褐果果皂:“世纪病”和波德莱尔

       绝对的厌世不能构成病。炉火纯青的道士、教徒和五内俱灰的佛祖都不是病者。真正的“世纪病”患者恰在渴望与厌弃的冲突之间。

波德莱尔：在欲海中沉自身之船

       这是一个令人心灵震颤的名字。

       他死于放荡和鸦片，兰波尊他为“最初的洞察者，诗人中的王者，真正的神（上帝）”。

       他“洞察”到了什么呢？整个世界是一具腐尸，而自己就是匍伏在这具腐尸上的蛆虫。

       自从《圣经》指出人类具有“原始罪恶”起，西方人就希图涤罪。启蒙思想的闪电划破夜空之后，人类凭着理性的骄傲摆脱了原罪感，深信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至善至美。但丁以降的大诗人（从莎士比亚、拜伦到雨果）在鞭挞和诅咒人类的污浊时，都是以居高临下的状态傲讽这个世界，并且毫不怀疑人类会有一个美好的彼岸。而波德莱尔不同：他如实地把自己看作一条蛆虫，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恋着世界的腐恶。他喜爱女人的红唇和肉体，迷恋死亡的恐怖，迷恋忧郁的黄昏，迷恋跳舞的骷髅，迷恋吸食鸦片造成的幻觉。纯真的坦率与邪恶的放荡结合在一起，使他的诗具有一种令人战栗的特色。

       从高空中俯瞰世界同把自己沉入世界的底层去体察，结果是不同的。波德莱尔是一条把自己沉入欲海中的船。因此，他比在天空的观察者对心灵的浊流看待真切，他津津有味、细致入微地抒写丑恶，从丑恶和变态的土壤中培植艺术花朵。这些总名曰《恶之花》的诗，揭开理性的帷幕，戳穿“人类高贵”的谎言，给文艺复兴时代鼓吹的人的尊严感以沉重的打击。人们从波德莱尔的作品里仿佛第一次看到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存在着一个各种欲望沸腾的海洋，即使自命为最高贵的人也不免脸红。这就是《恶之花》使法国人心灵战栗的根本原因。

       对于人类中的丑欲，最好的办法就是视而不见。这样，“万物之灵”就可以永远保持骄傲和自信。然而波德莱尔却执拗地让人们窥视内心里的臭沟，并且告诉他：“这就是你自己。”他根本否定启蒙之光，认为那不过是人类为了追尾而制造的光环。波德莱尔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天真的时代走向终结。西方的历史之船驶出启蒙思想的湖泊，驶向一个陌生的、茫茫莫辨的海洋。

       因此，波德莱尔和雨果在一起，成为19世纪法国两位比肩而立的大诗人。就其国际影响而言，“波德莱尔是光荣的顶点”（瓦雷里：《波德莱尔的位置》）。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1821年生于巴黎。童年丧父的惨痛、母亲性格的乖张、继父奥皮克上校的专横，都曾在这敏感的孩子心灵上留下创伤。但最深刻的影响还是来自于那个颓废之风盛行的时代。由1789年革命所点燃的热情经过几度复辟与反复的斗争几乎全部耗尽，华美的约言被道德沦丧的污水涂抹成了荒唐可笑的讽刺图画，共和国仿佛还没有长成就开始衰老了。当波德莱尔学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眼前就是犯罪的黄昏、牢房般的大地。因此，波德莱尔的第一个美学发现就是忧郁之美。这种忧郁美不同于中世纪贵族的那种“高贵的忧郁”（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它不是在华丽客厅里，踱步慨叹生命之短暂、蔷薇之枯萎；也不是用天使的丽目俯察人世的风云无常、世态炎凉。它是对世界本体的一种凄凉的绝望。

       如前所述，骑士、贵族们的忧郁是一种感情生活中的奢侈品，它没有多少深度和力度；即或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式的忧郁”也会在艺术作品中获得某些缓解（哈姆雷特最终杀死了象征邪恶的克劳狄斯）。波德莱尔的忧郁是一种绝顶的忧郁，无可逃遁，甚至无法减轻。这种忧郁的极端沉重会激发起一阵阵无比强烈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又充满着绝望。

       人类铸造自己的文明，归根到底是为灵魂寻找安乐之乡。当“希望”都化为“绝望”之时，灵魂便成为无家可归的“游魂野鬼”，“苦痛”把自己胜利的旗帜插在人们低垂的脑壳上，使他们的灵魂永受折磨。

       在1848年革命的热浪里，诗人曾感到解脱忧郁的希望，他那苍白的两颊涌上变态的红晕。他用被硝烟熏黑的手指在街垒旁散发革命传单，还握着枪神经质地喊着：“打死奥皮克将军！”（他的继父，7月王朝属下的反动军官）革命激情摧生了歌颂魔鬼撒旦的诗篇《献给撒旦的连襟》。但随着起义的失败，巴黎天空的铅灰色更加沉重，诗人也陷入更绝望的忧郁。

       诗人还从神秘的自然怀抱里寻找灵魂的归宿：

              自然是一座神殿，

              那里有活柱子，

              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音，

              行人经过该处，

              穿过象征森林，

              森林露出亲切的眼光对人注视。

              仿佛远远从来一些悠长的回音，

              互相混成幽味而深邃的统一体，

              像黑夜又像光明一样茫无边际，

              芳香、色彩、音响全在互相感应。

              有些芳香新鲜得像儿童肌肤一样，

              柔和得像双簧管，

              ——另外一些，腐朽、丰富、得意洋洋。

              具有一种无限物的扩展力量，

              仿佛琥珀、麝香、安息香和乳香，

              在歌唱着精神和感官的热狂。

                     （《恶之花》第15~16页，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这首诗把整个大自然看作有思想、有感觉、具有无限神秘性的生命。诗人的全部不可言说的意欲都在自然界里找到它的对应物。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感应正是象征主义诗歌的精神所在。波德莱尔的这首诗，因此而成为经典。

       然而，诗人忧郁的解说（或宣泄）更多地依赖于“感官的热狂”，女人的红唇和肉体成了灵魂的源泉。

       这是一个充满肉体诱惑的堕落年代，巴黎尤其如此。波德莱尔18岁的时候，由于拒绝揭发一个同学而被路易大帝中学开出了，失去了学习机会。又在继父家庭中得不到温暖的波德莱尔于次年便跌入一个诨名为“斜眼”的犹太女萨拉的股掌之中。萨拉以自己淫荡的肉体，特别是那双微斜的美目唤醒了19岁少年的情欲，同时用漂亮的牙齿咬碎了一颗纯粹的爱心。萨拉成了丑恶世界的本体象征，而波德莱尔认为自己同她一样丑恶：

              我躺在一个犹太丑女身旁，

              就像一具尸体紧靠另一具尸体

              ……

       为了从放荡的生活中拯救自己的儿子，继父奥皮克强迫波德莱尔离开巴黎，随船去印度旅行。但半年以后，波德莱尔重返巴黎。1842年，他得以继承先父遗产7万5千法郎，开始过奢侈的生活，狂热地追求号称“黑维纳斯”的让娜·迪瓦尔。

       迪瓦尔成了他的诗歌灵感的源泉和独特美学观念的象征。让娜·迪瓦尔肉体的每一部分都能给他以狂放的激情，肉体诱惑与艺术追求交融在一起。

       人们从波德莱尔诗歌中看到社会加给灵魂的毒害，要比从其他诗人那里看到的更多。但从这篇话语里我们也依稀看到了他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流光。这个一个全身浸满毒汁的人，然而他还有一颗渴望善良的心。他是一个不甘堕落的堕落者。

       他曾高喊着：

              ——向天边奔去吧，

              时间迟了，快跑，

              至少要抓住一道斜阳的光线！

       1867年8月，在极度纵欲和极度痛苦中耗尽了自己全部生命的波德莱尔像孩子一样蜷缩在母亲的怀抱里，安详地闭上了那双睿智的眼睛，时年46岁。

       人们有一天会厌弃那些带有鸦片气味的颓废的诗歌，但诗人在对西方世界的探索上确比他的同代人更深入灵魂。他勇敢地把自己的船沉入情欲的深渊，开掘了一个人们不敢正视的艺术世界。就20世纪的许多现代派诗人来说，波德莱尔是一位勇敢而有毒性的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