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杰出校友:【见识史可法的“绝命书”手卷】

     史公的绝命书字体沉雄豪放，全文如下：

恭候

　　太太

　　杨太太

　　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大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

　　                                            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我充其量属收藏书画的爱好者，也根本没去想拨云去雾，欣赏和思考罢了。真伪都不是我该去知道的。极其珍贵的东西不奢望多追其根缘，只是亲历过和展现出就足以，公司的头儿曾说过，收藏是人的第五需求，想有道理。藏家代表称该长卷到手后一直深藏不露，戒保严管。国富藏强，说最近，XX拍卖公司约谈的出价的是近9位数人民币，这意向的竞拍，是说明它的价值空间吗？

    国内收藏者手中的“绝命书”究竟是真是伪？这些“绝命书”与流传至美国、日本的“绝命书”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几多的“绝命书”长卷出现世间？看起来，存世的所谓“史可法绝命书“长卷远远不止一件。而据史载，史可法的五封“遗书”他曾重写过一遍，也即有“复本”存世的可能；但那封“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的著名“绝命书”，却只能有一件。 

    百年来，各地出现的“史可法绝命书”不下四五件。可目前真正能拿得出来见面的，就这么一副。本长卷现在的藏家代表老孙是我的多年的老友。

    关于史可法存世墨迹的真伪，专家中历来持有不同意见。《中国美术家大辞典》即录有史可法，称其书法严正，恰如其人。我认为，史可法不是书法家，留下的墨宝不多，这就给后人识别其真伪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长卷分合拍：

    “史可法绝命书”手卷，宽12寸，长229寸。开卷便是青黑色绢底，泥金龙纹镶边的乾隆手书“褒慰忠魂”四个大字，其后依次是，身着朱红袍服的史可法坐像、绝命书、乾隆题诗。然后是刘墉、于敏中、彭元瑞、梁国治、董浩、沈初、陈孝泳、金士松等人步乾隆原韵和诗。 

    著名收藏家谢其章先生写过一篇《“史可法绝命书”之谜》。文章介绍他所知道的“史可法绝命书”手卷，说它宽12寸，长229寸。

    当手里真举着史公的“绝命书”时，我和拍照者都有些抖，照片自然就模糊了，此刻的敬慕之情确实是悠然而生。

    乾隆御笔的字见得不少，所以心态到是正常。最早收藏“史可法绝命书”的是清人彭元瑞。彭元瑞是江西南昌人，乾隆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勤。乾隆称其与蒋士铨为“江右两名士”。他不但藏有史公绝笔，还藏有史公画像。正是由于他把所藏史公遗书连同遗像一起呈献给乾隆皇帝，乾隆才亲题了“褒慰忠魂”四字，复命大臣于敏中等十四人咏和，制成手卷，置于扬州梅花岭史公祠内，并摹镌壁。但是后来，这些原件便流散民间不知所之了。

青黑色绢底，泥金龙纹镶边的乾隆手书:

乾隆173字的题诗如下，一手好字加之当时提写的心境，堪称精品：

    难得仔细欣赏刘墉、于敏中、彭元瑞、梁国治、董浩、沈初、陈孝泳、金士松等人步乾隆原韵和诗，真别说，书法造诣都见功底，全都算得上“著名书法家”。

    宋清各朝代，毛笔是唯一的书写工具，而科考中，书法的优劣甚至决定了考生的命运，那个时代的书法，现代人是超越不了的，科举考试严格说来，也是由无数人参加的书法比赛。

    史可法于崇祯元年（1628）中了进士。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能当进士的书法功力是可想见的。此外史可法纪念馆里的史公绝命书的石刻，镇江博物馆馆藏的由史可法七世裔孙史兆霖摹刻的史公遗像等等，都可用作佐证。

    杨州是个历史很沉甸甸的地方，特别是近代史的史可法抗清，被屠城三日，还有平山堂，是东渡鉴真和尚的出发地，还有杨州八怪......去年，借公出镇江之际，又来扬州城北史可法路南端梅花岭畔，对民族的英雄，崇敬而感慨。如今，能专门来这里瞻仰或拜访的人寥寥无几，几年前朱总理来过，之后就无什么大人物到过了。虽是30度气温，可内心自感有些清凉。 

    史可法（1602--1645），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累官至明南京兵部尚书。明弘光政权，史可法以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扬州。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史可法率扬州军民与围城清兵展开浴血奋战，终因众寡悬殊，城破被俘，不屈被杀。史可法殉难前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意欲与梅花为伴。

    史公殉难后，其义子史德威遂其遗愿，在梅花岭畔建史可法衣冠冢。多少年来，梅花岭畔史公衣冠冢前凭吊者络绎不绝，文人雅士“进墓兴哀”，借凌霜傲雪、一尘不染的梅花盛赞史公的精神。祠墓围墙北侧有两土阜，相传其中一处为老梅花岭，是史可法抗清泣血誓师处。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追谥“忠正”。因此牌坊上题额为“史忠正公墓”。

   史可法绝命书手卷，是史可法遗存于世的难得的手迹，不知可否称为国宝之一。因此有关传说也特别多。此前“绝命书”已有多次发现，且充满了扑朔迷离的色彩。360多年来，史可法这些遗书的下落，尤其是最后一封的存佚与真伪，成了历史之谜。 

    “扬州十日史可法，肝肠寸断绝命书”。为重温那段历史，特别拜读了刘新风所著《枯荣之间—扬州十日》：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欲一举灭亡建都南京的南明朝廷。时任首辅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于4月13日匆奔南京在江北唯一的屏障扬州，加紧部署守城事宜。19日清军云集，扬州已成孤城。敌统帅多铎遣人持书招降。尽管众寡悬殊守城无望，史可法仍昂然道：“吾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

    这日，他在城楼上写了上奏朝廷的遗表，又写了5封遗书：上母亲，留夫人，致亲属，给义子，交多铎。20日多铎又5次派人送书劝降，史可法一概不予拆封，并当着来人投入火中，决心与城共亡。

    21日史可法再次作书与母亲、岳母、夫人诀别，正是这件手卷上的绝命书。22日清军攻城，战至25日豫亲王多铎统十万清兵攻陷扬州，史可法拔刀自刎，血溅征衣，未绝被俘，以身殉国。年44岁。清兵屠城十日，遇难达八十万人。

    小东门，是史可法抗清城破被俘之处...

    史可法公祠，在扬州市城北史可法路南端梅花岭畔，内建史可法衣冠墓。墓前为“史可法纪念馆”，馆内陈列有史可法2米高的塑像和多幅史可法手迹。

    多少年来，梅花岭畔史公衣冠冢前，许多文人雅士“进墓兴哀”，借凌霜傲雪，一尘不染的梅花盛赞史公的崇高精神。

    乾隆三十七年（1772）建祠奉祀，祠和墓相连，通称史公祠，现辟为史可法纪念馆，馆内陈列有史可法 2米高的塑像和多幅史可法手迹，以及其他一些珍贵的文物资料。祠墓的东南尚有桂花厅，牡丹阁，芍药亭等建筑。祠墓围墙北侧有两土阜，相传其中一处为老梅花岭，是史可法抗清泣血誓师处。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追谥“忠正”，因此牌坊上题额为“史忠正公墓”。 

    邵玉健先生在《史可法绝命书蒙难记》中进一步披露，“史可法绝命书” 手卷几经辗转流落，于1939年不可思议地出现在常州厚余镇上一间小字画店里，镇上一瞿姓教员对文物有些研究，一见此手卷，甚为吃惊，他不动声色地出钱买下来。他请了专家鉴定，果是史可法原迹。收藏家中早晚观摩欣赏，视若拱璧，不想此事很快就传了出去。

    瞿氏的后代曾在1983年10月24日的上海《新民晚报》上有署“景止”者发表文章，称“史可法绝命书”手卷曾为他家所藏，是其父抗战初期于常州厚余镇小字画店购得的。文中细微地描述了绝命书手卷的形式和内容，最后谈到手卷的下落：“像父亲这样一个中学教师，拥有如此一件宝贵文物，在那个时代显然使自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当时有个叫岳泰的家住常州的一位汪伪和平军少将师长软硬兼施，硬是要借去一看，借了就赖着不还。瞿先生找他索要，他说已让自己一个名叫曹榜的至亲拿去送给了周佛海，换了一个“专员”的官位，瞿先生气得大病一场，只好作罢了。

    1944年秋，上海江苏路的周佛海公馆突然失火。火灾发生后，周声称他最伤心的是家藏的包括史可法绝命书手卷在内的百余件书画文物均化为灰烬。人们将信将疑。看来，当年周公馆失火是周佛海自知日本快战败，自己末日将临，预先策划借失火的假象，秘密转移了家中的书画文物及金银财宝。当然也不排除失火时，有人趁乱偷走部分书画珍品，几经辗转，流落至海外。

    1943年2月上海出版的《古今》杂志第16期，刊出周佛海的《走火记》，详细记叙了失火经过。周佛海称：房屋这样的身外之物，要烧就烧，有什么留恋？更何用伤感？不过这所房子是有相当历史的，我家里没有什么珍贵的物品，除去日常用具之外，没有什么损失。不过名人字画，却烧了不少，实在是太可惜了。其中最可痛惜的有两件：一是史可法的遗书……。我常常拿出来鉴赏，每次都发生异常的感慨，今后不能再见了。

    以汉奸之眼，看忠烈之书，竟能发出如此感慨，真匪夷所思！周明明是个卖国贼，却珍藏着明末爱国名臣史可法的“绝命书”手迹，令人啼笑皆非。1989年12月《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刊文《西流湾８号：周公馆失火之谜》，该文认定周佛海的《走火记》是自编自演的一场“苦肉计”，周佛海背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在自己控制下的特务系统里另搞一套，被日本情报机关侦察出来并受到监视。因此他策划了“失火”一案，焚毁证据，以保全自己的地位。但是“史可法绝命书”的下落，仍然是个不解之谜。

    时至1983年4月，《参考消息》、《团结报》等相继转引外电外刊的报道：“史可法绝命书在美国旧金山出现，现为一梁姓华侨收藏。最近经旅美名教授、古物鉴定家陈世枋博士考证确认为真迹，据说辗转到美国前，曾一度流落香港。”1993年底海外传出消息：失传已久的史可法绝命书手卷在美国旧金山市重又出现了，系由一名叫作梁廷珍的华裔文物收藏家公开出示于众，引起人们关注。梁氏祖籍广东，喜爱收藏字画文物，他出示的史可法绝命书手卷经专家学者们反复鉴定，确系真迹。至于梁廷珍是如何得到它的，他一直保密，不愿多说。

    当然，也不排除周公馆起火时，有人趁火打劫，抢走了“史可法绝命书”等珍贵的书画文物，以后辗转流落到了美国，但周佛海施诡计的可能性最大。如果周佛海是“故意纵火”，那么“史可法绝命书”一定有可能事先转移，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几十年之后，河清海晏，重新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的旧金山神秘地露面。 

    2004年《中国文物报》又有文章披露，安徽界首1982年曾展出过“史可法绝命书”，收藏者姓袁。袁氏称，绝命书是他祖父于抗战期间，花数百块银洋在京广线上的漯河市火车站附近购买的。可是袁又称(2000年)史可法绝命书因存放不善，已毁于去年的暴雨积水中。前者毁于火，后者毁于水，真是水火无情！

    国内收藏者手中的“绝命书”究竟是真是伪？这些“绝命书”与流传至美国、日本的“绝命书”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几多的“绝命书”长卷出现世间？其间北京上海等地都曾传出发现“史可法绝命书”手卷的消息，不过事后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看起来，存世的所谓“史可法绝命书“长卷远远不止一件。而据史载，史可法的五封“遗书”他曾重写过一遍，也即有“复本”存世的可能；但那封“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的著名“绝命书”，却只能有一件。

    近百年来，各地出现的“史可法绝命书”不下四五件。 

    出现版本1：文载，曾在济南生活过的当代收藏家蒙山人，称收藏了一件“史可法绝命书”。是他多年前在北京逛琉璃厂时，偶识一位国家机关某部干部，干部称藏有一幅明朝爱国将领史可法的家书真迹，并装裱成了长卷。该家书的内容与世间流传的一样：“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据介绍，此长卷是清朝同治之前装裱的，家书前有乾隆真迹“褒慰忠魂”及乾隆173字的长跋真迹，随后裱有清代画家所绘史可法画像，及乾隆年间大学士、状元于敏中和刘墉、彭元瑞等十三个大臣赞美史可法的诗句。

    干部知道蒙山人先生是位收藏世家，有意将长卷转让，但力持少于15000元不出手。结果蒙山人把家藏齐白石真迹《富贵坚固图》及《荷花鸳鸯图》转让给其他收藏家，才换回了长卷。当他把所得长卷拿给雕塑大师刘开渠先生过目时，刘连声说：难得难得，并作《雪山夕照图》相送。以后中国书画社社长，中央美院教授高冠华和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画家孙瑛等都先后在这幅长卷上题诗赞颂。

    出现版本2：在http://hi.baidu.com/史可法绝命书/blog上也有以下的消息：本人收藏“史可法绝命书”一卷，并用手机拍摄下来，在博客可以看到图片。有实力的收藏爱好者有兴趣的话留言，可以看到的图片，找出如下，真是不敢恭维：

    出现版本3：日本的收藏家对中义典，曾向苏州瑞雅轩捐赠其藏展示了一幅“史可法绝命书”长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莫大兴趣。这幅长卷原来收藏在日本伊豆高原艺术馆，长6.55米，宽0.35米，内容由乾隆皇帝题书，史可法绝笔，遗像和历代文人题词组成。收藏者对中义典称，该物已经在其家中收藏了100多年。对于它的真伪，专家态度十分审慎，认可者无几，只有一说是影印件赴北京请著名文物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进行鉴定，“基本确定是真迹。”

    出现版本4：江苏镇江的朱氏，也藏有一份“史可法绝命书”手卷，纸张已受潮发霉，发软破落。据收藏者介绍，其来历可能有二：一说是女婿的姨妈在扬州一家大户人家当女佣，被辞退回乡时主人赠给她的；还有一说是“文革”时女婿的父亲在厂里获得的。收藏者对于自己藏品的来历如此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实属奇怪之至。而当年持有手卷的主人，竟然拿这样珍贵的文物赠送给一个寻常女佣，天方夜谭，不可思议。

    出现版本5：在海峡那边的台湾也曾发现过“史可法绝命书”手卷。台湾的收藏者曾经与扬州有关方面联系过，后来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现在不知下落，专家们也不置可否。

     出现版本6：1993年底，海外传出石破天惊的消息：失传已久的史可法绝命书手卷在美国旧金山出现了，系由名叫梁廷珍的华裔文物收藏家出示于众。经专家（？）鉴定，确为真迹。梁廷珍表示在适当时机，将手卷携带回中国，献给国家。

     出现版本7：四川乐山沙湾一不愿公开姓名的老人，称家中珍藏着祖上留下的史可法《绝命书》手卷。这位老人还自称是郭沫若的至亲，成都画院原院长田旭中（狂草堪称巴蜀第一人）、四川博物馆馆长魏学峰均鉴定为真迹（？），其理由是仅凭手卷的纸张考证，就是400多年前的，现在无法仿冒，令人瞠目。

　　史可法《绝命书》手卷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孰真孰假，扑朔迷离，令人费解。看来，真正揭开谜底，还有待时日。

    史公的书法，留下来的不多。在江苏扬州的史公祠看过墨迹若干，发现各种作品的字体差别很大，有的端秀，有的苍老，有的行楷，有的狂草，若不说明它们都是史公墨迹，很难相信出于一人之手。 

    扬州和苏州的古玩界，历来戏有“扬州刀，苏州片”之说，有少数人复制临摹或造假古代字画的本领出名。如今世间出现了多件“史可法绝命书”长卷，不能不使人想到旧时的古玩商人为了牟利而制造赝品的行径，也不能不期望今天的鉴赏家要格外谨慎。

    各地“史可法绝命书”长卷出现了这么多，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史可法绝命书”的纸本真迹被鉴定出来之前，目前史公祠所藏的“史可法绝命书”石刻应该是最接近原本的。

    据同治五年（1866）史可法七世裔孙史兆霖《重建史公祠题记》说：“咸丰癸丑年（1853），扬城失陷，忠正公祠宇残毁殆尽。兆霖敬承先训，竭力护持，屡修屡圮。幸家藏石刻高宗纯皇帝御制诗，及一切墨拓与公之遗像，百计守护未失。同治乙丑秋（1865），曾爵相过扬，捐廉倡修祠宇，旋奉升任都转丁公拨款助修。”

    由此可知，史公祠的整体建筑与一切设施，在太平军战争中已经全部毁灭，后来因为曾国藩的倡议才得以重修。祠中的乾隆题书、史公绝笔与遗像、历代文人题词石刻，除了近年重刻者之外，还有一些残碑断石镶嵌在墙壁上，当是同治甚至乾隆年间所刻。除非确有证据发现了“史可法绝命书”的纸本真迹，否则这些残碑断石才是最接近于原本真迹的。 

    有位不愿露名的文物鉴定专家称，一般情况下鉴定主要从作者的书法风格水平；纸张的年代；收藏章；装裱四个方面入手，虽然史公流传于世的墨迹非常罕见，但并不缺乏一些史料的记载。

    现在,出现了多个的“史可法绝命书”长卷，可是鉴别史公墨迹的权威在哪里呢？当然，有机会，对比不同的长卷呗，例如字迹笔画的差异，印章的大小，题词的多少，纸质的新旧，装潢的精粗等等吧。

虽是外行，也无炒作之心，反正亲眼目睹见过了这版本1，起码，有高冠华和孙瑛等的题字。其实：铁锚说的好：收藏文物，最珍贵的不是物件能值多少金钱，而是能透过物件本身，看到那段逝去的历史。

    本长卷现在的藏家代表老孙，收藏界鲜为人知，背景算深，军事科学院的师级干部，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宣展部负责人，某军事杂志社主编，信息化建设杂志社（国办秘书局主办）副社长，收藏家，文物家，书画家，社会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