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华西肝病:立志了解中国的日本人

    前天晚上我看了白岩松主持的一档节目，嘉宾是加藤嘉一，白岩松一直是我喜欢的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我就看了下去，发现加藤是一个中国通，对其很感兴趣，就了解了一下，非常震惊，其坎坷多难的经历打动了我，而且他要立志研究中国人，“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看报人，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因其有这样一个宏大的理想，我很愿意推荐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传奇人物。

　　他恨社会的不公，但内心依然阳光。——《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家里有一个小一岁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从爷爷开始都是贫困的。
　　出生时，奶奶突然离去。3岁时，自己贪玩，骑车撞上了大卡车，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几处永恒伤疤和右耳的伤残。父亲是运动员，从小锻炼加藤和弟弟。小学10岁时，父亲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别处，住上了大房子。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 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13岁时，父亲被要债，他们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间搬了20多次。
　　后来，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道谈判，让父母全心去挣钱。
　　在每次谈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现过几次危机。但他绝不还手。后来得幸给做翻译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们施压，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14岁时，加藤成为了优秀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14岁后，改练田径，体重下降到56公斤。练习三个月的田径训练后，荣获全国大赛第四名。同时他也参加校棒球队，参加了棒球日本小学生全国棒球大赛。在新学校里，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初二时，参加田径比赛，参加过全国大赛、夏冬的国家青年队集训。初二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下届全国大赛的双冠军。
　　但不幸的是，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出现伤情，致使他难以恢复原来的巅峰状态，于是放弃全国大赛，与同学去澳大利亚毕业旅游，大大开拓了眼界。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点开始送报，骑15公里路上学，放学后到田径场锻炼两小时，再骑15公里路到21点半回家，吃饭，做功课。到24点睡觉，还时时刻刻面对来自黑道的压力。
　　于是，他放弃田径，决定退役。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报复”社会的心态努力学习，三个月后的模拟考试，从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水平（省状元）。但在专注学习的同时，他每天还留给自己90分钟的慢跑时间。而且尽管学习紧张，但送报纸和做翻译工作却是一直坚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为考试担忧，而为家庭担忧。于是，高考第一天送完报后，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声音，决定参加考试。第一场英语迟到15分钟，但做题只花了50分钟，还剩20分钟。考试结果是：语文只都扣在20分的汉字题的20分，数学满分，英语198/200，生物91/100（三选一），世界史满分（三选一）。
　　通过简单的全国统考，参加困难的大学组织的第二轮考试，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大学”。
    此前，他父亲已成功申请破产保护。
　　但避免父母承受过多经济负担，让弟弟妹妹读大学，他决定留学中国，去北京大学。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看报，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这两个月睡得更少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脸的光洁度。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