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电气考研: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

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

国运1909:清帝国 2010-04-01 16:29:49 阅读4576 评论13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对话《国运1909》作者雪珥

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

《济南时报》记者 郑连根

 最近，一本名为《国运1909》的图书热销大江南北，备受关注。这本书深入剖析了晚清改革(比如清末新政)失败的诸多原因。作者通过解读丰富的史料，力图还原一百多年前那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图景。在作者笔下，到了1909年，改革已经成了大清国的全民共识，成了主流话语体系。无论是官还是民，大家都承认：不改革是没出路的。可是，精心设计的各项改革措施，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之后总会变成“烂尾”工程。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也会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改革本来就意味着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可就在调整的过程中，很多矛盾纠结在一处，无法化解，改革的巨轮驶进了暗礁丛生的险滩。随后，1909年这个春天的故事演绎成了大清王朝的一曲挽歌——— 改革失败，王朝解体。读这本书，人们总感觉历史的风景似曾相识，百年前的国运足以成为今天的镜鉴。

 这本书的作者叫雪珥，是位澳大利亚籍华人。他的本职工作既非学者，亦非作家，而是一个商人。2009年，他在《中国经营报》上开设专栏，专门写1909年大清国的相关历史。专栏文章在2010年结集成书，就是这本广受关注的《国运1909》。

近日，记者几经辗转，联系上了雪珥，并对其进行了采访。

我与历史如何结缘

    记者：《国运1909》一书正在热销，因为这本书，不少人也对您这个作者很感兴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

    雪珥：我是个商人，下海十多年了。但之前，写作一度是我的饭碗，最初做秘书，后来做记者，都是靠笔杆子吃饭。

    1991年我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在某省级机关做秘书，当幕僚。不久，东方风来满眼春，政治气候大改变，大家都在找方向，幕僚们便派上了大用场。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我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到处蹲点，一蹲就是几个月，采集和分析民情，深切见证了浙江的改革开放。几年后，我下派到机关报挂职锻炼，一挂就是五年。在写腻了空洞的社论后，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财经评论上，开了一些个人专栏，同时还自学考出了律师、报关员资格等。再后来就停薪留职，帮家族内的一位长辈打理在上海的制药厂，从圈地谈判到原料采购，从员工招募到出口营销……一样也没落下。

彻底下海后，觉得自己以前的文字简直是隔靴搔痒，赶紧封笔，踏实经商。在澳洲，除了业余兼任一家中文报纸的总编外，主要就是从事金融管理(按揭债券)，一干近三年，并因此对地产投资产生了兴趣。然后就是回国找机会做地产开发。因不喜晚间应酬，就重新拿起了这支笔，以打发漫漫长夜，结果富豪梦还没做成，爬格子的梦倒夜夜上门。

    记者：那您为什么热衷于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呢？在一般人眼里，商人大多忙着赚钱，很少像您这样钻故纸堆的。

雪珥：我是浙江人，还是个“70后”。我在浙江老家开蒙时接受的教育类似于私塾，看的是竖排、繁体的石印书，“之乎者也”之类的。从大学开始，我就不断阅读和收集各种史书和地方志，移民澳洲后又开始收集海外有关中国的文物和史料。海外文物和资料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听一个德国朋友说，在柏林，有关中国历史的文献馆藏，其体积绝对不亚于一个体育馆的容量。就因为这个机缘，我在业余写起了历史方面的文章。

没有细节支撑的思想就是妄想

    记者：看您的书，依稀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感觉，都是通过看似平常的一年做切入点，然后深刻剖析历史演进的脉络和逻辑。我想问的是：您写这本书是不是受到黄仁宇的影响？您觉得晚清改革最大的症结在哪里？

    雪珥：应该说，这其中有《万历十五年》的影响，但很小，主要还是受到西方学者们治史方式的影响。我研究历史，完全是半道出家，起步晚，但也有一个好处，起步时还算是一张白纸，可以从头画起，受条条框框的约束比较少。我所精读的外文史学论文，数量大大超出了中文论文，这并非贬低中文论文，但的确很多中文论文只是为了拿职称、拿文凭。我本人就收到过不少所谓的核心刊物的广告信，出多少钱就可以发论文。市场有这个需求嘛。从这些应景之作、饭碗之作里沙里淘金，成本太高，但还是不得不淘。国内的史学者中有很多优秀人才，但出于主观和客观的很多原因，他们并没有、甚至不愿意在这方面多下工夫。我不想在此讨论史学理论，但西方学者们带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一、从细节入手；二、兼听则明，掌握更多史料；三、不盲从，尤其是不能在意识形态先导的前提下盲从。《国运1909》就是从一个年代切入，将这个年代所发生的很多历史碎片，慢慢解析、串联、铺展。其实，真正能淘到“独家”史料的机会并不多，关键还在于史料的解读，这本书能在报上连载时就吸引读者，我觉得不是因为我挖掘了多少内幕，而在于我可能比以前的研究者对史料咀嚼得更细致些、思考得更独立些。可能有人不赞同，但我相信在历史研究领域，也同样是“细节决定成败”，而不是思想决定成败。没有细节支撑，思想就是妄想，史学就成了研究者的个人梦呓或混饭的饭碗。

至于晚清改革的最大症结，我认为在于对改革的节奏失控，最后导致内部瓦解，苏联的解体与此相似。晚清政府急切地想迎合改革的呼声，这并没错，但是，当“改革”成为政治正确的唯一标签时，那些呼声中也掺杂了各种各样的旋律，如何从中辨别音律，也是对执政者素质的考验。有关改革的节奏，尤其权力资源在改革中的重要性，美国学者亨廷顿做过很精辟的论证，值得我们深思。

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

    记者：也有人反映，您在书中对晚清帝王、大臣的改革作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评价，这其中似有为统治者“美化”的嫌疑。您怎么看呢？

    雪珥：其实，我的书中绝对没有美化任何人的倾向，而只是在尝试还原真相。

    中国历史，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在野者永远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执政者描绘成魔鬼，这是一种夺权的策略需要；同样的，后世的执政者也永远把前代的执政者妖魔化，以便证明自己是伟大的、正确的。

    中国人从骨子里喜欢“革命”思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政治游戏的核心就是夺权，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而在口号的动听悦耳方面，执政者永远比不上在野者，因为人家不挑担子，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从来都不缺乏慷慨激昂的挑刺者，却一直缺少踏实勤勉、能够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的人。历朝历代的反政府者，往往把自己当成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自晚清以来，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到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讲风凉话、等待着时机以便“彼可取而代之”的人，他们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只喊号子不出工，当然永远正确了。但当这些批判者终于得偿所愿，自己挑上了担子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当年的批判对象呢？体制内的改革者，其所承受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远大于体制外的人士，其最终发挥的作用，也远超过体制外的人士。150多年来，所谓体制外的批判者，几乎已经发展为一个职业，在他们那些华丽的辞藻背后，其苟且、阴暗、腐化、猥琐，与体制内的被批判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未必真正相信自己高喊的口号、高举的旗帜，那些无非是令他们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的桥梁和工具而已。一百多年来，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以至于连“真小人”都显得十分可贵。

晚清当然腐败，当然昏庸，当然颟顸，但这种腐败、昏庸、颟顸，不是那个执政群体的独有共性。中国的改革，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其间有过折腾，总想通过急风暴雨、乃至腥风血雨的革命，来抄小路、走捷径，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一步一个脚印的改革上来。而晚清的改革，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历史财富就是：一个血腥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权，居然主动地大力推行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积极地、冒险地扩大执政基础，并且在面对政敌时，表现出了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宽容。26岁的摄政王载沣甚至宽待了26岁的刺客汪精卫，而后者本要取他的性命，这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言，我坚信这是相当难得的自我控制。古今中外的皇族，能如同爱新觉罗家族这样最后平安地实现“软着陆”，在下台后没有被赶尽杀绝的，绝对是异数。这当然得益于清末改革造成的政治宽容气氛，所谓种瓜得瓜。

“不折腾”很重要

    记者：您觉得晚清变革对当今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雪珥：中国是个大国，而改革是一种利益调整，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体系来支撑。我认为，实现公平、公正的前提之一是稳定，在稳定状态下尚且不容易达成的目标，是绝对不可能在动荡中达成的，动荡时的唯一追求就是先稳定下来，大家能喘口气。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出现了问题，首先痛骂执政者，尤其是痛骂前朝的执政者，所谓万恶的旧社会，而从不检讨自己，谁都可以将自己打扮成暴政或庸政的受害者。换了城头的大王旗，结果还是一样，总在权力更替的层面上不断换手。中国历来的革命者在成功后都会面对同样的尴尬：面对那些令自己揭竿而起并得到民众普遍支持和热望的社会问题，自己似乎并不比被推翻了的前任高明多少，所以往往只好先在包装上大下工夫，换旗帜、换口号，但包装是有保质期的，新鲜劲过去后，又进入了下一个循环。

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了，我真希望能将纪念的重心从“革命”、“造反”转移到辛亥的真正财富———“宽容”、“和解”上去，从这场中国历史上流血最少、变化最大的“革命”中汲取真正的营养。晚清很多改革，在辛亥后都被继承了下来，比如议会制度，比如选举制度，当然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之中，其间还有反复，但这些都被再一场“革命”推翻，进而建立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转身进入了所谓“军政”、“训政”这些“宪政”的初级阶段。

在思想文化上最该宽容

    记者：所谓“旁观者清”，国外的生活和文化氛围可能会让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更清晰的把握。您对国内的思想文化环境如何评判？中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还应在思想文化上做哪些扎扎实实的工作？

    雪珥：“旁观者”未必一定“清”，只能说在一定的距离下，说法的嗓门和写作的尺度可以放大些，禁区会少一些。能肯定的是，我在这里能够搜集到大量的海外史料，这当然有利于“兼听则明”。

    前几年我在国内，主要经商，就所接触的范围看，无论官场还是商场，似乎什么禁区都敢闯，胆子之大，常令外商们瞠目结舌，这方面，中国还真是冒险家的乐园。至于思想文化领域，我觉得禁区也在不断缩小。任何禁区一旦经过官僚体系的过滤，从理论上说，都有扩大化的先天冲动：一是怕麻烦，无非混口饭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而扩大禁区，宁左勿右；另一种是将禁制本身变为权力寻租的机会，这也导致禁区的扩大化。晚清推出政治体制改革时，中央政府很清楚：改革利国、利民、利君，就是不利官，但恰恰是这个“官”的改变，十分艰难，不是靠口号就能解决的。

中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在思想文化上最该做的是宽容，先贤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首先必须谦卑下来，你把文字和语言当做投枪与匕首，那你怎么能指望别人不举起防卫的盾牌或同样向你投掷投枪与匕首呢？正人先正己，尤其是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在拥有对抗强权的勇气时，能否还同时拥有容纳异端的度量，而不是将自己美化成天使，将别人矮化为妖魔。批评者首先自己要找到批评的边界，我们真正要对抗的敌人，绝对不是“权力”，而是“邪恶”，这种邪恶甚至经常表现为自以为是的“真理在握”的傲慢与偏见。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主要著作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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