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图:文革：陈毅落难石家庄

 文革：陈毅落难石家庄         每当我路过香山知松园，看到镌刻在那块巨大石碑上的陈毅元帅的题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便情不自禁地缅怀起这位青松般高洁的人物。        1970 年初夏，“文革”乱到极点的社会秩序开始少有好转，我奉调从西宁新华社青海分社来到石家庄新华社河北分社。平心而论，我对石家庄这个城市兴趣不大，这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既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古老而有特色的建筑物，连条一般城市常有的河流也没有，除了白求恩墓之外，简直找不到像样的名胜古迹，让人感到缺少历史的积淀和韵味。但我一到河北分社，一位同事便告诉我，陈老总如今也在石家庄，被下放到石家庄车辆厂。这个消息倒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对石家庄似乎也刮目相看了。        记得是 1968 年春天，在新华总社举办的各分社部分工作人员“学习班”上，军管小组曾经批判“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谭震林等革命元老，但不知为什么，尽管他们骂得唇干舌燥，这些老革命非但未被批倒批臭，名声反而越批越清扬，这恐怕是那些“四人帮”们始料不及的吧！        新闻记者的耳朵长，消息灵通，就在我们的“学习班”上，所谓的“二月逆流”的真相已从各种渠道传来，加之人们善于从当时流传的《红卫兵小报》上所载奇文，作反说正解，几乎什么“机密”也保不住的。大家终于明白了：所谓的“二月逆流”究竟是咋回事。原来是，在 1967 年 2 月间，陈老总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叶帅、徐帅、聂帅，还有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在怀仁堂和京西宾馆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劣迹，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和极大的不理解。他们反对打倒一大片老干部；反对停工停产“闹革命”；反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反对“弄了一批不懂事的娃娃打头阵”，对老干部、知识分子实行打砸抢，往死里整。他们实在不能容忍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指使红卫兵，把凡是真、善、美的事物，统统置于摧毁之列，把好端端一个国家搞得乌七八糟，天下大乱，大好江山搞得满目疮痍。他们舍得一身剐，站出来说话了！特别是让林彪、江青之流听了跳起来的是，陈老总竟旧话重提，说“延安整风”是整人不择手段的左的风源；还提到应该接受斯大林种种倒行逆施的教训等最敏感的问题，被当时一些红得发紫的秀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一伙加油添醋，肆意挑拨，报到毛主席那里，于是“二月逆流”被铁板定案。陈老总被诬为这场所谓“逆流”的“黑干将”、“黑司令”。当我们离开“学习班”之后，又听说，在党的“九大”期间，上海的黑秀才又搞了个什么《陈毅黑话录》，于会间广为散发，结果陈毅被排挤出政治局，只保留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头衔。这位曾经统帅百万雄兵，威震敌胆的元帅，于 1969 年 10 月，以“一级战备”为名，被发配到石家庄一家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我到石家庄几天后，曾骑车来到市区西部陈老总的住地——桥西烈士陵园隔壁的“小白楼”招待所，当然无缘与他相见，只在门前漫步徘徊多时，却根本不见什么“小白楼”，而是个灰砖平房组成的破败的院子，院内杂草丛生，树木零落，据说原先是一处弃而不用的幼儿园。我在墙外伫立良久，怅然而返。心想，我们敬爱的陈老总确实是被发配流放，削职为民了。        从“文革”之后的揭秘档案中和出版的书报上，更使我逐渐醒悟到，陈老总本来是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南海的，条件是对“文革”少发议论，甚至不要开口。这是祸国殃民的江青曾一而再地示意过的。但陈老总根本不听这一套，而是反其道而行，他曾在一些场合表过态：“都快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说，更待何时！”也曾义愤填膺地说过：“那么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被整死了，自杀了，再不说话，老是哼哼哈哈，我这个共产党员便一个铜子也不值！”在一次会上，他还说过：“‘八大’政治报告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是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怎能叫刘少奇一人负责？”就是毛泽东在场，他也照说不误，比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仗势欺人，指着鼻子训斥刘少奇，声色俱厉地骂他镇压了革命小将，让他到清华大学当众检讨。此时此刻会场上噤若寒蝉，而陈老总却开口了：“我觉得这样做不妥。派工作组是当时的困难局面造成的。他去清华，下不来台怎么办？回不来怎么办？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有错误可以在我们这个会上批评嘛！”几句话说得会场鸦雀无声，许多人都为陈老总的命运捏着一把汗，为他担着一份心。而陈老总初衷不改，该说什么照样说。他又对归国留学生说：“把朱老总说成是大军阀，把贺龙同志说成是大土匪，这是给共产党的脸上抹黑！”“给对外使节戴高帽子，要他们在外国人面前弯腰撅屁股，这是伤害我们国家的尊严！这种在全世界面前出丑的事，我当一天外交部长就不能答应！”……陈老总这些不顾个人安危、掷地有声、正气凛然的话都被记录在案，不知感动和教育了多少心有良知的国人，也气得江青之流跳起来，自然也埋伏了他个人多舛不幸的命运。        当陈老总到达石家庄车辆厂之前，厂军管小组曾接到河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大意是：陈毅要到你厂调研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你们要向大家讲清楚，此人一贯反对毛主席，是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人物，他参加党的“九大”，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的，他来后，厂里可为他安排一个办公室，一周上三个半天的班，与工人一起参加活动……        有一天，陈老总穿一身蓝色的干部装来上班了，他到车间与工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喝着工人递过来的搪瓷茶缸大碗茶，与工人们谈笑风生。人心是杆秤，不论上边怎么指示，工人们对老总还是亲热的。老总通过谈家常，了解工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班组会上，大家爱听他的发言，总是忘记“他讲话不要鼓掌”的上级指示，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开头，有的工人称呼老总为首长，他马上制止，“不要这样叫，我是一个老兵，叫我陈同志或老陈，不是挺好吗？”        那会儿时兴毛主席指示贯彻执行不过夜，我们分社女记者韩舞燕去这家工厂了解有关情况，有幸见到陈老总。只见他坐在小会议室的角落里，只抽烟，不发言，但小韩觉得老总那张脸还像从前一样威仪俨然。厂里有位刘师傅也曾对我说过：“陈老总的处境虽然有了这样大的变化，但他襟怀坦白，感人的真诚没有变。”老刘还说：“我与他说话很投缘。有一次老总问我：‘在厂里，你是哪一派呀？’我说：‘我是比较保守的那一派，保皇派。’老总接上说：‘我也是保皇派，最大的保皇派。’说完嗨嗨地笑起来。记得老总还说过：“我总认为，如果中央有人犯了错误，领导层用开会的形式，也可以解决嘛！为什么非要搞这么一场运动呢？实在不理解。”        我到石家庄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采访全省先进单位――正定县三角村生产大队。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小刘曾对我谈起陈老总到三角村参观的事，令我感慨良多。他对我说：“陈老总那次来，是我接待的，可以把全过程讲给你听听。”        有天上午，村前来了一辆灰色小汽车，最先下来的是张茜同志，她微笑着对大伙儿说：“陈老总向大家学习来啦！”她这一说倒把我的脸说得火辣辣的，因为我们中间，除大队领导外，县上领导一个也没有，我算是最大的‘干部’啦。接着陈老总也笑眯眯地下车了，我觉得老总的脸色不算好，不像照片上那么精神了，车上只有一名司机，连个警卫员也没有。我们把他们请到大队会议室，没有准备烟茶，只有大碗白开水。对这种接待规格，陈老总并不介意，依然说说笑笑，挺和蔼的。我抽的烟是两角六分钱的上海“飞马牌”，想敬老总一支又不好意思，倒是老总先开口了：“小同志，你抽的是什么烟呀？”一句话使我明白过来，老总大概没带烟，赶紧给他敬了一支“飞马牌”。老总接过烟，又掏出一元钱，请队里人到村供销社去买烟，买来的是郑州出产的两盒“前门牌”烟，他给在座每个人递了一支。他的表情挺亲切，说的四川话大家也能听懂。记得他还就近到庄稼地看了看，走访了几户社员，我们也没给社员介绍他是谁，他看到解放这么多年，群众生活依然很苦，心中不是滋味，这从他紧锁的眉头可以看出来。        石家庄地区的赞皇县位于太行山麓，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晋冀鲁豫地区129师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战斗的地方。陈老总来到这里，像旧地重游似的，处处有战友的足迹。我在赞皇县听说，当地领导对于陈老总并不管“接待要低规格”那一套，使他感到宾至如归。赞皇县出产的大红枣，肉厚香甜，远近闻名，县里要送他几斤，老总一定要自己掏钱。消息传到省里，不料那位“文革”初期奉命接管北京市委，后来成为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北王”大发雷霆，说什么“他陈毅下来是接受改造的，下乡去买的什么土特产呀！”有人对我谈起这件事，使我想起“龙困沙滩，虎落平阳”的故事，心想省里这位领导也是个老革命了，假如还有点正义和良知的话，对当年这位叱咤风云，为党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的目前处境，即便不能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明打明地加以保护，也该在暗中给予同情和关爱吧，怎可火上加油，相煎太急呢？可惜他只唯上，不唯真，向轻点说，也许是缺少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吧，嗟乎悲夫！        平山县的干部告诉我，陈老总到石家庄后，第一次下乡是到西柏坡。在那里，他没有受到冷落，没有尝到世态炎凉的滋味，使他心里暖烘烘的。他见到村干部像见了亲人，与他们一起吃了庄稼人的饭，喝了庄稼人的酒，像“少小离家老大回”那样。他好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也许是因为多喝了几杯，话也多起来，他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哪！”嘴角却有几分不易察觉的轻蔑，一位上岁数的村干部应对道：“你陈老总是甚样人，谁不知道呀！你可是有大功劳的人哪！”当陈老总返回石家庄时，刚走出村口，就被在田间劳动的乡亲们认出来了，大家把他围起来，每个人都想对他说几句话，恋恋不舍地目送他的汽车转过山脚。        夫人张茜在石家庄制药厂劳动，她回到住地还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加之精神压抑，身体愈加羸弱，强打精神支撑这个“家”。当她要拆洗被褥、床单这些大件时，老总也来打打下手，可惜没人把当时这些“景观”拍摄下来。        陈老总这一生，多次被贬，多次蒙冤，所受诬陷和冷遇数不清，但每次都不能把他打趴下，而且越战越强，百炼成钢。在北京，在副总理、外交部长的岗位上，繁重的工作任务，使他忙得喘不过气来，恨不能把一天变成48小时。而在石家庄，鬼也不上门，电话铃声难得听到，文件也看不上。他有时拿出几本唐诗宋词来翻翻，在走廊上走走，听墙外凌厉的寒风，看窗外萧疏的云树，哼几句年轻时爱唱的歌，比如《马赛曲》什么的，以寄托青年时代的雄心壮志。而此时此刻，这位有胆有识有战略眼光的元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变得孤陋寡闻。虽少言寡语，却忧心忡忡。大家知道，陈老总爱好诗词，爱读也爱写。在石家庄那些日子，他偶尔也吟咏自己过去写过的诗，比如那首《赠同志》：“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能有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去绽春蕾。”还有那首“文革”初期写的：“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这些诗穿过岁月风尘，包涵着无穷的追忆、沧桑和感慨，都是他喜欢温故而知新的。        尽管陈老总一生中受过多次大的打击，但他无怨无悔，宁愿承担自己光明磊落的言行所造成的一切不应有的后果。如今他似乎已经抛弃了一切个人崇拜和尊崇，放弃了一切权势和荣辱，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切本不该接受的命运安排。但他绝不依靠哪方神圣的恩赐，更不屑看谁人的眼色行事，有的只是博大的胸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夜深不寐时，他时刻挂念着他的孩子们，更挂念着少奇、贺龙、陶铸……以及所有共过患难的战友们。如今他们栖身何处？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使他忧心如焚。祖国这条大船何时能端正航向呢？！        在北京，在“文革”中的头两年，陈老总没完没了地被批斗，被“砸烂狗头”，但从不低下他那英雄的头颅。中国共产党要向何处去？这位从来对祖国的命运怀有强烈使命感的人物怎能不霜雪满头，身染沉疴呢？ 1970 年六七月间，他开始腹泻肚痛，有时夜晚痛得醒来。张茜焦急万分，而老总还大咧咧地说：“你愁个啥，会挺过去的！”        1970 年 9 月下旬，陈老总接到要他去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只能带病前往了。未料这位从“桃花源”中来，对上层政治斗争所知甚少的人，又一脚踏进陷阱里。在会上，他被分配到“华北组”，看到有几位不指名的骂狗头军师张春桥，他也气不打一处来，骂上几句；听到有些人在发言中希望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他也随声附和，谁知又“站错了队”，真是动辄得咎，出口就错呀！        政治上的“雪上加霜”，加重了他的病情。当时林彪同伙黄永胜还在台上，他向黄请假回京治病，被黄粗暴地驳回。回石家庄后，度日如年，张茜这才给周恩来写信，周总理指示：尽快回京，径直到301医院。动身那天是 1970 年 10 月 20 日，陈老总从此离开了那个给他留下许多不愉快记忆的石家庄。可是谁知 301 医院当时还被林彪死党控制，他们的政策是：治病要为政治服务，要服从“专案”要求。屡屡告诫医务人员与陈毅划清界限，对他的病采取了敷衍和拖延的卑鄙伎俩。先推拖没有床位，后把癌症诊断为“阑尾炎”，前前后后耽误了整整半年时间。当1971年确诊为结肠癌时，病情已经是晚期，错过了有效的治疗期，周恩来总理虽然采取了多种抢救措施，也回天无力了。        1972 年元月初的一个早晨，天还麻麻亮，有人敲我的门，站在门前的是著名中医大夫蒋伯鸾老人，此人在针灸上有不少绝招，是天津妇孺皆知的“金针大王”。他阴沉着脸，声音有些颤抖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陈老总去世了。”我的头嗡了一下，两人相对无言。这样一件平常的事，说明人心的向背，说明老百姓对陈老总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