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到昆明机票:【引用】为人民服务何不由人民“自富”

【引用】为人民服务何不由人民“自富”

日前转载了熊剑的文章《没有民主，为人民服务就成了最大谎言？》，经颜昌海兄指正，才发现文章是出自颜兄之手，是熊剑兄转了昌海兄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民主一文，写得非常棒，文章有理有据，观点鲜明，文笔犀利，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历史上总有一些人会以“为人民服务”或“替天行道”为旗号窃取天下，但如果你所提供的“服务”远超人民之负担，价高质低，得不偿失，消耗的社会资源比提供的服务还要多，这样的“为人民服务”是完全毫无必要的，在低碳经济社会下，消耗大量资源不仅没有解决人民的需求，更甚的是还掠夺得更多，那绝对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如此一来，不如由人民为自己服务自我管理。

乌托邦世界并非不可能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不仅仅是一种愿景，只要让创造财富的人享受到财富带来的好处，让他们自己去支配财富、善用财富，自我实现根本富裕，“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时代将不久远。

另转刘遵义《可以再繁荣二三十年》一文，供参考。

刘遵义：可以再繁荣二三十年

随着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再度成为国际学界的热词，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却有新的思考。

他长期研究东亚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得到广泛认同。作为国际知名的华人经济学家，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东亚是否是一新的墨西哥》等论文中，首先提出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如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投入、缺乏技术进步等问题，这在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相继得到证实。

面对中国新的增长势头和国际地位的相对上升，66岁的刘遵义春节前在北京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提出，中国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未来可以再繁荣二三十年，但中国需要重建价值体系，这将决定中国是否再度成为长期以德服人的大国。

“再繁荣二三十年”

《财经》：近年来“中国模式”被热议。你认为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刘遵义：首先要看什么叫做“中国模式”。中国改革采取的是渐进的策略，而不是激进的思路。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15年、20年里，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是输家，大家都是赢家，因此改革开放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中国经济在转型之中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GDP每年都在上升，不像前苏联那样出现大动荡，GDP在下降，十年没有恢复。中国的转型是非常成功的，也可能说是“中国模式”。再往前走，就很难总结出来什么是“中国模式”了。

不过，中国政府机制应变能力很强。比如2008年9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突然之间中国出口的订单就下降了一半，中国政府很快就出台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维持了企业和大众的信心，没有造成太大的经济波动。很多的农民工回乡也没有引起大问题，同时中国也开始把不能外销的商品转向内销。

所以，去年GDP增长速度就超过8％了，今年还会持续几乎同样的高速度。中国现在的体制应变能力很快，拥有很大的控制力，应当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财经》：这样的高速增长能不能持续下去？

刘遵义：持续发展一定要找到总需求的源头。在现有的架构之下，总需求的增加还是偏重在投资方面，因为GDP中劳动力收入低于50％，增加消费只能靠劳动所得。

中国较长时期仍然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上升。办法有三个：

第一，上市的国企可多发现金股息，其中一部分流进家庭，可以提供私人的消费；另一部分回到国家财政，可以用来购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这样才能改善经济结构。

第二，加快城市化。鼓励中下阶层拥有自住房，他们对于住房的需求是巨大而长远的，中国起码可以再繁荣二三十年。

第三，提倡和普及网络，无论在什么地方，学生都能在互联网上找到不同的信息。虽然这不能做到全部，但是至少可以部分消除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是相当乐观的。

《财经》：你认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仍然可以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为什么要追求高速度增长？

刘遵义：最高的衡量标准是国家人民的总体利益。中国人均所得还不算高，还有很多空间可以进步；其次，要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应该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不过，我觉得现在要开始考虑经济增长的外部影响了，现在许多环境成本没有纳入GDP的成本。

当然，对人不能苛求，假如在吃不饱的阶段，先要活下去，环境是第二位的。但解决了吃饭问题后，应该把外部影响考虑进来。

中国人对环保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比当年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日本、美国都早，这是好事。但是要治理环境，照传统GDP的算法自然就不会维持高速度，可是蔚蓝的天空、洁净的空气值多少钱？这些都是不能用钱计算的。

《财经》：中国在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市场体系的培育、企业产权的明晰、政企功能的分开、行政性垄断的消除等各个方面离市场经济的目标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政府有形之手主导的宏观调控日益加强。中国应该做哪些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现在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在加大，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

刘遵义：有些事情是政府应当干预的，有些事情是政府不应当干预的，至于什么时候应当干预，什么时候不干预，这也是一门艺术。比如高铁，没有政府的干预能不能做成功呢？仅仅靠市场是做不出来的，这就需要政府干预。

这次金融危机，假如美国政府不出手，恐怕整个经济全垮掉了。市场做不到的事，需要政府干预。香港经济要转型，也面临这个问题。转型的时候市场是带不动的，政府一定要积极参与，有市场以后政府要及时退出。

预言未来是很困难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改革是没有输家的，阻力很小。但是改革面对不同利益群体，要想办法平衡各方面利益。

真正值得改革的事物所能够产生的效益应当是远远超过成本的，问题是如何分配改革效益?大家都有得分，有些人多一点，有些人少一点，还可以。但是如果有的盆满钵满，有的一无所有，那就麻烦了。

从改革收益大于改革成本的角度来看，我想改革还是有空间的。其实也不需要做什么全面性的改革，很多事情是逐步完成的。有些人很悲观，我想他们是因为他们所设想的目标太宏大了。现在已经有了市场，也有了宏观调控，问题就是如何配合、如何平衡，所以我觉得前景应当还是乐观的。

“重建价值体系”

《财经》：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如何正确地区分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并存着有些领域市场化不足和有些领域市场化过度的问题。对此你有什么评价？

刘遵义：我觉得不单是中国，尤其是在外国，确实存在“市场万能”的迷信。这次金融风暴就显示出来，市场也会带来问题。但是也不能因此走回头路，走回计划经济也不行。

要发挥优化资源的功能，就要有一个有竞争性的市场。当然，不能只靠市场机制，还要去监管，要去打破垄断。我认为，中国对市场经济运作的认识还是不足。究竟怎么样在市场机制下合法地赚钱？一般人的认识还是有问题的。

三聚氰胺等社会事件的发生，与道德水平日趋低落、礼义意识逐渐消失有关；从个人到社会，价值观开始朝着惟己化、功利化与势利化的方向演变；只求利己，不怕损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这不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增加的主要原因，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

要扭转这些趋势，加强社会教育，厉行法治，固然重要, 但最基本、最刻不容缓的工作是需要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中国已经达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阶段，应当开始考虑重建社会价值的问题了。

《财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呢？是否应该包括民主、法治、平等、博爱这类价值观？

刘遵义：这个我不反对，但是价值观是文化的累积，不是说一两天、一两年的事情。现代价值观不是真空里的价值观，它也是生长在一定文化系统里的，价值观跟文化是分不开的。

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竞选美国总统，本来戈尔总票数比小布什多，但是最高法院判决小布什胜出。戈尔立刻出来认输。这个事例说明，美国人民有一种价值观，尊重法律。美国人认为，长期的制度比一场竞选的输赢更重要。所以，文化和价值观很重要，没有这种文化和价值观很难真正实现民主。如果这种事在亚洲发生，可能就会有人上街了。

《财经》：对于中国来说，就有一个改造文化的问题。

刘遵义：重整与重建中华民族价值观，需要“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我们应当引进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崇尚法治，人民自发性守法的精神。假如大部分人民没有自发守法的精神，就很难维持社会的长期和谐。

厉行法治不能只倚赖严刑峻法，更需要培养与鼓励所有公民，不论贫富，不分贵贱，都有自愿守法的精神。如果每个人在严格监督下才能守法，法治成本就太高了，也是运转不下去的。法治是最需要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马上搞民主，搞不好就是民粹，再搞不好又变成“红卫兵”了。

其实，民主最重要的基础是法治，不是保护多数——多数不需要保护，而是要保护少数，要尊重人家跟你意见不一样，保护不同意见。对当前中国来说，法治可能比民主更重要。如果没有法治做基础，搞民主一定会出事。

另一方面，重建价值观必须好好地利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能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重整与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吸收外国经验的启示，同时也保留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精髓？

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说大致上保留了日本的核心价值。中国能否做到呢？毫无疑问，在未来数十年间，价值观的重建与发展，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再度崛起，再度成为长期以德服人的领导世界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