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公司微信营销:毛泽东亲点吴晗是国民党

文章摘自《吴晗的后二十年》 作者：宋连生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核心提示：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文化批判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点了吴晗、翦伯赞的名，说他们是反共，是国民党。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文化批判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点了吴晗、翦伯赞的名，说他们是反共，是国民党。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彭真是搞“独立王国”。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连同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他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他还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还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次谈话。

批判“三家村”的宣传画

毛泽东三次谈话之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拿出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罗列了《提纲》的3条罪状。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自此，报刊上批判吴晗的调子又提高了，态度也更为激烈。

在多次点名批评后，毛泽东决定要撤销《二月提纲》。因为这个提纲是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要撤销它，从形式上来讲，也得由中央会议正式通过。当时，刘少奇不在北京，毛泽东便指示康生，通知正在陕西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迅即回京，电文称：“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已规定好了的，邓小平当然只有照办。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并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康生指定王力根据会议决定起草了一份只有一句话的通知：“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通知”送到毛泽东处，他阅后很不满地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毛泽东找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4月12 日，陈伯达起草好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送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毛泽东仍认为太简单、不满意，提议为此专门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组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康生提议，除写《通知》之外，还要起草一个《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作为附件和《通知》一起下发。毛泽东同意了，并决定由陈伯达起草《通知》，康生起草《大事记》。

由于毛泽东两次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4月10日至15 日，彭真连续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问题进行自我批判，争取主动。4月16 日，《北京日报》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发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并加了“按语”。“按语”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一些作品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称他们三人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指责他们“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按语还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铲除毒草，克服错误，在本刊、本报对‘三家村’、《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在这个按语之后，又重新发表了吴晗写的《赵括和马谡》、《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两篇文章；邓拓的《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怕鬼的‘雅谑’》及《史和戏》。之后是将近两版的揭发文章，题目是《“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