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泰德实业近况:俄颠覆性教材：列宁是德国代理人 弃卫国战争用法4

2011年03月28日 08:28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李玉贞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