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德·洛的前妻:俄罗斯如何解开车臣死结

昨天，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再次发生流血事件，议会大厦与农业部大楼遭到反政府武装分子袭击，4名议员丧生。随后，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发表讲话说，将集中力量努力消灭激进武装分子。…[详细]
半年前的莫斯科地铁爆炸事件造成39人死亡、70多人受伤，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俄罗斯在车臣综合实行军事压制与经济扶持。然而，新的惨剧说明，和平与和解之路决不会一帆风顺。…[详细]
当大俄罗斯主义遭遇车臣民族分离主义，冲突不可避免。
无法忽视车臣的不稳定因素
新生代恐怖分子逐渐成为主力
根据俄罗斯军方报告，上个月击毙54名恐怖分子，抓获19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和同情者，可谓战果累累。与此同时，他们发现恐怖分子低龄化，这让俄罗斯反恐部门充满忧虑。
俄联邦安全局与内务部特种部队击毙了10名车臣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其中有数名女性。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都是80后的年轻人，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出生于1980年，还有两名出生于1990年。
由此可知，新生代恐怖分子逐渐成为了主力，这绝对是一个坏消息，他们对信仰和信念更加狂热，实施恐怖袭击更加冷血和不计后果，最关键的是，这说明恐怖袭击有一定民意基础，已经生根发芽。…[详细]
车臣反政府武装面临重新洗牌，恐怖袭击可能增多
“我累了！”
今年夏天，乌马罗夫通过视频宣布，不再担任车臣武装头目，并且推举瓦达洛夫担任继任者。
乌马罗夫原先知名度不高，莫斯科地铁爆炸事件发生后，乌马罗夫声称对此负责，藉此走上前台。但是一些分析师认为，车臣武装近些年来力量严重分散，山头林立，乌马罗夫在车臣武装中“力量非常弱”，难以将这些武装统一起来。当然，更加没有证据表明，瓦达洛夫拥有比乌马罗夫更强的影响力。
在“群雄逐鹿”的反政府武装中，要想展现自己派别的存在、获得内斗资本，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恐怖袭击刺激极端民意。本次议会大楼遇袭事件，就被认为是某个头目的“扬名立万”之举。…[详细]
倘若真的如此，今后一段时间内，类似的袭击恐怖会增多。
仇恨是恐怖主义的温床
“2002年轴承厂文化宫事件只是一个文化宫，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只是一所学校，我们有那么多的学校和剧院被摧毁。”一些车臣人这么说。
如果将车臣人的诸种价值观进行排序，“阿达特”可以排在第一位，坚持最原始的血亲复仇。据称，“车臣每一个家庭都有死难者”。…[详细]
由此催生的极端思想是可怕的，甚至形成了一个惊悚的名词——黑寡妇，男人死后，他们的遗孀或姐妹被灌输强烈的复仇信念，成为行动迅速、心狠手辣的恐怖分子。…[详细]
车臣：俄罗斯强国之路的祭品
车臣问题发端于沙俄扩张
彼得一世改革后，沙俄四面扩张，南面战略就是控制高加索地区，但长期未能实现征服。
尤其是车臣，一直是北高加索抵抗沙俄的主战场。
在19世纪上半叶，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车臣于1859年并入沙俄版图。
此后，车臣就像俄罗斯身上的骨刺一样困扰着它，通常每半个世纪爆发一次车臣战争，每次持续6年到25年。
苏联时代的异类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车臣人曾经积极抗击“白军”，被莫斯科另眼相待，成立了苏维埃山地自治共和国。斯大林亲自参加了1921年的立国大会。
然而蜜月是短暂的，由于苏联强制实行集体农庄政策，并且因为车臣几乎人人都有马，他们普遍被划为富农，在政策上非常不利。
这也激起了车臣人的反抗。据统计，自从1929～1935年，仅在车臣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也许正是意识到车臣人不易驯化，斯大林后来把他们集体迁往中亚。
可以说，对苏联战争实力有重大影响的斯大林模式，却正是车臣人的噩梦。
苏联解体后，车臣是俄罗斯复兴的垫脚石
1999年，在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走马灯般换了4位总理，当人们普遍认为普京会是“第5只小白鼠”时，俄罗斯发生一系列爆炸案件，293 人被遇难，651人受伤，俄罗斯人弥漫在恐慌之中。
俄国官方认为，这是车臣分离主义分子的杰作。1999年9月24日，上任刚刚一个月的普京强硬表态：“我们将上天入地追寻（制造爆炸的）恐怖分子，哪怕是在茅房里抓住他们，也要把他们在那里面干掉。”
普京的“硬汉”形象由此确立。接下来，俄军一改5年前的糟糕表现，干净利落地占领车臣。凭借出色的表现，普京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并于千年之交接替叶利钦。
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非常之事竟非常之功，正是车臣成就了后来的“普京大帝”。
车臣问题为何愈演愈烈
族群认同的三个方面
对于车臣局势，可以换个角度剖析，为什么那么多车臣人不认同俄罗斯，非要对抗到底？
我们把族群认同分为三个方面：民族认同、利益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即同根同种；利益认同，即互存互惠；政治认同，即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民族认同是发生在本民族内部的，利益认同和政治认同是跨民族的，可以发生在任何人与人之间。
民族认同越强烈，则族群之间就越难以融合。要融合不同民族，必须强化跨民族的利益认同和政治认同，从而消解民族认同。…[详细]
苏联时代不利于族群认同
在苏联时代，民族认同被强化，而政治认同、利益认同被弱化，不利于族群认同。
先是斯大林的铁腕，让少数民族认为联邦带给他们的只有苦难和枷锁。斯大林之后，少数民族获得“尊重”，但仅仅体现在对唱歌跳舞服饰之类的文化尊重，不但尊重这类文化，而且还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夸大文化保护意识，有意识地搞一些大熊猫式的“稀有民族”， 使得少数民族内部的认同感被强化。与此同时，各民族虽然宣传着共同的社会信仰，但随着体制弊端的日益显著，政治上的认同感逐渐消褪。
在利益认同方面，斯大林时代是强硬地剥夺少数民族利益，斯大林之后是拿主体民族的利益取悦少数民族。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这点小恩小惠不足以消解之前的苦难记忆；对于主体民族来说，又认为少数民族吃了他们的软饭还不领情，着实可恨。
普京激发了主体民族的认同感
“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自信心一度低落，甚至怀念起沙俄时代的强大。普京投其所好，激发人们的大国荣耀，主体民族的认同感得到强化。
这样的大国记忆对其他少数民族而言，很难说有什么正面影响。而且，普京过于强势的执政风格，使俄罗斯的民主道路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不是退往苏联时代，而是退往沙俄时代，这同样不利于建立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
此消彼长之下，俄罗斯的民族问题积怨更深。…[详细]
车臣也得学会协商
车臣：天生的反抗者
索尔仁尼琴非常高调地颂扬车臣人：“有一个民族却丝毫未受到奴性心理的影响，况且不是个别人，不是几个反叛分子，而是整个民族都没有驯服。这就是车臣人。”
沙俄艰难地把车臣纳入版图之后，车臣人从不放弃任何机会独立。当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巴尔干时，车臣人站在俄国对立面；在苏德战争中，有一部分车臣人支持德国；被迁往哈萨克斯坦后，不受周围人的欢迎；苏联解体后，拒绝加入俄罗斯联邦……
车臣人的反抗是一以贯之的：“任何一个车臣人都没有在任何地方企图向领导讨好过，他们在领导面前总是骄傲的，甚至是公开抱有敌意的……车臣人只尊重敢于反抗的人。”
片面的反抗并不符合整体利益
苏联解体后，俄国二十一个自治共和国中，只有两个拒绝签署条约加入俄罗斯联邦，一个是车臣，另一个是鞑靼斯坦。
1994年，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前，鞑靼斯坦最终签署条约加入俄罗斯联邦，争取到优惠的自治条件，相比而言，车臣后来近二十年的历史就值得反思了。…[详细]
结语：
车臣的恐怖活动没有出路，把车臣人都当作恐怖分子也不可能解决问题，和平与和解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就像普希金写的，“我在这严酷的年代歌唱自由，并且为倒下的人们请求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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