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政法委副书记:从省级主要领导调整看用人导向

　　有评论认为，这一轮干部变动，是为形成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而进行的通盘谋划，为培养产生今后几十年里党内高层领导力量而作的战略性人事准备。这对于各省、市、自治区在“十二五”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十二五”战略发展目标，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本轮省市高层换届，呈现出若干非常鲜明的特点：更注重基层和群众工作经历；有着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有着更强烈的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大多年富力强、学历高、具有多省工作经历；具备政治家的要求素质等，充分体现了中央用人导向与群众期待的高度统一。

　　本期“特别策划”从省级主要领导调整谈起，揭示德才兼备、群众公认、崇尚实干等选人用人导向和各地选官新风向……

　　此后，我们还将围绕地方换届用人创新和实践难题等进行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从省级主要领导调整看用人导向

　　作者：●文/蔡霞

　　在这一轮调整中，有一些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走到了地方核心岗位，这凸显了执政党对自身执政根基的重视

　　每届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一两年，人们都会注意到地方高层干部密集调动，这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目前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62位主要党政领导人中，有20多位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变动了职务，这一轮干部变动，不仅仅是为了贯彻执行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也是为形成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而进行的通盘谋划，甚至是为培养产生今后几十年里，执政党高层领导力量而作的战略性人事准备。因此，这一轮调整省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特点非常鲜明。

　　选用干部更注重基层和群众工作经历

　　在这轮调整中，有一些长期在基层工作、在群众工作部门的同志走到了省级主要领导岗位上，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新现象。这表明，选人用人不再是机械、片面地重年龄、重学历，而是更注重于干部的工作经历。

　　经过30多年贯彻落实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执政党已经解决了干部队伍年龄断层、青黄不接的问题，干部的学历也有了普遍的提高。目前62位省级干部不仅在年龄上是合理的梯队结构而且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干部的年龄、学历已经不是问题，但是要承担好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任和巩固党执政的基础，更多地需要干部在实际工作经历中形成的能力水平。这种经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长期的基层实际工作经验；二是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角度讲，当前和今后领导干部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如果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光靠书本知识是很难应对现实挑战的。总结干部成长的规律，党中央提出了《关于注重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党政领导机关干部的意见》。实践证明，经历过长期基层磨练出来的干部不仅具有坚强的意志、品格，而且对国情社情民情的认识和把握也更深刻，社会经验和政治智慧更丰富。有了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就能更真实地了解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更真切地感受群众的所思所想，和群众的感情更深厚，做工作就能更好得抓到要害关键处。在这轮调整中，更强调干部的实际工作经历，尤其是选拔经过长期基层磨练而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从这些省级主要干部的工作经历看，他们当中有的从工人、农民干起，有的长期在基层单位、艰苦环境中工作，有的从基层干部到厅局级岗位经历了20多年时间。有的在担任正省级领导之前，在副省级职位上工作时间也至少有10年以上。

　　注重干部的群众工作经历，也是这轮调整中选用干部的一个突出现象。政党来自于社会，政党的根基在社会，政党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在社会，所以政党和群众的关系，决定着政党的命运，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不高度关注争取社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铸就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从长远角度讲，这是决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命运的根本。今天国家快速发展，更需要取得社会各界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执政党把大量的精力和党内优秀人才投入到做群众工作中去，并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成长起一大批被群众所公认、为群众信得过、在群众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凝聚力的政治人物，以他们的人格力量为执政党赢得更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垒筑起执政党更高的政治威信。尤其是在当前，能不能做好群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大局与社会的安定和谐。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党内高层领导干部会议上突出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好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工作，使为群众服务成为社会管理的实质内容，在服务中达到加强社会建设等，这都含有夯实执政基础的意味。所以，这轮有的省级主要领导是从工会、妇联、共青团系统走出来，非但不奇怪，而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过去有一种模糊认识，觉得党的群众工作部门历来不占据权力舞台的中心，所以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干部，一般发展前景不被看好。在这一轮调整中，一些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走到了地方核心岗位，这凸显了执政党对自身执政根基的重视。

　　有着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有着更强烈的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这一批省级党政主要干部大多是1950年代出生的人，有着鲜明的代际特征。他们和新中国一起成长，亲身见证和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所有历程。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的奋斗历程比较熟悉，受党的理想信念和优良传统教育比较扎实；另一方面，他们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受益者、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改革开放给了他们更广阔的人生舞台。由此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自己在亲身经历、真切感受基础上的深刻认识，有着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有着更强烈的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从他们以往的工作看，他们中许多人工作有魄力，勇于面对复杂问题和各种挑战，既敢于碰硬，又非常讲求工作实效。他们在过去厅局、副省的位置上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这些政绩很好地展现了他们的能力水平，是他们走到现在位置上的重要支撑。

　　同时，他们大多有在国外学习考察的经历，有些甚至在国外获得学位。这使得他们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敏锐的创新思维、观察分析问题的时代意识和思想解放的鲜明品格。他们高度重视研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高度重视运用新的知识和工具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呈现出现代政治人才的风格特征。一个很好的例证是，他们高度重视运用互联网，拓展联系群众、沟通群众的新渠道新空间。他们中不少人履新后，即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明确的符合地方实际的工作思路，敢于并善于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从而显示出他们过人的政治才华。

　　具备政治家的要求素质

　　从这轮调整省级党政主要干部的人员情况看，这不是简单地配备省级领导班子，而是以他们都应该成为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来要求的。之所以如此高要求，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中国本身幅员辽阔，我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规模、国土面积、资源储备都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在各自区域范围内经济社会情况本身就相当复杂。所以，省这一级所肩负的不是简单的区域性领导管理职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治理。对省级党政主要领导来说，必须要有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本事。

　　二是，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走过了经济起步和起飞的阶段，进入了中国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全面转型阶段。这个阶段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矛盾错综复杂、并且高度关联交织的时期，也是执政党面临极大风险和挑战的时期。省级主要领导要努力提高统筹兼顾的本事，配套推进各个方面的改革，并要有处置各种突发风险与意外情况的能力。同时，各个省市区的改革发展状况不仅在当前而且在未来都对整个国家具有相当的影响。因此，他们不仅仅是国家政权系统的所谓中层官员，而应该是既能够高瞻远瞩地把握全局、把握长远，又善于不失原则、灵活权变地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复杂问题的政治家。

　　三是，从“木桶短板”原理 和“协调平衡”原理看，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更取决于党和政府能否解决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使这些问题和矛盾不至于成为制约我国未来发展的短板。同时，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社会来说，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区域内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既要承认这一客观规律，但又尽量寻求协调平衡发展的空间，制定与执行引导平衡发展、协调发展的政策。这就要求一个省部级领导像管理整个国家那样去思考和解决本区域内的问题，并且清晰把握本区域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从这几个角度来看，这两年调整省部级主要干部，呈现跨区域流动和上下流动的特点。一些以前在浙江、江苏、上海等东南发达省份工作的领导被调到西南和东北省市区去工作；西南和东北的干部到东部去工作，中央部门的干部下到地方省市区工作。这样的跨区域调动和上下交流，从眼前看，有利于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更好地推进各地的工作；从未来看，有了多地域、多部门工作经历的积累，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情，承担起走上中央领导，肩负领导整个国家发展的执政重任。

　　基本趋势是实现党内干部的代际传承和接替

　　要保证一个政党事业发展的连续性，就需要有政党领导骨干力量的代际传承，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已经经历了好几代的干部更替。实现党的事业代际传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政党的干部队伍朝气蓬勃、新人辈出。这是一个政党富有生命活力、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政党最高层的领袖人物，必须是经过各级岗位长期磨砺而涌现出来的杰出人才，必须要积累相当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也需要经过政党组织长期的培养与考察。这就要求党着眼于长远，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去培养和发现大批年轻干部，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因而，中央制定了《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对县处、厅局到省部级的后备干部培养做了一个整体性的安排。

　　要成长为政党最高层领导集体的成员，省级主要领导岗位的锻炼和磨砺是一个必须经历的关键阶段。事实上，之前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上被选举进入党的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有相当部分是在省级党政主要领导岗位工作了若干年，然后上去的。所以，2009年以来的这一轮调整，担任省级党政主要领导的干部绝大多数出生于1950年后。尤其是2010年以来调整成为省部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是清一色的“50后”，其中还包括4个“60后”的年轻领导干部。从目前的情况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现任的省级党政主要领导中有一些人达到退休年龄，有一些人将进入中央领导层，相信那时还会有新的人事调整，它的基本趋势是实现党内干部的代际传承和接替。

　　中国现任地方主要领导的三大特点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作者：●文/薄智跃

　　自2007年10月十七大结束以来，中国省级领导更替频繁。现任领导呈现三大特点。第一，年轻化。第二，高学历。第三，具有多省经验

　　自从十七大召开以来，大多数省级主要领导都发生了变化。总体看来，现任省级领导有三大特点。

　　第一，年富力强 (表一)。与四年前相比，现任省级领导普遍比较年轻。四年前，省委书记中大多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最年轻的生于1957年。当时31位省委书记，有19位生于四十年代，占总数的61.3%。当时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也有19位生于四十年代，同样占总数的61.3%。现在，省委书记大多都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生于四十年代的只有10位，占总数的32.3%。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湖南省委书记周强都是“60后”。而现任省级政府一把手更是“50后”为主，生于四十年代的只有6位，占总数的19.4%。最年轻的省政府一把手如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也是“60后”。

　　但是，从平均年龄看，现任省级领导比四年前还是大了一些。四年前省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是58.7岁，现任省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是59.7岁。四年前省政府一把手的平均年龄是58.2岁，现任省长的平均年龄是59岁。在今后的两年之内，将有8位省委书记、4位省长、直辖市市长会由于年龄原因而离任。

　　现任省级领导的第二大特点是普遍学历高(表一)。应当指出，四年前省级领导的学历就已经很高了。当时31位省委书记中将近一半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其中8位有硕士学位，4位有博士学位。31位省政府一把手一半以上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其中7位有硕士学位，2位有博士学位。宁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有博士学位，时任陕西省长袁纯清有博士后学历。

　　现任省级领导的学历更上一层楼。31位省委书记中一多半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其中12位有硕士学位，4位有博士学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都有博士学位，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有博士后学历。31位省政府一把手2/3以上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其中8位有硕士学位，3位有博士学位。宁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天津市长黄兴国、青海省长骆惠宁有博士学位。

　　现任省级领导的第三大特点是具有多省工作经验(表二)。应当说，四年前的很多省级领导已经具有多省领导经历。当时31位省委书记中，只有不到30%只有一省的领导经历，11位省委书记有两省的领导经历，10位有三省领导经历，1位有四省的领导经历。如张云川先后在江西、新疆、湖南、河北四个省(自治区)作过领导工作。当时的省政府一把手多省经历比省委书记略有不足。2/3以上的省政府一把手只有一省的领导经历，9位有两省的领导经历，1位有三省的领导经历，没有人有四省的领导经历。王金山是唯一一个有三个省份领导经历的省长，他先后在吉林、浙江、安徽作过领导工作。

　　与四年前相比，现任省级领导的多省经历更加丰富。2007年有9位省委书记有一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降低到7位。2007年有11位省委书记有两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上升到12位。2007年有10位省委书记有三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降低到8位。2007年有一位省委书记有四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上升到4位。张云川、苏荣、卢展工、栗战书都在四个省份担任过领导职务。

　　与四年前相比，现任省级政府一把手的多省经历也大大加强。2007年有2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有一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降低到16位。2007年有9位省级政府一把手有两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上升到10位。2007年有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有三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上升到4位。2007年没有省级政府一把手有四省的领导经历，2011年上升到1位。王三运先后在贵州、四川、福建、安徽四个省份担任过领导职务。

　　总而言之，自十七大以来，省级领导变动频繁。现任领导呈现出年富力强、知识丰富、具有多省领导工作经历的特点。这对于各省、市、自治区在今后的五年中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地方换届与官员选用创新

　　作者：●文/汪玉凯

　　从目前来看，地方换届步伐在加快，换届要调整的领导干部非常多，这些用人导向也会体现在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的调整中省部级领导调整反映中央用人导向

　　新一轮的干部选拔在省部级和地方都已经陆续展开。这两年中央对地方省部级高官的任用和调整，从侧面反映了中央的用人思路或者说用人导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强调坚持执政的公开性、民主性，决策的科学性方面，与过去相比，要求更高。不管是主要部委，还是省级党政一把手，他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互联网影响下，老百姓参政的欲望增强，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的党政干部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坚持公开、透明，构建阳光政府，让老百姓更多参与到干部选用以及政府公共治理的进程中。

　　二是更加注重领导干部的基层经历和对民生的关切。领导干部有基层工作经历，才会更加贴近实际，更加了解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形态，从而能够关注民生，关心民众疾苦。从目前选拔出来的省部级高官的情况来看，他们在这方面都经历过一些考验。

　　三是对领导干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素质与能力要求更高。这要求官员要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要求官员要有宏观战略，要有全局观念，也要求他们要参与过一些重大的决策，这样便于他们更好地执行工作。

　　从目前来看，地方换届步伐在加快，换届要调整的领导干部非常多，这些用人导向也会体现在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的调整中。

　　官员选用机制创新与用人导向

　　如何选人、用人、管人，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近年来，我国的官员选用有很多创新。

　　总的来说，目前各级各地干部选拔任用的改革和实践，其思想源头都在《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近几年来中央对干部任用选拔制度的改革力度加大。2009年12月，中央下发《规划纲要》，对我国未来1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出了全面规划，确定了一系列选拔任用干部的指导思想、规定和方针，比如规范提名权、实施竞争性选举、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等。选人上的一些创新如：

　　一，扩大了提名环节的民主和监督等。以前，很多时候对官员的提名基本上只是一个形式，被提名的官员都是提前安排的；对被提名者，也没有有效的监督。改革后，提名的范围扩大了，提名过程也有了监督机制，这些选官措施和以往相比都是颠覆性的。在很多地方，副局级、处级干部等级别较高的岗位也实行公开招考，官员竞争上岗、民主推荐后进行公示，上岗后还有考察期和反馈机制。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也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2010年7月，公安部、环保部和国土部推行干部选拔改革，首先，局级职位首次公开差额选拔，同时还向社会公开选拔十多个副局级职位，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二，选拔有“德才”和“票数”两条线，票数那条线按照得票高低排序，“德才”的线则看平时德才表现和职位匹配程度排序，而相关部门则重点分析两条线出现差距悬殊的情况。这样的选拔制度改变了以前简单以票取人的情况，是很有创意的选拔机制。

　　三，选拔都坚持了方案、过程和结果的公开性。比如国土部的正局级干部选拔，变过去的一些人推荐，为“四推荐”：一是符合条件的干部进行自我推荐，二是空缺职位所在单位402名干部投票推荐，三是全体146名司局级干部投票推荐，四是对44名现职司局级一把手进行个别谈话推荐，最后根据会议投票推荐、个别谈话推荐情况，确定进入面试范围的预备人选。这样的选拔透明度高，选出的人公认度也高，可以有效减少非议。这些举措对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为这两种体制的改革最核心的就是选人、用人。

　　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就是要选出有坚定信念、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领导干部。具体来说：一是要清正廉洁；二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把重品行落实到干部工作全过程；三是完善从基层公选领导干部方式；四是群众公认是选任干部的重要原则；五是领导干部的政绩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当然，虽然选人用人机制不断创新，但也还存在一些待完善的地方，比如官员腐败、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官商勾结、问题官员“带病提拔”等，其实质都可以归结到选官、用官以及官员管理制度机制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治理官场恶习，禁止跑官、要官，防范买官、卖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与此相关，选人用人过程中如何坚持公平、公正，用好的制度、机制，选出群众公认的好官，也是比较大的问题。目前中央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严格的规定，来防备这些问题的出现，但中国5级政府，800多万公务人员，要真正落实好这些规定，非常不容易。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人民论坛记者杜美丽采访整理)

　　延伸阅读

　　选人标准的演进

　　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他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在革命时代，一大批信仰坚定、勇于献身的优秀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在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中，逐步强大起来，最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解放，建立了新中国。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说，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干部选拔的“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就此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江泽民同志就曾经谈到，“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这种人才竞争是全面的，包括领导人才在内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才，都面临着各种竞争和斗争的检验与考验。”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才选拔与干部选拔具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相互之间开始建立通畅的流动机制。

　　2002年，经过7年的实践，《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颁布，在干部“四化”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部选拔的六大基本条件。2004年《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具有五种能力：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宁夏考察的时候提出，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格外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选拔方面的实践和创新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明确干部选拔的标准创造了条件。习近平同志提出，干部选拔要遵守“六大导向”，即：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这六大导向既是对“四化”标准的发展和丰富，也是对过去几年干部选拔经验的总结和提升。(资料提供：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所长 杨雪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