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珠泫出道前照片:青帮——中国近代秘密会社

青帮-简史

青帮作为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帮会组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迅速壮大并流氓化，与传统的帮会发生裂变。二十年代前后，青帮无赖出现第一大亨黄金荣，他将收的徒众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门徒”，专门招收的对象是社会下层的流氓无赖，这些人一般的要具红帖开香堂，拜过“老头子”后入帮。另一类，是“门生”，这一类比较高档，专门接收有身份地位之人，他们需由介绍人搭桥，欲入帮，先投上一个红帖，封一份贽金—比门徒高一辈，只需向黄金荣磕头即可。门生也分档次，低档门生要磕头；而高档门生，只要通过介绍人备了红帖，包一份更高的贽金，向坐在关帝像前的“先生”三鞠躬就算入了门。以后，门生中若有人飞黄腾达，地位、名望超过先生，先生便把过去的帖子原封退还门生，表示彼此间不再是师生，而是平辈。这种既不要磕头礼拜，又有遮盖门徒秘密的“招生”方式，使黄金荣和青帮搜罗了不少“高档”人物，为日后青帮的大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后来，黄金荣对他的那套做法，又作了进一步的改善。他建立了“忠信社”，废除了“站生”、“门徒”间的等级和称呼，所有人，凡自愿投入黄门的，只要加入该社，缴纳社费、办理入社手续后，就成为门内人。此“忠信社”建立后，青帮分子纷纷仿效。这些“社”的成员一律奉“社长”(指该社的直接管理者)或“董事长”为共主，社员之间相互平等，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的。

青帮收徒仪式的演变，尤其是“社团”制度引入帮会制度中，尽管这种“社团”还不是完全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团组织，但它仍然说明带浓厚封建性的帮会组织，在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生活影响下，自觉或被迫地适应环境，其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维系帮会内部团结的仿真血缘宗法制度的松动和蜕变。另一方面，这些社团的建立，固然可以弥补青帮不重视发展横向联系的缺点，为青帮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但同时它又严重削弱了青帮内部最重要的纵向联系，得失之间孰重孰轻，一段时间内难以预料。到了三十年代，这种制度的改革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是明显并且巨大的，它使青帮从一个下层流氓的犯罪团伙变成了一个包含所谓“上层社会”的覆盖面极其广泛的社会团体，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黑社会组织。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无赖出现了一类被称为“大亨”或“社会闻人”、“海上闻人”的人物，他们被归入“党政要人”、“工商巨子”等上流社会一档中，实际上不过是帮会流氓首领的代名词。

            帮会中出现超级流氓大亨是中国帮会史和流氓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帮会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胎，租界内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反动政权的畸形儿，终于得到反动当局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同。从帮会的角度来看，它既是帮会的实力和影响力增强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又是帮会改变反抗当局的传统，从秘密转为公开，从非法转为合法，活动方式逐步转变的开端。

二三十年代，青帮无赖逐步形成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大亨集团，他们的势力也迅速扩张。三人建立起一个以“三大亨”为首领，以租界当局为靠山，以“大、小八股党”和帮会流氓头目为骨干，拥有数百名职业打手，控制了上海达数万家烟馆、赌台、妓院，势力伸展到全上海市每一个里弄角落的超级流氓集团。这个集团依靠青帮体系维持其内部团结，拥有稳定的财源，影响所至上可改变当局的决策，下可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死。可算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畸形怪物。     

青帮-内务事务

        以青帮为核心的三大亨集团的壮大，是同上海租界当局的扶植、纵容分不开的。

租界是近代中国殖民地化的突出表现，而上海又是中国租界最集中的地方，上海租界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严重的治安问题。外籍流氓和犯罪分子，把上海视为“冒险家的乐园”，而本地居民的犯罪也日益增多，武装抢劫及武装绑票案则异乎寻常地高频率发生，令租界当局头痛异常。租界巡捕大部分为西洋人，但他们语言不通，地形不熟，不但无法破获黑社会有组织的犯罪，甚至被一群“郑家木桥小瘪三儿”弄得焦头烂额。

“郑家木桥小瘪三儿”是本世纪初活跃在上海南市地区的一群流氓无赖。他们在租界内屡屡生事，引起巡捕房注意，派英国巡捕收拾他们，但这伙人行动迅速，聚散无常，加之熟悉地形，租界巡捕束手无策。经过一番争论，法国租界巡捕房决定增加招收新的华人巡捕，利用他们熟悉当地社会情况的长处，整顿治安。新增加华捕当中即有后来成为青帮第一大亨的黄金荣。

           黄金荣把“郑家木桥小瘪三儿”中的骨干分子或收作自己的徒弟，或拜把子结为把兄弟，然后以老头子或兄弟的名义，不让他们随意捣乱破坏作为交换条件。黄金荣唆使他们到沿街店铺去捣乱，然后自己出面弹压。这样一来，既树立了黄金荣自己的威信，又可借机收取“保护费”，作为养活小瘪三儿的资金，不久，黄金荣又把“聚宝茶楼”当作自己联络无赖流氓的中心，每天午前，他到茶楼坐上一坐，他的兄弟、徒弟纷纷前来问讯通报。一旦遇有大事，便同他的心腹商议，这些心腹后来结成以他为首的“大八股党”。

            黄金荣的才干受到上司重视，他的忠诚受到法租界当局的赏识。适逢法国驻沪总领事带着妻子到太湖游玩，被湖匪绑架勒索赎买。法租界当局极为惊慌，要求黄金荣全力营救，黄金荣同杜月笙、张啸林商量后，即派素与湖匪有联系的手下干将高鑫宝前去“拜山”，结果湖匪首分文不取，轻而易举地交出一对法国肥票。

又有一次，法国天主教神甫姚主教携带几箱银洋从上海乘火车去天津，准备开设新的教堂，不料车到山东，被山东督军张宗昌所部军队截住火车，绑走姚主教，不知藏匿到了何处。姚主教失踪事件，在当时轰动国内外，法国领事更是一天发了几道命令，限捕房火速破案。黄金荣一个偶然机会得知姚某下落及关押地点，急忙一面派人携款收买看守，一面亲自率领十余名便衣侦探，化装成张部官兵，连夜赶到山东乡下营救，将姚某平安救回上海(胡训珉：《上海帮会简史》)。

黄金荣的出色表演，使他受到租界当局的充分信任和倚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内，法国国内经济困难，无力继续供给上海租界当局经费，就责令其就地筹款，自行维持。黄金荣乘起献策，建议当局开征“花捐”、“赌捐”、“烟枪捐”和“军士印花捐”等税项，法租界当局一一采纳，缓解一时之需，并带来巨大收益。为了奖赏黄金荣，除准许其组织公开卖鸦片、烟土外，后来还索性将“土捐”、“烟枪捐”一并交给黄征收。双方沆瀣一气，均从中获益不浅。

烟业同帮会的关系比较稳定，而且帮会一方作为搭档的成分越来越少，保护者的成分越来越多。蒋介石政权对鸦片烟业实行“富禁于征”政策，任命杜月笙为全国禁烟委员，在各地设立禁烟查缉机关。杜月笙掌握了“禁烟”机关后，不但没禁过一两烟，相反，有了官帽护身，贩毒的胆量也越来越大。他特请吗啡大王陈坤元担任经理和技术指导，雇佣工人300多人在上海建立吗啡工厂，后被特务机关发现，被查封并公开曝光，陈坤元遭通缉，当局扬言一定要彻底追查此案。杜月笙慌了手脚，急命陈坤元躲到大连避风，自己携带巨款赶到南京面见戴笠，结果不了了之。

在保护烟毒方面，杜月笙向来不遗余力，甚至不惜冒同当局冲突的风险。一次，上海警备司令戴戟派特务把陈坤元扣押于公共租界新新公司楼上，准备不经巡捕房引渡，将陈秘密绑架押至警备司令部。不料，中途被一个认识陈的妓女发现并报告杜月笙。杜立即派出9名枪手冲进房间，将陈带走，特务对之无可奈何。

            青帮“三大亨”之一张啸林以赌为生的赌棍的大量出现，是清末民初青帮大量涌入上海之后的事。这些人有自己的松散组织，外部人称之为“翻戏党”。青帮势力进入租界巡捕房并且结成党羽后，在上海出现了托庇于捕房的专门赌博场所的赌台，这比“翻戏党”流动游记式的骗赌活动有了很大进展。开设赌台的流氓，按其籍贯和赌博方式分为上海帮、广东帮、绍兴帮、宁波帮。1927年前后，广东帮赌棍梁培指示王宝善贿通法租界当局，在公馆马路投资200万元，开设大赌场，由于服务十分周到，顿时把本地上海帮赌台的顾客吸引过去，引起上海帮流氓不满。他们联合三大亨，要求法租界当局取缔这两大赌场。正争讼时，恰逢杨阿毛枪杀西捕案发，公共租界捕房被激怒，遂下令将各赌台封闭，不准再开。法租界广东帮赌台也受其影响，被迫关闭。上海第一批赌台吸引的对象主要是有钱人子弟，一般贫民是进不了门的，所以危害还不很大，真正危害到下层的是后来勃兴的“花会”赌博。

上海的“花会”，最先由陈世昌的门徒缪阿玉创办。“总筒”设在劳合路，后为张延生接手。1921年后，花会极盛，后改为刘良洪与郑梅堂合伙经营，轮流掌总筒，每人两天。依靠花会的庞大收入，这两个巡捕出身的帮会分子更加不可一世，甚至常在军工路上拦抢三鑫公司的鸦片，为此连杜月笙也向他低过头，任意杀人，血案累累，无所不为，被人称为“花会大王”、“良洪梅堂”。

青帮-派系划分

            其中又分为两派，一是主帮，由浙东温州、台州人组成；一为客帮，由皖北、江北人组成，又称巢湖帮。帮内有帮规仪式，有辈分区别，按辈分收徒，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地位，要求其成员“帮丧助婚，济困扶危”，从而赢得广大粮船水手和下层群众的拥护。后因漕粮改由海运，粮船水手大多失业，遂在上海、天津等地和长江下游其他通商口岸流为游民帮会，以“密行贩盐，或以偷税为业”。其成员也日益复杂化，除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之外，不少被裁革的兵勇也加入其中，也有少数地主士绅参加，在社会下层联系广泛。辛亥革命时期，青帮在上海成立“中华共进会”。1913年受雇于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1920～1930年，其势力迅速发展，有仁社、荣社、恒社、兴中学会、江北帮五大派系，主要人物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称三大亨。一些青帮头目勾结军阀政客，广收门徒，霸占一方，开设赌场妓院，贩运毒品，绑票勒索，坐地分赃；有的利用搜刮来的巨额资财投资工商业。这些人气焰嚣张，横行不法，为害地方。张啸林的五十大寿，黄金荣建造的黄家花园（今上海桂林公园）落成和杜月笙修建杜氏家祠，竟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盛典”。1927年为蒋介石利用，参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到杜月笙家中加以杀害，并指使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进攻。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特务机关也利用青帮组织进行汉奸活动。

  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

青帮-历史渊源

        青帮又称“清帮”或“安清帮”。近代重要秘密会社之一。明代罗祖教的支流。最初分布在北直（今密云一带）、山东一带。后由北直、山东沿运河发展到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号称“潘门”，亦称“潘家”。内分两派。一是主帮，系浙东温州、台州人；一为客帮，系皖北、江北人，亦称“巢湖帮”。从清初康雍至嘉道年间，其成员大都为运输工人，主要为清政府承办漕运，也有其他手工业工人，是以运输工人为主体的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它按辈分收徒，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的地位，要求其成员相互“帮丧助婚，济困扶危”，从而团结了广大粮船水手。后因漕粮改由海运，粮船水手大多失业，流为游民，便“密行贩盐，或以偷税为业”，出没于皖北、江北，逐渐转向太湖流域广大腹地，旋又向上海发展，成为以贩私盐为主体的游民无产者团体。成员有所变化，除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外，不少被裁革的兵勇也参加了这一组织。辛亥革命时，在上海设立“中华共进会”，曾受袁世凯利用，刺杀宋教仁。1927年又受蒋介石豢养，参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特务机关利用青帮组织进行汉奸活动。1946年，青帮又与军统特务相勾结。

青帮是如何成长为旧中国最大黑帮的洪门开山，立即遭到清兵围剿，进入战争状态，广泛发展势力不可能，于是立刻变相创立白门，以神道设教，引人入彀，如白莲教，红灯照，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天地会等皆属之。在封建社会里，这些组织极易发展。不过近代历史，我们提到城市无产阶级组成的地下社团时，通常提到“青红帮”。现在我们提到“红帮”实际上是“洪门”的讹传，那“青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洪门曾派翁乾潘到北京坐探清朝消息。翁为朝廷所获，意志不坚定，降清后，另组“安清帮”。安清帮将组织中横的关系变成纵的关系，便不是兄弟结义了，而是师徒相传了。这个帮原定二十个字的辈分，如“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人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这二十个字以清始，最后到元明，可想见政治意义。到了清末，二十个字用完了，又添了“大通悟学”四字，这是革命党人给添的，据说是徐锡麟秋瑾所办绍兴大通武学的隐语。清亡后，帮重任又添后二十四代，即“万象皈依，戒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法修行。”后又续二十四代，为“绪结岘计，山芮克勤，宣华转忱，庆兆报魁，宜执应存，挽香同流。”

安清帮成立之后，清廷责成青帮帮忙护运军粮，将杭州至北通州的运河分成一百二十段半，封翁乾潘的门徒一百二十八人及书童一人“门外少爷”为码头官。职级由四品都司——务品守备——六品千总。师徒世袭，每一段都有一个名称。如江淮四，兴武六等。码头官得收徒弟，年老时选择一得意门生传衣钵，召集徒子徒孙开大会，名为关山门，传位于继承人。老师关山门后，不得再收徒弟，如再收被揭发，香堂上打四十大板。继承人就任码头官，开香堂收徒弟。其他徒弟，辈分再高也不能开堂收徒。

码头官虽有军职，但其实不带兵，只是做朝廷的情报工作，所以收的徒弟多是下九流。

洪门视青帮为叛徒，碰见粮船就打。后经妥协，粮船碰到洪门阻拦，立即将船尾放下，表示卸尾而过。太平天国时，青帮被洪门杀了五十六个码头官，剩下72个半。海禁开通后，粮食由轮船直运天津，运河失去作用。青帮失去经济基础，有些青帮分子也投入反清。洪门和青帮的敌对关系也就无形消失。清朝亡后，青帮无清可安，码头官不复存在，对帮规无法约束，不传衣钵，辈分高的也开香堂收门徒了。洪门青帮界限是非常明显的，洪门谚语：“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剥皮抽筋。”

                          黑帮三老大

青帮-行政组织

          清帮主要以四庵六部做为行政管理中枢，所谓的庵，是依祖师而立的讲学堂与中央行政部门，相当于现在的府院,分别为朱寺庵、刘寺庵、黄寺庵、石室庵，这四个庵室，共通的部份便是罗祖教义传授，其余的则依祖师专长不同，而有所不同，朱寺庵的主讲师为翁祖，讲授的内容为禅学(临济宗派），以及武学（少林武学），此外下司辖兵部与刑部。刘寺庵主讲师为钱祖，讲授的则为经商交易之道与财务管理，并为工部之直辖主管机关。朱寺庵主讲师为潘祖，传授行运管理学论，教授古圣贤之道，且直接司辖史部与户部。石寺庵则为小爷仙逝后创立，主讲者为宿领帮，讲授帮规，授予新进人员义气千秋，及江湖礼节，可以说是职前训练所，另为礼部之直辖主管机关。

六部指的是吏部、礼部、户部、工部、兵部、刑部。 这六部最初的主管，现在已不可考：

吏部专门编纂帮中大小事务，编写清帮史书，并将史书置于杭州家庙蔵经阁楼上，此外除了史书的工作之外，亦负责抄经管理罗祖书籍与家谱，然不幸的是咸丰四年太平天国之乱，杭州家庙遭太平军焚毁，以至於文件史料无存。

          户部则负责管理人员，是清帮相当重要的人事主管部门，举凡拜帖进家，人员晋升，各方师父，均需投书予户部，由户部详列人员清册之中，最后年终综整后交予吏部，誊入家谱。

礼部则主管规矩仪注之订定与考核人员礼仪，并于每次开香堂时，主持规划与邀请各方老大到场，同时亦负责审核人员进家之三帮九代是否合乎规矩礼法，并于香堂设立时担任执堂师一职。

工部则责于各项帮中工程，如造船，维修，后勤补给，香堂搭设等工作，是清帮效率挺高的工兵小组，所有各帮维修人员，均为工部管理，并接受一般民众委任修船及其它建设工作。此外工部亦为清帮的基本会计部门，全帮所得计算与管理均为工部之责，清算后呈报刘寺庵。

兵部则为遇外敌时，统筹规划作战之部门；清帮弟子在外，难免与其他会社起些冲突，当冲突无法解决时，会先派出谈判小组，这各帮的谈判小组，归兵部管理，当事情仍无法解决有可能发生战争时，谈判小组会将问题回报与兵部，兵部则开始调动可用人力，实施战斗准备。香堂开设时，每香堂的左右护法，则由兵部派立。

刑部则为清帮的执法单位，当门下弟子犯有帮规时，各方师父会依情节轻重，回报予刑部，最后由刑部设立刑部香堂，对不肖弟子实行惩处。另外，不论开立何种香堂，门外与门内的巡堂师（内外刑堂），则由刑部派立。

青帮-排辈传承

清帮的辈分排行有：

           第一代清字辈指的是金纯，号碧峰，明末南京麒麟门外金家村人氏，乃弃官出家的僧人。金纯使用了据说是达摩老祖定下的前后四十八字作为派系，于是他的法名，便叫做“清源”。

第二代静字辈有罗清，甘泉省东乡罗家庄，万历三十年赐进士，天启三年拜户部尚书，出家后法名“静清”。陈瀛，字易水，道号静海，东广西林贵县人。

第三代道字辈有陆飞，字羽飞，道号为道行，广东娥素人氏。赵大官，字悟本，道号为道元，金陵霞邑人，明末进士，崇祯年曾任统兵之职。

第四代翁岩、钱坚、潘清三人乃德字辈，为纪念祖师，前三字“清、静、道”清帮后代不再使用。

辈分称呼

长辈的称呼：不论何帮，大一辈者，本命师与众已开法之师父，均以某师父称之；未开法大一辈之长者，则不论男女，均称为师叔；大二辈者不论为哪一帮头及是否开法，均统称为某师爷；大三辈者则不论何帮及是否开法，均称为师太；大四辈则不论何帮及是否开法，统称为太师太；大五辈本帮几乎没有，若真有那便称为祖节。

平辈的称呼：同参一师者称为亲同参，同一师爷之分系同辈，则称为同参，引进或传道帮头之同辈弟子则称为同山，其他非三帮九代帮头之同辈，称为平香。

晚辈的称呼：某师父的儿子，一律统称为小老大；徒弟或是同辈的次子或儿女，则称为少君，弟佬的儿女或徒弟，则称为法孙；法孙的徒弟或儿女，则称为少法孙；若还有以下，则称为法将。

青帮-管制规划

清门强调帮中伦理，任何一位欲进家门人士，必先经过重重考核，一般而言，欲进家学生得先拜帖，在拜帖中详细写明自己的家世背景，职业工作与姓名八字，然后由三帮九代开设寄名香堂，经过香堂仪式洗礼之后，仍不能算是真正清帮内人，此时称为一脚门内一脚门外，师父会在这寄名后的三年内，勤加考核，这个阶段称为师访徒三年，三年后必需由学生勤访师父三年，让师父考核其是否真有决心进家，这个阶段，称为徒访师三年，经过六年的考验，确定学生的决心于品性后，师父则会开始教导其基本仪注，或委由石室庵教导，经过一年的学习，通过后，则师父会择吉日，并报请户部，由户部开始做开设香堂之准备并通报四庵六部与学生之三帮九代，让学生晋任小香。此时方成为正式的潘家子孙。小香学生得学习待人处世应对进退之道，以及各庵堂所讲授之基本课程。

小香阶段经过三年考核，师父会考量学生的学习是否方向正确，是否忠于家门，应对进退是否合宜，若一切合乎条件，则再报请户部开设大香堂，户部同样会通报四庵六部与学生之三帮九代，择吉日帮学生晋任大香，大香阶段的弟子，可以称为储备师父，他们不仅得具备小香所学的技能与知识，主要得学习如何领帮带众，传道传法。

当师父认为，此大香弟子已备足能力，可以领帮率众时，则会以相同程序，开设开法香堂，授予弟三锁三钥与六字真言，从此後，弟子已可独当一面，接续祖师香火，收徒领帮，不论何字班辈，一见开法师父，即使是晚辈，亦不再以辈分称其弟佬或称徒孙，而直称其为”某师父”。这是对帮中能独当一面收徒领帮，延续香火者的尊重。

以现代而言，不一定得受到七年进家的限制，古时所订定的这种规矩，系因为访师访徒不易，路途太遥，或因为弟子师父工作忙碌之故，故而延长进家时间，主要是让师父徒弟皆能充份明了双方情况。寄名香堂现在几乎也不开设，仅以口头寄名与接受拜帖后即算数，且现代交通便利，所以七年进家，此规可守可不守。

青帮-盘道认亲

      清帮人士来自五湖四海，要认清是否是自家兄弟，须经由盘道条口确认。这与兵士站卫兵喊讨口令辞的道理一样。会有这样的规矩，主要是为避免让外人得知太多帮门中的秘密。清门于雍正四年，由三祖接皇榜并受师命立帮，及潘祖执法行运五十一载后传世至今，这期间虽受命于朝廷，然实际是为实现仗义江湖济弱扶倾为目的。而清帮祖训要记取根源不忘本，这从清帮三教合一，尊前提后的作法可以明了。此外，领帮祖师们，本就为天地会成员，因此每每设香堂，会先要求弟子们整襟，不忘前朝，溯本追源。

这样做法难免为有心人士利用，若向朝庭进谗言，势必对于帮会命脉造成莫大伤害。因此清帮要弟子们谨守秘密，并严守三谈三不谈原则（同道能谈、香堂能谈、告帮能谈；茶馆不谈、酒肆不谈、澡堂不谈）。然而清帮自祖师创帮，由通州至杭州这段运河，共立帮头一百二十八帮半，七十二个半码头，粮船亦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只半，帮众数以万计，要认清是否为自家人实属不易，况为广招贤才，又立下三准三不准之规矩（准借不淮偷、准打不准骂、准充不准赖），要确认是否真为自家人，势必得有一套明确繁杂的辨识之方，这个方法便称为盘道条口。

经盘道后可确认身份，除了能确实严守帮中秘密不外泄于人，在乱世当道局势不稳时，亦可做为情报交换前的确认工作。在近代史中，第二十三代的杜月笙运用帮中力量，为国民政府于抗日期间，做了不少的情报贡献。帮中成员谨尊三露三不露（遇急、遇难、遇盘查露，外人、熟人、亲人不露）原则。所谓“三分安清七分交情”，只三分安清，便己足够让清帮弟兄渡过难关，这是清帮义气相照共持共扶的原则。

至於盘道条口，均需师父亲传，不可外泄，例为帮中机密。

青帮-现状发展

近代清帮主要分布在台湾，并成立有合法社团“中华安亲会”，不少军界、警界及演艺界人士属于清帮弟子。在美国部份城市，清帮也有一定影响。

现在的清帮，因为帮头甚少，有迟暮黄昏垂垂老矣之像。主要原因，乃在于传承上出现问题，按照古法清帮规矩，师父收徒弟，必需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学规矩仪注一年，总共七年时间，方可入会，在漕运时代，弟子的品性必需严加考核，通过层层考验，才可正式进家，经由试链后，方能上大香，最后开法收徒。然而，国共战争期间，许多前人限于时间空间问题，匆匆收徒，急于传承香烟。很多开法师父，进家甚至不到三年，连盘道认亲之法都不甚明白，更不用论修行论道，亲教徒弟。许多规矩法典，亦因战乱之故，遗留大陆，所以造成师父不知道要教徒弟什么，一般人也不知道进入清门可以学到什么，自然无法光大门楣。现在清帮虽不用七年收徒，但至少还要查明从学者是否端正。

清帮不论前代或现代，体制上其实很明白，混迹江湖乃至修行，前者称为术士，后者为佛门释家。所谓术士，并非指江湖术士，而是指专心一意运用自己的技能与家传所学，立足于社会。入禅门者必先体验万象，明白人世间的生老病死苦之后，才能够有所顿悟，方能入禅门潜心修身。即是清帮祖师训示中的三门三钥匙，要经过这三个阶段的体会人生，才能体会出大智慧。所以先术再入禅，需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清帮甚至被其他帮会讥讽为老头帮。

清帮因帮头迥异，规矩仪注诸师传承均有不同，无法统一，隔帮盘道条口对不上，师父间意见相左多，更有人质疑某帮头一帮到底，无法团结，致使现在的清门弟子无所适从，难以昌盛。

       上海斧头帮                      民国第一杀手张亚樵                      

 青帮-上海帮会

青帮在上海各帮会中称雄数十年，另一重要原因是他们极善于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纵横回旋。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人往来于上海，多利用帮会关系来掩护其活动，当时不少国民党骨干，本身即是帮会头目，如陈其美等，不必有求于黄金荣，但到了20年代初，陈其美遇刺身亡，其他人或身份公开，遭军警追捕，或专注于政治活动，同帮会关系疏远，国民党因此深感不便，这时，黄金荣的势力蒸蒸日上，于是国民党人便转而与黄金荣联系，以寻求其掩护。

当年蒋介石蛰伏上海，为了生计，曾找到虞洽卿。虞某人看在死去的陈其美的面子上，总算接济了一些。但虞洽卿是个大忙人，又不愿多掏腰包。蒋不得不放下前革命军团长的架子，穿上旧西装，同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一起做投机生意。1920年7月，虞洽卿创办上海证券交易所，介绍蒋介石到交易所当报行情“划线”的小职员。交易所里的商人，不少是流氓出身，惯于以少赖多，软骗硬抢的事情常常发生。为了在交易所站住脚，蒋介石经人介绍引荐给黄金荣为门生，黄收下红帖，另择吉日，举行仪式，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收纳蒋介石为“门生”。

蒋介石自从拜了黄金荣为“老头子”以后，无人再敢来欺侮。不久，他又在别人资助下自立门户，开立恒泰号经纪行，当起炒卖股票的经纪人，为孙中山筹集经费。1921年底，上海爆发金融风潮，恒泰号经纪行亏蚀严重，蒋本人负债达数千元，结果还是黄金荣出面代为了结，并资助蒋介石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

帮会中曾有传说，蒋介石得了钱，却未去码头，而是先入赌场，把路费输得一干二净，无奈只好又回黄宅。因无颜再见老头子，在门口苦苦徘徊，被“小八股党”头子叶焯三看见，问明原委，领他再见黄，获300元作旅资。他们怕蒋光头再去赌，讲明由叶某代买船票，把蒋送上船后再把钱给他。

较晚出道的杜月笙、张啸林也仿效黄金荣，在国民党内寻找自己的支持者。这样，帮会为自己编织了一张又一张保护网，逐步发展起来。

伴随着帮会兴盛的是帮会从事的各种事业的兴旺，其中传统的非法行业的兴旺尤其令人瞩目。我们把这些活动称之为“黑色行业”，它包括烟、赌、娼和其他非法活动。

青帮大亨掌握的三鑫公司控制了数万家烟馆和零售土行，形成庞大的集团。但黄金荣等并不亲自过问烟馆和土行的具体管理经营情况，它们均自负赢亏，三鑫公司只管照月份收取保险费和各种捐税。该公司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它像一个庞大的吸血鬼，从广大的鸦片吸食者那里源源不断地吸取金钱来供给帮会分子挥霍，它还提供了大量资金帮助黄、杜等打入各行各业，以攫取更大的权力。

1926年前后，刘、郑二人由于分赃不均，终于决裂。先是郑梅堂指使门徒在公共租界将刘良洪暗杀。刘妻及其门徒得凶耗后，立即全力反击，13天内，郑梅堂被杀于虹口。这件“良洪梅堂互杀血案”当年轰动沪上。

帮会还染指娼妓业，其勾结有两种情况。其一，是通过捕房和土霸的恶势力对妓院和私娼加以保护，后来，上海帮会无赖有些头目在发财后，独资开设妓院。1931年，大世界游乐场老板楚九病死，大世界被黄金荣接管。黄勾结杜月笙和张啸林，围绕大世界迅速开办一批赌场、妓院、旅馆，形成了一个以大世界为中心的销金窟。各类私娼也利用大世界拉生意。但大多数帮会头目主要是充当妓院和私娼的保护人。当时上海四马路和会乐里聚集着上百家妓院，每家妓院都养了一至数名“龟瓜”，充当保镖、打手，并帮助老鸨管理妓女，这些人和妓院老板都必须参加帮会。

帮会同妓院勾结的第二种途径，是通过人口贩子为妓院老鸨提供候补年轻的妓女。大凡操卖皮肉生涯的女子，由于倍受蹂躏，总是红颜易逝，青春苦短。尤其下等妓女，受尽蹂躏，职业年龄更为有限。所以，妓院老板要时刻留心物色佳人，设法递补。而能够经常地、大量地为他们提供“货色”的，主要是以贩卖人口为生的帮会分子。帮会的人口贩运，为妓院提供了新鲜血液，促进了卖淫业的兴旺发达，也为帮会本身提供了新的发财机会。

帮会从事的行当非常多，其中常被人议论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有扒窃、码头帮派活动、粪霸等等。同时，帮会还挂着“合法”的招牌，却干着烟、赌、娼等非法勾当的营生，可称为“灰色”行业。

上文所述帮会及其组织活动主要是围绕上海(青帮)展开，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的帮会中心，另一方面其组织活动也颇有代表性。解放前，全国各地帮会为数众多，如四川的袍哥、黄道会、安清总会、洪帮等等，在特定环境下均是一流氓组织，其规模或大或小，组织特点也有差异，难以细而言之。

青帮-国际交际

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对青帮敬而远之；在法律上，也没有一个政府公开承认青帮的合法地位。青帮虽然未必尽是“黑社会”组织，起码可以肯定不是“宗教”组织，而何以日本一流的学者会认定其为“宗教”呢？这涉及东北青帮何以组团访问日本，何以受到日本帝国政府欢迎之问题。

青帮访日团成员10名，随员4名，日本向导3名，共计17名。具体情况如下：
1.代表
奉天(沈阳)代表：冯谏民(青帮21字辈，48岁)、王兆庥(青帮21字辈，55岁)、张新甫(青帮21字辈，44岁)、祖宪庭(青帮22字辈，48岁)、林庆臣(青帮23字辈，54岁)。
新京(长春)代表：吕万滨(青帮21字辈，60岁)、常玉青(青帮22字辈，49岁)。
营口代表：郝相臣(青帮22字辈，55岁)。
哈尔滨代表：赵庆禄(青帮22字辈，63岁)。
法库门代表：杨宇山(青帮22字辈，55岁)。

2.随行人员
吴泰淳(新京)、郝俊和(营口)、姜国本(关东州金州)、评世信(奉天)。

3.向导
平野武七、鹫崎研太、吉村智正。与内地青帮大致相同，东北青帮也是按照摹拟亲属关系的原理结合而成的。以“字”或“辈”表示成员的身份和相互关系，成员分属“兴武六”、“兴武四”、“嘉海卫”、“江淮泗”、“嘉白”、“杭三”等“帮”。这里的“帮”类似于宗族制度中的“房”。“前24辈”最后4字分别为“大”、“通”、“悟”、“学”。10名代表团成员中“大”字辈(21字辈)4人，“通”字辈(22字辈)5人，“悟”字辈(23字辈)1人。如果和当时上海滩上的青帮大亨相比，可以知道，除1人属于较低的“悟”字辈外，其他人的辈分都很高。

上述青帮访日成员不仅在东北拥有各自势力，而且和内地青帮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如访日团首席代表、自称“满洲国在家理总代表”的冯谏民曾在张作霖军队任陆军少将，和杨宇霆、张宗昌等拜青帮第20辈王约瑟为师傅。王约瑟系山东省铎县人，据说是个天主教徒，在北京、天津一带拥有众多弟子。

人高马大的第22字辈常玉青出生于江苏北部，曾为上海日本工厂的“工头”。1932年5月，“一·二八”事变后，常玉青与胡立夫在闸北组织亲日“市民维持会”，为此，胡被国民党驻上海特工暗杀。常不敢滞留上海，远遁大连。常玉青在大连一住就是5年多。常能在大连青帮中出人头地，师傅曹幼珊的青帮关系帮助了他。曹幼珊是山东人，长期客居沪上，是上海著名的青帮人物，在东北山东移民中有不少徒子徒孙。常于1937年12月返回上海，与日本浪人组织“黄道会”，暗杀抗日爱国人士。1938年，常在南京设立“安清同盟会”。1946年5月，以汉奸罪被处死刑。起诉书中没有言及其在东北的活动。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侵占了东三省。面对东北政治地图的巨变，上述青帮头面人物自称青帮乃佛教组织，表示愿意为日本关东军的统治效忠。而青帮的社会影响力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1933年3月，一个名为酒井荣藏的大陆浪人在沈阳成立了“大满洲国正义团”。酒井野心勃勃，试图借助青帮关系网扩大组织，一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大满洲国正义团”呼吁各地青帮响应其号召，同沈阳青帮祖宪庭、长春青帮吕万滨以及“全满总代表”冯谏民等建立了“合作关系”。所谓“合作关系”，其实只是“大满洲国正义团”利用青帮的幌子，而“大满洲国正义团”成员之所以加入青帮，不过是吸收利用青帮的手段而已。正是基于这种关系，数月后“大满洲国正义团”成员游说关东军，青帮访日团的一幕才得以上演。

青帮代表访日和一个名叫宫地久卫的日本人有关。原来，宫地曾在日本本土骑兵部队里任过团长，退伍后，先后担任过“东京社会事业协会融和部长”、“中央融和事业协会理事”等职，专门从事安置日本“部落民”的工作。在日本，“部落民”是备受社会和政治歧视的族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实现近代民族国家整合的目标后，“部落民”的际遇并未改变。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军部决定将大批“部落民”移住东北，日本担心在日本受歧视的“部落民”移民东北后也会遭到中国民众的歧视，于是，委托宫地到东北调查其可能性。

其时，日本关东军在推进占领东北计划的同时，正在考虑如何整合中国社会之问题。伪满“五族协和”意识形态鼓吹者橘朴建议关东军当局学习上海租界的做法，通过保护和改革青帮，既可控制工人，又可对付盗匪(包括流氓)。比橘朴更进一步，《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的作者末光高义则认为可以将青帮改组为“政党”。因此，宫地初到东北调查，将目光投向青帮是不无原因的。

宫地到东北后，先后结识了两个日本人。一个是鹫崎研太。鹫崎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职于伪满洲国治安警察部门。通过鹫崎，宫地又认识了平野武七。平野系大陆浪人，青帮会员，“大满洲国正义团”成员。结果，鹫崎和平野通过宫地游说关东军，很快得到了青帮“合法”活动的许可，结成了名为“清静兴民同志会”的青帮组织。其目的是要整合东北青帮(自称有250万人)，与“大满洲国正义团”连为一体。这样，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统治时期尚没有“合法”地位的青帮，在日本统治下却获得了“合法”地位。而且，关东军总部还在三人的游说下，同意资助青帮组团访问日本，让青帮代表接受日本帝国殖民教育，“期以将来日满提携”。

但是，青帮访日团在日本滞留10天后，7月11日，突然被勒令解散，不得在东京自由活动。一行只得分作几批返回东北。隆重的欢迎仪式开始后不久，何以竟如此匆匆收场？关于其中原委，据说是因为一个名叫吉井清春的人利用青帮访日团从事沽名钓誉活动，而鹫崎、平野等私自挪用关东军支付的经费约1500元。但是，真正原因似乎并不在此，日本陆军和海军方面显然又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报告，发现关东军极力推荐、并视为宗教团体的访日团竟是中国历史上声名不佳的“秘密结社”———青帮。这下笑话闹大了。于是，只好借口几个给代表团作向导的日本人行为不检而下令解散代表团。

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曾经说过，“日本的近代历史是中国认识失败的历史”。从本文所追踪的事件可以看到，战前日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复杂性的认识远没有一般论者所估计的那么高，相反，由于强烈的主观偏见，其中国认识往往透显出背离中国语境的浅薄和无知。鲜为人知的青帮访日团事件可谓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