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四马:改革开放史心酸注释：震动中央的大逃港风潮

资料图：香港警察押送逃港者前往遣返地。

原载《文史参考》第13期

对于香港来说，自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每年7月1日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香港被英国占去，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存在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

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如今，众多香港人纷纷在深圳等地投资、买房，而在改革开放前，在香港与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却怎样错步向前，以致数万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当“救生圈”，撒老虎的粪便防警犬

当时在广东偷渡， 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 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广州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民众也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场。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要顺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点外，还需要更多技巧。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也容易被发现。相反，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腔内的空气放掉，折叠好带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有些人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汤，虽然辛辣，但能驱寒，不至于在途中被冻死。

从陆上偷渡， 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为“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 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

陆上越“网”， 海上破浪， 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 相对而言较安全， 但带有集团性质， 出了事问题较严重， 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即大鹏湾水路，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