来真系好嘢！”“我地广州要发达啦！”“大元帅提出嘅建筑南方大港的计划有希望实现啦！”“这次大元帅返来，督师北伐，个个军阀都要佢见阎王！”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更是越讲越起劲，他们把多少长年的期望寄托在孙中山先生和重组的军政府身上。
孙中山回到广州的第二天，立即召开了重组军政府的第一次政务会议，推举了各部人选。12月1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联名宣言，宣布军政府将“以护法诸省为基础，厉行地方自治，普及平民教育，利便交通，发展实业，统筹民食，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废督裁兵”。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政纲。广州市民以连日举行游行来欢庆军政府重光。
重组护法军政府，只是实现了孙中山回粤的第一个目标。孙中山深知只提出护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仅仅是意味着矫正北京政府的非法行为，还得承认它是中央政府。广东军政府在国际上仍无地位。孙中山长期深思熟虑的问题，即不能满足于重组护法军政府，而必须成立正式政府。现在，该是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了。1921年元旦，在护法军政府召开的纪念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会上，孙中山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广东此时实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
孙中山的号召，迅速得到海内外的热烈响应。拥护孙中山的国会议员，深受国会播迁昆明、重庆颠沛流离的痛苦。他们得知孙中山的号召，纷纷兼程回粤，要求重新召开国会，选举总统，成立正式政府；各地人民，召开名种会议，发布宣言，拥护组织正式政府的消息接踵而至；一向热心支持孙中山的海外华侨，拥护组织正式政府，请求选举总统的电报更似雪片飞来。
在国内外一片热烈响应声中，孙中山更坚定了成立正式政府的决心。4月4日，他宴请在粤的国会议员。宴席上，他发表了演说，说明了成立正式政府的必要，建议迅速成立正式政府，并表示国会如不同意，个人将不惜离粤他去。孙中山讲话声如洪钟，言简意赅，他的坚定决心深深打动国会议员们的心。大多数议员表示赞同孙中山的意见：成立政府，选举总统。
由于大多数议员的积极支持，国民党议员的艰苦努力，时过两天，就在广州大东门外广东省议会会场，召开了国会众参两院联合会，会议由国民党元老、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
参议院原有议员二百多人，众议院议员有五百多人，两院议员共有八百多人，曾有“八百罗汉”之称。根据《总统选举法》，选举总统，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出席，并经获得出席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票数，始能当选。但当时在广州的议员仅二百二十余人，只有法定人数的四分之一，所以不能选举正式总统，但是根据规定，只要有十四个省（区）以上的议员出席，就可召开非常会议，选举非常总统。当时在广州的二百多名议员是来自全国廿多个省区，召开非常会议绰有余裕，所以这次召开的国会，叫非常国会，选举的总统，为非常总统。投票结果，孙中山以二百一十八票当选为非常总统，全场一片欢腾，国会当即通告全国：
“外交迫切，内乱迭起。北京政府，已自承认非法，取消其伪政府资格、中华民国对内对外，皆不可不成立正式政府。特于本日在广州开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依大纲第二条文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于本日举出孙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奉闻”。
孙中山当选非常总统，本应及时就职，行使总统职权，督师北伐。但掌握广东军政实权的陈炯明从中作梗，使孙中山迟迟不能就职。
其实，陈炯明对孙中山倡导成立正式政府，一开始就持异议。他深知成立了正式政府，无异在他头上架上了一个“太上政府”，这是他难以忍受的。他对孙中山的正式政府十分冷漠，但对湖南军阀赵恒惕，浙江军阀卢永祥，云南军阀唐继尧盛唱的联省自治反而趋之若鹜，他及其亲信部下叶举、洪兆麟等时相附和。对孙中山就任总统却频唱反调：什么正式总统不足法定人数；非常总统难以正名份；就总统职将树全国之敌。甚至恐吓说：“中山先生必欲就总统职，万一北京政府及邻省借词出师声讨，彼等实难负战守之责”等等。
对此，孙中山十分恼火，一天孙中山当面对陈炯明说：“竞存（陈的别字），你回广东来做了很多事情，同时大家都有了差事，不过独我一人还在向隅，希望你委任委任吧！”这些辛辣的讽刺使陈哑口无言。
由于孙中山就任总统是众望所归，加上各方面的斡旋，陈炯明不得不同意孙中山就非常总统职，提出请孙中山于五月五日就职，并说：“中华民国国庆为‘双十’，今孙总统就职为‘双五’，亦是恰好之纪念日”，当有人向孙中山转告陈炯明这些话后，孙中山带着几分诙谐和讽刺地笑着说：“好！我是广东总统，竞存是广东皇帝，皇帝开了金口，我遵命就是”！这段插曲既讽刺也写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孙陈之间存在的矛盾。
孙中山将于1921年5月5日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消息一经传出，万众欢腾，额手称庆，广州市张灯结彩，通衢大道搭着一座座彩牌，大街小巷遍悬旗帜，从各地赶来观礼的达十多万人，广州市的大小旅馆顿时爆满。
5月5日，广州隆重举行了非常大总统就职典礼。
上午八时半，由国会议长林森赴设于观音山南麓的总统府授予孙中山以非常大总统当选证书，接着在暂设于广东省议会会址的国会举行了授印典礼。
九时，身着礼服，面带庄重神情的二百余名国会议员相继莅会，加上观礼的人，把小小的会议礼堂塞得满满的。九时二十分，孙中山穿着中山装，正如当时报纸报导的“服平民服”，偕伍廷芳、徐谦以及当时任广州市长的孙科乘汽车到达国会。
九时三十分，孙中山在当天担任授印典礼主席的林森议长和赞礼员的陪同下从休息室进入礼堂，在大总统席就坐。典礼开始，首先全场起立向国旗行礼，一时乐声大作，鞭炮齐鸣。孙中山发表了宣誓就职演说后，林森代表国会向孙中山授予大总统印绶，并向大总统致词说：
“同人等鉴于军政府之组织，权责不专，遇事瞻顾，大乱未平，而国本先涣，乃谋彻底之改造，制定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公为总统，畀以戡乱设建之全权，期早统一民国，再造共和，妥协邦交，实践法治，谋社会幸福，靳永久和平，民国前途，胥公是赖，公其宣达民意，遵重民权……以毋负国民重托”
年过半百，外表显得有点老态龙钟的林森议长，今天在授印典礼上向大总统致词时，却讲得有板有眼，他的话虽带着浓厚的福建口音，但声音洪亮，而且这是代表国会和国民向孙大总统嘱托重任，大家全神贯注，因此听得格外分明，在场的国会议员也和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一样感到自己身负国家民族付托的重任。
授印典礼毕，孙中山即驱车赴广州北较场参加阅兵典礼。由于陈炯明暗中阻挠，今天受阅的只有忠于孙中山的邓铿师长率领的第一师官兵。
与相对冷落的阅兵仪式比较起来，下午举行的民众大游行就显得十分热烈。
中午十二时半，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来到位于广州永汉北路的财政厅，他们登上了临时充当检阅台的财政厅二楼的前厅，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群众载歌载舞涌向财政厅，接受大总统的检阅。今天出动的舞狮队就达八十多队，真是极一时之盛，“醒狮”过时锣鼓敲得震天动地，好不气派。游行队伍显示出推翻封建王朝，打倒封建军阀，争取民主自由的精神。当由一个女青年“披散长发”立于汽车之上，扮演自由女神的彩车开过来时，孙中山、孙夫人带头鼓掌，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自由女神的到来；当看到装扮清朝官吏的人，身穿袍褂，头戴花翎、足踏乌靴跌跌撞撞地走过检阅台，后面跟着几个人举着扫把和锄头追打时，逗得孙夫人和孙中山咯咯发笑，接着是装扮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的人被倒剪双手“押过”检阅台，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当时著名的女伶黄小凤、李雪芳，扮演天女散花，坐在汽车上沿途抛掷五色碎纸，随风飘扬，满地缤纷，更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在群众游行的过程中，孙夫人还陪同孙大总统不时下楼到财政厅前的石阶上接受群众代表的祝贺。大总统和孙夫人还回赠以银牌作为纪念，并和这些群众代表握手致谢，显示出平民总统和平民总统夫人的风采。
下午突然下起瓢泼大雨，群众队伍在大雨中昂首奋进、精神奕奕，更显示出广大群众不怕风雨，衷心拥护孙中山就任民国大总统推行新政，出师北伐的坚强意志。看到这种场面，孙中山、宋庆龄十分感动，频频向冒雨奋进中的群众队伍挥手致意。
虽然检阅游行队伍整整站了三个多小时，但孙中山、宋庆龄毫无倦容，为了与民同乐，他们带了几个侍从人员乘车沿广州各主要马路环行一周，看到全市非凡热闹的景象，人们个个喜形于色，特别是看到一辆汽车装满鞭炮环市燃放以志庆贺，更使宋庆龄感到民众对孙中山就任非常总统殷望之切。
晚上，饰满彩灯的一队队电船，在珠江水面上游弋巡行，真象在珠江镶上了颗颗色彩斑斓的明珠。同时，在长堤水面，河南海憧寺，广三铁路车站等处燃放“焰花”助庆，礼花腾空而起，广州夜空五彩缤纷、红霞万朵，与珠江上色彩斑斓的串串明珠交相辉映，把大总统就职庆典的欢乐气氛推向了最高潮，许多在广州住了几十年的老人都说：“我在省城住了几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盛况！”
孙中山就非常大总统职后，立刻发布了《就大总统职宣言》：“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谨布所怀，以告国人”·“际此拨乱反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才，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之繁荣富强。表示“誓竭志尽诚，以救民国，除破障碍，巩固共和基础。
同时在《对外宣言》中指出：
“北京政府已不为国人所公认，彼之倖存，不过据有历代建都之国都，因而得外国之承认，一千九百一十三年，国会组织之民国政府，曾经友邦之承认，本政府为此国会所组织者，应请各友邦政府援此先例，承认为中华民国惟一之政府”。并宣告：本政府“抱开放门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
孙中山并致电北京政府傀儡总统徐世昌，促其“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同时组织了内阁，任命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次长（代理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马君武为秘书长。
二、转战粤桂
正式政府既告组成，孙中山除颁布推行一系列改革吏治，保障民权的法令和措施外，最重要的是要督师北伐，“削平变乱”，统一全国，实现民主共和。
为此目的，又必须首先消灭虽被逐出广东，却仍盘踞广西的桂系军阀残余势力，以除北伐后顾之忧。
6月25日，粤军一举攻占梧州，讨伐桂系，首战告捷。27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正式下令粤、赣、滇、桂、黔各军出兵讨伐陆荣廷，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命令各军“荡平群盗，扶植广西人民，使得完成自治。”
孙中山宣誓就职后，整天出席各种军事会议、筹饷会议，忙里忙外，未得半日空闲。宋庆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不知怎样为孙中山分忧，为讨伐桂系出力。
一天，孙中山从外面开会回来，看到宋庆龄愁眉紧锁，低头不语，忙不迭地问道：庆龄今天你身体不舒服吗？
庆龄回答说：身体倒没什么不舒服，只是心里不舒服，现在讨桂军事紧张，我不知道为讨桂战争干点什么好？！
孙中山沉思片刻后笑着说：派你带兵打仗当然不行，你做点劳军的工作，鼓舞士气，让将士多杀敌人，不就等于你参加了杀敌吗？！
宋庆龄马上笑着说，还是先生的主意好，我立刻找香凝商量一下。
经过几天紧张的筹备，以宋庆龄为会长，何香凝为总干事的“出征军人慰劳会”正式宣告成立，会址设在总统府内。
广东省、广州市各界妇女团体听到孙夫人亲自发起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主动来报名参加的十分踊跃。为了使参加的妇女姊妹有明确的认识，宋庆龄还亲自向他们阐明讨桂战争的重要意义，并同何香凝一道组织大家分头进行募捐筹款，赶制军衣，宣传鼓动等各项工作。宋庆龄、何香凝还亲自到广州一些伤兵医院慰劳伤兵，由于经费短缺，带去的慰劳品非常有限，有时只是每人分发一枚两毫的银币。伤兵知道孙大总统夫人亲自来慰问，非常激动，有些伤兵打断了腿也没流过一滴眼泪，当他们接过孙夫人递来的那枚两毫银币，却激动得泪流满面。何香凝还亲自带领慰劳会员，深入梧州前线，慰劳讨伐桂系军阀的部队。这个由宋庆龄亲自发起和组织的“中国妇女界为了慰劳义师第一次办起来的慰劳会组织，”对鼓舞士气，支援前线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早期的中国妇女运动中，也为发动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特别是支持反对军阀的武装斗争树立了榜样。
由于孙大总统亲自督师，将士用命，百姓支持，讨桂战争捷报频传。8月4日，粤军攻占广西首府南宁，13日攻克桂林。9月30日，夺下了桂系军阀的最后据点龙州，陆荣廷狼狈逃亡越南。
广西平定，为北伐奠定基础，为了视察军务，了解民情，与陈炯明会商北伐大计，筹募粮饷，调配部队，孙中山决定出巡广西；宋庆龄知道陈炯明对北伐素持异议，常常暗中作梗，广西地瘠民贫，连年战乱频仍，地方财源枯竭，百姓生活困苦，孙中山此行任务艰巨，她为了能协助孙中山处理公务，分担他的忧愁，照顾他的生活，决定陪同孙中山出巡广西。
10月17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乘军舰到达梧州。
梧州是两广交界，水陆枢纽的名城。它地绾百越，背靠五岭，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抱山面水，群山环绕，水道纵横，景色秀丽。清碧的漓江，混浊的西江在这里交汇，形成清浊分明的有名的鸳鸯江。
宋庆龄这次到梧州是生平第一次，虽然多次要来但迄未成行。
梧州毗邻广东，交通发达，人烟稠密，市肆殷阗。风俗民情，语言习惯，与广州相差无几。宋庆龄虽然初来乍到，也并不怎么感到陌生。
孙中山一到梧州，即接连召开了几个军事会议，并电召驻节广西首府南宁的陈炯明来梧商讨北伐事宜，但陈炯明竟敢托词拒召，使孙中山出巡广西之行，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使他心中深感不快。而宋庆龄整天忙于为孙中山处理函电，为他分担忧劳，同时还抽时间到队部中进行劳军活动。这样梧州的什么鸳鸯江景色、北山风光也根本没有顾上看一眼。
从北伐大局出发，孙中山不惜委曲求全，决定立即亲赴南宁，与陈炯明会商。孙中山等溯西江而上，于10月24日乘船抵达南宁，当即与陈炯明商讨北伐问题，要求陈调粤军四十营参加北伐，并供应北伐军饷，陈既不敢公开抗命，也不作明确承诺。孙中山为了北伐大计，对陈炯明反复耐心开导，提出愿派他为北伐主帅，自己留守后方作为陈的支援；或是自己率军北伐，陈留后方给北伐军以支援。陈表示愿意留守后方，答应每月接济北伐军50万元。
29日，孙中山从南宁返抵梧州，积极筹措北伐事宜，决定先在桂林设北伐大本营，然后取道湖南大举北伐。
11月15日，孙中山在梧州各界群众热烈欢送下，率三万大军溯漓江而上，前往桂林。
宋庆龄为了支援孙中山北伐，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决定不跟随孙中山前往桂林，先折返广州，以便筹募款项，并组织更多的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的会员，到北伐军队中工作，为救死扶伤，鼓舞士气，支援前线，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一点，当时《申报》刊登的“孙夫人志切从军，将由梧抵粤，备行装，再赴桂林”的一则报导，亦可资佐证。宋庆龄在孙中山离梧北上的当天，乘轮船赴三水，然后转乘广三铁路火车返回广州。
宋庆龄回到广州，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准备，得知孙中山已安抵桂林的消息后，即于12月6日从广州启程赴桂林。她在孙中山的副官马湘等的护卫下，带领一批红十字会会员，从梧州溯江而上，于12月20日到达阳朔。孙中山早在这里迎候，这使宋庆龄分外高兴。
由于赴桂林需在阳朔乘船顺江而上，这样孙中山及孙夫人，方能在日理万机中，得空游漓江。漓江两岸峭拔的青山，与迂迴的碧水相连，展现出重重青山抱绿水，湾湾绿水绕青山的秀丽景色。两岸还不时看到翠绿的竹丛，稀疏的桐林，繁茂的柚园，一片蓊郁青葱，加上林旁的村落炊烟，显得非常幽静雅致，使人恍惚到了“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境界。宋庆龄看到我们这片饱经战乱的国土，竟然还有这样一块百姓安居乐土的“世外桃源”，心情既高兴也沉重。宋庆龄知道孙中山这样殚精竭力，督师北伐，正是为了解人民于倒悬，使四万万同胞能够安居乐业。但北伐的征途上，该会遇到多少艰难！不禁使她更感到孙中山和自己肩上的重担！
宋庆龄到桂林后和孙中山一起驻节于独秀峰下王城里的广西前咨议局。王城是明朝靖江王所建，位于市中心，周围约1．5公里，城垣内外用方正青石修砌，城开东西南北四门，深宫高墙，壁垒森严。城里，宫殿庙坛，亭台阁轩，堂室楼榭，富丽堂皇。清代，农民军李定国攻占桂林时被焚，咨议局就建于靖江王府的遗址上，它在独秀峰脚下。
独秀峰是桂林的一座主山，平地拔起，孤峯屹立，高耸入云，从正面看端正庄严；从侧面看挺拔秀丽，每当旭日东升，晚霞映耀，整个山峰就象披了紫金袍带一样，故又名“紫金山”。在山顶远眺，万山环拱，整个桂林的奇景秀色尽收眼底，使人欣然神往。宋庆龄就住在这风景秀丽，环境清幽的独秀峰下。
宋庆龄到桂林后仅仅休息了一天，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Maring）就来桂林与孙中山会见，马林下榻于广西艮行。在他逗留桂林的九天中，在张太雷的陪同下，曾来位于王城的北伐大本营与孙中山三次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问题”。马林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欢迎，虽然孙中山当时只愿与苏俄建立非正式的联系，但这次会见增强了共产国际、苏俄与孙中山之间的相互了解。会见后，孙中山便打电报给在广州的廖仲恺等人，“说他见过马林，心上非常高兴。”宋庆龄始终参加了孙中山与马林、张太雷的会谈，虽然会谈的翻译由张太雷担任，但宋庆龄也不时用英语与马林交谈。十月革命后，她曾帮助孙中山起草致列宁和苏俄政府的电报，这次她又与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使节直接联系，增长了对列宁和共产国际政策的了解。
送走了马林，孙中山倾全力于北伐的准备，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整饬云集桂林之五万大军，任命各军之指挥官，任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参谋长，并积极筹措饷械，准备次年春入湘，大举北伐。
陈炯明本答应接济北伐大军的饷械，但时近半年，汇来之款不足十万，子弹更未送一颗，全靠邓铿瞒着陈暗中拨来八十万发，陈还暗中勾结湘省军阀赵恒，阻挠北伐大军进湘。他对忠于孙中山、坚决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恨之入骨，为了破坏北伐，他终于狠下毒手，于1922年3月21日派人暗杀邓铿于广州火车站。
邓铿被害，风云突变，波澜迭起。孙中山立刻召开大本营紧急会议，决定变更计划，下令在桂各军改道潜师回粤，孙中山途经梧州时电召陈炯明来梧谒见，但陈抗命不来，并电辞本兼各职，孙中山准其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之职，保留其陆军部长一职，令其先返海丰家中休养。
陈炯明没有返海丰，却转赴惠州，并命其亲信部队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一带，就近控制广州，当时蒋介石等曾力主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然后回师广西消灭叶举所部，孙中山以陈叛迹未彰，粤军在桂奋斗数年，尤须保之，对上述意见未加接纳，同时还欲以仁义相感化，主张亲自督师北伐。两粤政务仍交其主持，期望“施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对北伐，抱着“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精神，于5月6日又从广州赴韶关督师，设大本营于韶关。宋庆龄以孙中山之志为志，行其所行，也率领红十字会会员多人随行。
13日，孙中山命令李烈钧、黄大伟、许崇智，分兵三路进攻江西。三路大军勇往直前，所向披靡，一举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接着更以破竹之势，进至吉安，直指省会南昌，军威大振。
宋庆龄在韶关，陪同孙中山驻节于车站附近的一幢小小的二层楼房里。这里，既没有独秀峰秀丽的景色，比起桂林王城就更显得侷促狭小，生活也比较艰苦，宋庆龄全然没有顾及这些，江西前线胜利的消息，使她备受鼓舞，她不辞辛苦，一天到晚带领红十字会会员深入各军进行劳军和救护伤兵的活动。途经韶关开往江西的部队络绎不绝；从前线运回的伤兵也多先集中在韶关医治或再转运广州等地，她所带来的红十字会员已大大不敷应用，因此她亲自致电广东省红十字联合会，要求从速再派更多的会员赴韶。同时她还要何香凝发动和组织更多的妇女前来担任救护伤兵、支援前线的工作。
正当宋庆龄配合孙中山督师北伐，夜以继日紧张工作的时候，陈炯明为了阻挠北伐，连续在广州后方制造事端。本来掌握广东军政财大权的是陈炯明，但他却煽动其亲信部队到财政部要求发饷，然后这些部队又持纸币到广东省银行兑换银元，造成一时的挤兑风潮，使钞票币值直线下降，物价成倍上涨，人心不稳，社会动乱，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孙中山接到财政部长廖仲恺打来的急电后，立即赶回广州坐镇，宋庆龄也急匆匆陪同孙中山回到广州。这几年宋庆龄追随孙中山转战南北，本来过惯了动荡的生活，但这几个月，真使她体验到这辗转奔波，纵横驰骋动荡生涯的艰辛。
挤兑风潮是陈炯明发动叛乱的一个信号，他的主力部队早已违抗孙中山的命令，由叶举、熊畧等人率领开回广东，分布在广州周围，与原非法布防在石龙、虎门－带的洪兆麟第二师相连接，对广州形成包围的态势。
三、广州脱险
六月的广州，骄阳似火，酷暑难耐。但是，1922年6月的广州，更令人难以忍耐的是紧张的政治气氛。这些天来，广州阴霾满天，空气里似乎充满着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引发猛烈的爆炸。
市面，军事调动频繁，从黄埔到白云山、越秀山，从西关到东堤身穿黄色军装的陈炯明部队随处可见。
陈炯明表面上隐居在惠州西湖百花州，暗中却积极策划着一场欲置孙中山于死地的叛乱。由他的亲信叶举、熊略、洪兆麟率领的主力部队，不但违抗孙中山要他们退出广州30里以外的命令，也不顾孙中山于6月9日假座财政厅举行各报记者招待会施加的舆论压力，反而一窝蜂似的涌进广州市中心区。15日，他已部署好从三路包围总统府的态势，东路的部队集结在莲塘街、洪桥大街，南路的部队集结在德宣路后楼坊、中央公园、惠爱路一带；西路则集结在越秀街、大北直街、北面还由洪兆麟的部队，占领观音山，居高临下控制总统府。广州市大街小巷人们都在窃窃私语。“陈炯明要动手脚啦”，几乎成为妇孺皆知的事情。
越秀山，雄踞广州市的北面，这南岭的余脉，不高，却气势不凡；不大，却风姿多彩；它身居闹市，但明净清幽。山边有风光旖旎的北秀湖，水波荡漾，绿意盎然，整个越秀山真可说是满山青翠，山秀花明。由于明朝永乐年间都指挥花英建“观音阁”于山顶，老百姓都爱把越秀山叫做观音山。
孙中山的总统府就建于观音山的南麓，在总统府的上面是作为总统官邸的粤秀楼，孙中山、孙夫人就住在里面。孙中山、孙夫人住在这山峦叠翠，绿涛波涌的越秀山，的确满目秀色，明净清幽，但一向宁静清幽的粤秀楼，这几天也被陈炯明的兴风作浪闹腾得紧张杂乱了。
15日这天，粤秀楼更是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来人不断，来自各方面的消息都说明陈炯明将于当晚发动叛乱，尽管听了广东江海防司令陈策，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以至从叛军中跑出来的人的报告，但是孙中山仍然不相信陈炯明要谋反，说：“竞存纵然恶劣，料不至如此，即使竞存有不轨之谋，但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和我久经患难，岂有尽听竞存之命。”中山先生还说：我把警卫军都调往韶关了，就表明对他的信任。他对我虽有不利之阴谋，亦何须用兵，如竞存胆敢称兵作乱，甘为叛徒，则人人都可以杀他。我身为大总统，负全体国民之托，有平乱责任，如果力量不足，被叛逆所害，正是我为国牲牺的机会，岂能临难苟免贻笑中外。
的确，陈炯明之所以有当时的“地位军力”，是孙中山一手栽培的结果。他在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曾被推为广东都督。1913年国民党讨伐袁世凯失败，即被迫下台。他真正掌握兵权是1917年孙中山任命他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开始。援闽粤军是由当时的广东省长朱庆澜为了援助孙中山的援闽计划，拨出所辖亲军20营所组成，1920年陈炯明率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莫荣新，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权势扶摇直上。
正因为陈炯明与孙中山，国民党患难与共十多年，所以孙中山以至孙夫人都“毫不怀疑他有异志”。
其实，陈炯明是一个个人野心很大的人，早就心怀异志，暗中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紧密勾结，陈、吴均为前清秀才，颇以“南北两秀才”自负，国民革命在他心中根本不占任何地位，他朝思暮想的是割据称雄，当像吴佩孚那样的军阀，为此，他处心积虑，培植个人势力，树立个人威望。
1921年11月讨桂战争胜利，他从南宁经梧州、肇庆回广州，在他的亲信的组织下，对他的所谓“凯旋返粤”进行了狂热的欢迎，对其如何树立个人威望，可资佐证。当时的报纸对此有一则生动、细致的记载，值得摘引：
广东省公署“知陈总司令确于昨7日由肇启节回省，当即通函广州市内各机关团体知照”，当日“各学校各团体各军队，即陆续赴指定欢迎地点站立，军乐队共五队，并有消防队沿途分布，以备不测，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官处、秘书处等，均各备摩托车预先到场迎候，总商会雇定莲香画舫，陈氏书院雇定的12天画舫，俱湾天字码头，预备欢迎。“计是日参与欢迎人员及市民之站立两旁参观者，自天字码头至省署，不下数万人”。“沿途各站均有军警排列欢迎”。当陈炯明乘火车到石围塘下车转乘电船到广州天字码头时，“沿海所经，各兵舰及西南各堤，各机关商店，同时均大放串炮，三时五十分抵岸，一时军乐大作，炮竹齐鸣，响彻全市”，陈总司令登岸后乘汽车回署，“有大小旗帜二十七面为先导……直指省署而去，军警、各社团、各工会、各男女学校，均肃立致敬……比抵公署时，全署电灯大放光明，旋于署前鸣炮百数万志贺，此时，全市炮竹之声四起，约历两点余钟始止，粤军飞机亦于此时举行空中欢迎，并散传单”。陈返省署后随即出席盛大宴会。席上，众人“三呼万岁，……声动屋瓦”，晚上各界还举行提灯大巡行，陈炯明严然以三军统帅自居，站在财政厅前检阅了军民的巡行队伍，“各军队至财厅时，均与总司令为礼，高呼万岁”。
对陈炯明这种狂热欢迎的仪式，已经大大超过了对大总统欢迎的规格。从这则报导中，不难窥见陈炯明居功骄傲、骄横跋扈的嚣张气焰和处心积虑、篡权谋位的狂妄野心。
所以，陈炯明一贯反对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就任大总统，实有其深刻的根源；他被免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务部长后，对孙中山的怀恨，必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而后快，因而发动叛乱，演出炮轰总统府的悲剧，实不足为怪。
16日凌晨二时许，远处叛军集合号音已清晰可闻，情势一触即发，使孙中山已不得不相信陈炯明谋反的事实。他急忙唤醒了正在酣梦中的宋庆龄，要她先行撤离，表示自己要留下来坚守岗位，以身殉国，与总统府共存亡。宋庆龄擦醒了睡眼，立刻清醒地认识到形势万分危急，力促孙中山赶快撤离，对孙中山说：你只有脱险才能行使总统职权，扫平叛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孙中山仍要坚持留守总统府，不惜以身殉国，宋庆龄着急地说：“先生，作为总统，你有以身殉国的勇气，固值得钦佩；但更应该有率领三军讨平叛军的壮志呀！”
在孙夫人和众人的一再劝阻下，孙中山答应撤离，但是却要孙夫人同行。宋庆龄深知如果和孙中山一块走，必然会拖累他，影响他尽快脱险，而且在此哨兵四布，群敌包围的时刻，他一个人化装容易逃脱，拖着一个女人反而容易被叛军认出，发生危险。她想：孙中山一人系国家民族的安危，且从这次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从人民当时兴高采烈之情，可看出人民对孙中山殷望之切，因此斩钉截铁地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而不可以没有你！”婉求孙中山先走，字字千钧。孙中山被宋庆龄一颗忠于他的事业、忠于革命的赤诚之心打动了，望着宋庆龄那娟秀而略带威严的面庞，恳切而坚定的眼神，孙中山终于同意了孙夫人的请求，立即带上墨镜，穿上长衫，化装成医生，在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的陪同下，急速离开了粤秀楼。
根据孙中山的命令，50多名卫士全部留下来保卫孙夫人。现在孙夫人实际担当了保卫总统府、粤秀楼和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孙中山脱险的重任。她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孙中山撤离粤秀楼后大约半小时，一时枪声四起，炮声隆隆，敌人发起了对总统府、粤秀楼的总攻。宋庆龄让卫士打开所有电灯，迷惑敌人，造成孙中山仍坚守粤秀楼的假象，以吸引敌人火力，同时她急忙烧毁机密文件，并要卫队沉着应战，暂不还击，等敌人走近，再猛烈开火。卫队各守岗位布防御敌，副官长姚观顺率领一部分卫士守文澜阁，副官黄惠龙率部分卫士守铁闸正门、副官马湘率卫士守铁闸横门，还有守天桥的，守炮楼要隘的，均严阵以待。粤秀楼原是曾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两广巡阅使的军阀龙济光的私邸，建得比较牢固，对敌人的进攻还能抵挡一阵。当敌人嚎叫“杀死孙文、杀死孙文”蜂涌而上，向粤秀楼包围过来时，卫队一齐开火，敌人顿时陈尸遍野，有的卫士还爬到高处，挺身而战，用轻机枪扫倒了很多敌人。到了上午八点，部队死伤过半，而且子弹也几乎打光，卫队长向孙夫人报告，说明留守粤秀楼已无意义，请求她即时撤离。宋庆龄当即表示同意，立刻用小包袱带上一点换洗衣服和一些银毫，在孙中山的副官长姚观顺和两名卫兵的护卫下，贴在地上爬过粤秀楼直往总统府的“天桥”，宋庆龄在枪林弹雨下，匍匐前进，几次子弹擦过她的鬓边，呼啸而过。突然姚副官长高叫一声倒地，血流如注，一看是大腿的动脉被打穿了，两名卫士立刻抬起他跑过“天桥”。当宋庆龄四人刚走过“天桥”，进入总统府后院，只见火光一闪，声若巨雷，沙石木屑纷飞蔽空，烟焰火光腾空而起，“天桥”顿时被炮火轰断。接着总统府也被炮弹命中，宋庆龄刚从一间房间跨出来，那间房顶即被命中，整个陷下，生命和死亡不过决定于一瞬间。宋庆龄随时作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为孙中山伟大的革命事业而死，是死得其所的。
下午四点，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谈判，卫士首先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保护孙夫人安全脱险，正在谈判间敌人已冲开总统府前面的两层铁门，一轰而进，动手抢宋庆龄手中的包袱。宋庆龄顺手拉开包袱让里面的银毫撒了一地，乱兵只顾趴在地上抢银毫，而头戴姚观顺的草帽，身披孙中山雨衣的孙夫人一时没有被认出来，就趁这混乱中跑出了总统府。他们穿过横卧竖躺、破腹折肢的尸体，匆匆前行，忽然对面冲出一队叛兵，向他们射击。他们立刻伏倒在尸堆中装死，争先恐后想去“发财”的叛兵，全然没有注意到伏在路旁的就是陈炯明悬赏20万元捉拿的孙大总统的夫人，使宋庆龄再次死里逃生。叛兵过后，他们继续往前奔走，宋庆龄经过一天的紧张奔波，实在是再也走不动了，何况她已经是有了身孕的人呢？她想与其走不动被叛兵抓走受辱，不如为国壮烈牺牲，她虽然是个纤弱的女子，但却有钢铁的意志，她可能看见死人时开始有点害怕，但她却有为孙中山的伟大事业视死如归的决心。这次从上海乘中国号轮重返广州时，她就想到过革命的航船可能会遇到危浪险涛，暗下为了革命事业死不足惜的决心。此时是她实践自己诺言的时候了，因此，她几次要求卫兵用枪打死她，两个卫兵同声说：夫人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保卫你安全脱险，你死了我们怎么有脸去见总统。
他们终于跑到了一个小村落的民房前，他们推门进去，只见一个老妇人，三人忙向老人请求在屋里暂时躲避一会儿，尽管老妇人怕受牵连要赶他们出去，但宋庆龄已经力不可支、两眼一阵发黑，晕倒地上，她被卫兵用冷水浇醒后，只好再往前赶路。一名卫兵到门外想探听一下虚实，却不幸被流弹击中。在枪声沉寂后，宋庆龄拾起一个菜篮和几根菜叶，化装成一个村妪，和剩下的一名扮作小贩的卫兵，几经曲折才找到长州要塞司令马伯麟家。在马伯麟家中暂避一下，当天夜里宋庆龄听到战舰向叛军阵地轰击的隆隆炮声，知道孙中山已安全脱险，并在军舰上主持平叛，心中有说不出的欣慰。由于长住广州市里很不安全，次日，宋庆龄仍旧化装为村妪，逃到沙面，在一个铁工同志的帮助下乘小船到了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的家里，此时，宋庆龄真是身心交瘁，难以支持了，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宋庆龄小产了，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妊娠。
钟荣光与孙中山的友谊甚笃，对孙夫人当然悉心照料，没几天，宋庆龄就恢复了健康。她时刻惦着孙中山，身体初步康复使她更急于和孙中山见面。
十六日凌晨二时，孙中山在林直勉、林树巍的护卫下，巧妙地应付了叛军的盘问，辗转到了长堤海珠江海防司令部，由陈策用小电船送孙中山先登上了锚泊天字号码头附近的宝璧舰，然后再转登泊于二沙头对面士敏土厂附近水面的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
从位于康乐村的岭南大学到永丰舰锚泊的地方还有一段水路。为了保证宋庆龄的安全，钟荣光请曾任孙中山顾问的美国人那文帮忙，因为那文自己有一艘小电船，船上插着美国国旗，叛军是不敢检查的。那文欣然同意，并安全地把孙夫人送登永丰舰。宋庆龄终于见到了孙中山。这一对革命伴侣历经大难，死别重逢，该有多少话要诉说。
见到孙中山，宋庆龄心中万分激动，但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也没有更多地叙述自己传奇式的脱险经历，首先关心地询问平叛的形势。
孙中山也没有更多地询问宋庆龄惊险的经历，却非常关心总统府卫队的情况，当得知卫队个个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大部分壮烈牲牺，心中既欣慰又痛楚。
看到孙中山脸庞又瘦又黑，好像老了许多，衣服也污秽了，宋庆龄心中感到一阵阵的酸楚。她以乞求的眼光对孙中山说：先生，我要留在舰上，照料你的生活。
孙中山正色道：不！你不能留在舰上。
宋庆龄迷惑不解地问：为什么？难道我们不应该共患难吗？
孙中山忙解释：我不是怕你在舰上危险，粤秀楼那样的危险我都让你个人承担了，难道在军舰上还比在粤秀楼更危险吗？不是我不愿意你在舰上与我共患难，而是革命需要你立刻回上海工作，揭露陈炯明叛变的罪恶，唤起民众支援平叛斗争，并与各方面加强联系，处理来自海内外的函电。说到这里，孙中山用手环指舰上那低矮狭窄的房间，说：我们两个人都侷促在军舰这斗室之中，怎么能施展得开呢，怎么去开辟更广阔的天地呢！
宋庆龄听到这里，忧郁的面庞，绽开了笑容，她那略带清癯的面孔，显得更加娟秀，她用坚定的眼光望着孙中山说：先生，请你放心，但先生一定要多多保重！
这一对革命的伴侣，虽然是死别重逢，但没有眷恋不捨、更没有情意缠绵，为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又匆匆离别。
孙夫人要离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舰，从舰长、大副、二副以至普通的水兵，都自动地跑到甲板列队欢送。宋庆龄在这次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危难中，所表现出的非凡的机智、勇敢和急国家所急，忧人民所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深受大家的崇敬。官兵目送宋庆龄、孙中山走到舷梯。
孙中山站在舷梯旁庄重地对宋庆龄说：广州再见。
这四个字给宋庆龄以无比的力量，它体现了孙中山决心扫平叛乱光复广州，重返广州的坚强意志。
宋庆龄身负孙中山和革命事业赋予的重大使命，抱着重返广州的决心，乘船经香港于6月25日回到了上海。
孙中山在永丰座舰上率领各舰，从黄埔到省河，从省河到黄埔，进行了五十多天艰苦卓绝的英勇战斗，陈炯明虽策划以钜款运动海军内变，用水雷炸沉永丰舰，以钢板装备火轮突袭永丰舰，以及挑起孙中山与外国的冲突等种种狠毒的阴谋诡计，但由于孙中山指挥若定、将士忠勇奋发，敌人欲置孙中山于死地的恶毒阴谋迄未得逞。
孙中山在舰上坚持斗争，原希望进抵江西的北伐大军回师广州，以便水陆夹击，削平叛乱。但陈炯明的部队占踞韶关、北伐大军久攻不克，回师受挫，使孙中山长期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经过反复商讨，认为株守省河，孤悬海上于事无补，孙中山才决心离粤赴沪，于8月9日乘英领事提供的摩轩号炮舰，离开广州，到香港转乘俄国皇后号邮船赴上海，宣告了孙中山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也使孙中山从中吸取了深刻有益的教训，为他后来的重大转折奠下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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