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衮州和兖州: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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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 刘宝东 2011年03月21日13:03 来源：《学习时报》 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新闻 
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隔仅有三年零三个月。这样的转变发生得如此之快，在战争开始之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还是美国、苏联等国都没有预料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以弱胜强战胜国民党？各方都在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由于分析视角不同，人们得出的解释也就不尽相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人心向背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如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所写，国民党“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在初期的胜利是“建立在沙上”的，他们的失败“不是美援的不充分造成的”，在具有决定性的 1948年，国民党军队“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是因腐败等原因而“自行瓦解”的，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一个国家的“两个世界”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反对外来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万民欢腾。胜利降临了，战争结束了，但战时中国积累的问题，如凋敝的民生、残破的经济等，都没有随着抗战的结束而消亡，而是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各方不由得都将瞩目的焦点集中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身上。抗战结束时，国民党统治区是什么状况？共产党领导的、略带几分神秘的陕甘宁边区又是什么样呢？
约翰 ＳＳ谢伟思，1909年生于中国成都，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曾经深入中国的乡村和边远地区，作广泛的社会考察，体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1944年6月20日，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这样写道：“中国面临经济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心涣散，士气民心低沉。沮丧情绪广为扩散，普遍感到绝望。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削弱，政府的命令处于无效状态。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农民对滥肆征兵、征税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摊派的不满，已经不断扩大，而且越来越强烈。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国共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迹象表明有所缩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已普遍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它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党内的不满和宗派活动，如果说不是加剧的话，也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抨击委员长的独裁统治，越来越公言不讳。”
谢伟思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但国民党不仅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正在加速它的发展，国民党已丧失了领导全中国的资格。在发出这份汇报的一个多月后，谢伟思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参加了“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到延安后，谢伟思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所支配”，但是他和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这里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都有不同，他如此记述了他们感觉到的差异：“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也没有乞丐，和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给人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没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政治闲谈。同时，没有紧张和压抑感。领导人总是坦然地自信。”
在列举了上述现象后，谢伟思分析说：“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进行着。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人们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
谢伟思看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都是在中国，一个是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区域，一个是共产党及其管辖的边区，而这正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的对立双方，他们的众多“不同”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内战的最终结局。 （责任编辑：郑光魁）
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隔仅有三年零三个月。这样的转变发生得如此之快，在战争开始之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还是美国、苏联等国都没有预料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以弱胜强战胜国民党？各方都在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由于分析视角不同，人们得出的解释也就不尽相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人心向背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如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所写，国民党“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在初期的胜利是“建立在沙上”的，他们的失败“不是美援的不充分造成的”，在具有决定性的 1948年，国民党军队“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是因腐败等原因而“自行瓦解”的，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一个国家的“两个世界”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反对外来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万民欢腾。胜利降临了，战争结束了，但战时中国积累的问题，如凋敝的民生、残破的经济等，都没有随着抗战的结束而消亡，而是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各方不由得都将瞩目的焦点集中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身上。抗战结束时，国民党统治区是什么状况？共产党领导的、略带几分神秘的陕甘宁边区又是什么样呢？
约翰 ＳＳ谢伟思，1909年生于中国成都，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曾经深入中国的乡村和边远地区，作广泛的社会考察，体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1944年6月20日，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这样写道：“中国面临经济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心涣散，士气民心低沉。沮丧情绪广为扩散，普遍感到绝望。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削弱，政府的命令处于无效状态。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农民对滥肆征兵、征税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摊派的不满，已经不断扩大，而且越来越强烈。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国共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迹象表明有所缩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已普遍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它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党内的不满和宗派活动，如果说不是加剧的话，也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抨击委员长的独裁统治，越来越公言不讳。”
谢伟思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但国民党不仅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正在加速它的发展，国民党已丧失了领导全中国的资格。在发出这份汇报的一个多月后，谢伟思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参加了“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到延安后，谢伟思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所支配”，但是他和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这里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都有不同，他如此记述了他们感觉到的差异：“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也没有乞丐，和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给人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没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政治闲谈。同时，没有紧张和压抑感。领导人总是坦然地自信。”
在列举了上述现象后，谢伟思分析说：“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进行着。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人们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
谢伟思看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都是在中国，一个是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区域，一个是共产党及其管辖的边区，而这正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的对立双方，他们的众多“不同”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内战的最终结局。 （责任编辑：郑光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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