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裤子裁剪图画法:《兵马俑真相》不是异端邪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3:18:13
《兵马俑真相》不是异端
邪说！
(2009-08-03 23: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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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人文/历史
陈景元
秦俑
杂谈
分类： 秦陵、秦俑的是非之争
当秦俑坑进行第三次发掘的新闻报道，像雪花那样覆盖中华大地的时刻，由新华社记者冯国、胡瑶先生撰写的《秦俑归属之谜有望解开》的文章，及时向公众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有的专家，还把秦俑与秦始皇剥离开来，古建筑学家陈景元认为，秦俑坑是秦宣太后的陪葬坑”。这是新华社第一次通过媒体，将陈景元“把秦俑与秦始皇剥离开来”的观点，进行了客观地介绍。
据《光明日报》和《成都日报》有关报道，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先生，最近也指出“目前学术界对秦俑身份、俑阵规模、功能，甚至兵马俑为谁陪葬问题都有分歧。”他说“争论是必然的，信息越不完整，争论的空间就越大。”可见，陈景元在“兵马俑为谁陪葬问题”上，提出不同学术观点，不应该视为洪水猛兽和异端邪说，而只有通过争论，才能弄清是和非。
将“秦始皇与秦俑”，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人和事，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已经有35个年头了。与此同时，陈景元提出的“把秦俑与秦始皇剥离开来”的另类观点，却始终没有正常的途径和机会，能够全面、系统、详尽地向公众进行介绍，他几十万字的学术论著，一直被严格管制、掌控着。去年《秦俑真相》一书，已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只可惜内地很难看到此书的内容。
现在，经过多方的争取和努力，大陆版的《兵马俑真相：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一书，获准由华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全国新华书店、以及众多网上书店正式销售。该书用24万字的篇幅、以63个具体的理由，在史料可靠、证据确凿的基础上，将“秦俑与秦始皇剥离开来”这个当前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进行科学论证，目的是彻底还原这一重要文物的历史面目。
洋洋数十万言的论证材料，一下子摆到人们面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耐心，实在是很难真正把握住本书主体精神和思维脉搏的，有时闪过一句话、甚至漏看一个字，都会出现认识上的大偏差。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及网友们，能够更充分、更及时地了解秦俑这一“另类”观点的精髓和核心的内容，本报记者对作者，做了一次如下深入的采访，作为向公众进行的一种导读服务。
记者问：秦俑坑与秦始皇陵的距离，其实並不是很远的，你有什么充分的依据和理由，认定这几个俑坑与秦始皇陵毫无关系？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秦始皇当年曾经下令李斯，将陵墓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根据钻探测量结果，发现陶俑掘井地正好在“三百丈”范围内，证明俑坑是秦始皇陵的一个组成部分。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1981年袁先生亲自撰文，以“三百丈”的说法，回答中外人士对“距离”提出的质疑。而各种版本的《汉旧仪》中，根本找不到这段“三百丈”的文字资料，所以这一重要史料的出处，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2，李斯只在秦始皇35年，才当上了丞相，完全没有资格在10年之前，就去主持帝王陵工程建设，用这种来源不清、内容失实的所谓史料，去作为重大考古“定性”的主要依据，显然是很不严谨、又很不妥当的。
3，即使真有“三百丈”记载，也不解决任何问题。秦时“三百丈”只有690米，根据地形图量算，秦始皇陵封土至陶俑掘井地接近2公里，无论用什么理由去辩解，它也不可能被包囊在“三百丈”的范围之内。
4，近几年来，袁仲一又以“约数”为由，要人们不必与具体数字较真。请问：袁先生是以“钻探测量”的方法，测得俑坑在“三百丈”范围之内的，难道“钻探测量”的成果，也是可以任人进行“虚构”的吗？
记者问：秦始皇陵陵园的面积“56.25平方公里”，而距秦始皇陵只有2公里的秦俑坑，还能够再说它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坑吗？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在俑坑以东1公里的代王镇南，有一座秦始皇陵的东门阙，证明了秦始皇陵确实是世界最大的帝王陵。除了秦俑坑之外，这里还有秦始皇的几百座陪葬坑、陪葬墓。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自古至今，没有任何的史料记载，说当年建造秦始皇陵的过程中，曾经占用了“56.25平方公里”的土地。应该说，这“56.25平方公里”陵园的圈占，完全是秦俑馆的一些考古学家们，自己闭门造车的杰作。
2，袁先生在自己的《秦始皇陵考古纪要》中，认定“56.25平方公里”的依据，就是那个东阙门遗址。但在不久以前，经过钻探调查之后，才发现那只是两座汉代的墓葬，当初认定的前提，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3，“56.25平方公里”陵园，以秦始皇陵封土中心为原点进行圈占，而骊山与秦始皇陵，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所以“56.25平方公里”的陵园，就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区域，竟然要爬高到骊山的山顶上面去了。
4，这“56.25平方公里”面积，只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为了保护文物，划定的一块建设用地控制范围，目的只是供规划部门、国土部门，去限制各种非农业建设项目的乱占滥用，而与当年秦始皇陵建设根本无关。
记者问：司马迁《史记》都说，秦始皇即位后就开始预修陵墓，你有什么理由说，秦始皇陵、秦俑坑都不是他生前建造的呢？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秦始皇即位之后，立即征调72万人、耗以37年时间，为自己建造规模巨大的、神秘莫测的陵墓，陵墓包括地宫建筑和地上宮殿，秦俑坑无疑也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秦始皇即位时，首先要建造的是，刚刚去世的父亲秦庄襄王陵、即位三、四天去世的祖父秦孝文王陵、尊祖父秦昭王陵，以及祖母、尊祖母陵，这才是秦始皇即位之后一段时期之内，最紧迫的陵墓建造工程。
2，秦人没有预修陵墓的传统，汉以前最高等级的陵墓，七个月时间即可完工，不需生前进行预修。西汉帝陵的预修，主要是设置陵邑、迁徙富豪、建造地上寝庙，去世后再挖掘竖穴，建造“黄肠题凑”的地宫。
3，众多史料明确记载，历代帝王建造陵墓时，都要压毁、吞噬成千上万的前代、前人的墓葬。所以在秦始皇陵及“56.25平方公里”范围内，要去压占数以千计、万计的他人墓葬，实在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4，过去几十年来，骊山北麓发现的几乎所有文物，不管阿猫阿狗，不经任何考古论证，都被认定为秦始皇陵的陪葬品的。这种想当然、凭感觉的“定性、定名”，这与科学的考古论证工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记者问：秦俑坑中出土那么多的车和马，你又为什么不认为它们是实战的战车？这些车和马为什么就不能进行大规模的车战？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俑坑里面的军队，是一支象征秦始皇南征北战的正规部队。四马驾驭的战车，战斗力比步兵、骑兵都要强大得多。俑坑车、步、骑兵结合，是一种最佳的战斗组合。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古代战车和车战，只适用广阔、平坦地形上、或者是小规模、近距离的作战区域。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中国，处处是战车的“死地”，战车在崎岖道路上行驶，面对坑洼地形，必然全面瘫痪、解体。
2，战国时期，诸侯各国关隘众多，道路狭窄，都是“车不方轨、马不并辔”，所以四马驾驭的战车，连秦国自己的“函谷关”都冲不过去，它哪里谈得上能够跨越千山万水，前去征服地形极其险要的诸侯六国？
3，战车作战过程中，车上必须有三名甲士，而俑坑有的车上，只有两名甲士，所以这种仗，是打不起来的。另外，俑坑有的车舆，只有90厘米、110厘米，容纳不了三名甲士，可见它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战车。
4，驾驭战车的马，既要求有超强的负重能力，又必须具备闪电般的奔跑速度。自古马分上、中、下三等，而秦俑坑面的马，连下马体高138厘米的标准，都没有能够达到。可见，它们只是一些等外马、劣质马。
记者问：秦俑的头上既不戴盔，手里面又不持盾牌，凭着这么两条理由，你就能够断定它们，不可能是秦王朝的战斗部队吗？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历代秦国的军队，一律都是“科头”的装束，在打仗的时候，是根本不戴头盔的。只有做到无盔、无盾，才能使自已轻装上阵，表现出一种勇于公战的大无畏精神。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在古代作战疆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并无定制可言，那种“万箭齐发、矢如雨下”的攻防情景，是经常发生的。军人要冲锋陷阵，又不戴头盔，不持护盾，只凭刀枪不入的信念，并不能解决任何的实际问题。
2，秦军打败仗的史料记载，是比比皆是的，有时几十万秦军，连同军中统帅，都被敌国悉数歼灭。其实“科头”，只是“光头”的意思。不剃光头发，头上梳着长瓣，不论戴不戴盔，都不能称之为“科头”军。
3，担负野战任务的正规部队，处于干旱地带、碰上酷暑季节，如果士兵们都留着长发，头上盘着各种精美艺术造型的发髻，在江河中洗一次头、编一次髻，是很耗时间的，要是有一点敌情，恐怕一个都逃不掉！
4，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铜镜中，就有一手持剑、一手持盾的军人形象，秦陵附近也出土有盔和盾，这证明了秦军，应该是有盔有盾的，而不见有这种军事装备的俑坑，怎么能和秦朝作战部队联系在一起。
记者问：在俑坑里面出土了很多的青铜兵器，你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些剑、戈、矛之类的兵器，只是一种过时、落后的东西呢？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春秋时期的青铜剑，最长只有55厘米，而俑坑的铜剑长度，已经达到91厘米，俑坑铜剑，是铸造技术的巅峰之作，所以秦俑坑里的青铜兵器，一点也不过时、落后。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俑坑青铜制兵器的先进与否，不能和春秋时期铜制兵器相比，而要和战国时期各国拥有的铁制兵器相比，铁剑长度可达150厘米以上，钢铁兵器能够削铁如泥，谁先进、谁落后，难道秦始皇都分辨不出来吗？
2，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铜御手俑，剑长为60.24厘米，以二分之一比例制作，它的原型尺寸，应该是120.48厘米，既然俑坑91厘米铜剑长度是极限尺寸，那么御手所佩之剑，毫无疑问肯定就是一把钢铁之剑了。
3，秦始皇统一中国，下令收缴全国所有铜制兵器，铸造成十二个各重34万斤的铜人，这是全国数百万军队原来使用过的兵器。所以在秦王朝，谁继续拥有青铜制造的兵器，谁就是一种严重违抗君命的犯上行为。
4，从《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有关史料记载中，可以发现：秦国朝宫正殿的擎天大柱，都是采用青铜材料浇铸而成的，这就充分地说明了，秦王朝的众多冶铜作坊，早就已经转产为非军事的各种用途了。
记者问：关于秦王朝的军队，到底是以铁兵器、还是以铜兵器武装起来的，据你已经掌握的有关秦代铁兵器材料都有哪些呢？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以铁制兵器全面去取代青铜兵器，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而铁兵器真正取代青铜兵器，应该是东汉代以后的事情。比如，秦俑坑几万件兵器中，只有一件铁制的。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我国春秋时期，铁制兵器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到了战国时期，铁兵器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并正式装备了各国的作战部队，这一种情况，从燕赵、齐楚、韩魏等国大量出土的铁制兵器，就可以得到证实。
2，秦始皇时期，各国朝贡的铁兵器很多，太阿、昆卢等著名的铁剑，均为秦皇所有。历次战争中，战场上都能缴获大量钢铁武器，统一中国之后，它拥有全国冶铁资源和技术人才，以冶铁为业的巨富不知其数。
3，司马迁高祖父司马昌，曾经当过秦王朝的钢铁部长，各个郡县正式设有铁官，秦时的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这是历史上钢铁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秦代许多宫殿以磁石为门，为的是防止铁制兵器潜入秦宫。
4，在风翔秦公大墓中有铁剑，秦都咸阳宫殿遗址中有铁剑，秦始皇陵城内中有铁剑，秦始皇陵刑徒墓中有铁剑，长沙秦墓中出土也有铁剑。唯独俑坑中不见铁剑，难道还不说明它与秦始皇时期是格格不入的吗？
记者问：秦俑坑大多数武士俑头项一侧，梳着一种奇特的“歪髻”，你认为这么一种发髻，到底是从哪里发展演变而来的呢？
陈老答：秦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的观点是，秦俑头顶上的发髻，是很美、很特别，是与常人的发式很不一样，这应该是出于一种艺术造型上的需要，可能是古代秦人俏皮性格的一种情景再现。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我国西南地区有些艺人，将古代先人捏成“头梳歪髻、斜眉扯眼、歪嘴咧牙”的滑稽面具，贵州的榕江地区发现有“歪髻赤足”的石刻雕像，它确实给人们一种“俏皮”的印象，但这是民间创作的艺术作品。
2，秦人习俗，《荀子·强国篇》中有“其服不佻”的记载，佻和俏有其相似之处。秦人衣着传统，一向朴实无华，它与形形色色的奇装异服，没有任何共同点，吴永琪的解释，没有触及这种习俗的来源问题。
3，《皇清职贡图》上有“土人结髻于右，汉种结髻于中”的记载，表明“歪髻”和汉民族的“中髻”，有着巨大差异。土人，是指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贵州有一支“歪梳苗”，头上就梳着这样一种“歪髻”。
4，历史上楚苗同裔，“歪髻”在楚人中传承下来，湖北楚墓中，有梳着“歪髻”的古尸；阿房宫遗址出土的玉片上，有“歪髻”的人像，阿房宫由秦宣太后始建，她来自楚国王族，“歪髻”和她有直接的关系。
记者问：由于秦俑坑中的所有将军俑和武士俑，一律不穿黑色的服装，难道这就意味着它违反了秦始皇推行的“尚黑”制度？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秦代“尚黑”制度，只在重要庆典活动、丧葬礼仪上，穿黑色的衣服。刘占成的观点是，秦军的服装由农家自备，农家什么颜料多就多染什么布，颜色也很难统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袁先生一直强调，秦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坑，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丧葬礼仪吗？难道不正是必须穿黑衣的关键时刻吗？况且一国之君去世了，难道全体的军人，还要穿着五颜六色的彩服，前去参加各种悼念活动？
2，说秦朝军队服装由农家自备，是对云梦秦简两版"家书"的曲解。野战军要南征北战，服役几十年，居无定所，让家人怎么邮寄？难道秦始皇有财力，去塑造秦俑的彩色服装，而无钱给作战部队发放真的军需？
3，秦俑身上的服装，以红色、紫色居多，这是楚人“尚赤”精神的再现，与秦王朝“尚黑”制度完全对着干，在俑坑服色没有丝毫“尚黑”体现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资格去鼓吹这是一支秦王朝“尚黑”的军队？
4，《韩非子》中说：“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发出“尚黑令”之后，居然没有人出来响应，并且还穿着红绿彩服为自己来陪葬，这是合乎逻辑的吗？
记者问：你认为秦王朝是全面实行“车同轨”制度的吗？秦始皇为何要主张“车同轨”，推行“车同轨”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秦代有战车、有大车、有小车、有独轮车。既然有各种不同用途的车，就有大小很不相同的车轮轮距，在这一种情况之下，秦王朝怎么有可能真正做到“车同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战国时期诸侯割据，车只能在特定道路上行驶。除非使用骑兵和步兵，不同车辙的路，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好办法。秦武王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说明秦囯战车，根本开不到洛阳去。
2，《中庸·或问》中有“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记载，这是古代造车不可逾越的技术规范，如果造出的车辆轮距各不相同，怎么可能与门外统一的车辙相合？而不能在车辙内行走的车子，那是肯定要翻车的。
3，《说文解字·序》中说，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涂异轨、令律异法、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秦朝由于大规模工程建设的需要，就必须使车辆的制造，全面实行标准化、系列化制度。
4，实行“车同轨”的结果，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车辆的产量和质量，及时供应车辆的备品、备件。更重要的，它能使一车直通全国各地。如果车不同轨，哪里还有巩固国防、发展经济、保障稳定的强大物质基础？
记者问：在秦俑坑中发现了几件刻有“吕不韦”名字的青铜戈，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秦俑坑，确实是始建于秦始皇时期的吗？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俑坑出土有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铭文的“吕不韦戈”，因为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因此“吕不韦戈”的存在，当然是俑坑始建于秦始皇时期的“铁证”。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戈只是一种可移动文物，可以出土在后人的墓葬中，也可进入被后人破坏的前人墓葬中。袁仲一也宣称：俑坑在焚毁前，遭到大规模人为破坏，并劫走大量兵器。所以坑内留有外人的东西，也是正常的事情。
2，袁仲一说过“吕不韦戈”，出土于淤泥层之下，而在电视节目中却改口说：戈是由于长期受水浸泡，木柄逐渐受到了腐朽之后，最后支撑不住，而掉落到了淤泥层之上的。这一上一下，到底是哪个位置才对？
3，如果青铜戈是俑坑竣工不久，由于大水浸泡，木柄朽蚀而落下，那么戈出土时的位置，就应该掉落在俑坑的铺地砖上，而不应该掉落到需要由几十年淤积，并已经干涸了的、一层层极其清晰的淤泥层表面上。
4，俑坑里的淤泥层，是俑坑建成到焚毁前，存在于世的一种“时间年轮”。俑坑人为破坏严重，大量实用兵器被农民起义军劫走，在这个案发的现场，留下一些与他们身份相符的粗劣兵器，根本不必大惊小怪。
记者问：在陶俑的身上发现有一个非常怪僻的陶文，你有什么样确凿的、可靠的材料，判读出它一定就是“芈月”这两个字？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陶俑身上那个陶文，是一个完整的字，完整的字不能随便拆开加以判读，经过辨认之后，它应该是“脾”字，而且还是一位工匠的名字，更不可能是秦宣太后的名字。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袁仲一将陶俑身上的那个字，读为“脾”字，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根据，因为各种古文字的书写中，“脾”的字形是很多的，是很容易进行比照的，可以说“脾”字所有的古文，与那个陶文没有任何相近之处。
2，将陶文只认定为工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猜测和想象，因为整个俑坑只有一个这种陶文，难道这位工匠做完一件陶俑后，就“下岗”了？陶俑身上刻有“咸阳”、“咸阳令”，难道这些也是工匠们的名字？
3，“芈、月”的判读，有众多古文字学上非常确凿的依据，而且在阿房宫遗址上也有相同的字，所以俑坑和阿房宫都和一位芈姓人物，有着直接的关系。应该说，这种认定的方法，是非常严谨、可靠、准确的。
4，文字到底能不能拆开判读？这是有关独体字、合体字最基本的常识问题。秦俑馆的研究室主任张文立教授，1984年就曾经公开发表文章，认为陈景元将陶俑身上的文字，判读为“芈、月”两字，是很正确的。
记者问：有关秦宣太后陵具体位置，有没有可靠的定位依据？它到底在骊山北麓的西杨村一带，还是在骊山西麓的芷阳故城？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史记》上说宣太后葬“芷阳骊山”，而芷阳故城在骊山西麓的洪庆附近，由于西杨村位于骊山北麓地区，它与芷阳故城相距几十里，所以西杨村与宣太后陵无关。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秦时芷阳，不仅是一座城，更是辖地甚广的县，城有城址，县有县界，城址是个点，县址是个面，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不能以点带面，去否定面的存在，所以将“葬芷阳”说成葬于芷阳故城，是没有道理的。
2，芷阳县究竟有多大？《陕西通志》记载：“芷阳，在咸宁之东，横数十里，东接绣岭，南抵兰田。”《咸宁县志》也记载：“故芷阳，谓本芷阳地耳，非谓芷阳城，……秦时芷阳东境，兼有今临潼、兰田地。”
3，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沛公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的记载，说当年刘邦从鸿门逃出，路经骊山北麓的一条“芷阳小道”返回自己霸上大本营的，如今临潼县城附近就有一个“芷阳村”和“芷阳谷”。
4，说秦时有一个“东陵侯”，证明应该有一个“秦东陵”。其实，汉代有“阳陵侯、建陵侯、营陵侯”等30多个“陵侯”，并没有任何一个与陵墓有关，所以用“东陵侯”引出“秦东陵”，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记者问：秦宣太后芈氏的陵墓位置，你认为肯定就座落在秦始皇陵东侧的不远处，这样的一种认定，有什么可靠史料依据吗？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骊山北麓地区，从未发现有其他人大型墓葬的记载，而从俑坑的规模来看，只有秦始皇才有这一种魄力、财力去进行修建，所以秦俑坑不可能是秦宣太后的陪葬坑。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史记·正义》、《括地志》、《陕西通志》、《西安府志》、《临潼县志》等史料中，都明确地记载着“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
2，这些材料有共同起算点，有准确里程数字，有可靠方位指向，人们可以在地形图上定位，也可到现场进行实地踏勘。结果是一样的：人们能轻而易举地找到秦宣太后陵的位置，恰好就在西杨----下和村附近。
3，袁仲一认为秦宣太后陵，在西安市洪庆区，洪庆历史上属咸宁县，而《咸宁县志》、《西安府志》、《陕西通志》中，找不到秦宣太后陵任何的文字记载，所以秦宣太后葬在洪庆，没有任何可靠史料依据的。
4，除秦始皇以外，其他人都没有财力建造秦俑坑？秦始皇连年征战，财源枯竭，是短命的王朝，哪里有强大国力可言？宣太后执政41年，秦军15年不出函谷关，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有财力搞任何的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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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2009-08-04 11:13:23 [举报]
郭沫若都能算伟大的历史学家，中国历史学界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啊？搁现在他那几篇文章顶多挂起点中文网，穿越文的鼻祖啊！他亲自审核了中国以前小学到中学的教科书编撰，在他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名言下，我们的历史启蒙教育是面目全非。
中科院院长都是这么个人，你还能指望中国的学术骗局能少了去?
霓虹湖面静人心2009-08-04 11:21:10 [举报]
似要應驗了舊年日本電視臺熱播的一部日劇[CHANGE]，民衆渴望改變，渴望新鮮活力的領導者。
邪说！
(2009-08-03 23:13:54)转载标签： 人文/历史
陈景元
秦俑
杂谈
分类： 秦陵、秦俑的是非之争
当秦俑坑进行第三次发掘的新闻报道，像雪花那样覆盖中华大地的时刻，由新华社记者冯国、胡瑶先生撰写的《秦俑归属之谜有望解开》的文章，及时向公众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有的专家，还把秦俑与秦始皇剥离开来，古建筑学家陈景元认为，秦俑坑是秦宣太后的陪葬坑”。这是新华社第一次通过媒体，将陈景元“把秦俑与秦始皇剥离开来”的观点，进行了客观地介绍。
据《光明日报》和《成都日报》有关报道，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先生，最近也指出“目前学术界对秦俑身份、俑阵规模、功能，甚至兵马俑为谁陪葬问题都有分歧。”他说“争论是必然的，信息越不完整，争论的空间就越大。”可见，陈景元在“兵马俑为谁陪葬问题”上，提出不同学术观点，不应该视为洪水猛兽和异端邪说，而只有通过争论，才能弄清是和非。
将“秦始皇与秦俑”，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人和事，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已经有35个年头了。与此同时，陈景元提出的“把秦俑与秦始皇剥离开来”的另类观点，却始终没有正常的途径和机会，能够全面、系统、详尽地向公众进行介绍，他几十万字的学术论著，一直被严格管制、掌控着。去年《秦俑真相》一书，已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只可惜内地很难看到此书的内容。
现在，经过多方的争取和努力，大陆版的《兵马俑真相：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一书，获准由华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全国新华书店、以及众多网上书店正式销售。该书用24万字的篇幅、以63个具体的理由，在史料可靠、证据确凿的基础上，将“秦俑与秦始皇剥离开来”这个当前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进行科学论证，目的是彻底还原这一重要文物的历史面目。
洋洋数十万言的论证材料，一下子摆到人们面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耐心，实在是很难真正把握住本书主体精神和思维脉搏的，有时闪过一句话、甚至漏看一个字，都会出现认识上的大偏差。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及网友们，能够更充分、更及时地了解秦俑这一“另类”观点的精髓和核心的内容，本报记者对作者，做了一次如下深入的采访，作为向公众进行的一种导读服务。
记者问：秦俑坑与秦始皇陵的距离，其实並不是很远的，你有什么充分的依据和理由，认定这几个俑坑与秦始皇陵毫无关系？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秦始皇当年曾经下令李斯，将陵墓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根据钻探测量结果，发现陶俑掘井地正好在“三百丈”范围内，证明俑坑是秦始皇陵的一个组成部分。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1981年袁先生亲自撰文，以“三百丈”的说法，回答中外人士对“距离”提出的质疑。而各种版本的《汉旧仪》中，根本找不到这段“三百丈”的文字资料，所以这一重要史料的出处，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2，李斯只在秦始皇35年，才当上了丞相，完全没有资格在10年之前，就去主持帝王陵工程建设，用这种来源不清、内容失实的所谓史料，去作为重大考古“定性”的主要依据，显然是很不严谨、又很不妥当的。
3，即使真有“三百丈”记载，也不解决任何问题。秦时“三百丈”只有690米，根据地形图量算，秦始皇陵封土至陶俑掘井地接近2公里，无论用什么理由去辩解，它也不可能被包囊在“三百丈”的范围之内。
4，近几年来，袁仲一又以“约数”为由，要人们不必与具体数字较真。请问：袁先生是以“钻探测量”的方法，测得俑坑在“三百丈”范围之内的，难道“钻探测量”的成果，也是可以任人进行“虚构”的吗？
记者问：秦始皇陵陵园的面积“56.25平方公里”，而距秦始皇陵只有2公里的秦俑坑，还能够再说它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坑吗？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在俑坑以东1公里的代王镇南，有一座秦始皇陵的东门阙，证明了秦始皇陵确实是世界最大的帝王陵。除了秦俑坑之外，这里还有秦始皇的几百座陪葬坑、陪葬墓。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自古至今，没有任何的史料记载，说当年建造秦始皇陵的过程中，曾经占用了“56.25平方公里”的土地。应该说，这“56.25平方公里”陵园的圈占，完全是秦俑馆的一些考古学家们，自己闭门造车的杰作。
2，袁先生在自己的《秦始皇陵考古纪要》中，认定“56.25平方公里”的依据，就是那个东阙门遗址。但在不久以前，经过钻探调查之后，才发现那只是两座汉代的墓葬，当初认定的前提，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3，“56.25平方公里”陵园，以秦始皇陵封土中心为原点进行圈占，而骊山与秦始皇陵，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所以“56.25平方公里”的陵园，就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区域，竟然要爬高到骊山的山顶上面去了。
4，这“56.25平方公里”面积，只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为了保护文物，划定的一块建设用地控制范围，目的只是供规划部门、国土部门，去限制各种非农业建设项目的乱占滥用，而与当年秦始皇陵建设根本无关。
记者问：司马迁《史记》都说，秦始皇即位后就开始预修陵墓，你有什么理由说，秦始皇陵、秦俑坑都不是他生前建造的呢？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秦始皇即位之后，立即征调72万人、耗以37年时间，为自己建造规模巨大的、神秘莫测的陵墓，陵墓包括地宫建筑和地上宮殿，秦俑坑无疑也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秦始皇即位时，首先要建造的是，刚刚去世的父亲秦庄襄王陵、即位三、四天去世的祖父秦孝文王陵、尊祖父秦昭王陵，以及祖母、尊祖母陵，这才是秦始皇即位之后一段时期之内，最紧迫的陵墓建造工程。
2，秦人没有预修陵墓的传统，汉以前最高等级的陵墓，七个月时间即可完工，不需生前进行预修。西汉帝陵的预修，主要是设置陵邑、迁徙富豪、建造地上寝庙，去世后再挖掘竖穴，建造“黄肠题凑”的地宫。
3，众多史料明确记载，历代帝王建造陵墓时，都要压毁、吞噬成千上万的前代、前人的墓葬。所以在秦始皇陵及“56.25平方公里”范围内，要去压占数以千计、万计的他人墓葬，实在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4，过去几十年来，骊山北麓发现的几乎所有文物，不管阿猫阿狗，不经任何考古论证，都被认定为秦始皇陵的陪葬品的。这种想当然、凭感觉的“定性、定名”，这与科学的考古论证工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记者问：秦俑坑中出土那么多的车和马，你又为什么不认为它们是实战的战车？这些车和马为什么就不能进行大规模的车战？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俑坑里面的军队，是一支象征秦始皇南征北战的正规部队。四马驾驭的战车，战斗力比步兵、骑兵都要强大得多。俑坑车、步、骑兵结合，是一种最佳的战斗组合。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古代战车和车战，只适用广阔、平坦地形上、或者是小规模、近距离的作战区域。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中国，处处是战车的“死地”，战车在崎岖道路上行驶，面对坑洼地形，必然全面瘫痪、解体。
2，战国时期，诸侯各国关隘众多，道路狭窄，都是“车不方轨、马不并辔”，所以四马驾驭的战车，连秦国自己的“函谷关”都冲不过去，它哪里谈得上能够跨越千山万水，前去征服地形极其险要的诸侯六国？
3，战车作战过程中，车上必须有三名甲士，而俑坑有的车上，只有两名甲士，所以这种仗，是打不起来的。另外，俑坑有的车舆，只有90厘米、110厘米，容纳不了三名甲士，可见它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战车。
4，驾驭战车的马，既要求有超强的负重能力，又必须具备闪电般的奔跑速度。自古马分上、中、下三等，而秦俑坑面的马，连下马体高138厘米的标准，都没有能够达到。可见，它们只是一些等外马、劣质马。
记者问：秦俑的头上既不戴盔，手里面又不持盾牌，凭着这么两条理由，你就能够断定它们，不可能是秦王朝的战斗部队吗？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历代秦国的军队，一律都是“科头”的装束，在打仗的时候，是根本不戴头盔的。只有做到无盔、无盾，才能使自已轻装上阵，表现出一种勇于公战的大无畏精神。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在古代作战疆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并无定制可言，那种“万箭齐发、矢如雨下”的攻防情景，是经常发生的。军人要冲锋陷阵，又不戴头盔，不持护盾，只凭刀枪不入的信念，并不能解决任何的实际问题。
2，秦军打败仗的史料记载，是比比皆是的，有时几十万秦军，连同军中统帅，都被敌国悉数歼灭。其实“科头”，只是“光头”的意思。不剃光头发，头上梳着长瓣，不论戴不戴盔，都不能称之为“科头”军。
3，担负野战任务的正规部队，处于干旱地带、碰上酷暑季节，如果士兵们都留着长发，头上盘着各种精美艺术造型的发髻，在江河中洗一次头、编一次髻，是很耗时间的，要是有一点敌情，恐怕一个都逃不掉！
4，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铜镜中，就有一手持剑、一手持盾的军人形象，秦陵附近也出土有盔和盾，这证明了秦军，应该是有盔有盾的，而不见有这种军事装备的俑坑，怎么能和秦朝作战部队联系在一起。
记者问：在俑坑里面出土了很多的青铜兵器，你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些剑、戈、矛之类的兵器，只是一种过时、落后的东西呢？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春秋时期的青铜剑，最长只有55厘米，而俑坑的铜剑长度，已经达到91厘米，俑坑铜剑，是铸造技术的巅峰之作，所以秦俑坑里的青铜兵器，一点也不过时、落后。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俑坑青铜制兵器的先进与否，不能和春秋时期铜制兵器相比，而要和战国时期各国拥有的铁制兵器相比，铁剑长度可达150厘米以上，钢铁兵器能够削铁如泥，谁先进、谁落后，难道秦始皇都分辨不出来吗？
2，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铜御手俑，剑长为60.24厘米，以二分之一比例制作，它的原型尺寸，应该是120.48厘米，既然俑坑91厘米铜剑长度是极限尺寸，那么御手所佩之剑，毫无疑问肯定就是一把钢铁之剑了。
3，秦始皇统一中国，下令收缴全国所有铜制兵器，铸造成十二个各重34万斤的铜人，这是全国数百万军队原来使用过的兵器。所以在秦王朝，谁继续拥有青铜制造的兵器，谁就是一种严重违抗君命的犯上行为。
4，从《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有关史料记载中，可以发现：秦国朝宫正殿的擎天大柱，都是采用青铜材料浇铸而成的，这就充分地说明了，秦王朝的众多冶铜作坊，早就已经转产为非军事的各种用途了。
记者问：关于秦王朝的军队，到底是以铁兵器、还是以铜兵器武装起来的，据你已经掌握的有关秦代铁兵器材料都有哪些呢？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以铁制兵器全面去取代青铜兵器，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而铁兵器真正取代青铜兵器，应该是东汉代以后的事情。比如，秦俑坑几万件兵器中，只有一件铁制的。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我国春秋时期，铁制兵器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到了战国时期，铁兵器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并正式装备了各国的作战部队，这一种情况，从燕赵、齐楚、韩魏等国大量出土的铁制兵器，就可以得到证实。
2，秦始皇时期，各国朝贡的铁兵器很多，太阿、昆卢等著名的铁剑，均为秦皇所有。历次战争中，战场上都能缴获大量钢铁武器，统一中国之后，它拥有全国冶铁资源和技术人才，以冶铁为业的巨富不知其数。
3，司马迁高祖父司马昌，曾经当过秦王朝的钢铁部长，各个郡县正式设有铁官，秦时的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这是历史上钢铁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秦代许多宫殿以磁石为门，为的是防止铁制兵器潜入秦宫。
4，在风翔秦公大墓中有铁剑，秦都咸阳宫殿遗址中有铁剑，秦始皇陵城内中有铁剑，秦始皇陵刑徒墓中有铁剑，长沙秦墓中出土也有铁剑。唯独俑坑中不见铁剑，难道还不说明它与秦始皇时期是格格不入的吗？
记者问：秦俑坑大多数武士俑头项一侧，梳着一种奇特的“歪髻”，你认为这么一种发髻，到底是从哪里发展演变而来的呢？
陈老答：秦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的观点是，秦俑头顶上的发髻，是很美、很特别，是与常人的发式很不一样，这应该是出于一种艺术造型上的需要，可能是古代秦人俏皮性格的一种情景再现。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我国西南地区有些艺人，将古代先人捏成“头梳歪髻、斜眉扯眼、歪嘴咧牙”的滑稽面具，贵州的榕江地区发现有“歪髻赤足”的石刻雕像，它确实给人们一种“俏皮”的印象，但这是民间创作的艺术作品。
2，秦人习俗，《荀子·强国篇》中有“其服不佻”的记载，佻和俏有其相似之处。秦人衣着传统，一向朴实无华，它与形形色色的奇装异服，没有任何共同点，吴永琪的解释，没有触及这种习俗的来源问题。
3，《皇清职贡图》上有“土人结髻于右，汉种结髻于中”的记载，表明“歪髻”和汉民族的“中髻”，有着巨大差异。土人，是指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贵州有一支“歪梳苗”，头上就梳着这样一种“歪髻”。
4，历史上楚苗同裔，“歪髻”在楚人中传承下来，湖北楚墓中，有梳着“歪髻”的古尸；阿房宫遗址出土的玉片上，有“歪髻”的人像，阿房宫由秦宣太后始建，她来自楚国王族，“歪髻”和她有直接的关系。
记者问：由于秦俑坑中的所有将军俑和武士俑，一律不穿黑色的服装，难道这就意味着它违反了秦始皇推行的“尚黑”制度？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秦代“尚黑”制度，只在重要庆典活动、丧葬礼仪上，穿黑色的衣服。刘占成的观点是，秦军的服装由农家自备，农家什么颜料多就多染什么布，颜色也很难统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袁先生一直强调，秦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坑，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丧葬礼仪吗？难道不正是必须穿黑衣的关键时刻吗？况且一国之君去世了，难道全体的军人，还要穿着五颜六色的彩服，前去参加各种悼念活动？
2，说秦朝军队服装由农家自备，是对云梦秦简两版"家书"的曲解。野战军要南征北战，服役几十年，居无定所，让家人怎么邮寄？难道秦始皇有财力，去塑造秦俑的彩色服装，而无钱给作战部队发放真的军需？
3，秦俑身上的服装，以红色、紫色居多，这是楚人“尚赤”精神的再现，与秦王朝“尚黑”制度完全对着干，在俑坑服色没有丝毫“尚黑”体现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资格去鼓吹这是一支秦王朝“尚黑”的军队？
4，《韩非子》中说：“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发出“尚黑令”之后，居然没有人出来响应，并且还穿着红绿彩服为自己来陪葬，这是合乎逻辑的吗？
记者问：你认为秦王朝是全面实行“车同轨”制度的吗？秦始皇为何要主张“车同轨”，推行“车同轨”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秦代有战车、有大车、有小车、有独轮车。既然有各种不同用途的车，就有大小很不相同的车轮轮距，在这一种情况之下，秦王朝怎么有可能真正做到“车同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战国时期诸侯割据，车只能在特定道路上行驶。除非使用骑兵和步兵，不同车辙的路，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好办法。秦武王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说明秦囯战车，根本开不到洛阳去。
2，《中庸·或问》中有“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记载，这是古代造车不可逾越的技术规范，如果造出的车辆轮距各不相同，怎么可能与门外统一的车辙相合？而不能在车辙内行走的车子，那是肯定要翻车的。
3，《说文解字·序》中说，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涂异轨、令律异法、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秦朝由于大规模工程建设的需要，就必须使车辆的制造，全面实行标准化、系列化制度。
4，实行“车同轨”的结果，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车辆的产量和质量，及时供应车辆的备品、备件。更重要的，它能使一车直通全国各地。如果车不同轨，哪里还有巩固国防、发展经济、保障稳定的强大物质基础？
记者问：在秦俑坑中发现了几件刻有“吕不韦”名字的青铜戈，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秦俑坑，确实是始建于秦始皇时期的吗？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俑坑出土有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铭文的“吕不韦戈”，因为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因此“吕不韦戈”的存在，当然是俑坑始建于秦始皇时期的“铁证”。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戈只是一种可移动文物，可以出土在后人的墓葬中，也可进入被后人破坏的前人墓葬中。袁仲一也宣称：俑坑在焚毁前，遭到大规模人为破坏，并劫走大量兵器。所以坑内留有外人的东西，也是正常的事情。
2，袁仲一说过“吕不韦戈”，出土于淤泥层之下，而在电视节目中却改口说：戈是由于长期受水浸泡，木柄逐渐受到了腐朽之后，最后支撑不住，而掉落到了淤泥层之上的。这一上一下，到底是哪个位置才对？
3，如果青铜戈是俑坑竣工不久，由于大水浸泡，木柄朽蚀而落下，那么戈出土时的位置，就应该掉落在俑坑的铺地砖上，而不应该掉落到需要由几十年淤积，并已经干涸了的、一层层极其清晰的淤泥层表面上。
4，俑坑里的淤泥层，是俑坑建成到焚毁前，存在于世的一种“时间年轮”。俑坑人为破坏严重，大量实用兵器被农民起义军劫走，在这个案发的现场，留下一些与他们身份相符的粗劣兵器，根本不必大惊小怪。
记者问：在陶俑的身上发现有一个非常怪僻的陶文，你有什么样确凿的、可靠的材料，判读出它一定就是“芈月”这两个字？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陶俑身上那个陶文，是一个完整的字，完整的字不能随便拆开加以判读，经过辨认之后，它应该是“脾”字，而且还是一位工匠的名字，更不可能是秦宣太后的名字。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袁仲一将陶俑身上的那个字，读为“脾”字，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根据，因为各种古文字的书写中，“脾”的字形是很多的，是很容易进行比照的，可以说“脾”字所有的古文，与那个陶文没有任何相近之处。
2，将陶文只认定为工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猜测和想象，因为整个俑坑只有一个这种陶文，难道这位工匠做完一件陶俑后，就“下岗”了？陶俑身上刻有“咸阳”、“咸阳令”，难道这些也是工匠们的名字？
3，“芈、月”的判读，有众多古文字学上非常确凿的依据，而且在阿房宫遗址上也有相同的字，所以俑坑和阿房宫都和一位芈姓人物，有着直接的关系。应该说，这种认定的方法，是非常严谨、可靠、准确的。
4，文字到底能不能拆开判读？这是有关独体字、合体字最基本的常识问题。秦俑馆的研究室主任张文立教授，1984年就曾经公开发表文章，认为陈景元将陶俑身上的文字，判读为“芈、月”两字，是很正确的。
记者问：有关秦宣太后陵具体位置，有没有可靠的定位依据？它到底在骊山北麓的西杨村一带，还是在骊山西麓的芷阳故城？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史记》上说宣太后葬“芷阳骊山”，而芷阳故城在骊山西麓的洪庆附近，由于西杨村位于骊山北麓地区，它与芷阳故城相距几十里，所以西杨村与宣太后陵无关。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秦时芷阳，不仅是一座城，更是辖地甚广的县，城有城址，县有县界，城址是个点，县址是个面，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不能以点带面，去否定面的存在，所以将“葬芷阳”说成葬于芷阳故城，是没有道理的。
2，芷阳县究竟有多大？《陕西通志》记载：“芷阳，在咸宁之东，横数十里，东接绣岭，南抵兰田。”《咸宁县志》也记载：“故芷阳，谓本芷阳地耳，非谓芷阳城，……秦时芷阳东境，兼有今临潼、兰田地。”
3，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沛公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的记载，说当年刘邦从鸿门逃出，路经骊山北麓的一条“芷阳小道”返回自己霸上大本营的，如今临潼县城附近就有一个“芷阳村”和“芷阳谷”。
4，说秦时有一个“东陵侯”，证明应该有一个“秦东陵”。其实，汉代有“阳陵侯、建陵侯、营陵侯”等30多个“陵侯”，并没有任何一个与陵墓有关，所以用“东陵侯”引出“秦东陵”，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记者问：秦宣太后芈氏的陵墓位置，你认为肯定就座落在秦始皇陵东侧的不远处，这样的一种认定，有什么可靠史料依据吗？
陈老答：袁仲一的观点是，骊山北麓地区，从未发现有其他人大型墓葬的记载，而从俑坑的规模来看，只有秦始皇才有这一种魄力、财力去进行修建，所以秦俑坑不可能是秦宣太后的陪葬坑。书中提出的观点是：
1，《史记·正义》、《括地志》、《陕西通志》、《西安府志》、《临潼县志》等史料中，都明确地记载着“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
2，这些材料有共同起算点，有准确里程数字，有可靠方位指向，人们可以在地形图上定位，也可到现场进行实地踏勘。结果是一样的：人们能轻而易举地找到秦宣太后陵的位置，恰好就在西杨----下和村附近。
3，袁仲一认为秦宣太后陵，在西安市洪庆区，洪庆历史上属咸宁县，而《咸宁县志》、《西安府志》、《陕西通志》中，找不到秦宣太后陵任何的文字记载，所以秦宣太后葬在洪庆，没有任何可靠史料依据的。
4，除秦始皇以外，其他人都没有财力建造秦俑坑？秦始皇连年征战，财源枯竭，是短命的王朝，哪里有强大国力可言？宣太后执政41年，秦军15年不出函谷关，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有财力搞任何的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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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2009-08-04 11:13:23 [举报]
郭沫若都能算伟大的历史学家，中国历史学界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啊？搁现在他那几篇文章顶多挂起点中文网，穿越文的鼻祖啊！他亲自审核了中国以前小学到中学的教科书编撰，在他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名言下，我们的历史启蒙教育是面目全非。
中科院院长都是这么个人，你还能指望中国的学术骗局能少了去?
霓虹湖面静人心2009-08-04 11:21:10 [举报]
似要應驗了舊年日本電視臺熱播的一部日劇[CHANGE]，民衆渴望改變，渴望新鮮活力的領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