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网络申请:除了台湾，没有这么老的诗人了

余光中说，我们这辈的诗人啊都还在持续创作，其他地方都没有这么多老人晃来晃去了。是啊，76岁的郑愁予，他的诗歌创作中“达达的马蹄声”依然响着。

上个月，郑愁予从台湾来到广州，参加第五届珠江诗歌节。郑愁予
原名郑文韬，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军人家庭，1949年随家人迁往台湾，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毕业后供职于基隆港务局。20岁时，与诗人纪弦等结识，参与创立台湾现代派诗社。21岁写下《错误》，即成名篇，尤其是最后一句“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只是个过客”，令整个台湾岛一时间“处处传送马蹄之声”。1968年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之邀赴美进修，1970年后先后任教于爱荷华大学与耶鲁大学东亚文学系，2004年自耶鲁大学退休。 　　一本旧书躺在76岁的郑愁予眼前，纸张已泛黄。郑愁予眯起眼睛看了看，露出笑：“就是它。”
书不薄，316页，定价0.82元。这是流沙河编著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在诗歌盛行的八十年代，这本书曾一度红遍大江南北，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杨牧……这些后来耳熟能详的台岛诗人姓名，绝大多数大陆读者都是在这本书里与之第一次相遇。而台湾诗人们后来流传最广的篇章，一是余光中的《乡愁》，二便是郑愁予的《错误》。
“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我不是浪漫主义者
郑愁予21岁写《错误》，“达达的马蹄”已响彻半个世纪。台湾评选“30年来影响台湾的30本书”，他的诗选荣膺其中且是唯一诗集。台岛人民最欢迎作家，电脑票选，他得第一。他笑说都是“错误”：人们公认这是情诗，他一再解释：“达达的马蹄”意象来自抗战期间在祖国各地颠沛流离，一日身后传来轰轰声响，他与母亲慌忙回头，只见战马拉着炮车飞奔而来即刻又不知所踪，烽火连天永久地储存在了少年的记忆里，成为日后写诗时自动涌上心头的句子。人们还公认这便是郑愁予最好的诗句，他也另有心水，20多岁写的那批诗里，他最珍爱《边界酒店》—“他打远道来，清醒喝着酒，窗外是异国，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为乡愁”。
“愁予”二字是自己改的，写诗用的笔名，父亲给他的名字原叫郑文韬。文韬武略，郑家一向是军人出身，郑成功正是他家祖上。祖父辈是清朝世袭的官吏，二伯父做过慈禧太后的御林军，这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项荣誉：不但要文武兼备，还必须相貌堂堂。
父亲郑晓岚则是前三军参谋大学的教育长，后来参加了国民革命，做一个职业军人是他一生的事业。郑文韬生长于这样的家庭，却长成了诗人。
郑愁予：我想这是天性的东西，天性是很难说得清的。比如徐志摩，他家里是做银行业的，父亲是银行家，他到美国念硕士也都念的是银行，从来没读过文学。然而他的天性摆在那儿，他最终要走上这条路。我小时候，家父随军出征，我被寄养在伯父家，也是颠沛流离，辗转了很多地方，山东、河北、湖北，读过很多所小学。但我的文学启蒙是我伯父家的堂哥。堂哥练小楷，手抄了很多三十年代名作家们的散文诗词，我就天天捧着堂哥的手抄本读，新诗最早就是那里看来的。李金发、冯废名、戴望舒，都写得极好。相比前两个戴望舒要逊色一点，他有点功利，不像冯废名那么流畅自然。冯就是可惜写得太少了。还有艾青，那是真的爱国、也是真的诗啊，一读就知道是付出了真感情的。
古典也读。少年时我不爱《红楼》，单爱《水浒》。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最享受的就是《水浒》。其他武侠小说也看，像还珠楼主，李安后来拍的那部《卧虎藏龙》就是他写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是任侠精神，还有一个是“无常观”，这两个都很深地影响了我的创作。
我的名字是从辛弃疾的诗改的，“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也可以说是从《九歌》，“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辛弃疾、《九歌》，都是我的最喜欢、最感动的。对李后主我一直都不感冒，所以人家说我是婉约派、浪漫派，我不承认。我不是浪漫主义者，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少年不识愁滋味，才敢用愁字。那时不懂珍惜，也不晓得离别。
15岁念初中，读的是英国圣公会办的崇德学校。课余，郑愁予和同学去门头沟参观煤矿，回来他写下第一首诗，就叫《矿工》，“当你一出身，上帝就在你手上划下了十字架”。“我像个普罗诗人出身，”郑愁予说，老师称赞他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并把诗推荐到北大校刊上发表。
郑愁予：我有一种能力，富节奏、也能制造意象，老师大为惊奇。受到鼓励之后我一度专找这种题材写，矿工写完写清道夫，清道夫写完写娼妓、水手。但这些诗后来大部分我都丢弃了，只留了几首，不能为写弱势群体而写。
和一般人写作的路径相反，我不是从个人化走向公众，而是从公众走向自身。 “黑名单”诗人
1949年，16岁的郑愁予随家人来到台湾，念新竹中学。当时的台湾正在“白色恐怖”中，政治压力相当大，郑愁予甚至烧掉了之前的诗作，直到两年后才在《野风》上发表来台后第一首诗《老水手》。
1952年，刚刚20出头的郑愁予结识了台湾著名诗人纪弦。纪弦之前看过郑愁予的诗，觉得笔名老气横秋，想象应该是个老前辈。第一次见面，郑愁予顶着学校军训时剃的光头到场，纪弦惊问：“郑愁予，你还是个中学生？”
五十年代初，台岛政治阴云一片，诗坛却一片生机。1953年春天，纪弦召集郑愁予、商禽、林亨泰等一批诗人创办《现代诗》诗刊，宣布成立台湾诗坛现代派。纪弦提出“六大信条”，主旨即“发扬波德莱尔以降”的新诗精神，提倡“横的移植”(指“移植”欧美现代诗风)，反对“纵的继承”，欲写“纯诗”，以知性、纯粹性作为诗的唯一追求。
郑愁予：我到今天还是完全支持纪弦的。（有人说纪弦是浪漫派向现代派转型的诗人，他希望创造超越时空、历史、意识形态的纯诗，但他骨子里还是独善其身又忍不住要兼济天下的传统人格，令他的诗不可能恪守在他想要的真空之内？）纪弦的这个追求没有错。诗人很复杂，一般他有一种主张，但他会写很多类型的诗。除非像济慈，太年轻就死了，只出一本诗集。
但郑愁予和纪弦又不一样。要论诗承，如他们自己所言，纪弦承波德莱尔等人，是洋派，郑愁予却怀有古典的趣味和古典的无常观。“谈到艺术、人生，我心里根本是‘空’，没有成见，什么都可以进来。有些诗人自有主张，颇具‘伟大感’，我是每一种风格都能喜欢。有些诗谈不上什么风格，即使是乱搞，搞得好我也喜欢。”
与其说支持六大信条，不如说支持纪弦这个人。《现代诗》第一次出诗集，印了1600本，全部卖完，几个人喝酒庆功，纪弦开心地说你看台湾居然有1600个人读诗。郑愁予说：“诗歌就是这样子的，全世界哪里都一样，永远只有一小撮人读诗。但读诗的人也是死不了（die hard）的。”
1968年，35岁的郑愁予接到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赴美进修。
郑愁予：我去那年这个计划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就是聂华苓和她的先生、诗人安格尔办的，台湾很多作家都去读了学位，余光中、叶维廉、杨牧、白先勇，等等，都从那儿读了硕士再去教书，叶维廉和杨牧还读了博士。我在爱荷华呆了五年多，硕士念艺术，博士新闻班，做毕业论文时去了耶鲁，那是1973年，后来就在耶鲁任教了，东亚文学系，一教教了三十年。耶鲁最好的就是图书馆，我太太就在图书馆工作，我俩上下班都是一起。她年轻时候也写诗，嫁给我之后，就没再写了(笑)。
我出国时，陈映真本来应该和我一起去的，他没去成。那年邀请的人有两个没来，一个是捷克的哈维尔，他逃到地下去了，一个就是陈映真，发邀请时他还没被抓，但到我出发时他已经被抓起来了。我写了一首诗给他，叫《赠一位同年游美的旧友》。左派也好，右派也好，我始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个立场永远不会改变。
但是后来，台湾也吊销了我的护照，因为保钓事件。我是爱荷华的保钓会主席。那是1970年左右，美国要把琉球群岛送给日本，钓鱼岛也一起送，我们在美的留学生都很愤怒。到了71年初，美国的台湾、香港留学生联合起来游行，呼吁台湾政府保卫钓鱼岛列岛。结果政府那边避重就轻，禁止学生游行运动，把很多人打上了黑名单，我的护照也被吊销了。
有十年我没发表过诗，就是从去美国直到1979年。不是不写，而是没寄东西去发表。发生了钓鱼岛事件，内心引起了很大的矛盾、冲激，到底国家应该怎样，文学应该怎样，怎样才符合全中国人的利益？诗可以不发表，但不能停止写。我随时写，先放一边也好。 随身携带的故乡
退休之后，郑愁予夫妇回到台湾，还把户籍落到了金门。小岛金门街巷淳朴，四季花木扶疏。从金门坐船到厦门只要50分钟，之后飞哪都可以，香港、北京、西安、青海，这样方便夫妇俩去各地参加一些诗歌活动和讲学。几年来老诗人走了不少地方。
耶鲁仍保留着他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三十多年宁静的教书生活，郑愁予在东亚系讲鲁迅小说，上课认真负责。课余爱好登山，精通击剑，开一辆厢型车。“耶鲁已经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了。”耶鲁，也是他们小小的寂寞城。
诗人很少在故乡写诗，郑愁予说：“我的故乡是protable（可携带的）。”他很同意杨牧的说法，即有张桌子的地方就可以写诗。文化在血液中流淌，跟着人走。“我是个完完整整的中国人，完全地融入中华的文化。尽管写出来有西方的技巧、潮流的考虑，但对中国文字一定是不放松的。”
同在耶鲁，他和傅汉斯、张充和夫妇非常接近，说到张充和唱昆曲，感叹现在如她这般修养的人越来越少。余英时也曾在耶鲁教书，郑愁予认为余“研究的是儒家思想，但本人是道家的性情”，无意于仕途，写旧体诗、练书法、下围棋、喝茶、唱戏。
郑愁予：80年代开始和大陆的交往就比较多了。那时大陆刚刚开放，也是通过爱荷华计划，一批批作家、诗人来到美国。艾青、王蒙、卞之琳、徐迟都到我家做过客的，沈从文到耶鲁来，我还对他做过录音访问。
81年我们在美国教书的有几个人，好像是8个，收到邀请回了一趟大陆。那是1949年之后我第一次回去。今非昔比。不是现代化不现代化的问题，整个生活态度、人情都不一样了。49年前我也住北京，那时的老北平，居民生活在天子脚下，但对外面来的人，都抱着一种特别尊敬的感情，同时呢，又非常有幽默感，那种温暖的民风让人怀念。81年我回去的时候，北京不是这样的了，现在当然就更不是了，北京已变成了一个国际大都市，大家越来越有竞争性，过去的悠闲不见了，这也是普遍现象，但是这样的北京和纽约有什么区别呢。
我最喜欢的北京的城墙也快被拆光了。小时候，我们在城墙上散步，从北塔那儿往城里看下去，整个城在中轴线上，满城都是树，鸭子在护城河里戏水，那番美景。81年那趟在大陆一共走了两个礼拜，去了11个城市。临走的时候在北京机场我痛哭出声，不仅是因为童年的记忆不在了。知道北京城墙被拆，我们在海外的人都非常伤感。它不仅是一个古物没保存下来这样一件事，它是被自己人摧毁了，这太叫人难过了。我后来为此写了一组诗，叫《烟云题》，写了十多个版，但发表时已经删成短诗了。
现在我诗还是写得不少的，但基本上不发了。台湾现在的报纸上发的诗啊，我不想自己的诗和他们放一起。汶川地震我写了很长的诗，唐山、台湾、汶川，三场大地震，我放在一起写了，地球也要成长，人类要经历磨难。后来汶川地震在北京有个募捐会，我把台湾部分拿掉上去朗诵了。
余光中说，我们这辈的诗人啊都还在持续创作，其他地方都没有这么多老人晃来晃去了。是啊，除了台湾，没有这么老的诗人了。我把老年诗人都统计过，美国写最久的是罗伯特·弗罗斯特，79岁，跟我现在差不多，余光中现在的年龄都比他大了。中国最老的诗人是陆游，活到了86岁，临终还写了“家祭无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