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谈笑间: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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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谢春涛主编《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建立多党派联合政府

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一届“无与伦比”的精彩奥运会。殊不知,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即提出申办奥运会,反映出了民众对国家经历战火浩劫后的和平愿望和对国家走向富强的热烈期盼,然而此时不祥的内战阴霾却是越聚越浓。

抗战末期,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逐渐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考虑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4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就是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实行民主基础上的多党制。

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就显示出了巨大的政治吸引力,获得了国共两党之外广大中间势力的大力支持。10月10日,中间势力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显然,联合政府已成为国民党之外各党派的共同政治诉求。

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于 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就曾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进行会谈,双方达成了五点协议,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11月10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五点协议上签字,赫尔利还预留了蒋介石签字的地方。

然而,国民党对战后中国政局的考虑,与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截然不同。1945年 9月 3日,国民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未作正面回应,而是着重就战后复员问题提出了具体主张,对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民主宪政问题,也仅是提出了加紧实行地方自治等若干意见。但是,蒋介石在同日发表的广播演讲中却特别强调: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唯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唯一的前提就是军队国家化,中共不应再拥有军队,其意仍然是要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由此,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独尊的政治地位,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五点协议也就不可避免地胎死腹中了。

国民党为了应付国内外舆论,遂提出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建议,而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亲赴重庆与之谈判时,国民党当局却大感意外,毫无准备,只得虚与委蛇。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下,谈判最终达成了若干协议,但就在协议墨迹未干之时,国民党却置国内外舆论于不顾,悍然发动对共产党控制区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内战局面。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强调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为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危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声明要求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同时,杜鲁门还派遣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为其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冲突。杜鲁门明确地说:“我派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是为了设法制止战争,以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协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马歇尔后来也多次说:他使华时希望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让共产党等少数派成为拥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可见,此时美国仍然是希望中国避免内战,建立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调处持积极的欢迎态度,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发表谈话:“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十五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为,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借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12月23日周恩来在与马歇尔的会谈时再次重申:我们的政策是和美国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我们对其“中国不能内战”、实行“民主政治”、“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同意的。由于蒋介石坚决反对联合政府,马歇尔的调处亦无疾而终,美国最终也只得放弃调处,站在了国民党一边。

这样,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努力创造的多党制民主蓝图,在内战的隆隆枪炮声中化为乌有。后来,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反省说,“从国民党犯有过错而受到谴责来看,一党制应予摒弃”,“唯一的拯救办法是,更广泛地讲民主,给老百姓以做人的权利”。后见之明,悔之晚矣。而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民主、团结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唤醒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使人们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从而汇聚起广大的民心民力,夯实了战胜国民党的基础。

农民“躺着翻过身来”

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个老问题。“耕者有其田”已断断续续地喊了两千多年。历史上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即使改变了朝代,也没能改变农民的命运。然而中国的这个“千年难题”,却由共产党解决了。

在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是极其不合理的。美国人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提出:“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的土地。”他的这个估计仍略显保守,实际上旧中国占人口总数 10%的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达到了约70%—80%。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坚决拥护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所讲,1946年至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没收土地。这是一场通过赎买、捐献、处罚、社会压力、没收以及其他一切为社会各界所支持的办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的运动”。等到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实行平分土地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到了1949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周围的小块新区中,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近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使农民得到了渴望的土地,而且在政治上也摆脱了长期被边缘化的状态。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抗战以来,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边区广泛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 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 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 1/3),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农民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还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80%以上。

一向被认为是组织程度不高的农民,一旦有人能提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正确主张,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潜能便会充分发挥出来,成为令人吃惊的巨大力量。共产党成功的农民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参军、支前成为了他们的自觉行为,仅山东一省,国共内战时期就向共产党部队输送了 95万兵员,动员了1106万民工、民兵帮助部队运送物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当时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华北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韩丁,在观察了土改后的农村社会后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说,“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决不是凭借武力所能解决的。只有为农村的广大民众建立起一个好于共产党人的地方政府,共产党人的问题才能随之自然地得到解决”,“而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注意”。国民党对土地问题虽也有成套的理论,但直到在大陆失败,也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国民党未改革土地制度,但对农民征收的赋税却是越来越沉重。国共内战期间,在农业方面,仅征粮、征借和征购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和金钱负担,就超过1936年的4—5倍,有的地方甚至超过20倍。而共产党却废除了杂税,仅征收正税。由此,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农民生活,实际上是冰火两重天。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分析了国共两党的农村政策后讲:“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而频繁征收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主张合法行动的传统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农民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压强:“对国民党方面极小的压强(或支持),对共产党方面的相当压强(或支持)。一个不均衡的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真空由此而形成。”这样,在农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做大了这个“政治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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