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樊城区委书记是谁: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真诚不一样

周恩来总理和张春桥（时任副总理）给美国总统尼克松挟菜

　　锵锵锵，大国崛起！其实兄弟一向认为，自秦始皇于公元前２２１年统一中国以来，两千两百多年，中国每一天都是大国。不过国人现在以为的大国标准，好像是取美国而代之，那就要和美国撞撞了。撞撞无所谓，美国并不是小家子气的国家，真要防止的，是不能因为擦破点皮就大打出手，招致双方生命财产重大损失。所以两国军方高层要互访，要谈判，要围着中式圆桌或美式长桌一起吃饭，要建立危机时刻的沟通机制。所以今年以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太平洋美军司令先后来我国访问，后者前两天刚走。

　　美国军方现在等着我军二炮司令的访问，希望下次发射导弹摧毁卫星前能跟他们打个招呼。军事俺不懂，这里不谈，俺感兴趣的某报刊登这一消息时，引用了某名校某国际问题研究所Ｓ教授的话：“美国指责中国不‘真诚对话’，他们自己还在对台售武，又期望中国如何‘真诚’对话？”

　　两种文化相遇了，他们如何辨别对方是否“真诚”？

　　中文里的“诚”字，按字典解释，似乎只是真心待人、不说假话。但在实际应用中，对“诚”的对象是有所要求的。《说文》称“忱”与“谌”通，而“谌”就是“诚”的意思，这三字在某些南方方言中依然读音相同。因此“真忱”和“真诚”有相通之处，中文里两者都用。而“忱”意味着有情意，人通常只对亲戚朋友和待自己很好的人有情意，因此中国人说到“真诚”，其对象通常与自己有相当关系。咱们会说“对党真诚”；但一般不会劝人说：你要真诚对待正在跟你打争子官司的前夫。因为美国向台湾卖武器，所以Ｓ教授认为中国无法与美国真诚对话，这在汉语语境里完全讲得通，完全符合咱们的文化心理——你待我不好嘛，我怎么能对你有情意呢？

　　但Ｓ教授的反应来自“美国指责中国不‘真诚对话’”，因此，这里的“真诚”来自英文。英文的“真诚”与中译是否彻底对应？

　　对话、谈判时的“真诚”，英文最常用的两个说法是 sincere 和 good faith。两者都是指真心待人、不说假话。如今美国总统布什喜欢讲 faith（信仰），流风所及，美国政要说到“真诚”，也喜欢用 good faith（这里的 faith 指言而有信）。比如，据《纽约时报》今年３月２４日报导，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彼得·佩斯（Peter Pace）将军访问北京时对记者说：他不认为台湾问题会导致中美两国军事冲突，there are good-faith efforts amongst all the leaderships to prevent that。这里的 good-faith 就是真诚之意。那么，在英语里，sincere 或 good faith 对其施行的对象有没有情意要求？

　　林肯说过一段有名的话，有关美国内战的书籍经常引用。当战况不利，林肯受到强大压力，要求他不再以废除奴隶制作为与南方谈判的先决条件时，林肯说道： The world should know that I will keep my faith to friends & enemies, come what will。不管对朋友还是对敌人，林肯都是真诚的，不说假话，话说了就算数，不计后果。Faith 一词在这里所含有的言语真诚的特定意思，是不论对象的。

　　Ｓ教授实际上是把英文里无条件的“真诚”，作了一番有中国特色的理解。

　　有个说明。考虑到记者未必能够全面地反映被采访者的观点，本人曾想找Ｓ教授的博客查对一下，但没有找到。另一方面，Ｓ教授的文章，俺也读过一些，并没有获得一种强烈印象，可以将他非常肯定地置于这种中英串义的语言障碍之上。Anyway，Ｓ教授如果有幸读到本文，有意见请向记者提。

　　试想美国人和中国人带着各自的文化定式相遇了。美国人说让我们 negotiate in good faith；中国人觉得你做事不够朋友，不能待你真诚。美国人因此觉得中国人不够理性，而且缺乏对外交流的经验；中国人因此觉得美国人傲慢，骨子里还是看不起东方人。美国人于是给中国人讲愿景，解说大国的全球性责任，如何做一个国际事务的 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中国人则给美国人上历史课，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讲起，一直讲到２００１年的南海撞机事件，最后大喝一声：中国人民的感情又被伤害了！

　　这么说，中国人和美国人永远谈不拢了？那也未必，佩斯将军不是说了吗，在中美两国高层，双方都真诚地想防止战争。最高层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战略眼光，使他们有可能超越感情上的小别扭和战术上的小花招，像林肯那样对朋友和对敌人都保持真诚——即使两国有对抗之处，那也是真诚的对抗。而上面一旦定了大方向，下面总是要跟着走的。

　　今年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首次访华三十五周年。毛择东和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晚间的那次历史性握手，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美对抗真诚大突破。

　　三十五年前，美国和台湾订有防御条约，美国在台湾设有军事基地，第七舰队定期在海峡巡逻。按Ｓ教授的逻辑，中国领道人是决不可能真诚地与美国总统打交道的。同时，在越南，战火正燃烧在中国大门口。特别是１９７０年４月底，尼克松宣布进兵柬埔寨，战火蔓延到印度支那全境。５月２０日，北京举行五十万人反美集会。毛择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称“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不但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反抗，而且激起了美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被称作“法西斯”，这是极端严重的人身攻击。按Ｓ教授的逻辑，在这种对抗中，不但中国领道人不可能真诚地与“法西斯”打交道；就是尼克松，也不可能真诚地与骂他为“法西斯”的人改善关系。

　　但是，５．２０声明后两年不到，两国最高领导人谈笑握手。

　　有关中美外交破冰的文章和书籍很多，其来龙去脉，这里不赘述，本文只讨论双方态度是否真诚。先看毛择东对尼克松的评价。两人见面时，毛说尼克松是右派，他喜欢和右派打交道。后来，在党内，毛解释过他为什么喜欢和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打交道，因为右派怎么想就怎么说，不像左派（这里是影射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可以说，毛择东相信尼克松的态度是真诚的。

　　再看尼克松对毛择东和周恩来总理的印象。他对美国官员说，和这两位打交道，极有新鲜感，they talked “directly, and honestly, and candidly”。尼克松认为中国人领道人说话很诚实。他在回忆录里，对毛择东很是推崇。诚实的人才会赢得美国佬的好感。比如，上星期五英国首相布莱尔宣布，他将在６月里离职。美国总统布什惋惜地说：布莱尔是一个好朋友；他说的话，就像我们在德克萨斯讲的，可以存在银行里〔非常保险，永远有效，随时可以拿出来用〕。毛择东能赢得尼克松的好感，尼克松肯定认为，毛对他的态度是真诚的，说话是算数的。

　　至于称尼克松为“法西斯”，两人面谈时，毛说这是“放空炮”，而且也不是要打倒尼克松个人。毛择东还告诉尼克松：今后我们的报纸还是要放空炮的，还是要骂你们的。

　　可见，真诚的态度并不等于掩盖分歧的虚情假意。中方说服美方，放弃那种刻意突出“共同点”的外交文字游戏，打破国际惯例，发表了一个各说各话、列明不同观点的“上海公报”。中国方面把“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等如今早已不提的“空炮”也放了进去。美国人后来开始欣赏这种新奇做法，他们说这反而使得双方的共同处显得可信。

　　而态度真诚的主要表现，正是在观点不同的时候也要努力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共同语言。推敲上海公报定稿时，中方副外长乔冠华和美方国家安全助理亨利· 基辛格在美方如何表述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上陷入僵局。中方要求美国声明无条件撤出；但美方认为，这相当于单方面撕毁美国与台湾的防御条约，撤军必须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条件；而中国领道人又不可能放弃武力解决的最后手段。经过艰苦谈判，在主要谈判日程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刻，双方各让一步，将目标与措施分开，把原来的一句话掰作了两句。美国同意不提任何条件地从台湾“最终”撤走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中国则接受美方“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而逐步撤军的说法。

　　事后，当美国代表团内有人对公报措辞提出异议时，基辛格批评他们 did not realize how sincerely the Chinese had negotiated 。

　　当然，态度真诚并不等于承诺都能实现，所谓形势比人强。上面提到的中国让出的一步，当时看来并非紧要。尼克松已经向毛择东和周恩来当面保证，一旦越南战争结束，他的第二届任期的主要外交目标，将是与中国建交。尼克松并保证在建交时断绝与台湾的一切关系，美国和台湾的防御条约，到时自然被美国单方面撕毁。为了促进美越和谈，早日结束越南战争，为解决台湾问题铺平道路——周恩来曾对基辛格说，希望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解放台湾——在紊化大革命的革命意识形态尚能圆说的范围内，毛、周甩出一个大动作。中国宣布，由于苏联“修正主义者”诬赖中国偷盗他们的援越防空导弹，中国将停止为苏联从陆路转运援越军火，请苏联自己从海路运输。同时，尼克松下令轰炸并封锁越南港口。苏联不愿硬闯封锁线，与美国正面冲突，越南的防空导弹一时断了供应。１９７２年１０底，越南同意停火。几天之后，１１月７日，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承担着选民结束越战的期望，尼克松以共和党人有史以来的最高赢率再次入主白宫。但尼克松随即陷入 “水门事件”，内务外交全面停摆，竟至黯然辞职。

　　等到后来泯注党的卡特上台当总统，重新考虑中美建交，时间已经拖到１９７８年。一方面卡特不可能象尼克松那样驾驭共和党的反共右翼；另一方面，这时离开尼克松访华已有六年之久，台湾赢得了宝贵的改革时间。在蒋经国领导下，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形像，已经从强人独裁转型为亚洲泯注化先锋，泯注党内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左翼这时也开始反对“抛弃台湾”。卡特没有足够的国会票源克服党内党外的反对，妥协的结果是中美建交的同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为台湾安全背书的台湾关系法。在这一法律框架内，美国继续向台湾卖武器，理由是上海公报所说的“这个地区紧张局势”还没有全面缓和，偶尔甚至突然暴涨。

　　有趣的是当年北越政府的立场。按理说，中国镇府已经把尼克松的底牌很清楚地传达给了北越——尼克松只想要个停火协定，让美军可以体面撤出，他才不管南越政府今后的死活——北越为什么甘愿承受巨大人员伤亡，仍然坚持美军必须撤出东南亚，然后他们才跟美国讨论其他问题？北越的顽固，甚至可以说是阻碍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大概这也是一种你对我不好、我就不跟你真诚谈判的东方式心理。正如毛择东向尼克松解释两国为什么相隔这么久才开始对话时所言：我们有官僚主义，我们很多同志，包括我在内，认为必须先解决重大问题……后来我们发现你们是对的，我们就打了乒乓球（指１９７１年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释放愿意和美国交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