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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背后的唐太宗.threadtags_tag {margin:0px !important;background:none !important;padding:12px 0 !important;color: #444 !important;}.threadtags_tag span {border:1px solid #EFEFEF; padding:10px 14px 10px 32px; background: url(http://images.5d6d.net/dz7/default/tag.gif) no-repeat 10px 50%;}.threadtags_tag a{color:#9B0000 !important;}相关搜索: 唐太宗, 正史 阅读唐史，对唐太宗李世民印象最深，因为史册上对他赞扬有加，记得一个例子是说，由于唐太宗武功赫赫，但又善待境内外的少数民族，因此深受各族首领爱戴，被尊称为“天可汗”。《旧唐书》，见贞观四年(六三O年)唐朝灭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知道事情果然如此，唐太宗自己在给西北的属国或部族首领下诏书时，也乐意同时使用皇帝和天可汗的名义。

这位天可汗生前做过另一件在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事：几次三番要看史官们为他自己记载的历史，并且，亲自督促他们修改到他满意为止。这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完全不符，因为即使有九五之尊，皇帝也不能查阅史官们对他记载了什么。史官们对他日常活动和言论的记录应该随时密封，待他去世后才能正式整理成书，永久保存。

贞观九年(六三五年)五月，当了十年太上皇的李渊去世。十月二十七日，这位唐朝开国的“高祖太武皇帝”被隆重安葬。就在葬礼举行前十天，唐太宗通知史官，他要亲自查阅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绝。
其后，唐太宗又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你还负责记《起居注》吗?记丁什么能让我看看吗?”褚回答：“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论和行动，好坏都要记载，才能使君主不敢做坏事。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可以拿来看的。”唐太宗问：“那我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你也记吗?”褚答道：“这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在旁边插话：“假如褚遂良不记，天下人都会记。”
到了第二年四月，皇太子承乾因罪被废为庶人，太宗的叔父汉王元昌因参与阴谋而被杀。太宗当面答应立最受宠信的第四子魏王泰为太子，但又改变主意立第九子晋王治为皇太子。魏王泰被降封为东莱郡王，不久又改封为顺阳王，软禁在今湖北西北山区偏僻闭塞的均州郧乡。那几天间，太宗一度心力交瘁，哀叹“我给这三个儿子、一个弟弟搞成这样，想想活着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从座位上跌倒在地，还不等心腹大臣将他扶起，又拔出佩刀想自杀，被褚遂良夺下。这次变故使一向以英明自居的太宗受到很大打击，他亲自到太庙祭拜，为承乾的事向祖宗谢罪。
太宗更关注史官给自己的记载，于是向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提出了第三次要求：“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君主不一样。帝王想亲自阅读国史，以便了解自己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警戒，你可以按顺序写成了呈上来。”谏议大夫朱子奢极力反对：“陛下身负圣德，言行从无过失，史官记载的自然尽善尽美，所以陛下要查阅《起居注》并无不妥。但从此形成制度传下去，我恐怕到了玄孙、曾孙辈，难保没有达不到上智的君子，会文过饰非，那史官就免不了受刑罚惩处。这样一来，史官为了保全自己，避免祸患，无不迎合风向，顺从旨意，悠悠千载的历史还能相信吗?这就是历来不允许帝王查看的道理。”太宗却坚持要看，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删改成《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呈上御览。
其实房玄龄等心中都明白，太宗最关心的是哪一部分，自然已在文字上下了功夫。但太宗看了记载后还是嫌他们写得太隐晦：“当年周公杀了管叔、蔡叔而使周室安定，季友毒死叔牙才为鲁国带来太平。我这样做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史官执笔时何必有劳你们特别隐讳呢?应该加以修改，删除不实之处，直截了当地把事实记下来。”有了这样明确的指示，以房玄龄为首的史官们自然只能体察圣心，将两朝《实录》中有关文字修改到唐太宗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书中记述的“玄武门之变”。

关于“玄武门之变”，有人说是秦王李世民被逼无奈，不得不奋起反抗，可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呢？
历史上，古人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议论不乏其人。司马光认为建成能有“泰伯之贤”，世民能有“子臧之节”，互相礼让，“则乱何自而生矣”，对于李世民最后诉诸武力，则遗憾地表示“贻讥千古，惜哉！”（《通鉴》）。宋人范祖禹认为建成为李渊所立之太子，是“父之统也”，李世民杀他是“无君父也”（《唐鉴》）。类似的议论不一而足，都是对李世民在封建道德上的缺欠不无微词。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认为高祖李渊“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读通鉴论》）
这些评论，都是站在封建道德的主观思想上评论的，无疑具有历史痕迹。而按照现代观点，如何评价？
在一些史籍中，对太子建成的记载，多是荒淫无耻，碌碌无为之人，且是对李世民多次无理攻击，李世民是因为处处受迫害，迫不得已才后发制人，发动政变的。
李渊诸子中，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当然应该以他为嗣君。高祖即位之初，也的确是立李建成为太子，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李建成既然立为太子，如果不发生意外，可以顺利继承皇位的，没有李世民的咄咄逼人，李建成不会发动政变的。问题是，在太原起兵以后，统一全国的一系列战争中，李世民的功业远远超过了李建成，且李世民本人又气度不凡，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不甘心，也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秦王，必然企图登上权利的顶峰。因此，玄武门之变应该是李世民采取主动，要负主要责任的。
以司马光如此严谨的的史官，虽然发现《实录》有歪曲史实的地方，亦有很多上当的地方。据《通鉴》记载：上（李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做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
上面这段引文非常不合情理，伪造之处不少。
首先，“晋阳起兵，皆秦王之谋”的说法就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李渊留守太原，具有起兵的良好军事基础，早有起兵的想法，原不待世民的一再苦劝。晋阳刘文静早就发现李渊“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刘文静传》），崔善为是楼烦司户书佐，“以隋政倾颓，乃密劝进”，李渊“深纳之”（《旧唐书》，《崔善为传》）。由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诛杀兄弟，逼父退位，不合法地登上帝位，为了替他的夺权进行辩护，史臣所修的《国史》和武德，贞观二朝的《实录》，就尽量贬低李渊在起兵中的贡献，把起兵的首功过多的归于李世民。两《唐书》和《通鉴》因袭了这种歪曲，故多失实之处。
其次，既然起兵之事不是李世民首谋，李渊在起兵之初，成败毫无把握的时候就预许立李世民为太子也是完全不近情理的。尤其是李世民平定全国的功业在当时还毫无踪影，李渊怎么可能抛弃立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先许了李世民呢？由太原南下，西渡黄河，攻打长安的一系列战争中，李建成与李世民常常是并肩战斗，一起向李渊献策，即使李世民的功业稍稍超过李建成，亦相差无几，李渊完全没有必要违反立嫡长子的传统，立次子为太子，自乱其步。况且，当时唐朝新建，李渊父子面临着全国林立的武装势力，在严重的战争面前成败未卜，根本没有可能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仔细斟酌。义宁元年十一月李渊进封唐王，即以陇西公李建成为唐国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次年，李渊即位，立即于六月“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旧唐书》）。由此可见，最初李渊是按照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立李建成为太子的。
至于“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太子。上将立之。”亦不可信。请立李世民为太子的将佐是谁？史无记载。如果真有这样的将佐，一定会在日后受到李世民的殊赏，其事绩必然在两《唐书》中大书特书，然而遍查个传，却无一人涉及此事。可见将佐请立李世民的事亦属子虚乌有。
而对李建成，李元吉的记录也有失实的地方。李建成的才干可能不如李世民，但他曾与李世民一起向李渊提出过一些正确的建议，共同建立过不少战功，而且幕下网罗了魏征等一批日后的名臣，绝不是单纯的酒色之徒。李元吉其人的确有不少严重的缺点，但亦“力敌十夫”（《隋唐嘉话》），在军事上也不完全是无能之辈。
史籍上一再夸大李建成与李元吉的缺点，杜撰李渊企图立李世民为太子，而李世民一再表示辞谢的目的，就是意在掩盖李世民发动政变，夺取皇位继承权的不合法性，不道德性。
关于这次政治斗争李世民处于主动，负主要责任的情况，还可以找到其他很多证据。武德四年，李世民攻下洛阳后，杜淹本来是要“委质于隐太子”的，而当时封德彝典选，知道杜淹是个人才，“以告房玄龄，恐隐太子得之，长其奸计”，“于是邃启”李世民，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旧唐书》）可见那时李世民就已经与李建成展开了争夺人才的斗争。李世民以秦王的身份网罗了这么多学士，而且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俨然是一派君臣气氛，如果不是为了夺取帝位，有必要这么干吗？可见，李世民主动发难是蓄谋已久的，并不象史料中记载的那样，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受迫害者。

作为太子的李建成不可能感觉不到咄咄逼人的李世民的威胁，面对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皇位可能失去的危险，李建成当然不甘心，于是一场你死我活，手足相残的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爆发了。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以李世民为一方，以李建成，李元吉为一方，形成对垒形势。为什么李元吉不站在李世民一边，而是与李建成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秦王李世民呢？
李元吉排行第四，毫无继位的可能，论其武功，不但不能与秦王李世民相比，与连简称相比亦逊之甚远，加上齐府力量与东宫，秦府任何一方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所以李元吉无法自己夺取皇位，只有选择一方加盟。李元吉自己没有多少政治资本，又看到东宫，秦府之间的斗争势在必行，遂欲借机投靠一方已事攀援，从而争取将来为自己谋取一个更好的政治地位。
在李建成早已立为太子，李渊虽处两难之间，但很少明确表示过废立的意图，而嫡长子继位又属名正言顺。李世民手下虽然有很多骁将精卒，但东宫与齐府联合起来与秦府较量，再加上李渊倾向于太子，他们在力量上处于绝对的优势，所以李元吉把赌注下在李建成以便感觉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李世民执法甚严，平洛阳后严拒嫔妃的私求宝货就是明证。而李元吉本人贪好酒色，在刘武周攻打太原时又有过弃城私逃的不光彩记录，他必然感到李世民如果继位，自己很难畅所欲为，而在李建成手下当齐王要悠闲自在的多，因此，李元吉投靠李建成，不是最后自己要当皇帝，而是想选择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兄长当皇帝。
据史料记载，站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边的，还有其他小王的母亲，即李渊“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等，而且说她们皆与李建成“淫乱”，后来接近摊牌时，李世民曾“密奏建成，元吉等与后宫淫乱”。（《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司马光对此则表示“宫禁深秘，莫能明也（”《通鉴》）这样的态度是慎重而正确的，封建史臣做这样的歪曲，意图是把李建成描绘成在朝廷中找不到政治力量的孤家寡人，只能用不正当手段在后宫中施展伎俩。
政变前几天，李元吉曾密奏请李渊杀李世民，李渊说“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李渊最初则动过废李世民王位的念头，在陈叔达的谏阻下，才打消了这个打算，而对李元吉杀李世民的建议未置可否，（《通鉴》）
李建成，李元吉能够在李渊面前公然谈论可能发生政变问题，甚至建议杀掉李世民，说明李渊是倾向于太子一方的。
李渊在东宫，秦府的较量中一贯倾向于李建成，太子与齐王是有所察觉的，自李元吉建议杀李世民而李渊不置可否以后，二人更加摸清了李渊心中的底数，既然兄弟仇杀不可避免，那李建成就开始积极进行政变的准备。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季，李建成首先擅自招募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旧唐书》）又使左虞侯率（《通鉴》记录为“右虞侯率”）可达志赴幽州招募突厥兵三百骑，纳于宫中。（《新唐书》）
为了进行最后的较量，李建成感觉必须首先削弱秦府的实力。李元吉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打算收买李世民的心腹尉迟敬德，又是向他致书，又是赠以金银器物，不料对方不为所动，反而向李世民做了汇报。（《旧唐书》）李元吉收买尉迟敬德失败，遂向李渊进谗言，李渊下诏审讯，几乎把尉迟敬德杀了，幸亏李世民“固谏得释”（《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秦府第二个被打击对象是程知节。李建成在李渊面前对其加以构陷，李渊遂除其康州刺史，达到了削弱秦府军力的目的。
李建成，李元吉还同时力图打击秦府的谋士，如房玄龄和杜如晦。从大的方面讲，这场政变的发动者是李世民，因为如果他不谋取皇位，天下本无事，但从玄武门之变前夕的较量看，李建成，李元吉有李渊做靠山，在战役方面采取主动，首先动手打击秦府势力。鉴于时机紧迫，形势逼人，所以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迫不及待，劝李世民动手诛杀李建成与李元吉。
六月四日，李世民事先部署，令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率兵预伏于玄武门内，乘李建成，李元吉朝参的机会杀害二人。这天早上兄弟俩行至临湖殿，感觉情况异常，立即打算回去。李世民从后面呼唤二人，李元吉回头张弓即射，但三次都没有把弓拉满，所发的箭达不到射程，这时李世民已经射杀李建成，尉迟敬德等射杀李元吉。东宫将领率东宫，齐府精兵趋玄武门，张公谨闭门拒之，无法进入。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迫使李渊颁布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命令，尉迟敬德向酣战的双方军队宣布以后，“众然后定”。然后裴矩到东宫晓谕后，“诸将摔皆罢散”（《通鉴》）
接着，李建成诸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等五人，李元吉诸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等五人都被杀害。李世民大杀诸侄，可谓心狠手辣，清人赵翼对此说：“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可见当时李世民威势不可一世。政治斗争是无情的，在历史上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骨肉之情不免显得苍白无力，李世民此举亦可理解，也无可厚非。至此，李世民取得政变的胜利。

李世民做了两个月左右的太子，于当年八月正式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是年他三十岁。次年正月，改元贞观。李渊从此退为太上皇，九年以后，郁郁而崩。
一朝天子一朝臣，权力的交替必然伴随着人事上的改组。李世民即位后立即开始了排斥异己的工作，以消除政治上的隐患。把前官员中，不是自己心腹的，和李建成，李元吉关系密切的，或者找理由杀害，或者找理由罢官。一方面清洗政敌，一方面抓紧组织自己的政权班子。武德九年七月，任命了一大批官员，均是以前秦王府的心腹。
在这次手足相残的政变中，本来处于劣势的李世民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呢？
首先，李世民在秦王府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能够团结一致，共同投入政变中，故而易于取胜。
象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那样忠心耿耿的谋士，象尉迟敬德，段志玄那样不为重金所动的猛将，象程知节那样违抗帝命不离秦王府的心腹，团集在李世民周围殊死而斗，必然大大增强了战斗力。秦王府的机密从未外泄东宫，就有利的说明这点。与此相反，虽然李建成手下也有魏征等杰出的谋臣，但文臣武将的认输是无法与秦王府相比的。
其次，李世民能够控制玄武门的兵力，是能够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李世民事前安排自己心腹常何为屯守玄武门之职，为政变预先做了兵力上的准备，是预先布置在玄武门的一个关键的棋子。此外，驻守玄武门的人还有一些也是李世民预先已经收买的心腹。只是史臣对这些阴谋活动故意隐晦而已。政变前李世民已经完全掌握了驻守玄武门的将士。就兵力对比而言，东宫，齐府的兵力加在一起，是占了优势。所以政变前，高士廉竟“释系囚，授以兵甲”，打算补充秦王府兵力。（《旧唐书》）但玄武门始终掌握在李世民手中，是最终取胜的关键。
李世民取得最后胜利，还与他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有关。六月四日，李世民预先伏兵，首先发难，李建成，李元吉没有准备，事出仓促，因而兵败被杀。再加上李世民挟持李渊下敕，对涣散敌军起了明显的作用。

玄武门之变，纯属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说不上哪一方面具有或不具有正义性。因为如果李建成即位，也未必就是昏君。对于李世民后来的成就，让人称叹，但对于李世民为争夺皇位而手足残杀，也为后人所不齿。
历史是按照胜利者的利益编纂的，玄武门之变的最后胜利者是李世民，所以房玄龄等人“删略国史”，编纂《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时“语多微文”（《贞观政要》），而后世的不少史书均取材于这两部《实录》与国史，因此，史书的记载有很多不实之处，漏洞百出。

评判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用道德标准，而要根据他的全部功过。尤其是对帝王和政治领袖，主要要看他对当时的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而不必过于注重他的个人品质或私生活。尽管李世民是以残酷、卑劣的手段成为唐太宗的，但唐太宗的历史贡献还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应该完全相信他一手炮制出来的史书，让“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永远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就是对被人津津乐道的“天可汗”称号，也不要太当真。在只有汉文史料的情况下，谁知道这是不是哪位唐朝词臣的杰作或蓄意误译，就像乾隆皇帝时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天朝大臣们将英国国王平等的问候信译成“恭贺万寿”的表文那样。在我们读到残留的突厥文碑文时，可以肯定国破家亡的突厥人绝不会对“天可汗”那么尊敬，被武力纳入唐帝国的各国各族真会对唐太宗衷心爱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