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洞穴结局:西方价值观析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自身以及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很大偏见，因而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普遍地采用“接触+扼制”的政策。其实，接触是不得已，因为它没办法无视强大起来的中国的存在，而且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扼制则出于其本能，它不愿意接受中国这个“另类模式”成功的事实。　　

西方国家的扼制策略中，一个突出特点是以“价值观”为武器，开展所谓“价值观外交”：建立中国周边“同价值观”国家之间的联盟以围堵中国。攻击中国政治改革滞后，实行一党专政制度，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不断发难，在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大做文章，分裂中国等等。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这些事件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一样，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互相呼应的。有人不赞成“阴谋论”的说法，我们也可以不提“阴谋”，但是“扼制”的意图却是明显存在的，恐怕不应该把问题看简单了。　　

在所谓的价值观攻势之中，西方把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上，以为自己在所谓人类普世的理念方面，比如自由、民主、人权等领域站在正义一边，完全可以居高临下地指责和教导别人；而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仍然处于落后、愚昧、专制的历史阶段，应当而且必须听从和服从西方“教诲”，否则就该受到他们的批判、制裁，甚至被消灭，我们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西方现在所宣扬的价值观，果然是普世的道理、人类的方向、道德的制高点吗？西方实行的社会模式，真的就是拯救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唯一形式吗？中国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真的是在道义上理亏而处于下风吗？在这场道德、道义之战中，我们真的挺不起腰杆，只能俯首称臣吗？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做出理性的思考，从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明确的回答，不能在战略和战术上处于被动地位。　　

让我们来做一些分析和思考。其实，西方世界也有不少人在反思这类问题。笔者想多引用一些他们的议论和观点，以增加一些视角来加以阐述。　　

（一）　　

所谓价值观，与我们常讲的世界观、人生观都属于文化范畴。什么是文化？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有这样的叙述：“人类，且只有人类，能够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环境—这一人化的环境被称为文化，因为只有人类能够从现实生活观察到或抽象出概念和事件”，“由于人类具备独特的、彻底变革环境的能力，所以人类不用经过生理上的突变便能很好地应对周围的环境┄所有这些，通过人类创造的文化，也就是经过非生物学的途径，都能得到解决。具体地说，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习俗。所有这一切使人类能适应自然环境和人类相互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类文化是通过人类漫长的现实生活，适应及改造环境（包括与自然界和人类相互之间关系两大方面）而逐步积累产生出来的。　　

广义地理解，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地理解，就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种社会都有与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是上层建筑，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作为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又能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是具有阶级性、多元性（民族性和地域性）、阶段性和连续性的。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环境的人类曾经创造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而每一种文化都有它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础。各种文化的并存和相互影响，形成人类世界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文明。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总是把自己的文化当作世界的主流文化，从来多贬低、排斥其它民族的其它文化。然而，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致读者”中提到：“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且具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正是由于西方在工业革命后推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弱肉强食的掠夺性政策，建立起以西方为宗主国的遍布全球的殖民地，才强行树立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及所谓的“主流文化”。也正是由于这种对抗性的霸权主义文化，才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千百万人生灵涂炭。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推行这种侵略性文化的“不合时宜”，才激起了广大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创造出新的世界格局。我们可以说，当今世界的多元化，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摆脱西方文化主导才形成的。而仍然把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强行推广到世界各地，又是怎样地“不合时宜”，美国及其盟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已经很说明问题。　　

我们当然不会像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贬低、排斥其它文化那样去一概排斥西方文化。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运动摧生工业革命，兴起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确产生、积累了许多先进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内容，包括工业革命、新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和民主的理念，以及相应的治理制度等。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些先进的好的东西很多是在掠夺、压迫别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很多基本条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拷贝的。他们发展的基础与后发展国家的基础有着极大的不同，因此，他们在这种发展基础和条件下经过不断调整和修正而形成的文化，也不是其它基础上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所普遍适用的，更不是拿来就能良好运用，而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加以借鉴、改造和利用。　　

其实，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呈现出不只一种的发展模式，那种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通道和最终归宿的所谓西方正统理论，已经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而且也来自西方一些治学严谨的专家学者的重新审视。关于前者，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而关于后者，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论著。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发表了《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在这部被西方学者盛赞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所进行的重大探索”的二十世纪社会科学三大名著之一中，摩尔依据大量历史事实雄辩地揭示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他还从农民问题着眼，在对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加以横向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了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绝不是历史偶然事件的观察性结论。　　

西方国家现在的社会运行和管理成熟而稳定，人文环境优越，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生活水平很高，是一种现代化的文明，不能不承认这是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及相应文化作用的结果。但是，勿庸置疑，作为上层建筑的这种文化，又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在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的前提条件下实现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去实现原始积累，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呢？显然，它不可能完全重复西方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历史已经没有给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以那样的机遇和条件，他们只能在人类已经创造的经验和现实条件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这正是当今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和人民正在进行的事业。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地球上60亿人，不可能都以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的那种生活方式去享受“自由世界”的富裕生活，因为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供人类随意消费，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也没有能力去承载如此巨大的压力。倒是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全面小康社会，才是更具理性和现实性的道路。但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利用参与西方主导制定游戏规则的WTO，快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人均GDP才3000多美元，仅仅是美国的1/14，欧盟的1/10的情况下，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西方世界反对之声四起。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真诚希望发展中国家人民过起好一些的日子。我们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既然一个美国中产阶级人士一年的生活费用可以养活1000个贫困的非洲人，为什么他们不能自己节约一些而多多援助贫穷国家的人民首先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既然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什么非要人家建立西方价值观为指导的上层建筑？　　

说到底，西方所推行的任何政策，都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推行他们的价值观，也是为此目的服务的。只有先实行他们那种民主、人权制度，才给你一定的援助和贷款，而这过程中，他们继续成为你的债权国，控制着你的权力。如果不这样做，不仅不会借钱帮助你，还要制裁你，才不管那里的人民生活如何，更不管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之所以治理困难，人民贫穷，甚至内乱不断，原本都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这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讲人权？不讲道德正义？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超级大国，他们的利益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你那里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要考虑是否会影响美国的利益，而从来不首先考虑人家自身的利益。为此，美国还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建有军事基地，派驻军队，在各个角落保护美国的利益，监视着别人“不能越轨”，还冠冕堂皇地宣称，他们是在维护国际秩序。而这种秩序并没有真正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没有能让世界上占多数人的生活过得好起来。　　

在《全球通史》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有这样的描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性’的，导致了第三世界经济的恶化以及富国和穷国差距的惊人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5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欠发达国家的10倍，到1965年时这一比例转变为15：1；而到20世纪末，预计这一比例还有可能达到30：　1”　。　　

同时，“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也日趋严重—据联合国1994年的《人权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加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大量收入的分配都是不公正的：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这样的现实，正是在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发生的，也是他们的推行“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历史阶段中发生的。同时，中国正是由于没有“遵循”他们的“教导”和指挥，而是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这就不难看出，西方主流的价值观并不都是普世的、唯一的，而往往是“不合时宜”的。笔者记得欧洲一位大学问家在总结上一个千年历史时，曾经说过一段精辟的话，大意是：人类社会发明了商业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的道德体系。这样说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并不都是正面的，当然也绝非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　　

（二）　　

西方推行的价值观中，最核心的是“民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求并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他们认为，只有把别的国家都变“民主”了，美国才能真正安全。很明确，在世界范围推行民主，根本还是为了他们自身利益。这暂且不论，先来看看民主到底是什么？　　

民主的原意是多数人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文化范畴，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民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它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相应的阶级内容。不妨简要回顾一下民主的轨迹：　　

在远古的印度乡村，村民们推举辈份高、年龄大的人主持大家议论村中的大事，叫做“五老会”，这可能是最早的基层民主形式。古希腊创立的民主可以说是西方民主最早的起源，那里规模不大的城邦中，有自由民、奴隶、外邦人，有各种利益团体，如何治理城邦？男性自由民们便组织起来一年选一次执政官，另外还有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形式，一起参政议政。但是，女性和占城邦人口一半以上的奴隶以及没有市民资格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可见民主从一开始就属于统治阶级内部。这种民主传统虽然在古罗马有所传承，但后来被帝制所取代。之后的中世纪，罗马帝　国是　君权神授，基督教会的势力至上，也就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了。十三、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用“人”来挑战“神”，用“人道”、“民主”来反抗教皇的反动统治。起码到十七、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批像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思想家，明确地提出以“民主”来反抗封建王权，主张“社会契约论”，由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和新政治体制的建立。可见，“民主”仍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　　

纵观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道路其发展也并不平坦。英国是最早的“君主立宪”国家，其议会民主政体有300年历史，但英国人能享有普遍的选举权至今也只有80多年。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后，也经　历了　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雅各宾专政、寡头政务委员会、拿破仑称帝、君主复辟以及重归共和的残酷斗争岁月。美国从华盛顿领导独立战争，颁布沿用至今的宪法以后几十年，都没能废除黑奴制，到林肯总统打赢南北战争才解放了黑奴。而美国的妇女及黑人拥有选举权，则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而且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进步人士还在为黑人的权利作斗争。所以说，民主的实行，特别是建立比较成熟的民主体制是一个反复的历史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民主，就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最需要什么？当然是需要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当然是首先要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好环境。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的主流叫做和平与发展，而非民主。民主是一种机制，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政治形式，而不是终极价值。看看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师哈耶克的忠告，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到：“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再回过来看看，西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的结果—并没有给那里的人民带来和平、繁荣和幸福。由此可以一目了然：西方的政客们不是民主拜物教者，就是别有用心！其它国家里不成功的民主而造就的混乱局面，也许正是他们维持霸权和自身狭隘利益的价值体现。　　

再来看看另一位美　国著名　教授弗朗西斯•福山近年的言论：“（人们）最初的、普遍的东西并不是渴望自由民主，而是渴望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即技术上先进和繁荣的社会，这个社会如果令人满意，就倾向于推动人们参与政治的要求。自由民主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某种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成为人们普遍渴望的东西。”这就是说，民主不是目的，它自有它发生、发展的过程，而且它实现的形式和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人类社会仍在发展演进之中，无论全世界的民主还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也都还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谁要说他的民主是终极形式，那一定是胡说。　　

人们都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我们今天客观地说：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道理很简单，被哈耶克严格界定为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的民主本身，像一切事物一样，有一利必有一弊，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缺和绝对理想的东西。在民主起源的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被那种民主制度以“腐蚀青年罪”判处了死刑，而他的学生柏拉图则认为这是“暴民政治”。柏拉图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民主制度否认这些差异，所有公民不分良莠，而行使同样的政治权力，就会导致如此结果。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今天的人们仍值得思考：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高明的医生呢？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要比医生大得多，你该找谁呢？　　

西方现在推行的“民主”，最主要的内容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好像只有这种“程序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然而，希特勒的纳粹党正是采取了民粹主义的手法，在这种一人一票的选举中，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很快就推行法西斯主义，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世界上几千万生灵涂炭，而且差一点毁掉了整个的西方文明，包括民主政治本身。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撰文说：近年来，“民主俱乐部的大多数新成员以及某些老成员都表现糟糕，就连许多被视为成功案例的国家，也存在严峻的治理问题和深深的不满情绪。”“在这样的国家，精英的行为是无所顾忌和机会主义的。如果有竞争性的选举，这种选举就变成了血腥的零和斗争，它的成败关系到一切，谁都输不起。普通百姓并不是真正的公民，而是有权有势的地方首脑的附庸，而后者又是更加有权有势的庇护人的附庸。权力和地位的极端不平等形成了垂直的依附链条，其稳定性通过庇护和恩惠、胁迫以及选举中对种族自豪感和偏见的煽动而得到保障。官员从政府中牟利，有权有势者压榨弱者。这样的掠夺性政府无法让民主制度持续下去，因为民主需要立宪制度、折衷和对法律的尊重。”他还说：“民主陷入困境的国家几乎普遍受到治理不善的困扰，有些国家似乎深陷于腐败和暴政模式。很难看出，如果不推行重大改革，他们如何能做为民主政体存活下去。”这就是西方国家在其它国家推行民主的现状。　　

实际上，民主作为上层建筑，本来是有丰富内容的，除了必须拥有的经济基础之外，法律的完善、法治的社会、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公民文化素质以及严密精细的操作程序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而所有这些基本要素的确立和完善，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并且需要针对本国具体的历史、文化和环境，进行长期的改革和奋斗。西方人把这一切最基本的内容都置于一旁，单单强调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这种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采取机会主义和霸权行径的做法，正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普遍的民主困境”的根本原因。　　

关于民主制度的建立，有必要特别强调指出它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一个优良政体至少需要的两个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占多数，二是法治的确立。他认为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倾向稳定，所以中产阶级是优良政体的基础。而一个城邦只有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说明它已建立了优良的政体。这些思想对后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怎样才能使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占多数？肯定首要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大提高，建立起强有力的经济基础，才能够实现的。香港的社会在回归前后都运转良好，在国际上有口皆碑，靠的就是经济繁荣和法制健全，并不是所谓的“民主政体”。回归前，香港连总督都是宗主国英国委派的，连一人一票的选举形式都没有，哪有什么民主？不照样跻身“亚洲四小龙”吗？新加坡自独立后一直是一党专制，也是四小龙之一，西方不也得承认人家是“成功的专制”吗？而一个国家中大多数人都还挣扎在温饱线上时，哪来那么多趋向稳定的中产阶级？又何谈优良政体？毕竟民主选举不能当饭吃饱肚子。那些被实行了民主体制却陷入了民主困境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没有一定经济基础，还处在贫困状况中的发展中国家，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硬要把民主建立在没有基础的沙滩上，搞得人家纷争不断，四分五裂，而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据胡佛研究所的拉里•戴蒙德统计，这种“陷入困境的民主国家”超过50个，遍布拉美、非洲、亚洲和前苏联地区。这种普遍的状况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美国和西方在世界所有地方推行“民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在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民主出现了“民主的困境”，那么，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美国情况又是怎样呢？前面提到过美国的黑奴制度和黑人及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再来看看“三权分立”，这个学说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发明的。实行“三权分立”的具体设计时，却从一开始就是赤裸裸的利益考虑。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穷人还是穷人，富人还是富人，于是各地都出现了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甚至发生起义。如果当时用“民主”的方法决策，占人口多数的穷人肯定有利，而富人和他们的私有财产自然受到威胁。怎么办？英国当代学者约翰•麦克里兰在《政治思想史》中写道：“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设计一套政治制度，以此来磨钝人民的意志，将人民的动乱列为非法┄设计效果就是要纯化群众粗鲁的激情。参政必须是间接参政，不能依样复制古代共和国的直接民主。”“一套经过‵纯化′透过代议原则运作的政治制度，绝无可能使国会出现主张重新分配财产的多数，何况最后还有总统的否决权把关。后来‵司法审查′制度充分发展，又加入了最高法院的制衡。”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就不仅知道了“三权分立”的初衷，也知道了它的本质。麦克里兰还对多党议会民主做了分析，指出“美国政治是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复杂因素之间相互平衡的政治”。也就是说，是各种利益集团用党派形式在议会里不断争夺和妥协的政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米尔斯早就指出：活跃在美国政坛的是一批各有后台的“权力精英”，选民只是被迫在这批精英中挑选领导人。因此，这是一种“形式上多数人参与、实际上少数人控制”的“民主”。近几次大选，真正出来投票的选民才有40%左右，这能是一种多数人的自觉选择和多数人的统治吗？难道这就是“真正的民主”？实际上，西方那种民主制度下，还是政客们说了算。早在1787年，美国政治家汉密而顿在观察了一些州议会后就断定：“（议员的）问题总是什么能够取悦而不是有益于人民。”问题出在人民自己而不是议员身上，人民“小声抱怨赋税，大声抗议统治者，然后再投票给吸引我们最恶劣本性的煽动家”。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则说：“议员们通常只考虑短期利益，而不大注意长远利益。没有长期打算，要保持可持续性发展是难以办到的。”美国学者蒂姆•哈克勒在《民主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吗？》中写到：“历史证明，是文化决定了哪个国家适宜民主。”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也发表文章说：“的确有理由认为，西方民主正在衰落，而且症状很普遍：政党的衰落、投票人数的减少、对政客的日益蔑视，政治不再是社会的中心。至少15年来，这些趋势在各方面都能觉察得到。”他还进一步说：“西方的民主模式就像其它所有事物一样，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它不是普遍适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既然民主不像美国和西方政客们说得那么美好，既然承认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那么自然地就会得出结论：强行推动别国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强权做法，就是错误的。既然是错误的，还要做为“战略”去实施，那么肯定就是不道德的。硬要把自己打扮成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民主传教士，该是怎样的虚伪！在当今人们越来越认清这些问题时，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的话也许更值得西方那些伪善政客们认真思考。英国学者乔纳森•斯蒂尔在英国《独立报》上撰文说：“从西方的态度中可以得出一个教训，那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民主比华盛顿的民主斗士们想得复杂。另一个教训是，民主制度无法轻松地应付全球化和迅速的内部变革带来的紧张局势。”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布鲁斯•斯科特说：“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资本主义先于民主出现，只有美国除外。”“世界上其它地方花了一百年乃至两三百年才达到能驾驶民主的水平。”认为“有了宪法和选举就有了民主”的看法大错特错，是“非常愚蠢”的。他还说：“资本主义未必会通向民主。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会不断产生收入不均，最终会变得与民主格格不入。”柏林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教授洛德•达伦多夫指出：“当民主未能带来经济好处时，人们就会开始怀疑其价值。”“对于可持续的自由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头脑中把资本主义和民主分开更难，却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如果不把两者分开，它们不会相互促进，反而会全都逐渐令人失望”。美国右翼资深记者罗伯特••D•卡普兰则明确指出：“政治变革不是我们必须强加给人民的东西┄我们必须为之努力的目标不是民主，而是正常状态。和我们历史经历不同的民族将对此表示感激。”　　

我们应该对美国和西方的政客们提出忠告：从虚伪的道德制高点上走下来，不要再居高临下地教训别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管管好自己的事情，这个世界就会和平得多，发展得快，这样做，大家才能都有好处。　　

（三）　　

从当今的国际形势看，西方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专门用来攻击别国的一套三节棍，除了“民主”之外，还有所谓的“人权”和“自由”。只要看看那些“自由世界”的“人权卫士”们经常使用双重标准来分别对人和对己，就能明确地观察到这一事实。　　

在中国积极筹办一届象征人类和平、团结的体育盛会——北京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大会之机，西方一些人先是参与、密谋利用这个机会羞辱中国，策划出一整套的行动方案，支持少数“藏独”分子，并资助他们在西方及其它地方建立的训练营中加以培训，在西藏拉萨掀起一场打砸抢烧事件。再到“讲求自由”的西方国家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同时，他们的政要和媒体几乎同时一边倒地利用这一事件群起而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诬蔑中国压制“自由”。在整个西方阵营掀起一股反华的浪潮，从整个事件中，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显然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配合的一个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西方势力里没有人去讲为什么“和平示威”会打砸抢烧；没有人去讲为什么“军队镇压”死难者却是未参与示威的普通老百姓而没有肇事者；没有人去讲西藏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是政教合一、僧侣专制的农奴制（与西方许多国家在中世纪的状况颇有类似），而之后这几十年取得了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没有人去讲藏传佛教得到了怎样的保护和传承（在西藏，每1600多人就有一个寺庙供做宗教活动，而西方许多地方要3000多人才拥有一座教堂）；也没有人去讲西藏几百年来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过西藏是独立的，包括西方国家自己；更没有人去讲法国政府是如何对待巴黎郊区大规模青年人闹事的；美国政府是如何对待洛杉矶大面积骚乱的┄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完全不顾基本事实而又盛气凌人的嘴脸，给世人上了生动的一课：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观，他们鼓吹的“自由”和“人权”，原来如此！　　

他们不讲道理，我们却不能像他们那样无理。究竟什么是人权？自由又是怎么一回事情？让我们看看历史。西方的人权概念可能要追溯到中世纪，当时教皇和教会的势力至高无上，在神权的压迫　和封建　君主、贵族的剥削下，人们不仅生活得水深火热，而且完全没有尊严，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人们起来反抗。虽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主要表现在艺术和学术形式上，但其矛头指向了反动的教皇和教会势力，用“人”来挑战“神”，用“人道”和“民主”来反抗“神权”。后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同样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提出了人权的概念。1679年和1689年，由英国国会制订了“人生保获法”和“权利法案”。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提出“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享有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生存、自由、追求幸福。”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布《人权宣言》，提出“人类生而自由，在权力上生而平等”，宣布“自由、安全和反抗压迫为天赋人权”。1948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组成的联合国第三次大会上，通过了《人权宣言》，宣布个人享有各种基本自由，以及劳动权和其它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各方面权力。可以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针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　　

从以上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人权”和“自由”，从一开始就是被压迫阶级作为新生力量用以反抗统治阶级的工具，这种“价值观”以及由此经过斗争逐步发展起来的治理体制是历史的进步，而且这种人本主义的理念对于推动整个世界向着更加文明的境界发展也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局限性，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唯一的灵丹妙药。“天赋人权”讲的是人与生俱来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有生存权力，有不受奴役、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力，也可以说，平等是“人权”、“自由”、“民主”等概念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了平等的权力，怎么谈人权和自由？如果我们发展中国家的人和美国西欧的人生来就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是几个世纪以来被列强们压迫、奴役而造成的，那么，我们应该首先向谁去索要人权和自由呢？如果我们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人生来就是平等的，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做呢？　　

西方的政客和媒体往往以“上帝选民”自诩，布什前总统就公开讲过这一概念。自以为他们天生就高人一头，受到上帝的青睐和眷顾，但不知他们对“上帝选民”的出处是否遗忘了？这个提法出自十六世纪瑞士新教卡尔文教。卡尔文在1536年发表的《基督教信仰典范》中提出“先定论”，认为人的得救与否不是先靠斋戒、忏悔和赦罪，而完全靠上帝的先定旨意，认为从创世时人类就有“选民”和“弃民”之分。“选民”注定得救，而“弃民”则注定受穷和失败，那么，非西方的人已经被注定是“上帝弃民”了。“选民”和“弃民”从来就是不平等的。如此一来，你们让“弃民”与“选民”享有同样的“人权”和“自由”，岂不是为难上帝吗？你们连“万能的上帝”都敢为难，不是太狂妄，太自不量力了吗？我们到现在都还不明白，“上帝选民”是什么意思？是上帝选择了你们因而你们是上帝的宠儿，天生就比别人优越呢？还是你们作为选民选举了上帝，上帝就会照顾和回报自己的选民呢？当然，不管是什么，我们之间天生不平等就是了。既然连平等这种起码的条件和基础都没有，还要讲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的道德，这不是太虚枉，太不靠谱了吗？　　

“人权”和“自由”是人类的一种追求，但是人类社会是分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因而这种追求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也应该是多样的。只有争取大多数人广泛的人权和自由，才应该被视为正义和有意义的。只关注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则会对多数人形成侵害。正如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国际法教研室主任阿斯兰•阿巴希泽　教授所言：“在当今社会，人权的实质就是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如果有人在国家主权的问题上破坏了国际通行的法则，应被视为侵犯人权。”由此可见，人权问题不是一个孤立抽象的概念，它是一种与人类社会生活中其它许多基本规则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理念。那种不顾别人对生存权力及良好生活的起码追求，不顾别人的安全稳定和基本秩序，自己制定某种不平等的游戏规则，自己又不完全遵守，却硬要别人“按规矩”行事的言论和做法。根本就是破坏人类基本权力、破坏人类基本道德的行径，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反动。　　

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在一份探究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的调查中总结到：“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限制了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这里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自由是相对的。人们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又必须以社会的秩序和纪律约束自己，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它们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就像没有完善的法制亦也不可能有成熟的民主一样。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只会搞乱别人的社会秩序，使那里的人民连基本的生活安定都无法保障，还谈什么“自由”和“人权”？当然，也许这种情况正是西方一些政治精英们所需要的，当你那里的社会被搞乱了以后，他们正偷着乐呢！　　

讲人权，自然是指人享有的权力。中国古代先贤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这比欧美先人提出人权的概念要早近2000年。诚然，东西方的意识中，对于人的理解有极大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讲人是自然界的一份子，与自然共生。“礼”与“和”是讲人与人的关系，讲社会秩序。总之，在东方传统观念中，人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西方讲人是自然界的主宰，食物链的顶端，人与万物是对抗性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被西方奉为自由资本主义理论先祖式人物的亚当•斯密认为：人人各为自己，而最终各得其所，社会就会发展，因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就天经地义。在美国影响甚大，被称作“代表美国精神”的艾恩•兰德倡导：“个人是其自身的最高价值”，“一个人唯一的道德义务是让自己获得幸福”，“攻击‘自私’就是攻击人的自尊，放弃‘自私’也就是放弃自尊。”她还说：“我决不会为他人而活着，也决不会让他人为了我而活着。”伦纳德•多伊尔评论说：她“通过弃绝利他主义和拥抱自私”“将美国对个人主义的崇拜推向了以彻底的利己主义和鄙视社会贫困成员为指导原则的新领域。” 艾恩•兰德研究所所长亚龙•布鲁克甚至说：“只有兰德为个人以及整个社会提供了一种世俗的绝对主义道德观，一种建设性的理念和行动计划。”我们不知道艾恩•兰德女士在1982年去世前是怎样生活，怎样与别人和社会打交道的。她的思想听起来与我们中国人乃至东方人的思想有些格格不入，但她的著作影响力却仅次于《圣经》，她本人被当作“精神领袖”，在当代美国仍受到顶礼膜拜。这就是美国，这就是美国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也是美式“人权观”的思想出发点。　　

与西方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人都是社会的人，人的社会属性乃是人的本质特征，而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属性，没有人可以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其它高级动物出生下来最多一年就可以离开父母独立生存，人却不同，他从降生到能够独立生存至少要十几年，而这段时间不仅仅是生理成熟的必要过程，更是接受各种教育，形成自我生存能力和独立思想的必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无时不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没有了与社会的联系，人几乎连一天也不可能存活。正是由于人的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人际关系的复杂、多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就催生出多种多样的思想理念，包括西方人所强调的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等。如果人可以作为一个个体独立地生活在自然界，像其它动物那样在自然界觅食谋生（就像“人猿泰山”）的话，也就根本不需要什么政党、议会、政府、军队、企业和社会组织，不需要什么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概念，也就不会有什么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工人、农民、白领、兰领了。当初鲁滨逊漂流在孤岛上，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那时候的他讲人权、平等、自由、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吗？　　

既然人只能以社会的形式存在，而组成社会的人又分工不同，于是就形成了不同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和组织形态；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条件环境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国家。那么，就一定需要某种社会秩序，某种游戏规则，某种制度和文化，而身处其中的人就必然要接受这些规则的制约，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否则人类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大致正常地运转，甚至不可能存在，哪里还会有个体的人的利益和追求？像艾恩•兰德女士那样“决不会为别人活着，也决不会让别人为我活着”的人，从地球上有了智人之后就从来没有过。当然，我们也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和体制中，对个人权利和意志尊重不够，这是需要加以改进的。现在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方针，正是这种改进。　　

香港教授刘迺强指出：“人权是从个人主义价值观出发，中国不论从集体主义的传统，或者从狭窄生存空间的现实出发，最终都不可能全面采纳西方那一套。”“国际社会已开始明白，不可能以发达国家的观点和优先次序检视所有国家的人权问题。”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还一定要把他们的人权自由观强加于人，动不动就出来打压一番呢？英国资深经济学家阿纳托尔•利芬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打着人道旗号进行帝国主义宣传，是美国及其盟国现在还在使用的手法。”“所有西方国家都以非西方社会的野蛮为借口将其征服，它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还说：“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权主张还可以被用来助长仇恨、傲慢和侵略言行。”因此他强调：“在评价特定的人权运动时，应该问几个基本的问题：到底是同情还是仇恨驱使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本着对相关地区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西方人权运动的个人和组织究竟做出了多大努力来研究这些地区及它们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摆出正人君子的样子？”　　

对于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英国斯特灵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瓦西利斯•福斯卡斯博士在《新美帝国主义》一书中有更深入的剖析。他在具体分析了美国在经济、国际关系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后指出：＂美帝国主义并非一个过时的词汇，它正以一种新面目出现＂。它“往往声称其采取的政策和军事手段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平、民主和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往往用华丽的词藻来掩饰自己┄美国对世界‘救世主似的’帝国控制从1945年以后开始隐含在其外交政策中┄但只有在冷战后，它们才找到机会露骨地表现出来。”他还深刻指出：“曾几何时，我们可以通过历数殖民地来跟踪帝国主义扩张的轨迹。从新帝国的角度来看，殖民地就是军事基地。”“美国的政治目标是要成为‘自由世界中心’，使其它重要力量围绕、依附在美国的周围，形成一种‘轮轴与辐条’的关系。”这种利益格局下，那些“辐条”上的人民及其所在的国家，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权”和“自由”吗？　　

在我们看清了西方推行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背后，以及实施这种战略而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实际结果之后，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地笃信自己的价值观，坚持在“五个统筹”的方针下，认真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排除一切干扰，追求绝大多数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坚持发展社会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路线，坚决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进行到底。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不是也不可能是建立美国或西欧那样的国家，而是建立包括自身优良传统，吸纳世界先进文化和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文化的全面小康社会。既然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从来就没有被别人所打倒，没有被外来民族和其他文化摧垮，也没有在世界大战和世界性动乱中消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潮流，又适合我们民族自身特质和需要的道路呢？为什么不能在“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下，与地球上的所有民族共同去创造一个大家都能享受美好生活的崭新社会呢？　　

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