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一中校歌五线谱:张鸣：仓促革命断送了温和政改之路。有民主呢？ 哪有自由呢？

张鸣：仓促革命断送了温和政改之路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编者按：“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1957年出生，1978年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198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8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1994年再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后拿到博士学位。著有《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及历史文化随笔《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等。今年一月张鸣推出最新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辛亥：摇晃的中国》。

    革命之前：权力恋栈令国人绝望

    核心提示：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高姿态曾给国人以希望，可改革派领导死后，急于收权的满族亲贵开倒车，组成“皇族内阁”，彻底断送了温和政改之路。

    南方都市报：在辛亥革命之前，无论是失败的百日维新，还是后来半途而废的预备立宪，清廷的顽固保守势力一直是很强的。但在你的新书《辛亥：摇晃的中国》里我们看到，仅仅一两年之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大家的态度一下子都变了，从清廷高官到地方商人都纷纷“变脸”支持革命，立宪派也倒向革命，形成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

    张鸣：对，立宪派是转得最快的。这主要是1911年5月清政府推出了“皇族内阁”(12个内阁成员里面9个都是满族亲贵)，还有收回地方路矿权的做法，让大家彻底失望了，对于满人抓权的事实大家都很灰心。

    南都：也就是说，以立宪派为主的国人，本来是对清政府的新政抱有希望的？

    张鸣：对。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中国的状况不变不行了，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慈禧太后废了百日维新之后，认为义和团是救命稻草，可以拿来抵御外国的压力。这一下闯出大祸了，义和团公开杀洋人、杀教民、围攻使馆，造成了八国联军之祸。这个教训很惨痛，慈禧也终于明白了不变革不行了。但她在乎的是谁来变，在乎她的权力能不能保持。新政之初，顽固派势力还是很大的，后来就不行了，整个国家的大势都是要往变革的方向走，往西方宪政体制这个方向去变。变革过程中最大的挫折，就是慈禧太后死了，而且她把光绪也带走了，等于一下子两个比较成熟的改革派领导人都没了。如果她晚死几年，大体上立宪就能办成了。满人作为整个集团，统治权是肯定保不住了，早晚得让。但是和平的让，还是在革命中被革掉，这是两回事。问题是慈禧死后，接手政权的是25岁的摄政王载沣等一些不知厉害的满族亲贵，他们太年轻，太莽撞，任性胡为。

    南都：那么当时为什么会让载沣来当摄政王呢？

    张鸣：首先他是小皇帝的父亲。载沣家是醇亲王府，醇亲王福晋是慈禧的亲妹妹。所以载沣如果从慈禧丈夫的角度来说，是她的亲侄儿，从她自己的角度来说是她的亲外甥，这个关系很密切。

    南都：根据史料，载沣是一个比较喜欢现代文明的人，但为什么他做摄政王后主持的立宪却是倒退的？

    张鸣：载沣是喜欢西方文明，也不讨厌立宪，他不是不要变革，但他要抓权，这样就跟立宪的目标根本相违背。所谓立宪，本质上就是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汉人士绅要通过立宪跟满人分享权力。但载沣觉得江山毕竟是满人的江山，要把权力都抓到满人权贵的手里，不肯跟汉人分享。所以推出“皇族内阁”，而且从地方抓权，把四川民间的路权矿权收归政府，这些都一下子碰到了最要害的东西。

    南都：权力不一直都在满人手里吗？

    张鸣：实际上从太平天国以后，朝廷的实力就从满人手里转移到汉人手里了。当时满人的绿营兵和八旗兵都不行了，最后是汉人官僚地主们自己练兵把清朝给救了，比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各地办实业、办工商业、修铁路，全是汉人干的，全国有一大批这样的实力派。慈禧太后强势的时候都不敢收权，你们这帮毛孩子，什么经验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功绩和威望，你就想收权，当然是不行的。所以“皇族内阁”一出来，又收路矿权，清政府就把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给得罪了。立宪派也非常失望，他们看到清廷并没有真正民主立宪的诚意。革命党的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更加深入人心。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武昌起义之前，1911年4月，黄兴亲自率领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还是失败了，当时地方大臣都使劲镇压革命。但是从5月份清廷搞皇族内阁并回收路矿权之后，10月份武昌起义那些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上，很仓促，居然就成了。立宪派以汤化龙为首，完全转过来支持革命，地方官员也不卖命阻止了--已经没有人愿意为清廷卖命了。

    革命发生：偶然因素导致必然结果

    核心提示：与历史上的暴力革命不同，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民众并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武昌起义的爆发，其实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

    南都：武昌起义的主体，新军的构成是怎样的？

    张鸣：1895年，袁世凯就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新建陆军。而大批的新军则是从1904年起，清政府下令各省练新军才出现的。新军完全模仿西方军队的人员配置和部署，比如设置步兵、炮兵、机枪连、骑兵、辎重营、军医、军乐队等等。教官则来自国外，当时陆军学德国，海军学英国。武昌起义的主体是南方的新军，多数是读书人。当时北方的新军袁世凯主要招农民，招那些没有剪辫子的、特别老实的农民，城里人一个不要。但南方的新军招知识分子，招读书人。

    南都：读书人为什么愿意去参军？

    张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想要改变风气。中国人受列强欺负，觉得自己太文弱了，打不过人家是因为重文轻武，需要重振武风。所以很多读书人，包括秀才都投笔从戎。另一方面，当时新军的待遇也不错，一个月军饷四两二钱银子，养五六口之家都够了。这些读书人多数没有考取功名，只能靠在乡下教书、帮人办事谋生，相比之下，投新军是更好的出路。加上当时南方的新军比较现代化，军营里还有图书馆，像学校似的，士兵们还组织各种读书会、文学社，这样的军队，比较适合读书人。

    南都：革命思想在南方新军里传播，是不是也跟他们读书人的身份有关？

    张鸣：对，有关系。比如北洋军都是一些农民，不太识字，那些宣传革命的书报也传不进来，所以北洋军比较保守。运动新军，是一些有见识的革命党人的主张。有的革命党人直接进去做军官，影响和传播革命。但是革命思想在南方新军里传播，不见得他们都会真的革命，因为这毕竟是造反。武昌起义其实也没有多少新军参加，当时新军在武昌大概有一万人，真正起义的也就两三千人。大部分新军士兵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呆着，很多军官都不参加。他们也不想为清朝卖命，但是也没参加起义，因为局势不明朗。如果当时湖广总督瑞澂多坚持一会儿，到天亮总督府还没拿下，那么命运可能就要转过来了。但问题是他很早就跑了。那人家看大势已去，算了吧。

    南都：历史上很多暴力革命都是民众被逼到快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的，但你书中之写到：辛亥前夕，中国社会其实是比较稳定的，老百姓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张鸣：是的，当时的政治和民众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很好，但比庚子年之前都要好得多。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前进，科举废了，新学堂遍地开花，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很兴旺，政府财政收入也在增加。从民众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多少强烈的革命要求。所以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造反，它是一个上层革命。

    南都：所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

    张鸣：对一次造反来说，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所以历史上的造反事件，发动者往往要制造流言蜚语，什么时候要镇压了，马上要挨家挨户杀人了，这样的事情是最容易激发革命的。武昌起义的爆发，也有这样的背景。起义前一个月，革命党人在汉口试验炸弹不慎爆炸，暴露了据点。清政府拿到了他们丢下的革命党人名册、武器，导致瑞澂全城大搜捕，抓了20多个人。之后就有传言说瑞澂要按图索骥把所有革命党都抓了，当时新军军营里有不少革命党，包括一些跟革命党有过交往的人，大家都人心惶惶--谁知道那名册里到底写了谁呢？其实瑞澂未必打算追查，但谣言四起，人心不稳，都想不造反也是死，动一动说不定还有活路。所以如果按照之前革命党的计划进行，革命还未必能成功。但等到人人自危的时候，一呼百应就成了。

    革命洪流：各色人等表现各异

    核心提示：卷进革命洪流的，除坚定的革命者之外，还有为数不少被忽悠进来的，甚至是“被革命”的。他们在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让这场革命的性质变得暧昧。而普通民众，则只是希望“不折腾”。

    南都：商人和士绅阶层当时对革命的态度是怎样的？

    张鸣：他们基本都是支持革命的。商人是新兴的社会群体，他们希望社会进步，往更好的方向走。所以清政府满人亲贵最后时刻的倒行逆施，得罪的不仅是立宪派，还有整个新兴的工商界。凡是发达地区的市民商人，大多拥护革命。当时清政府允许商会可以自办武装来维护市场秩序，所以各地的大商团都自己训练民兵，有枪械。有些地方的警察都是商人办的。所以革命起来后，商团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当时汤化龙领导的汉口商团，就协助起义士兵维持秩序，运作各国领事持中立态度等，起到很大作用。江南更明显，江阴和无锡的革命，基本上全是商团包办的。上海的革命成功，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上海商团。商人和立宪派士绅加入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降低了革命的烈度和破坏性。我们过去总说革命要破坏才彻底，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以人为本的变革，应该破坏越少越好，和平变革最好。

    南都：武昌起义前后，都有会党的身影。革命党人为什么要找帮会来帮忙？(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张鸣：首先会党本身是一股反叛政府的力量。会党其实就是一些脱离土地的农民，他们成立帮会组织自保，也干一些非法勾当。所以朝廷不喜欢会党组织，就镇压。越镇压，会党的反抗心就越强，胆子大不怕死，老捣乱。所以想推翻朝廷的人，往往就找他们。另外，那时革命党人持一种英雄观，他们认为革命不需要发动群众。革命者是先知先觉的英雄，起来振臂一呼，愚民跟上来就行了。

    南都：会党又是出于什么想法参与革命的？

    张鸣：原因很复杂，有的会党就是被革命党人忽悠了。比如革命党去动员帮会老大说，你们成立的宗旨本来就是反清复明，后来会党也信以为真了。还有的是收买，比如在两广一带就是革命党给会党钱让他们卖命，相当于雇人造反。武昌起义的时候会党没有参与，长沙起义就是会党和新军联手干的，洪门的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副都督陈作新出身新军，同时也是会党的。西安会党的力量很大，革命后陕西就成了哥老会的天下。会党参与革命的隐患很大的。他们当权了，在大街上直接开赌，大开香堂招摇过市，白日抢劫白吃白喝无所不为，对社会秩序影响很坏。这让老百姓和地方士绅很不满意，在很多人眼里革命党和会党没什么区别。革命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来这些会党逐渐被清理掉了。

    南都：当时革命党人的构成主要是怎样的？(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张鸣：革命党人的构成，一个是海外华侨，包括留学生，像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还有本地学堂的一些学生。再就是新军士兵、会党。

    南都：当时为什么留日的学生中革命的特别多？

    张鸣：留日的都是家境不是太好，一般家庭的。像留英、留美学生家境就很富裕，因为留英美要付的钱很多。特别有钱的人，革命的不是太多。

    南都：普通民众，比如说市民阶层或者农民对革命是怎么看的？

    张鸣：一般的市民还是比较欢迎的。他觉得新的就是好，中国这么长时间的变革也是在趋新，洋人的东西就是好的，它有一定的模式。但是没接触过这些东西的人，比如农民，就很害怕，他也不知道怎么变，只要你别折腾我就行。当时革命军给农民剪辫子，他们就不高兴。因为这么多年都习惯了。而且我老婆认为我这辫子很可爱，好多男人辫子剪了，老婆就跳井自杀了。鲁迅的《阿Q正传》里，洋鬼子辫子被剪了之后，娘子就自杀过。这种事真有。一些家庭妇女觉得辫子是挺重要的事情。

    南都：这场革命里面，也有女性参与吧。

    张鸣：那个时候是男权社会，女人牵涉进来的不多，秋瑾算一个，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是一个。另外一些女革命党是装样子的。比方说当时各地革命党都成立女子北伐队，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还真的跟随北伐军到了南京。从留下来的老照片看，当时的女队员个个全身披挂，身上挂枪和炸弹，威风凛凛。就是吓唬对手，看，我们女子都要上前线了。其实根本没有打仗。她们也没有参战的可能，很多女学生是解放脚，行军估计都有问题。这些女子，开始是准备革命的，后来就开始谈恋爱了。

    仓促革命：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核心提示：这场“没准备好的革命”，不仅没有实现革命者的目标，甚至给中国带来了持久的制度困扰和“变革焦虑症”。

    南都：在《辛亥：摇晃的中国》里，你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没准备好的革命”，它发生突然，成功也很意外。这种“没准备好”是否留下一些隐患？

    张鸣：确实很仓促，问题很多。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困扰和“变革焦虑症”。革命后，中国的招牌变了，从君主专制政体，变成了当时公认最先进的美国体制，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但这个体制却没有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反而更加混乱。其实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引进一个最先进的制度，难免消化不良。但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所以只能把混乱归咎于革命不彻底，因此只好继续革命，再革命，始终没把共和坐实。

    南都：革命并没有带来革命者所梦想的民主、平等？

    张鸣：没有。因为革命完成后，还是面临一个权力纷争的问题。革命前有皇权在，在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下，大家都很习惯。一旦没有皇帝了，就感到很空，那种心理压力不是我们今天能想像得到的。没有皇帝了，谁说了算呢？怎么生活呢？感觉很奇怪。新的政治结构一段时间内很难被接受，长期建立不了一个民主的新秩序，特别难。

    南都：你在书中提到一个概念，“革命的帽子”，就是任何人戴上这个帽子，以革命的名义，他会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正当的。

    张鸣：对，一旦戴上这顶帽子，杀人放火也是对的。中国传统一向就说“名不正，言不顺”，总是给人赋予一种名义，赋予名义以后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南都：那些满腔热血的革命党人怎么看待革命后的状况？

    张鸣：很多革命党人都后悔。革命党人绝大多数都是有革命理想的，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原来把革命想得太好了，发现革命来了以后，国家还是那个样子，而且很快就看出革命的领导者在争权夺利。他们觉得没意思，所以很失望。包括陈独秀、章士钊他们都很失望，章太炎都转变立场支持黎元洪去了，跟革命党人分道扬镳了。

    南都：当时革命党人要引进最先进的美国体制，他们对这套体制的理解到什么程度呢？

    张鸣：那是很一般的，多数人不太明白。包括孙中山对这个制度都没有基本的信仰。比如说他开始是搞的美国体制，总统也是国家元首，总统直接管理各部。后来他退位让给袁世凯之前，就把体制改了，在总统下面再加一个总理，跟法国一样的。你这个制度怎么能随便乱改呢？为了牵制袁世凯，也不能乱改制度啊。

    南都：你写到当时革命党人对民主是“叶公好龙”，比如江苏南通的农民要自主择君，自己建立自由政府。另外一个地方农村发起“千人抗租”，都被革命党人镇压了。

    张鸣：那肯定不让你农民干，这是他们干的。他宁可维持一个士绅政府，也不想让农民起来反抗。不交租怎么行？他们会保证士绅的利益，保证他们的开支。

    他们也不愿社会动荡。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的，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体系很少。即使美国的革命也是如此。西方普选权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提倡的，以前都没有。下层老百姓的利益，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人重视的。

    革命教训：转型时期冒进不如渐进

    核心提示：历史曾经给过统治者改过自新的机会，可这个难得的机会被颟顸的权贵+冒进的革命党联手毁掉了。冒进不如渐进，这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南都：你在书中的序里说，希望不要把这场革命符号化。如何理解？

    张鸣：过去人们的认识，一提到辛亥革命就是说建立民主共和国，就是一个符号化的概念，没有人去深入探讨。其实革命之后，共和是挂了招牌，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过。民主更没有实现。

    南都：包括你在内，有不少论者都认为，当时的中国，其实立宪是更适合的。

    张鸣：是的，清朝如果能够正常立宪的话，宪政、民主等制度迟早会生根，社会变革也会比较平稳。但历史不可假设，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阻止清政府不犯错误，或者是清政府犯错误了以后，有没有一种和平的方式改过来。掌权的满人亲贵确实不明白，他就是觉得我尽量抓权，抓到手里，我就放心了，其实这个是没有用的。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就非常慌，全让步了，马上立宪了，皇族内阁也取消了，摄政王载沣也退位，剪辫子也没有事了。所有的事情都让步了，只保留一个皇帝的虚名。但即使退到这种程度也来不及了，因为大家已经不信任你了。

    南都：辛亥革命后也做了一系列的议会选举，选总统，为什么没成功？

    张鸣：实际上老百姓对于选举还是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当时的选举没有任何公信力，都是人为操作出来的。从第一届开始，好多士绅都搞不清楚议员是干什么的。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局势不稳，也没有人愿意出来干。出来干的这些人，就不如清政府预备立宪时谘议局的那些人，不懂怎么做，行政权和立法权摆不清关系。

    国家大乱之际，需要有一个强人。立宪派就认为，袁世凯接手干比孙中山干要好得多。但袁世凯强化权力的时候，发现也不行。为什么呢？他并不是皇帝，没有权威。当时内外交困，袁世凯就想当皇帝改变这种局面，提高一点威信。没想到，不当皇帝还好，一当皇帝更乱了。为什么呢？他忽视了另外一部分人，是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各地新军的上层，他们是不要皇帝的，他们是信守进化论的。这个制度已经不能退回来，你要是复辟你就完了。所以共和不成，退回去君主立宪也不成。

    南都：这跟中国的社会土壤有关吗？

    采写/南都记者 田志凌 摄影/凌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