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中学军校有哪些:联省自治运动史话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近三百年千疮百孔的大厦，在革命党、立宪党和北洋军阀的合力打击下，轰然倒塌；与之相伴随的，是数千年帝制秩序的解体。从此，中国政治走进了一个貌似新旧更替实则充满变数的混沌时代。

革命爆发之初，响应武昌起义的十几个省份，仿照美国独立战争后十三州会议的形式，派代表在上海 召开联合会议（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讨论组织一个共和制的统一国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为了尽快结束对清军的战争，临时政府与掌握清朝廷命脉的北洋军首领袁世凯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北洋军赞同共和，清王室和平退位，而孙中山将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于是，在清帝退位两天后，2月14日，由17个省选派的正式代表组成的南京临时参议院，改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然，让一个军阀来统领共和国是一件放心不下的事，为此，临时参议院历时32天，制定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的核心，是规定一个严格限制总统权力的责任内阁制，要求总统在任命内阁总理国务委员等重要官吏时，必须先行正式提交参议院同意；总统公布法律命令时，必须经由内阁总理国务委员副署；并且，总统不可以解散国会。这是一种专门针对袁世凯个人的立法意图，这样立法的临时参议院，主要由一些革命派和立宪派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热心希望共和宪政的实现，却又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对共和宪政没有追求的实力人物手中，因此刻意“对人立法”，希望用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约法，来抑制袁世凯的野心，逼他走上共和宪政的轨道。

然而，在一个有名无实的“民国”，神圣如宪法，也只是一些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它无法成为收服统治者的牢笼。关于这一点，在袁世凯上任3个月后就得到了事实证明，而这个事实，便是唐绍仪内阁的垮台。

唐绍仪是约法生效后第一任内阁总理，他与袁世凯有20年交情，又同情革命党，且于清帝退位后加入同盟会，所以被双方推戴。袁世凯原以为唐与自己私交深厚，必能服从调度，不料唐绍仪是个有操守的君子，公私分明，不肯作走狗，出任总理后对于总统的行为，处处不肯放松，有时还与总统当面力争，以至于袁世凯的侍从武官看见唐氏来到，每每私相议论，说“今日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 袁世凯起初还能容忍，但不久在任命直隶都督的问题上，两人不欢而散。当时直省议会公举革命党要人王芝祥为都督，唐绍仪赞成此议，陈请于袁世凯，袁知王芝祥是革命党用来监视自己的棋子，乃口头上应许，暗地里运动直省军界反对，然后以军界反对为口实另委王氏到南京遣散军队。唐绍仪对于王芝祥的委任状拒绝副署，袁世凯不顾总理反对，竟将不曾副署的委任状发下去，唐氏得知后即刻提出辞呈，不告而去，其他阁员也联袂辞职，第一任内阁就此散伙。这是民国元年6月的事，是袁世凯第一次使用北洋军阀的武力抵制约法上的钳制。

唐绍仪内阁倒台后，继任的陆征祥内阁赵秉钧内阁非常乖巧听话，所谓国务院，基本上成了总统府的秘书厅，所有国务员都惟总统之命是从。但袁世凯并不轻松，因为有一个信仰政党政治的宋教仁，为了发扬责任内阁制的精神，在那里奋力造党。宋教仁认为，约法上的责任内阁制之所以不发生作用，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政党作为后盾；必须由国会多数党组阁，才能避免内阁沦为独裁者的工具。当时正值第一届国会选举，各种各样的政党如雨后春笋数不胜数，不过考察这些党派的政纲及历史渊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从革命派的同盟会分化演变而来；另一类从立宪派的宪友会分化演变而来。宋教仁充分展布他的政治才能，以同盟会为主干，对第一类中最重要的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进行合并改组，同时联合以蔡锷为骨干的统一共和党，组成了声势强大的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踌躇满志，以预备组阁者身份到处发表演说，就国家政治尽情发挥。但袁世凯连唐绍仪那样的老朋友都不能容忍，又怎能容忍被他目为暴民的宋教仁来组阁？于是在1913年3月20日的沪宁车站，宋教仁先生遇刺身亡，这便是举国震惊的“宋案”。

宋案的直接结果，是“二次革命”发生。这次革命是由国民党的激进派孙中山、李烈均等人极力主张而发动的。国会中的另一个大党――由立宪派演变整合而形成的进步党，以及国民党内的温和派，都不主张武力倒袁；而民心厌乱，社会舆论多视讨袁为革命党的无故捣乱，因此“二次革命”很快归于失败。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袁世凯更加肆无忌惮，而国会里用来监督袁世凯的国民党，因为宋案的发生变得四分五裂，国会的重心移到进步党。进步党是旧立宪派名流集中的渊薮，他们也是有政治理想的，也希望将北洋军阀的旧势力引导上宪政轨道，但是，以温和稳健著称的进步党，并不比激进的国民党更能有所作为，它对袁世凯处处迁就，容忍甚至是配合袁世凯在专制集权的路上大步前进。1913年10月，国会制定通过总统选举法，议员们在威逼恐吓与饥饿中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正式总统；11月，袁世凯宣布解散国民党，开除国民党的国会议员，使国会陷于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的境地；次年1月，袁世凯干脆宣布解散国会，使进步党也失去了政治活动的场所。

摆脱了国会与政党的羁绊后，袁世凯接着组织一个御用的“约法会议”，对《临时约法》进行改造，废除了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采用所谓总统制，把总统权力规定的无限大；1914年12月，“约法会议”又修改上年国会制定的总统选举法，将总统任期改为10年，可以无限连任，同时规定总统有权推荐接班人。至此，袁世凯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已经成为“一国之主”；他还可以让他的儿子世袭权位――如果他愿意的话

走到了这一步的袁世凯，若能如魏主曹操那样，有一点忍性，就此打住，那么“中华民国”或许还能在他的总统专制下苟全。但他非要做一个黄袍加身的独裁者，非要将国家民族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非要让自己领略一下被他逼退的清王室曾经领略过的痛苦。

现在我们回看民国建立以后到1920年这段历史，虽然线索繁多事件无数，但主线是清楚的――这段历史，主要是围绕《临时约法》而展开的、北洋军阀与革命党的对角戏，中间夹着立宪党人依违于两者之间。革命党因为没有自己的武力，在与北洋军阀斗争时每每处于下风，因此当屡次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改弦易辙，想方设法造就自己的武力，壮大自己的政党。到1928年，拥有了可靠军队并经过改组了的国民党，在拥有底层被压迫民众的共产党配合下，终于北伐成功，打败了宿敌北洋军阀，为中国政治另开了一个局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武力统一的任务压倒了共和宪政的议程。

同革命党人一样屡屡遭受失败的立宪党人，以及革命党的温和派，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们没有培植自己的武力，也排斥俄国式的激进革命。在统一的无望当中，他们设法依托南北分裂后崛起的一地方小军阀，以及地方社会力量，开始了一场以联邦主义和省宪自治为核心的“联省自治”运动――以这样的方式，延续着他们自清末以来对宪政主义的追求。

学理上的联省自治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第二，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组织联邦制的中央政府，如此，既便于弘扬民主法治，消解军阀势力，又可以解决南北之争，完成国家统一。这个理论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的推崇，比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熊希龄、范源廉、汪大燮、孙宝崎、王芝祥、钱能训、谷钟秀、林长民、张耀曾、褚辅成、章士钊、张东荪、胡适、朱经农、丁世峄、李剑农、蒋方震、王正廷、王宠惠、张继、曹亚伯。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其中有许多人，便是旧国会中的进步党人和国民党温和派，或者说，从前立宪派和后来国民党的非左派，基本上都跑到联省自治的行列中来了，其中最著名的如梁启超。作为清末立宪派领袖，后来又成为进步党领袖研究系领袖的梁启超，曾经是一个标准的中央集权论者，当民国初年戴季陶章士钊鼓吹联邦主义时，梁氏大骂联邦论是封建土司思想。他相信一个国家要由一种中坚力量来维持，因此设法与北洋军阀相结合，希望去引导他们改良他们，第一次想改良袁世凯没有成功，后来又想改良段祺瑞，为了助段氏打击政敌甚至支持督军团干宪。然而，北洋军阀不但未能成为国家的中坚，反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经段氏改造后的国会，更成为皖直两系官僚政客的俱乐部（新国会俗称“安福国会”，选举形同指派，研究系仅得20多个席位），梁氏及其党人再一次被抛弃。至此，梁启超对北洋军阀及其武力中心主义失去信仰，转而致力于联省自治运动。我们从梁启超的转变，可以看出许多类似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随时局而演变的轨迹。

联省自治之说兴起后，马上得到一些地方实力派支持。这些游离于南北大军阀之外的地方小军阀，为了取得割据的合法性，同时为了借重地方社会力量和舆论支持以抵御大军阀吞并，极力附和联治理论，从而使这个理论得以在实际中运用，成为一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社会政治运动。

联省自治运动有一个值得注意却常被忽视的方面，即它动员了相当一部分社会力量参与。立宪派本身是有社会基础的，它的基础是绅士阶级。立宪派温和稳健、维护既有权威、不轻易诉诸武力等等特性，体现的是作为有产者的绅士阶级的政治立场；而以地方权力为主体构建政治秩序的省宪自治方案，十分有利于大小绅士参与政治扩张权力，因此，绅士阶级实际上是联省自治运动的中坚。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普遍接受民治主义和平民政治思想的知识界，以及许多公民团体，看到民国以来军阀政府一败涂地的政绩，以及官僚政客许多的无耻行径，深感失望，也自觉加入到联治运动的潮流中来，期待唤起平民的政治觉悟，通过人民的自治，自下而上地改良国家政治；而最普通的人民，基于摆脱战祸保护家园的朴素情感，对于排斥外来军阀以本省人治理本省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愿意认同。所以，联省自治不是一场简单的小军阀的割据运动，它还包含着各阶层人民追求和平民主，进行自决自救的一面。

1915年8月，为袁世凯当皇帝摇旗呐喊的筹安会登上历史舞台，帝制运动公开进行；与此同时，反对帝制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党的激进派、温和派、被袁世凯玩弄抛弃成为政治失业者的进步党人，很快走到了一起，形成反袁的政治联合；在北洋派内部，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有势力的军阀官僚，怀着有朝一日自己当总统的心思，也对帝制运动消极抵制；一般民众，看到一向稳健的进步党人积极反袁，不再认为这是革命党的捣乱，况且袁氏数年来的统治已令他们由拥戴而转为厌恶愤恨。如此弥漫国中的反袁气氛，最终成就了一个再造共和的英雄――护国军领袖蔡锷。1915年12月23日，袁世凯准备登基之前，蔡锷在云南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于两天内取消帝制，否则挥戈相向。袁世凯如所有利令智昏的独裁者一样，错过了这最后的机会，于是护国军发动，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于四面楚歌中不但同意取消帝制，还同意恢复责任内阁制，自己只做虚位的总统，然而他的部属冯国璋，扮演着袁氏当年对清廷的逼宫角色，并不给他退回来当总统的机会。一世枭雄穷途末路，不几日便羞愤成疾，气绝身亡。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中华民国国体得以保全，《临时约法》以及根据约法产生的国会，经过一番周折后也得以恢复。然而，内阁总理段祺瑞受不了这个有着许多国民党人和异己分子的国会，一定要将它改造，由此就生出许多的纷争和乱事，闹得乌烟瘴气，最终闹出一个护法运动和南北分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