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一颗假牙3000块贵吗:《金瓶梅》与明代藏传佛教 - 哲学宗教 - 大家论坛

一、《金瓶梅》的社会历史意义
  
    　《金瓶梅》作为中国第一部描写世态人情、市井生活的长篇小说，由于其中颇多淫词媟语，露骨的春情挑逗性的猥亵描绘，成为最不名誉的文学的代表。自明万历(1573—1620)年间问世以来，屡遭焚禁。但是，鲁迅（1881—1936年)、郑振铎等几位思想、文学巨匠，另具慧眼。给予相当高的评价。鲁迅说：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出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形相变幻之情，随在显现，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中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①
     
     　郑振铎（1898—1958年）说：“（《金瓶梅》）是一朵太可怪的奇葩，叙述社会家庭的日常生活，描状市井无赖的口吻、行动都极逼真的，大有近代的写实小说的作风。”②对于书中的淫秽文字仅用“佛头着粪”四字一笔带过，而专门赞扬其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丑恶和风气污浊的一面。他又说：
    
        那是一部不朽的、描状封建社会黑暗面的入骨三分的杰作。像一位医生用解剖刀来解剖病人似的。这部小说的作者把封建社会的痛状解剖得清清楚楚，只是不曾把疮口缝好，不曾开出治病的医方来而已。③

看来，他们二位都确认了此书写实主义的笔法，肯定了它揭露封建社会黑暗面的功绩。而另一位历史学家吴晗（1919—1969年），作为明史专家，目光如炬，他注意到《金瓶梅》对明代社会历史的认识作用。远在1933年（吴氏年方24岁），他就写出名重一时的论文《金瓶梅的着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④，博引广搜，探幽抉微，以文索史，用史证文，结论性地判定《金瓶梅》是万历中期作品，亦非王世贞所作。文中把《金瓶梅》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条分缕析、剔透明了。如从《金瓶梅词话》本第七回孟玉楼有这样一句话：“紧看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向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吴先生利用《明史》卷九二《兵志·马政》中所记录的太仆寺常盈库中贮备用马价一事及其演变的故实，取《明史》中的《食货志》、《张居正传》、《王用汲传》、《方逢时传》、《孟一脉传》、《何选传》、《张贞观传》、《雒于仁传》、《郑一鹏传》、《刘体乾传》以及朱国桢《涌幢小品》等书详加考订，最后确认：这是“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 。对于《金瓶梅》中表现的明代宦祸之烈，吴先生则用《太监、皇庄、皇木及其他》一节作如下勾勒：派镇守、采皇木、领皇庄、榷商税、采矿藏、刮民财，种种横行不法，鱼肉百姓，以及地方官吏曲意逢迎，内外勾结，“造成人民逃窜、户口消耗，道路嗟怨，闾里萧条，强梁者起而为‘盗贼’，柔善者转死于沟壑的崩溃局面”。结论是：“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社会，农民的忍耐终有不能抑止的一天。不到三十年，火山口便爆发了！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起义，正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必然发展。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才会产生《金瓶梅》这样的一部作品!”
    　吴晗先生也注意到了书中描写的宗教活动反映着当时的社会风气，但是他未能就这一问题展开。例如，《金瓶梅》对明代的道教在社会上的作用、道士的社会地位、道士所做斋醮的仪轨描写颇多，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吴先生囿于篇幅，未见论述，非常可惜。
     　中华文化向来是多元的，在历史长河中，许多异民族文化流入这一主流中，汇成浩浩荡荡的绚丽多彩的场面。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具有特异性质的文化——如藏族的密教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对中华民族文化起了意想不到的催化影响，而且当它汇入中华文化主流时仍然保持了其特点。像《金瓶梅》的作者，生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他笔下反映了藏族密教文化在中原内地的铺陈和发展，这既非偶然，也非信口雌黄，而应该是历史事实，我们由此大可以探索中华文化汇合的过程。
    
二、从《金瓶梅》看明代喇嘛教的流布
    
     　《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怎样发迹的？他那泼天财富又是怎样得来的？他的诀窍是商而官，官而商，亦官亦商，官商一体。由一名普普通通的生药铺老板（在今天，该称为总经理、董事长之类的名目了），发了几笔肮脏的横财，特别是勾引上朋友的妻子，花太监的内侄媳妇（似乎还是花太监的内宠），这个长期处于性苦闷的富婆，从西门庆这样风月高手的怀抱中得到极度的满足，于是由她奉献了大量的私房体己，西门庆运用这些钱财进一步去运动官府，通过当朝蔡太师的管家引荐，巴结上蔡京，送上厚重的生辰礼，居然谋得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缺，在他老家清河县管理一县的刑事案件（几乎相当于刑事警察局长)，后又转为正千户实缺，声势烜赫，气焰薰天，富甲一方，挥洒阔绰，俨然缙绅，本地缨簪和过境官员，那御史、学士、太监内相、太尉都由他送往迎来，负责接待。内翰学士蔡攸就在西门庆私人花园里安下行馆，游宴供饕餮，娼妓奉枕席，竭尽逢迎，而在地方上魏然成一方之地主了，称王称霸，包揽讼词，私和人命，雄视全城，虎踞清河。像蒋竹山、韩二鬼等类的情敌，或则唆使几个流氓上门抓打，或则弄到千户衙门里“夹上一夹”，小菜一碟，不在话下，谁敢说个不字！正如烈火烹油，光焰耀眼，就在此时，西门庆在官场上得意、商场上顺手、情场上娱心的时刻，那位千娇百媚，体态风流，给他带来好运的李瓶儿却尸横灯影，血染空房，一命呜呼，年仅27岁。这应该是对西门庆的当头棒喝，促其猛省，谁知这厮迷恋酒色，一意狂淫。对李瓶儿暴死未有任何悔悟之心，甚至在丧礼中又勾搭上瓶儿房中的奶子，肆意宣淫。对于瓶儿丧事一味摆阔气、装体面，连做4场法事，和尚、道士、尼姑和喇嘛，各有专场，香烟缭绕，铙钹齐鸣，不过是遮人耳目而已。这就反映出当时社会风气之堕落，道德伦理之腐败，已臻于极点。
    　今单就瓶儿丧礼中的喇嘛法事，作一番探讨，山东清河县何以能有喇嘛法事的风俗？明代喇嘛教流布的历史背景如何？请看下文：《金瓶梅》第65回《愿同穴一时丧礼盛，守孤灵半夜口脂香》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话休饶舌，到李瓶儿三七，有门外永福寺道坚长老领十六众上堂僧来念经。穿云锦袈裟，戴毗庐帽，大钹大鼓，甚是整齐。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请西门外宝庆寺赵喇嘛等十六众来念番经，结坛跳沙，洒米花行香，口诵真言，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类，悬挂都是九丑天魔变相，身披璎珞琉璃，项挂骷髅，口咬婴儿，坐跨妖魅，腰缠蛇，或四头八臂，或手执戈战，朱发蓝面，丑恶无比。午斋已后，就动荤酒，西门庆那日不在家，同阴阳徐先生往坟上破土开矿去了。后晌方回，晚夕打发喇嘛散了。

上面这一段描写的喇嘛佛事，有寺有僧，其偶像崇拜，宗教活动仪式，确实是元、明以来汉族知识分子眼中喇嘛形象的典型，绝非杜撰。要了解《金瓶梅》里何以有喇嘛的记录，先得弄清楚宝庆寺和赵喇嘛究竟是实有还是虚构?
    　先说说宝庆寺。《明实录》正统元年五月丁丑记：

    　减在京诸寺番僧。先是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剌麻，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
        上（指英宗）即位之初，敕凡事皆从减省。礼部尚书胡濙等议：已减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继回还本处，其余未去者，命待正统元年再奏。至是，濙等备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者四百五十人以闻。上命大慈法王、西天佛子二等不动，其余愿回者听，不愿回者，其酒馔廪饩令光禄寺定数与之。

宣宗在宣德十年正月乙亥驾崩，英宗即位，二月戊辰（1435年3月25日），礼部尚书胡濙等议：在京各寺法王、国师、剌麻（喇嘛）690余名减数存留，余者今回原寺住坐……上悉从所议。现在见到的记载正是原议的具体落实。那么，可以肯定在京番僧分住慈恩、隆善、能仁和宝庆四座寺庙。前三寺住坐番僧均有记录，号称京城三大寺。《明实录》正统六年五月甲寅记：

     　北京会同馆大使姬坚等奏：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剌麻、阿木葛等三百四十四人，占用馆夫二百一十三人。
    
这是会同馆抱怨番僧占用馆内公役太多，影响了正常的接待工作而向皇帝上书，要求明确供应夫役的标准。这里提到的大慈恩寺赫赫有名，地在北京西城，今西长安街路北。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建，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重修，数易寺名，初名庆寿寺、大庆寿寺，又称双塔寺。明正统年间重修，改称大兴隆寺，以后径称大慈恩寺。《日下旧闻考》卷四三有极明白的考证：“双塔寺即元庆寿寺，在西长安街，塔二：一九级，一七级。”“庆寿寺亦名大慈恩寺，在禁墙西，俗呼曰演象所。”“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修大兴隆寺，寺初名庆寿，在禁城西，金章宗时所创。”“嘉靖初，废大慈恩寺，从锦衣卫之请，即其地改为射所。今京城内西长安街射所亦名演象所，故大慈恩寺也。”程钜夫（1249—1318年)《雪楼集》中有《大庆寿寺大藏经碑》，赵孟頫（1254—1322年)《松雪斋集》中有《庆寿僧舍即事诗》。要言之，大慈恩寺（庆寿、双塔、兴隆）明代即作为大应法王扎实巴（bkra-shis-pa）的焚修之所，是番僧集中的居住点之一。
    　《明实录》天顺六年十一月戊寅记：召净觉慈济大国师锁南领占（bsod-nams-rin-chen）至京师，馆之大隆善寺。
    　按：大隆善寺今称护国寺，在北京西城新街口北，护国寺街即以寺得名。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建，初名崇国寺，明宣德年间赐名大隆善寺，成化间又赐名大隆善护国寺。《日下旧闻考》卷五三有详尽的考证：“大隆善护国寺，都人呼崇国寺。寺始至元，皇庆修之，延祐修之，至正又修之。元故有南北二崇国寺，此其北也。宣德己酉，赐名隆善。成化壬辰，加护国名。正德壬申，敕西番大庆法王凌戩巴勒丹（rin-chen-dpal-ldan）、大觉法王札什藏布（bkra-shis-bzang-po）等居此。”看来，作为西番僧人香火之地由来已久，又是京城中番僧集中居住点之一。
     　按：能仁寺，亦称大能仁寺，在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以北，该地因寺而名能仁寺胡同，寺已颓荒废，《日下旧闻考》卷五十有考证：“大能仁寺，洪熙元年因旧重修。”又引明礼部尚书胡濙《大能仁寺记略》碑文，云：“京都城内有寺曰能仁，实元延祐六年开府仪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造，逮洪熙元年，仁宗昭皇帝增广故宇而一新之，特加赐大能仁寺之额，命圆融妙悲净觉宏济辅国光範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智光居之。……正统九年甲子七月立。” 据《实录》，天顺四年二月庚中追封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範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智光为大通法王，遣官赐祭。成化间，朝廷封授的大悟法王札巴坚参（grags-pa rgyal-mtshan)居能仁寺，寺内居住番僧法王、国师、禅师多至数十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月，“清宁宫新成，有旨命大能仁等寺灌顶国师那卜坚参（nor-bu rgyal-mtshan）等设坛作庆赞事三日。”
     　以上3寺是番僧在京集中居住的中心，而宝庆寺呢?《日下旧闻考》卷四八引《寰宇通志》的资料说：“宝庆寺无考，今以宝庆寺碑文观之，或即宝磬寺之讹也。”下面又说：“宝磬寺，在城内东，元建永乐十年重修。”关于此寺的来历，有雍正六年内阁中书吴麟撰《宝庆寺碑》略云：“宝庆寺建自唐代，明嘉靖甲辰岁，锦衣卫官石璞重修。其后侵毁，半为民居，有天然禅师鸠工修葺。又于邻家屋垣下得嘉靖时旧碑，移置庑侧。因勒石以志其事。”从《实录》所载胡濙等人的奏章来看，宝庆寺应该与慈恩、隆善、能仁3寺一样是番僧在京集中居住的地方，不过资料较少。而《金瓶梅》中所提到的宝庆寺，不在北京而被安放在清河了。
     　人们会问：喇嘛系番僧，何以姓赵？究竟是汉僧还是番僧？《明实录》景泰四年八月甲辰记：
    
    　巡抚湖广右都御史李实奏：四川董卜韩胡宣慰司番僧、国师、禅师、剌麻进贡毕日，许带食茶回还，因此货买私茶至万数千斤及铜、锡、磁、铁等器用。……边民见其进贡得利，故将子孙学其言语，投作番僧、通事混同进贡。请敕都察院禁约，今后私通番僧贸易荼货、铜、铁、磁、锡器物及将子孙投作番僧、通事者，俱发口外充军。四邻不首，坐以违制之罪。

边民子孙学习西番言语，投作番僧已大有人在，所以御史有此奏。
     《明实录》成化四年九月己丑记：
    
        十三道监察御史康永韶等亦奏：今朝廷宠遇番僧，有佛子、国师、法王名号，仪卫过于王侯，服玩拟于供御。锦衣王食，徒类数百，竭百姓之脂膏，中外莫不切齿，特朝廷未之知耳。又况其间有中国之人习为番教，以图宠贵。设真是番僧尚无益于治道，况此欺诈之徒哉!宜令所司查审，果系番僧，资遣还国，若系中国者，追其成命，使供税役，庶不蚕食吾民而异端斥矣!

    　这一道奏章痛陈利害得失，把“中国之人习为番教，以图宠贵”的事实揭示出来，言词异常恳切，但是，皇帝怎样答复的呢？诏曰：“番僧在祖宗朝已有之，若一旦遣去，恐失远人之心。”所以，赵喇嘛可能是番僧，但也不排除是汉人子弟习番教而为番僧的。居留在内地的藏人选用汉姓也是古已有之，敦煌在藏文写卷P.T.127号（约为9世纪作品）中有《五姓说》一卷，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分金、木、水、火、土五行，而汉字姓氏分属五行，以占相生相克之意，藏人所选用的汉姓达70余字，因而在敦煌及河西陇右的藏人中“汉姓藏名”者所在多有，日本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氏曾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五姓说在敦煌藏族》⑤，文中还列举了张stag-skyes、王klu-legs、李legs-bzang等人名，高田时雄有个结论：“敦煌的一部分藏族人早在吐蕃时期就有采用汉姓的了。”那么，喇嘛姓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居住在北京的老一辈子人大概还记得雍和宫（那是清代官办的番僧寺）里有几位着名法师：包喇嘛、白喇嘛、辛喇嘛吧！喇嘛有汉姓是不足为怪的。

三、明代治藏政策
　　
     　1368年秋7月，朱元璋领导的，由徐达、常遇春指挥的南方义军攻入元朝首都——大都城，蒙元王朝皇帝托欢铁木耳率领部分官员和宫廷内眷仓惶北撤，遁入蒙古大漠。这样大明王朝正式揭开新的历史一页，是为洪武元年。
    　朱元璋起自草莽，当过沙弥，虽已坐“龙廷”，常以自己平民出身而自豪：“孤，淮西布衣”，也经常挂在嘴上。的确，下层的平民生活和战斗的风霜，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久战沙场，削平群雄，但蒙古精锐军旅仍虎踞北方，是为劲敌。确定了新王朝战略上对立面是北方，乃以重师扼守幽燕，并派自己最具才雄的儿子朱棣，以燕王身分，统领军政大权。对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西番、乌斯藏）则采取了招抚和安辑的方针，这就是明朝开国之初的治边、治藏的政策。次年，1369年（洪武二年），“太祖定陕西，即遣官齐赍招谕（西番），其酋长皆观望。”于是，采取了军事上的配合行动，然后，“遣员外郎许允德招之”，“乃多听命”。由于以邓愈将军为首的西征大军，击溃了蒙古守军，克临洮西进，越陇山、下河州的强有力的声势影响所及，而许允德又是富有经验的民族工作官员，两度深入藏区，远访边陲，宣谕新朝旨意，收抚藏族头领，打消这些藏族头领的顾虑和犹豫，决心归顺新朝，成绩显着。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人以元封金银牌印宣敕诣明军前请降。“镇西武靖王卜纳剌率吐蕃诸部来降。”（均见《实录》)
    　到了洪武六年（1373年)，“诏置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基本上确定了藏区的行政构架。“以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凡六十人。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至是，喃加巴藏卜以所举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来朝贡，乞授职名。”（见《实录》)乌斯藏/西番的事务，有了很好的进展，可以说招抚和安辑藏区的工作是顺利的，成绩是显著的，“不劳师旅之征，其效职方之贡”。（洪武诏书语)另一方面，朱元璋深知元朝崇信喇嘛，尊为帝师的故事，也知道佛教信仰在民间、在地方都很有影响，先后派遣了宗泐、克新、智光三位汉僧以他的私人代表身分进行疏通，寻求藏族宗教界的支持。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记的“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仍命图其山川地形以归”就是讲的这件事。再看看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发出的一道白话诏书——《谕西番罕都必喇等诏》：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都必喇拜桑他每这伙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听得说你每释迦佛根前、和尚每根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的勾当，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再生的福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你若怕时节呵，俺每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着军马到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⑥

这一篇白话诏书，十分朴实有趣，完全是那位“淮西布衣”的口吻。诏书中的口气、神情、气度，活脱衬出朱元璋爽朗、率真的性格。诏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待宗教信仰问题：朱元璋一方面说:“你每释迦佛根前、和尚每根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的勾当，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再生的福有。”尊重并鼓励西番每从事佛事、布施，认为那是“十分好的勾当”；另一方面却站在执掌政权的高位上说：“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形同威胁。因为朱元璋当过皇觉寺小和尚，寺院生活的经历使他对于宗教的作用与群众的关系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把“修再世”和“度今生”结合起来考虑，鉴于前朝对喇嘛一味崇信的失误，便放弃元朝对喇嘛和喇嘛教的那一套政策，自已制定另外一套办法。《明史》说：“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这是不错的。后来，在正德年间阁臣梁储披露了政策的底线：
        西番之教，邪妄不经，我祖宗虽尝遣使，盖因天下初定，籍从化导愚顽，镇抚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见《实录》）

    　事实上，朱元璋的政策界限很严，他绝对不允许重蹈元宫廷的复辙，对于番僧、喇嘛只是作为招抚、安辑政策的桥梁，没有过分的谄敬和迷恋，宋濂《国初事迹》记逸事中说：
    
    　太祖尝使人察听将官家，有女僧诱引华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将二家妇人及僧投之于水。⑦

可以说洪武之世，对喇嘛和喇嘛教的态度是一贯严肃的。变化是从永乐帝开始的。《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

        有僧哈立麻者，国人以其有道术，称之为尚师，成祖为燕王时知其名，永乐元年命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赍书、币往征。

永乐皇帝是用非常手段夺取政权的人，他驾下聚集了一批各色俊杰、鸡鸣狗盗之徒，包括僧侣和方术之士，设谋献策，广有信息。西番喇嘛哈立麻的大名早已知道，即位之初，立即派人去邀请，《明史》解释说：“帝以番俗惟僧言是听，乃宠以国师诸美号，赐诰印，令岁朝。”《明实录》永乐元年二月乙丑记：

        遣司礼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盖上在藩邸时，素闻其道行卓异，至是遣人征之。

与上引《明史》材料相符，侯显作为宦官，在永乐帝身旁伺候。而永乐帝起用身边内侍宦官代表皇帝出使，也是全新的措施。侯显，《明史》卷三Ο四有传，附在《宦官·郑和传》后。近人马旭根据《安多政教史》、《洮州厅志》、《临潭县志稿》及侯显墓残碑资料考得侯显是藏族，出生于今甘肃省临潭县流顺乡寺底下村，至今临潭县尚有侯家大寺，系明宣宗时始建（《西藏研究》1993年4期）。永乐帝知人任事，由藏族人、当过喇嘛的侯显出使，往征哈立麻（即噶尔马karma，西藏佛教噶举派下重要支派），到了永乐四年十二月，顺利完成任务，将哈立麻等一批藏族宗教领袖请到南京觐见。那是一件大事，永乐皇帝用极不寻常的举动安排接待的仪注。《明实录》永乐四年十二月乙酉记：“尚师哈立麻至京，入见，上御奉天殿。”永乐四年十二月庚戌记：

    　宴尚师哈立麻于华盖殿，赐金百两、银千两、钞二万贯、彩币四十五表里及法器、茵褥、鞍马、香果、米、茶等物，并赐其徒众白金、彩币等物有差。

永乐五年正月甲戌记：

    　赐尚师哈立麻仪仗牙仗二、瓜二、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对、香合儿二、拂子二、手炉三对、红纱灯笼二、鮀灯二、伞一、银交椅一、银脚踏一、银水罐一、银盆一、诞马四、鞍马二、银杌一、责圆扇一、红圆扇一、帐房一、红纻丝拜褥一。

这种富贵荣宠都是空前的，好一派钟鸣鼎食气势。永乐五年二月庚寅记：

     　尚师哈立麻奉命率僧于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竣事，赐哈立麻金百两、银千两、钞二千锭、彩币表里百二十、马九匹。灌顶圆通善慧大国师哈师巴罗葛罗思等各银二百两、钞二百锭，彩币十、马三匹。余徒众赐斋有差。

永乐五年三月丁巳记：

    　封尚师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命其徒李隆逋瓦桑儿加领真为灌顶圆修净慧大国师；高日瓦领禅伯为灌顶道悟弘济大国师，栾变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弘智净戒大国师，皆赐印、诰、银钞、彩币等物。宴于华盖殿。

西番僧人受到荣宠，至此已臻极点，封号长达33个字，所赏赐的金、银、钞、彩币和各种用物仪仗真正是富埒王侯。永乐六年四月庚子记：“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辞归。赐白金、彩币、佛像等物，仍遣中官护送。”这不过开个头，永乐帝接着派出中官杨三保、关宝等，召请西番喇嘛中其他教派领袖，如萨迦派的昆泽思巴。永乐十一年五月辛巳记：

　　命尚师昆泽思巴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宣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赐诰、印并袈裟、幡幢、鞍马、伞盖、法器等物。

此前，永乐五年三月丁卯记：

　　封馆觉灌顶国师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灵藏灌顶国师著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国师号悉如故，俱赐金印、诰命。

再前，永乐四年三月壬辰记：

　　遣使赍诏封乌思藏帕木竹巴去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纽王印，诰命，仍赐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绵绮五十匹、彩绢百匹、茶二百斤，其所隶头目并必力工瓦国师大板的达律师锁南藏卜领赐彩币、衣服有差。

永乐十一年五月丙戌记：

　　命哲尊巴为灌顶圆通慈济大国师，必力工瓦端竹坚藏为灌顶慧慈净戒大国师，日托巴罗葛啰监藏为西天佛子灌顶净慈弘智广慧大国师，赐以诰、印。封领真巴儿吉监藏为必力工瓦阐教王，南渴烈思巴为思达藏辅教王，俱赐印、诰、彩币。

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午：

　　命尚师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诰命。
    
至此，永乐帝已完成了他制定的新的治藏政策——“多封众建”、“尊崇僧徒”的实施计划，所谓明封八王，即3位法王（大宝、大乘和大慈⑧）、5位世俗王（阐化、阐教、护教、辅教和赞善）大多在永乐帝手中完成。对藏族佛教中各宗派、各地区的领袖都一一作了妥善安排。可是，必须注意到这些活动都是皇帝一人统驭处理，不许其他任何人插手，永乐六年十二月丙戌记：
 
　　敕晋王济熺曰：近者西番乌思藏阐化王奏尔以青锦、纻丝遗之。春秋人臣无外交，所以远嫌别疑，防微杜渐也。尔为国宗藩不能恪守宪度，前与西番互市矣，今复不改，亦何恃而然欤，作福作威，人君大柄尔以物赐外蕃，则是以国王行天子之事矣，戒之，慎之，不宜复尔!

永乐七年闰四月丁巳记：

　　赐肃王木英书曰：得奏必力工瓦国师等馈方物，令长史司受以俟命，已见忠实不欺之美。昔春秋致谨外交，所以防微杜渐。今既以相馈，宜姑受之，后来亦宜拒绝。庶免小人谗间，而贤弟永保令名于无穷矣!

永乐皇帝将西番、乌思藏地方的民族、宗教关系提到国家机密的高度，以觇其重视。继永乐皇帝之后，他的继位者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诸朝基本上萧规曹随。按着永乐皇帝的“祖宗成法”去做，可惜，他们都没有永乐皇帝那样的雄才大略，只是有权而无才。因而对藏事安排逐渐懈怠下去，只有用更多的封号、赏赐去笼络喇嘛，让更多的喇嘛在内地参与社会活动。这样，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来到内地传布，就与中原文化不断地发生撞击、冲突和融合、变化，形成一种特异景象。《明实录》成化四年四月庚戌记：

　　西僧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潜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赐予骈蕃，日给大官，酒馔牲饩至再，锦衣王食者几千人。中贵人见辄跪拜，坐而受之。法王封号有至累数十字者。

这是言官们的意思，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
    　及至1506年，武宗正德皇帝继位，这位皇帝与众不同，对异族文化有十分强烈的兴趣。《国榷》卷四九纪录:“时上好异，习胡语，自名忽必烈（Qubilai,英武之王），习回回食，自名沙吉敖烂（shah-igrlan少年王），习西番教，自名领占班丹。”他在15岁上继位入统，史学家还夸他：“武皇帝睿智性生，临朝或有纠奏，或罪或释，酬应敏甚，作诗挥笔而就。”（《国榷》）何乔远在《名山藏》卷二一中也说：“帝在东宫勤于学问，践作之后，犹未尝辍。”可是，他对于异族文化的兴趣，却被错误地导向性放荡的泥潭中去。《明实录》正德二年十二月辛卯记：

    　锦衣卫都指挥同知于永致仕，特许其子承袭指挥同知。永，色目人，善阴道秘戏，得幸于豹房，左右皆畏避之。又言回回女晢润瑳粲，大胜中国，上悦之。时都督昌佐亦色目人，永矫旨索佐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十二人以进。又讽请召侯伯故色目籍家妇人入内教之。内外切齿，后，上欲召永女人，永以邻人白回子女充名以入，惧事觉，乃求致仕。
     　年轻的皇帝玩上了瘾，在宫禁西华门内搞了一个豹房，由番僧大喇嘛传授密法。《明实录》正德十年二月戊戌记：

　　是时，西番僧得幸豹房。绰吉我些儿辈，出入豹房，与诸权贵杂处。是时，上诵番经，崇尚其教，尝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

这样玩的还不够，干脆以皇帝之尊去做一名“法王”。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荒唐滑稽的事，《明实录》正德五年六月庚子记：

　　命铸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兼给诰命。大庆法王，盖上所自命也。及铸印成，定为天字第一号云。

皇上当法王，一时高兴，但究竟不能住到寺庙里，就找一个替身领占班丹充当，于是，这位替身的大庆法王获得“行童度牒三千，所自收度”的优待。这时，社会上充斥着的番僧、法王、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喇嘛，招摇过市，远远超过了元代，朝廷封授的名号浮滥之极，仅就王、法王一级，可开列如下：

  大宝法王 得银协巴（哈立麻）永乐五年封
  大乘法王 昆泽思巴 永乐十一年封
  大慈法王 释迦也失 宣德九年封
  护教王 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 永乐五年封
  赞善王 著思巴儿监藏 永乐五年封
  阐化王 帕木竹巴吉剌思巴监藏巴思藏卜 永乐四年封
  阐教王 领真巴儿吉监藏 永乐十一年封
  辅教王 南渴烈思巴 永乐十一年封

  大智法王 班丹札释 景泰三年封
  大善法王 沙加 景泰七年封
  大济法王 领占竹 成化十七年
  大应法王 札实巴 成化四年封
  大悟法王 札巴坚参 成化四年封
  大善法王 星吉班丹 正德十年封
  大德法王 绰吉我些儿 正德十年封
  大觉法王 著肖藏卜 正德四年封
  大通法王 智光（汉人)  天顺四年追封
  法王 镇南监参 成化二十年封
  法王 乳奴班丹 成化二十年封
  法王 结斡领占 成化二十年封
  法王 札实坚剉 成化二十年封
  法王 著癿领占 成化二十二年封
  法王 朵儿只巴 成化二十二年封
  法王 卜剌加 成化二十二年封
  法王  端竹领占 成化二十二年封
  法王  札巴藏播 正德五年封
  法王  那卜坚参 正德五年封
  法王  乳奴领占 正德五年封
  法王  舍剌扎 正德五年封

法王有特殊称号者12名，无特殊称号者12名，连同地方5王，共封了29名王、法王的王爵。封授的高潮为永乐、成化和正德3个时期。嘉靖皇帝登极以后，颇有一番改革之意，对于武宗正德年间滥用番僧、秽乱豹房的事，一一追究责任，所以乔宇等奏：

    　陛下登极诏书首正法土、佛子、国师、禅师之罪，搜访内府宫观出入诱引之人，裁革善世、真人爵号及新建寺宇尽行拆毁，邪正之辨，了然甚明。（《实录》嘉靖二年闰四月乙巳）

正德皇帝临终遗旨：“豹房番僧俱放遣。”嘉靖继位后，下诏：

    　正德元年以来传升、乞升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项，礼部尽行查革，各牢固枷钉、押发两广烟瘴地面卫分充军，遇赦不宥。近日奏讨葬祭，一切停革，其中有出入内府，住坐新寺，诱引蛊惑，罪恶显著，现在京者，礼部通查明白，锦衣卫还拿送法司，问拟罪名，奏请定夺。（《实录》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寅）

不过嘉靖皇帝又是一位迷信方术、酷崇道教的人，对于佛教，尤其是对喇嘛教的打击也只是站在道教徒立场去分什么邪正而已。喇嘛教经过这一次冲击以后，逐渐转入正常的文化传播领域中去看守属于喇嘛教的寺庙，参与一般的佛事活动。
    　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拉回原来的话题：《金瓶梅》中何以有喇嘛法事的描写?以上就是其社会和历史背景。
     　还有一段余话:郑和，三宝太监，声名显赫，识者均以为郑和为云南人，回回。今见到《佛说摩利支天经》永乐元年姚广孝题记：“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应可能尽矣，一日怀香过余诸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在祭未秋八月廿又三日，僧录司左善世沙门道衍。”邓之诚《骨董琐记》的“郑和印造大藏经”条中云：“丁亥春，冀县李杏南得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卷七，后刻题记云：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监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印福吉祥……。”⑨可见在明初内监居然也取个番名速南吒释，对音应是bsod-nams-bkra-shis，译为福善、福吉祥均可，意味着喇嘛教的影响已经在逐步扩大，进入了宫廷。也许取个番名时髦吧!《明书》傅维麟记录一则笑话：一日散朝后，翰林侍读李继鼎问同僚：“君等知‘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之意何解?”皆曰：“不知”。李曰：“我知，实乃‘俺把你们来哄’也。”众大笑。从中亦可了解当时儒家缙绅对密教的讥刺。
    
作者附记：
  1、本文所引《明实录》资料系根据《明实录藏族史料》一书，该书是结合梁鸿志抄本和北图本辑录，汇编而成。
  2、日本藏学家佐藤长先生的《中世西藏史研究》一书惠我良多，谨表谢意。

注：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9页。
③《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453页。
④刊于《文学季刊》创刊号，后收入《读史札记》一书。
⑤《敦煌·吐鲁番学论文集》第四辑，页756—767。
⑥ 《明太祖文集》卷一。
⑦另见《万历野获编》卷二七《女僧投水》，与此同。
⑧事实上由于对新兴的宗喀巴所倡导的佛教改革派的力量还估计不足，只给了黄教领袖如上永乐十三年的“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封号，到了下一位皇帝，宣德九年六月庚申，“遣成国公朱勇、礼部尚书胡濙持节封释迦也失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盟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 。
⑨ 《骨董琐记》合订本，第5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