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诈骗报警有用吗:帝王思想

一、引言

　　自从用甲骨文记载历史以来，中国便是一部王国史和帝国史。中国的帝王制度，正如韦伯所说的，是一种“卡理斯玛”支配型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帝王也被赋予一种卡理斯玛的特质：在商朝他是宇宙的至上神----上帝的人间代表；在周朝以后他是天之儿子，奉天命而成为人民的主人(天生丞民，而立之君)；他是英雄崇拜的对象，也是亦人亦神的人物(龙的政治神话)；他是祖宗崇拜的人间化身(万岁爷)，他的宗庙就是整个民族的祖庙；只有他才可以祭天封禅；他也是道生的化身(内圣外王)；他象征着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他负责从政治上、文化上整合全社会；他又是中国这个大家庭(家天下)的大家长，手中掌握着统治国家的全部绝对权力。

　　帝王思想因此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中国人最原始、最根本的信仰和最中心的价值观念，也是中国人视之为最神圣的灵物。

二、中国人的帝王思想

　　“贵当天子，富有天下”，几千年来，不管是在清醒的意识里或在潜意识里，早已成为大多数炎(帝)、黄(帝)子孙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人皆可以为尧舜”和“匹夫可以为天子”正是儒家文化“内圣外王”的文化内涵和政治“外延”的一种表现形式。炎黄子孙如果有什么政治共识，那么就是在有帝王思想这点上。

　　炎黄子孙如果有什么是平等的，那么，也许就在人人有做皇帝的潜在资格上。“舜何人也，吾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贫下中农陈涉就认为自己可以称王，所以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以他搞农民暴动，就以“大楚兴，陈胜王”为号召。小公务员刘邦看见秦始皇的车马之盛，立即暴露了自己的潜意识：“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将门之后的高干子弟项羽看见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更是直言不讳：“彼可取而代也”。先是湖南山沟里的一个农民子弟，后来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无冕之帝王的毛泽东也作诗言志：“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炎黄子孙如果有什么共同的社会事业，那么就是中华帝国改朝换代的事业。几千年来，炎黄子孙演出了无数的争江山，夺社稷的历史闹剧、悲剧。“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难怪一部二十六史，实际上都成了帝王将相的家谱。

　　人人想做皇帝，人人可做皇帝这个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造成了中国帝王历史的若干特点：

　　⒈帝王制度虽有几千年的历史，帝王本身在血统上却非万世一系，而是帝王无种。秦始皇想传诸万世而无穷，但二世而亡，并且这个二世还是一个篡位者。⒉所谓的“真命天子”都不是什么“天之骄子”，而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⒊帝王制度虽然以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家族制度的根本政治信条之一；但是，帝王家族大多数断子绝孙。⒋帝王制度以王朝政府的不断更替的形式而得到存在和延续。⒌由于帝王象征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秩序的安定，王权是整合社会的中枢权力中心，所以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使国家经历一次分裂和统一、社会经历一次一乱一治的周期循环。⒍由于帝王在中国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帝王的统治术成了中国文化学术的核心。中国文化因此可以说是泛政治文化。中国的政治学说，实际上都是帝王的南面之术。中国人的政治事业，最后也都归结为帝王事业，以为帝王打天下，治天下为主要内容的事业。统治之术也只能在治术上而不能在治道上有所突破。西学东渐至今一百多年，中国人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人权思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宪政思想和制度，不能不说，这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守护者和创见者----留学生和知识分子潜意识里深藏着的帝王思想有根本关系。从传统士大夫演变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他们的最高政治理想和抱负，实际上仍然未能超出帝王之师(总统和主席的顾问和秘书幕僚)和帝王之佐(总统和主席的行政院长、总理和内阁部长)的理想和抱负。

　　自由主义的大师胡适之，接到废帝宣统的一个电话，马上就受宠若惊，见了宣统就口称“皇上”。以致于后来不通电反对冯玉祥发动的驱逐溥仪出紫禁城的“北京政变”(他在一九一五年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曾就袁世凯称帝一事，写过反袁文章)。

　　张五常教授在陪同佛利民见过赵之后，也越出了经济学的专业领域，佛利民毕竟是个道地的美国自由主义者，他本能地不敢对赵抱有希望。张教授和佛利民对赵的不同态度，正好表现出中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微妙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别。

　　一年前，国内外的所谓的社会精英们所提倡的“新权威主义”，故弄玄虚地主张用“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来保证经济上的自由”。这正是用口头上的自由、民主去掩盖他们希望用一种新的专制制度去部分地替换已经运转不灵、老化腐朽、低效率的共产党专制制度。这种等待、呼唤新独裁者的一厢情愿，正是帝王思想在他们灵魂深处的一次曝光。　　帝王思想是一种中国极其特殊的君权主义思想。我们在此处不可能讨论形成这种思想的所有因素和情况。而只简单地指出：帝王思想起源于⒈最古老最原始的生殖器崇拜及由它演化而来的；⒉生殖崇拜和⒊祖宗崇拜；⒋图腾崇拜，后来演变为龙图腾崇拜，再演变为龙的民间神话和政治神话即“真命天子”的神话；⒌武力或暴力崇拜；⒍权力崇拜。

　　这些崇拜的紧密结合，建构了中国特有的英雄崇拜：帝王崇拜。帝王思想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帝王崇拜。

三、孙中山对帝王制度和帝王思想的批判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不多几个人对帝王思想表示过异议，如魏晋的阮籍，宋代的邓牧，明清的唐甄和黄宗曦，但真正能站在人权、民主宪政的立场上反对帝王、帝王制度、并进而反对帝王思想的人，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至今唯有孙中山先生一人而已！

　　孙中山不但最早发现炎黄子孙人人有帝王思想，而且深刻地理解和预见到帝王思想将是中国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和共和国的巨大的民族心理和思想障碍。

　　人权思想和主权在民的思想是建立共和国的中心价值观念；保障人权是建立民主宪政的根本目的。帝王思想和人权思想此长彼消，此消彼长，如冰炭之绝对不能相容，正如帝制和共和制绝不能共存。帝王崇拜严重地阻碍了民主政治理性的觉醒发展。而要消除“君权天授” 并代之以“主权在民”“宪法至上”的观念，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努力和经验证明了是多么的艰难！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大约在一九一零年一至三月)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吾知推倒满清，可告成功，但建立中华民国基础甚远；满清帝国一倒，中国人人皆抱皇帝思想，此后中国民族历史，其中不知经过多少帝制、军人专制途径，乃获真正民国之望。吾颇欲为中国人民，上一尊号，名曰帝民，副人欲做皇帝之愿望也。”又说：“他日中国排满成功，所忧患在帝王思想，名非帝王，拥兵造乱，有过帝王者，是吾之大患也。”

　　孙中山先生的忧患和预见，征诸近现代八十年来历史，不幸言中！

　　帝王制度虽然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中一举被推翻，但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的历史丑剧、闹剧，证明帝王思想仍然活跃在很多人的思想里和行为方式上。

　　随着帝王权力的失落，帝制崩溃造成的历史真空，人人想做皇帝、人人争当皇帝的心态和行为充分暴露无余。“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现象长期在中国社会如洪水般泛滥，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小军阀割据一省便称王，大军阀割据数省便想武力统一中国以称帝。这种为称王称帝而打的军阀混战，使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还不得不叹息道：“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创造民国，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关于民国的幸福，人民丝毫都没有享到。”孙中山还指出：“现代民国灾患祸害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是大清帝国留下来的老官僚武人，还没有肃清。从前革命党推倒满清，只推翻清朝的一个皇帝，但是推翻那个大皇帝之后，便生出无数小皇帝来，象现在各省的督军师长和北京的总统总长，都是小皇帝。那些武人官僚都是大清帝国留下来的，只知道做官，他们的思想纯粹是做皇帝的思想，他们有了兵，便胡行乱为，象袁世凯拥兵最多，便自己称皇帝。如果拥兵较少的，虽然不敢自己做皇帝，只要有了三、五千兵，便想反叛民国，恢复旧制度。那些恢复旧制度的行为，就是实行专制，就是专制时代小皇帝的行为。所以说到民国以来，我们革命党只推翻大皇帝，那些小皇帝还没有推翻，故民国徒有民国之名，仍受专制之实。”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满清王朝，实际上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帝王制度。尽管人民对人权、自由的认识还有待觉醒，社会也无独立的司法制度对人民的人权、自由有所保障；但是民主革命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为广大人民接受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精神“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主权在民不在皇帝的价值观念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进入人民的心中。中华民国远远未做到“民有、民享、民治”；但是人民已经基本上认识到帝制和皇帝是非法的和不合理的。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发出的“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号召已牢固地在中国人民心中扎下了根。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只存在了八十三天，袁本人也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反对声讨之下，惊恐而死。张勋复辟更是短命，仅仅十二天，辫帅的政治闹剧便草草收场了。经过反袁反张运动，共和制在中国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和历史现实了。共和制和帝制之争，在形式上至少是解决了。孙中山指出：“以袁氏之诈力绝人，犹不能不与帝制同尽，则天下当不复有袭用其故智之人。”孙中山还总结历史经验说：“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护约法始。”孙中山一直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由人民争取和随历史之多种机制、机缘演化而来的，因而尤其需要受法律保护；而专制独裁者则无不从破坏宪法法律来侵犯、剥夺人民的人权的。孙中山后来在和段琪瑞、张作霖、吴佩孚、陆荣廷、唐继尧等等军阀的“护法”斗争中曾深刻体验到今后之斗争是真假共和、真假民主之斗争。

　　孙中山还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只有此次我们革命、推翻满清，才是不争皇帝的第一次。但是这种不争皇帝的思想，只限于真革命党以内的人才是。说到革命党以外，像北方的曹昆、吴佩孚，名义上虽然赞成共和，但是主张武力统一，还是想专政。如果他们的武力统一成功，别人不能够反抗，他们一定是想做皇帝的。将来没有人敢担保这种危险不发生。”

　　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中华民国；以及毛泽东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在蒋记中华民国和毛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制的面纱背后，依然看到了中华帝国和中国皇帝的古老而又熟悉的面目。总统、主席的权位依旧和昔日帝国的帝王的权位一样，高踞于宪法之上。他们不但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最喜爱的一句话)，而且口含天宪，每句话都是圣旨，一句顶一万句。革命消除掉的只是一顶皇冠，而不是帝制本身，也没有清除掉大多数中国人民残留在头脑里和革命领袖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蒋介石、毛泽东各自俨然以无冕的帝王自居，共和国的人民和各级政府官员也恬然以帝国的臣民自处。蒋介石公开说：“无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乃至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元首或领袖。在帝制国家里，称为皇帝与天子；民主国家，便称为大总统与主席。名义虽不同，而其为代表国家的首领则一。所以《大学》里的天子，我们可以广义解作国家之首。”大家知道，皇帝作为国家元首和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其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皇帝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而总统只有行政权。更重要的是皇帝背后有“君权天授”的价值观念支撑；总统背后的价值观念却是“主权在民”和“宪法至上”。皇帝有权力说：“朕即国家。”总统无权力说“我即国家。”

　　当“独尊儒术”演变为现代的“忠于主义”，家天下就相应地演变为党天下，而蒋、毛就公开地把“朕即国家”变成“老子就是党”了。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骑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了。

　　正是由于在中国“君权”彻底崩溃的时代，“人权”，“宪法至上”等中心价值观念未能真正取代“君权天授”、帝王思想等等中心价值观念，民主宪政的制度也未能填补这一巨大的历史真空(孙中山一生致力于这一事业，惜其未全功)，最后才造成“党权”取代了“君权”、撵走了“人权”，“党天下”取代了“家天下”和撵走了“人民的天下”的政治格局。

　　林彪的权力观念，完全是用现代语言表述的中国古代绝对君主专制主义者韩非的观念，是赤裸裸的帝王专制的观念。林彪的这种观念，使精通帝王之术的毛泽东都难以接受，并为之寝食不安。毛写道：“我朋友的那篇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想法，我是深感不安的。”(林的“权力观念”是体，政变问题是用，请读者留意。)理解了林彪的权力观念，也就理解了在“党天下”时代，权力斗争为什么比在“家天下”时代还更残酷、更激烈，它完全是在霍布士的“森林法则”和极端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支配之下，而国家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利维坦”。因此，党内改革的道路已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不要说变“一党专政”为“多党制”了。而在党内最高层次上的权力斗争不但表现为传统的宫廷政变式的争夺，也表现为派系斗争(林彪说“政权就是领导班子”)。国民党过去是如此，共产党一直如此。在政治斗争中对暴力和权力的绝对和美满的崇拜，正是中国帝王思想的集中表现。

　　蒋介石、毛泽东都坚信“有军则有权”，“谁有强大的军队谁就最有发言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又可以造党”。在崇拜武力、权力这点上，蒋毛和袁世凯、段琪瑞、张作霖、吴佩孚等人本质并无什么不同，而这些东西，也都是传统的帝王思想和帝王之术的表现形式。而这一个特点，也正是造成国共两党今天仍然是军事强人和军事集团主政的根本原因。回顾历史，面对严峻的现实，不禁悲从中来。中华民族，何其如此多灾多难也！帝王思想，其亦中华民族之劫数！

　　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给孙中山在南京修建了总理“陵园”；为孙中山迁墓举行的仪式称为“奉安”大典。大家知道，“陵”是中国帝王的坟墓的称谓；“奉安”大典是中国帝后安葬及神主迁庙的典礼。蒋介石和其国民党把孙中山视作皇帝，这不仅暴露了蒋等的帝王思想，而且对孙中山一贯据以坚持反对帝王思想的人权、民主宪政思想、民权革命事业来说，简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嘲讽和背叛！孙中山如死而有灵，真不知将会对这些三民主义的信徒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