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注册公司地址:一大前最年轻党员解放后因上级需要自愿被判15年

一大前最年轻党员解放后因上级需要自愿被判15年

金家凤，1903年生，苏州甪直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个发起人之一。他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过贡献，是中共一大前57个党员中年龄最小者，时年18岁。2006年6月，倪兴祥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词典》，已将金家凤列入中国共产党创建“人物”名录。金家凤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活动，个别报刊以前提到过，但对其一生的经历却鲜有介绍，读者也知之甚少。

师从陈独秀，曾资助6000块大洋解决中共建党早期的经费困难

1920年2月，陈独秀由北京到达上海，上海学生联合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在欢迎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金家凤的青年，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金家凤从小就比较激进。1916年从甪直小学（今为叶圣陶小学）毕业后，被父亲送到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学习。1919年4月，他和同学侯绍裘、王振球、沈昌等人因制造炸弹谋炸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而被捕。这是他第一次入狱，时年16岁。其父亲找到南洋路矿学校校长朱贡三出面保释，才得以出狱。不久，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上海的学生立即响应。金家凤代表南洋模范中学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参与领导上海的五四运动。因参与学生运动，金家凤不久即被南洋模范中学开除。8月，金家凤转入南洋路矿学校继续上学，并在中法教育会补习法文，准备赴法勤工俭学。

那次欢迎会见到陈独秀后不久，在欢迎英国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的会上，金家凤又一次见到了陈独秀。经过交谈，陈独秀非常赏识金家凤。恰在此时，金家凤、侯绍裘、萧虎、彭昕等8人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学校散发传单而被南洋路矿学校开除。这样，经陈独秀同意，金家凤就搬到了上海新渔阳里6号，从此师从陈独秀，和他朝夕相处。

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后，首先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除继续出版《新青年》杂志外，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共产党》杂志。金家凤参与了这些活动。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还被陈独秀委任为《共产党》编委。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袁振英、李汉俊、金家凤、俞秀松、叶天底、李季、周佛海、杨明斋等人，同共产国际代表一起，在新渔阳里6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决定先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创建，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便成了发起人。青年团由21岁的俞秀松任书记，17岁的金家凤负责团务。

那时，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这么多人吃和住都需要钱，再加上办刊物、搞宣传都需要钱，不久经济上就产生了危机。加之共产国际改派马林任驻中国代表后，陈独秀很快与他在共产国际领导和经济援助等问题上发生矛盾，双方闹僵并拒绝再次见面。当时，李汉俊写信让陈独秀的《新青年》拿些经费出来，陈复信说没有，为此两人就闹起意见来。当金家凤知道共产国际不给中国一分钱，陈独秀处在经费严重短缺的困境时，便毅然回到老家甪直镇，向父母索要6000块大洋，说是作为他同未婚妻毛佩兰去法国勤工俭学10年的学费。不久，金母向娘家和姨妹葛家多方筹借，分三次将6000块银元送到了上海。金家凤将这笔巨款悉数交给了陈独秀。陈独秀用这笔钱解决了中共建党时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

留法的钱挪作建党经费，上海也就不能久留了。陈独秀分别写信给北大的蔡元培和李大钊，介绍金家凤和毛佩兰去北京。

追随李大钊，并在其主持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0年9月，金家凤和毛佩兰到了北京。经过考试，毛佩兰成了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正式生，金家凤则进入北大政法系当旁听生。进入北大后，在金家凤等人的参谋下，毛佩兰改名为毛一鸣。

到北京后，在李大钊领导下，金家凤与毛一鸣参加了北京地区一系列党团组织的劳工、妇女和学生的活动，毛一鸣还参与了与苏俄大使馆联络的工作。

1921年5月，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理科化学实验室内秘密举行了一次入党仪式。李大钊亲自主持，范鸿劼、高尚德司仪，同时入党的有邓中夏、张国焘、何孟雄、缪伯英、朱务善、李骏、刘仁静、金家凤、毛一鸣等人。

1922年5月，邓中夏、金家凤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资格，去广州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全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和广东铁路、机器工会成立大会。

1923年5月，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李大钊与蔡元培、黄日葵、王昆仑等人到上海。在上海，金家凤随李大钊等前去拜访孙中山，请求改组国民党，修订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加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以取得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孙中山接受了李大钊代表中共提出的各项意见，还给了金家凤一个“额外秘书”的名义。当月，在上海渔阳里2号，按李大钊指示，经叶楚伧介绍，金家凤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9月，奉陈独秀指示，金家凤、毛一鸣与柯怪君（柯庆施）去安庆，筹建安徽党团组织，并着手准备改组安徽的国民党。在安庆期间，他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薛卓汉、方乐舟等为负责人，并与国民党比较开明的人士联络，制止在安徽的国民党右翼人士张秋日、管鹏等人抵制改组的活动。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展开，国民党决定在北京、上海、武汉设立执行部。金家凤与毛一鸣重返北京。金家凤在组织部任干事，毛一鸣则在妇女部任干事，继续从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当时国民党左右两派斗争激烈，双方均忙于吸收党员，互相争青年。为此，金家凤组织“东南青年协进会”，发展了一批江浙皖籍的青年国民党员。

然而，金家凤的做法，遭到共产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严重分歧的张国焘、何孟雄等人的严厉指责，说金是“小组织者”，是“布尔乔亚”等。虽然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均代金家凤解释，但他们还是告到了陈独秀那里。陈独秀决定让金家凤去苏联学军事。年轻气盛的金家凤深感不平，认为这是对他的“惩罚”。经李大钊同意，金家凤在赴苏联前先回苏州“养病”。不久，金家凤偕毛一鸣回甪直结婚。

1926年春，金家凤偕妻子毛一鸣返回北京，为李大钊、蔡元培等人做些联络方面的工作。12月底，李大钊嘱金家凤持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由津浦路绕道南京，乘轮船去武汉找陈独秀。为此，李大钊还另写了一封为金家凤说项致陈的函。哪知在列车上即有人跟踪，金家凤见形势危急，便将部分信件毁掉，部分只得咽到肚里。至南京下关后，金家凤就被孙传芳部逮捕。这是他的第二次入狱，后经颜惠卿、胡适等人保释出狱。金家凤到沪后，恰逢直鲁军阀毕庶登、李宝章部在沪大肆杀戮，白色恐怖严重，往访的同志均已逃避，空气十分紧张。金家凤忧虑、恐惧至极，精神错乱，引发了精神病。幸得马叙伦之子、中共党员马克强帮助，将他送入法国广慈医院治疗，经过半年调理，才逐渐好转。毛一鸣也携子从北京返沪，随金返回甪直休养。直到1927年秋，金家凤才基本痊愈，从而躲过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脱离党组织，开始周旋于国民党各派之间

金家凤虽有幸躲过了“四一二”大屠杀，但蒋介石并没有放过他。1928年初，金家凤幼时的同学钱国培奔回甪直告诉他：“吴县党部已接到缉捕你的密令。”金家凤只得连夜离家，后到上海，住在蔡元培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的家里。这时，蔡元培已受命于国民政府组建大学院，正是缺少人手之际。由蔡元培出面，联合了叶楚伧、邵力子等名人，向国民政府推荐，说金早已与共产党“脱节”。这样，金家凤就跨进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图书馆主任。以后，金家凤又通过邵力子，出任了江苏省民政厅视察，并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当了组织干事。1929年，金家凤还把妻子毛一鸣介绍到江苏省妇女协会，与史良等人一起工作，在整理委员会任常委。

早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开始前，邓演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即纷起反蒋。1928年后，与金家凤很熟悉的早期共产党人陈公博、周佛海等，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以重振国民党左派力量为号召，组织“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护党救国”的名义下，喊出了“打倒独裁者蒋介石”的口号。金家凤被吸引了，重新燃起了“革命”激情，逐步地投进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怀抱。1930年初，金家凤奔走于上海的一些财团之间，为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组织“反蒋联合阵线”募集了30万元经费。接着，金家凤随汪精卫去了北平，出席“反蒋联合阵线”成立大会，并在以后成立的反蒋国民政府中谋得了一“设计委员”的虚职。“反蒋联合阵线”与蒋介石之间爆发了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后因张学良率12万奉军入关援蒋而告失败。阎、冯兵败，汪精卫由晋逃至香港。金家凤与郭泰祺潜回上海法租界藏匿，以后又靠叶楚伧在铁道部谋了个秘书位置，并与国民党人王昆仑合办《民意报》，开始了与国民党孙科派的联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风起云涌的人民抗日浪潮与国民党内的派系混战，蒋、汪“联合执政”，但这时金家凤却得了黄疸性肝炎，病倒在家里养病近一年。

这期间，金家凤回顾往事，觉得自己周旋于各派之间，实际上是被各派利用。此时他清醒地认识到：追随汪精卫，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内，是实现不了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理想的，现实与自己早年的理想，越离越远。

这一时期，金家凤在铁道部任参事、秘书厅主任，有时间静坐下来主编《中国交通之发展及其趋向》。该著作于1937年出版，直至今天仍被一些人当做参考书。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从淞沪登陆，金家凤只得带着全家，随着逃难的人群到了武汉。一路上经常日无餐、夜无宿。船到汉口码头，已无旅店可住。第三天，金家凤巧遇同乡赵启震。在南京时，赵是首都地方法院看守所所长。赵告知，他将陈独秀带来了汉口，并奉命为陈在武昌找了单独的一处房子，仅陈与妻潘兰珍居住。他并说：名义上陈独秀是释放了，实际上是“监督居住”，还得管吃、住。他不同陈一起住，但每天还得去“监管”。赵说院子内有空房，于是就带领金家凤去了陈家。陈独秀听说了金家凤一家的窘境，一口应允。这样，金家凤一家与陈独秀在一个院子里同住了一月有余。

1938年2月，金家凤一家离开武汉到了长沙。陈独秀也被带到四川江津。

在长沙，金家凤设法找党的组织，找到了徐特立。徐特立明确地对他说，你脱了党，现在不可能给你恢复。但他又表示：欢迎你继续跟党走，支持中共，帮助中共，继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

1938年4月至5月间，金家凤到了重庆。刚开始，陈立夫让他到原由汪精卫控制的中央党部，去当图书馆主任。后来，徐恩曾把他安排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当了个委员，在国防部给了他一间办公室，还给了他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经济委员的头衔，让他在那里坐了4个月的班。实际上是软禁了他。因为这时的汪精卫已经外逃，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已经于1939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

在重庆期间，金家凤找到了傅大庆。傅是他在外国语学社时的同学，曾任鲍罗廷的翻译。傅对他说：毛泽东、周恩来都知道你，亦知道你在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投敌后被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的人盯上了。对金家凤提出要见周恩来一事，傅说：“你要见周副主席，恐于你不利，由我中间联系吧。”他嘱金：“站稳个人立场，从行动上作出表现，心照不宣为好！”

加入南京汪伪政权，但“没有做过反对共产党的事”

1940年五六月间，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找到金家凤，说需要有个人到敌后和日本去摸摸情况，问他是否愿去。而中共方面的周恩来也需要人去摸清日共及日本各政党的情况。金通过傅大庆告诉了周恩来，周答复：“是我与张群商量建议的，若你同意，我派傅大庆与你同行。”金家凤认为：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方向上是统一战线，就同意了充当国共双方进入日汪地盘的“无间道”。张群十分欣慰，向他交代：“以自发方式赴沪，去日方工作，以疏离日伪，促成日本民主进步分子在日政变。事实艰难、危险，你若能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事或有济。”张又说：“此一计划，与恩来谈过，他说日共必予支援。”他要金家凤即日准备启程，并说：“我备飞机秘密送你赴港转沪。”周恩来那边，亦由傅大庆转来“严加机密”的口信。为此，金家凤向战地党政委员会递上了一份《自发抗战计划书》，委员长李济深吩咐在党务组备案。金家凤此后便踏上了返沪之路，6月离开重庆，8月才到上海。金家凤到南京后，汪精卫立即指派他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汉奸”这顶帽子就由汪精卫给他戴上了。可是，金家凤却发现，他所住的小洋房，增加了门卫，除日夜值班的保安外，还有日本宪兵。金家凤要外出，不仅要先告知门卫备车，还得经过日本宪兵，再向上申报，获得批准后才可外出。

1941年1月，金家凤随丁默村及翻译杨伟昌访日，拜见日本首相近卫及外相松岗洋右。丁默村并非汪精卫伪政府的主要部长，日方自然不会向他透露内阁与东条英机等主战派在对华战争上的分歧。不久，丁就与翻译返回上海。金家凤则以即将就任的运输公司中方经理的身份，在日继续进行商务访问。他先后接触了日本社会党、劳动党、劳农党等所有在野的、公开的党派，亦接触到了岛田正雄等日共领导人。还有后来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的著名人士如西园寺公一、松本重治、黑田寿男、籐山爱一郎、三木良孝等，都是他在这次访问中认识的。他们向金家凤介绍了日本平民中的反战情绪，特别是反对主战派要求迅速与德意结盟、要求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等方面的势力，正在日益增长。至于政变和起义，目前还谈不上。直到4月初，金家凤才返回上海，不久被任命为由日方控股、中日合资的华中运输公司的中方经理。

金家凤回到上海后，傅大庆约他相见。金家凤汇报了在日本的情况，二人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傅大庆告诉金家凤：自己将北上，以后会有人来与他联系。

1953年被关押、1980年才被平反的吴成方（早期从事情报工作，1939年任上海中央文库直接负责人，平反后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曾说：那一次，我们派了一个人，在国际饭店与金联系，我在远处望着。1982年5月18日，吴成方在给金家凤写的证明材料《关于金家凤的政历情况》，第一句话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金家凤参加南京汪伪政权，但是，他没有做过反对共产党的事。”

1943年夏，金家凤按日军能容忍的“青洪帮”方式和行为，组织了一个“黄教”，实际上是个时事讨论会。讨论会是用新华社和中央社的电讯稿作参考的。每天的电讯稿，是由汪伪特工总部二处处长胡均鹤（1982年8月中共中央给潘汉年案正式平反后，胡均鹤定为行政15级离休干部）及社会部部长丁默村设在上海市的特工电台收录的。每隔几天特工电台就派人送来。金家凤曾叫其长子金庆平去取过一次，还曾让他送信给胡均鹤。看过这些电讯稿后，就由中共地下人员来取走这些电讯稿。金家凤还曾让金庆平去送过一次电讯稿。金庆平将他的见闻连同要他送的材料向中共作了汇报，后经组织上研究决定，金庆平接受了让他监视这个情报点的重要任务。1945年5月，金庆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金大康。

1945年4月，金家凤被日本宪兵逮捕，罪名是“通渝通共”，以后转押到苏州监狱。这是金家凤第三次入狱。在施以各种酷刑——如装在麻袋中摔打及“跪钉板”等之后，东京下令“严加看守”，择日押往日本。

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东条内阁被迫下台。铃本贯太郎上任后，日本方面下令将金家凤交伪南京政府处理。胡均鹤将金家凤押去南京，幽禁了1个月后释放。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后进入香港，受指示“以反革命的态度，打入反动势力，为中共帮忙”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上海中共地下党与苏中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作过多种准备。金家凤说，他获释后不久，新四军方面的人要他迅速撤离至苏北。但还未成行，马叙伦派人要他去策动陈公博、萧叔萱（汪伪军事训练部部长）等向南京周围的新四军与市地下党领导的市民武装投诚，实行抗日反蒋的武装起义。可是，日军投降未几天，萧就被国民党特务机构暗杀了，这个计划就夭折了。金家凤也错过了去苏北的机会。

苏北未去成，金家凤通过关系于1946年初进入了以孟力平为经理的上海通安轮船公司。1947年初，金家凤从通安轮船公司天津分公司、台湾分公司转到香港分公司当经理。

1982年4月5日，潘汉年的重要助手张建良（又名华克之）平反出狱后，在给金家凤写的“证明材料”中说：“日寇占领期间，我一直在上海工作。1945年在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形势转变，内战难免。中央电令潘汉年领导的一部分同志须从上海撤退香港。待我到港后不久，即知道金家凤其人，也知道他关心时事（当时国共两党斗争激烈，他思想左倾），家住九龙弥敦道柯士甸道，家中来往客人较多……党的统战工作是由华南局的连贯、潘汉年负责的，金家凤虽名头不大，但仍被党所注意。我和金家凤接触，是潘汉年授意的。时间稍长，他就知道我是潘汉年领导的。通过联系，了解他的社会活动，并能按时了解各种人士言论等。”

“证明材料”中还说：“金家凤为人，政治倾向是好的。对党的口头汇报，也是真实的。”

金家凤到香港后，很快接到张建良带来的潘汉年的指示：“以反革命的态度，打入反动势力，为中共帮忙。”从那以后，张建良就成了金家的常客，一直维系到1948年11月。后因张忙于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北上，参加首届全国政协会议筹备工作，才由王有道接替他的工作。

金家凤在香港化名为“费君忍”，打着“第三势力”的旗号，汇集“八方来客”。另一位头面人物是孙宝岗。他们出版了一本杂志，也叫《第三势力》。

那时，云集香港的中国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如李济深、王昆仑、王绍鏊、朱蕴山、孙起孟、谭平山、章伯钧、尹致中等，与金家凤都有来往。金家凤后来在广东狱中的“交代材料”与“特赦”后的信件中都说，他曾被李济深任命为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金家凤在“交代材料”中还说，1948年在香港再次与李济深相见时，李对他说：“你的抗日反蒋事迹，我们都知道的。你即使牺牲了，我们也会为你宣传的；你成了灰，我们还相信你的。今后你要和我们合作，我欢迎！共产党实事求是，也会欢迎你的。”新中国宣告成立前，李济深与金家凤都受到了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的邀请，北上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筹备会。金家凤因忙于船务事，临行未果。

张国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也到了香港。他找到了金家凤，并要求金家凤告知中共中央。金家凤告知张建良后，“奉命”今后对张国焘务必要“多加关照”。以后，张国焘又通过他的学生冷君，要金家凤帮助他与香港南风出版社签约出版有关他“创建红军”的著作。张还想与金家凤一起共组新的出版社，以救他生活潦倒之急。金家凤接济了他一些生活费，至于共组出版社的邀约则立即给予了拒绝。此外，金家凤还去南风出版社破坏了张的出书签约。

1950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仁川登陆，迅速占领了朝鲜北部。麦克阿瑟这位“联合国军”司令会否越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连日开会，分析研究对策。金家凤获悉美国政府已授权麦克阿瑟可以（适当地）越过边界“追击”后，连夜直接写信给毛泽东，通过张建良等联系人以最快速度上报。事后，张建良给他送来了一支犀菲利牌金笔，说是毛泽东对他的“嘉奖”。

1953年被广东省公安厅逮捕，1975年被“特赦”出狱。1979年在香港因车祸去世

1952年五六月间，“罗斯陶”轮大修，孟力平借口没钱，写信给自己的同学、时任台湾“交通部部长”的贺衷寒借款。七八月间，台湾派来“专员”，开始谋划将“罗斯陶”轮开往台湾。孟力平在秘密进行中胁持了金家凤，让他参加与台湾派到香港的陈国藩、宋文翰间的谈判。但“罗斯陶”轮船员不愿意去台湾，于11月14日下午7时半抵达广州黄埔港。广东省总工会组织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省总工会主席林锵云讲话，欢迎归来的海员加入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南方日报》于12月20日发表了标题为《“罗斯陶”轮船东孟力平叛变祖国、迫害员工，全体船员为保障人民财产毅然驶轮返国》的新闻。

2007年10月，《广东党史》编辑部访问了“罗斯陶”轮宁培增老船长，发表了长文《踏浪归来献赤诚》。文中提到：“（‘罗斯陶’轮返国）得到原为该船公司香港代表金家凤先生的积极配合……故他功不可没。”

“罗斯陶”轮事件后，金家凤与孟力平两人从此难以相容。他俩以前共同的上级刘××与金家凤见面亦是“面色难看”，金家凤遂萌发了要向上级“说清楚”的想法。后来，他以开展中日贸易为由，向刘提出要向领导汇报。刘拖延了他的请求。一直拖到1953年8月18日，金家凤拟赴日的机票即将到期，刘才通知他“领导准备接见”。金家凤匆匆忙忙只给女儿留了两天的伙食费，怀揣着8000余港元的存折，尾随刘赶往澳门。到了澳门，刘却说“首长不来了”，又把他经珠海送到广州，住进了广东省公安厅的招待所。在招待所里，刘先是请他“学习”，让他等待，一直拖到11月的最后一天，竟突然宣布对他实行逮捕。金家凤从此成了党和人民的“敌人”，住进了看守所。

1958年3月，金家凤在被关押了4年又4个月以后，侦查结束，广东省公安厅把他移交给了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58）粤公审字第974号”文中，最后的处理意见是：

“本应依法提请检察院提起公诉，唯未发现被告在日本投降后有罪恶活动，中国大陆解放后与我方联系虽无功绩，但可说是投靠的表现。‘罗斯陶’投敌案是该公司主人孟力平主持策划一切，罪责主要应由孟来负，故特移请检察院免于起诉。”

然而，该文件送达法院前，广东省公安厅领导在看守所内找金家凤谈了一次话，说明抓他的主要原因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成批的资产阶级分子携带他们的资产，从大陆“叛逃”港台，“镇压以儆效尤”。金家凤除表白他的冤屈外，向领导表示：“服从党和政府，舍弃个人恩怨，决不上诉！”这样，金家凤从广东省公安厅的看守所转到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看守所。

1962年8月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处被告金家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判决。直到1975年底，“文革”已进入尾声，金家凤等人收到了“特赦令”，才算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出狱后的金家凤，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反思。他曾沉痛地对子女说：“回顾我的一生，虽然在名义上曾是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面对人民，我是无罪的。但对两位妻子（金家凤到香港工作后，与第二位妻子杨娜蕙结婚。第一位妻子毛一鸣在‘文革’期间因忍受不了迫害而自缢身亡），六个子女，却欠下了今生还不尽的孽债……”

1979年初，金家凤的赴港申请获得批准。广东省公安厅在给他发了500元人民币后，为他办了离境赴港手续。同年9月11日，金家凤早上离家为生病住院的杨娜蕙送饭时，行至界限街被车撞倒，后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7岁。

9月14日，金家凤追思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香港分社以“中国旅行社”的名义送来了花匾，上面写着“典型尚在”四个大字，以此追思金家凤坎坷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