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淡如菊文藏金——悼念林斤澜大哥（刘心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4月17日09:42   光明日报 刘心武　　我大声呼唤：“林大哥！心武看你来了！”他瞪圆眼睛望着我，稍许，现出一个非常强烈的笑容，笑完，我再呼唤，他再回应一个微笑，依然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约40分钟后，他仙去。这是2009年4月11日下午的事。30年来林斤澜大哥一贯对我释放人性中至善至美的光辉，他甚至把生命最后的笑容赐予了我，这笑容丰富的含义将滋养我的余生。 
　　在关于他仙去的报道里，出现了“近看像赵丹，远看像孙道临”的形象描绘，还有“怪味小说家”的提法，有“汪曾祺得到了充分评价，林斤澜没有”的喟叹，我很欣慰，因为这些形容、提法、感慨都是我曾公开表述过的，源头在我。 
　　年年春节要给林大哥电话拜年。2006年他接电话时呵呵大笑：“心武你怎么又暴红起来！你把你那红运分给我点好不好？哈哈哈……”我的几次暴红林大哥都跟我开过玩笑。林大哥人淡如菊、与世无争，是口碑相传的。但他绝不装雅充圣，他跟记者说过他也是俗人，对名对利并非一点也不在乎。我早在1980年7月就公开发表一篇文章，称他的短篇小说如“怪味鸡”、“怪味豆”，可称“怪味小说”，我跟他多次细聊过他的一些作品，如《姐妹》，素描一对姐妹在抗日救亡时代不同的生命流向，读后觉得“无主题”，“太朦胧”，却又“甚舒服”、“心被挠”，他很高兴，承认我算知音，但也呵呵自嘲：“你那‘怪味小说’的提法，煞费苦心，可是根本流传不开啊！”后来有黄子平写了很扎实的评论，用“老树的精灵”来浓缩对他的评价，可惜影响也很有限。现在尽管人们频频称道他的人品、文品，但究竟他在现当代汉文学短篇小说的美学贡献上达到了一个什么高度？还欠评论。 
　　林斤澜和汪曾祺有“文坛双璧”之称。但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是汪响林喑的局面。我对汪非常尊重，但我必须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对他的评价似已到顶。依我看来，汪的第一贡献是执笔写出了现代京剧剧本《沙家浜》，把“三突出”的美学公式体现得天衣无缝。第二贡献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等于是代其老师沈从文“继续写小说”，把中断了30年的沈氏香火续上了。总体而言，汪的小说创作是前有师承、后有众多“私淑弟子”的。林斤澜却是绝对独家，前无师承，旁无流派，后无弟子。他非常孤独。而能乐乐呵呵在孤独的艺术追求中不懈地跋涉，这艺术骨气几人能比？ 
　　其实张爱玲原也孤独寂寞，谁知夏志清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轰隆隆地把她和沈从文的价值呈现到金光眩目的程度。有人揭出夏写此书接纳了不洁的赞助，更指出他政治立场的问题，又说他那用英文写成的书沉寂了很久，到30几年前才先在台湾后在大陆“引爆”，颇不以为然。我与夏先生有接触，觉得他是个性情中人，是位值得尊重的学者。我读他那本小说史的中译本，就他分析张爱玲《金锁记》一段而言，确好比从荒原里掘出黄金，那评论的功力不能不服。尽管现在嫌张厌张贬张斥张的言论也理所当然地出现，但喜张迷张赞张崇张的风潮并未过去，一本被张自己宣布永不要面世的《小团圆》最近竟在海峡两岸隆重推出开始热销，便是证明。
　　林斤澜人已去而作品尽在，他的短篇小说的美学价值并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那是一座富矿，而且可能还不是煤矿铁矿而是金矿钻石矿。期待有内地的“夏志清”出现，像把一度尘埋的沈从文、张爱玲及钱锺书的《围城》一书的价值开掘出来，先震动学界，继而推广到一般阅读者那样，让我们终于明白，林斤澜不是随便赞他几声人品或对他的小说讲几句“好话”就能搁到一边的。神州大地，或许某一时段会因有评论家将他作品的美学价值挖掘出来而出现“林热”。 
　　有人或许会说，林的小说既然内涵朦胧风格怪异，恐怕不具商业价值，永难轰动流行。请问《尤利西斯》好懂吗？《围城》真那么好看吗？厉害的评论，会具有震撼力、穿透力，引导阅读，酿成潮流，而出版商和一般阅读者，都不会放弃机会，在一个时代的文化格局里大赚雅钱和附庸风雅——我有一个很平实的看法：书商赚雅钱，读者逐雅潮，动机虽不够雅，却都有利于社会雅文化的养成。 
　　呀！这算在悼念我敬爱的林大哥吗？他一定在天堂里呵呵地笑我。 

发现诗意（刘心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3月27日09:41   河北日报 刘心武小焦曾跟我抱怨：“我现在住‘女生宿舍’啊！一个，进入了更年期，另一个，进入了青春反叛期。”听说，他妻子的更年期综合症发作得并不严重，倒是女儿焦姝的青春反叛如雷似电。有一阵，放学刚进家门，还没跟父母照面，就大声嚷嚷：“什么也别问我！”进了她自己那个房间，“嘭”的一摔门，做好饭，隔门唤她吃饭，要么根本不理睬，要么忽然破门而出，气冲冲地说：“就知道吃饭、吃饭！除了吃饭，你们还懂得什么？”开始他们还试图说服，后来，知道那只会使其反叛加剧，就干脆沉默，但沉默有时也会招致抗议：“为什么都不说话？我是聋子吗？”
    我曾安慰过小焦：对此不要过分焦虑，如今的社会环境，不至于将青春反叛期的“潘多拉魔盒”以某种漂亮的借口掀开，造成对社会的大伤害与他们自身的大迷失，估计焦姝多半只是家里反叛，在学校里大概要收敛得多，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发育和心理成长会渐趋平衡。
    前些时，小焦报告我个好消息：焦姝不仅不那么反叛了，还能主动跟父母交流。她那间屋的门也不再关死，有时虚掩，有时敞开，以前她在屋里鼓捣电脑，绝对不许父母“偷看”；现在，她会高兴地招呼他们过去，同看她从网上链接来的信息或博客文章，还乐于跟他们进行讨论。小焦问：“难道青春反叛期的症候能不治而愈么？”这个问题，我也不能解释。
    昨天，焦姝来我家还书，我看她神情欢愉，就趁便问她，为什么有所改变？她就跟我细说端详：班里跟她要好的果果，母亲因病逝世，果果跟她说：“真的很后悔，到遗体告别的时候，才意识到，我其实一直没有怎么认真地注视过妈妈……”果果这话，以及果果眼里罕见的泪光，让她心里咯噔一下，仿佛不小心触了电。那天晚上，她睡不着，起来上卫生间，路过爸妈卧室，卧室里有灯光，她朝里面望，望见妈妈坐在梳妆台前。出了卫生间，她蹑手蹑脚再路过爸妈卧室，发现妈妈还坐在梳妆台前。爸爸出差不在家，妈妈为什么不好好睡觉？再细看，妈妈是在那里翻弄一些小东西。她以前也是从没有长时间地、认真地注视过妈妈。她此刻细观，惊讶地发现妈妈原来那么中看，却又怎么有了衰老的迹象？当时，妈妈开的是梳妆台的镜灯，灯光只照出穿睡衣的妈妈的正面，从侧面望去，妈妈像一个半明半暗的剪影。妈妈所摆弄的，她终于看明白，是爸爸历次出差给妈妈带回来的小首饰，那些项链呀、手链呀、戒指呀、耳环呀、领饰胸针呀，没有一样是贵重的。最贵的一个，大概是在回国的飞机上买来的免税的水晶手镯，花了一百多欧元。其实那块水晶是人造的，只不过施华洛氏奇的牌子算得有名而已。妈妈每次得到礼物，总是欢喜一阵，戴上几天，然后就收起来再不见踪影。爸爸也曾给焦姝带回过琥珀手链，被她接过来就甩到柜子里，还故意伤爸爸的心，喊道：“有钱为什么不捐给贫困地区？”爸爸后来多半给她带回印刷精美、知识含量颇高的画册……
    那晚，焦姝在爸妈卧室门外偷觑了许久，妈妈一直没有发现她，她也因此平生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了妈妈。妈妈将那些小首饰一一从小匣子里取出，观看，抚摩，嘴角漾出满足的、幸福的笑意。有一个玉石吊坠，妈妈戴着招待客人时，一位阿姨不留情面地跟她说：“便宜货！假的！不仅绝非和田玉，连俄罗斯菜玉也不是！”妈妈很不自在，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当时，焦姝却觉得那阿姨很为自己“解恨”，心里想：臭美什么？以后少教训我吧！但那晚在卧室门外细观妈妈的动作表情，焦姝觉得忽然看到了妈妈内心深处，她亲切地抚摩那个“假玉吊坠”，回味着生命里那个最亲近的人给予她的爱意……
    焦姝说那是她人生中第一个失眠之夜，但又是一个甜蜜之夜，她忽然憬悟，这个原来让她处处不屑和愤慨的世界，原来确有弥足珍贵和让人心仪的因素，这因素可以称为“诗意”……我听了祝福她：好啊，从身边最平凡琐屑的场景里，发现了诗意，这说明你脱离了青春反叛期，进入了诗意享受期！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转折啊！愿有更多像你这样的少男少女！
　　人们常问：为什么青春产生诗歌？焦姝的个案给了一个明晰的回答。正如你想到的，焦姝告别后，留下一个小本本给我，那是她的第一册短诗集。

雷加擂了我一拳（刘心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4月07日09:51   文汇报 刘心武雷加在他那一辈作家里，始终不算风头最劲的，但我却很早就特别关注他。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与我二哥刘心人有关。二哥是学造纸的，新中国一成立，他就被分配到吉林中朝边境的开山屯造纸厂工作，从技术员一直升任到工程师，还担任过车间主任，他在工作之余，热爱文学艺术，1952年，他读到一本以造纸厂为故事背景的长篇小说《我们的节日》，那本小说的作者，就是雷加。后来二哥休假到北京探亲，和我聊起来，我也就找了本《我们的节日》来看。说实在的，我那时年龄太小，对小说里所写的那些人物和故事不太感兴趣，但二哥跟我说，雷加是个笔名，作者担任过东北另一大造纸厂——辽宁丹东造纸厂的厂长，他当厂长用的真名是刘天达，二哥说雷加写的那些造纸厂里的人物和故事，肯定都是有根有据的，生活气息十分浓郁，许多细节生动自然，没有经历过那样生活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本书来的。    
    后来知道，雷加是延安老干部，东北先解放，党派他去接收了丹东造纸厂，他担任厂长后，团结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把一个被敌伪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迅速修复、发展为一个生产能力很高的厂子，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及时提供了大量的纸张。抗美援朝期间，丹东常被美军飞机轰炸，丹东造纸厂的大量设备和人员就往开山屯转移。那时刘天达已经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央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处处长，但从丹东厂转往开山屯的职工里，有的跟二哥混熟了，知道我们父亲叫刘天演，我们家的男子脸都比较长（四川人叫做“雷公脸”），觉得二哥跟刘天达脸相相似，就开玩笑：“刘天达是不是你叔叔啊？”二哥开头也不在意，后来有人拿出在丹东的合影，指着照片上的刘天达让他细看，他才不禁莞尔。二哥后来跟我说起这些事，也就无形加深了我对这位原名刘天达的作家的特殊注意。    
    我的人际关系中，巧事真多。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陈晓岚，是留德归国的造纸界技术权威，解放后被任命为中央轻工业部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他分到的宿舍，在右安门，那宿舍里有一栋单元格局比较大的干部楼。父亲曾带我去看望陈伯伯，后来我自己也去拜访，那时就听陈伯伯偶然提起，他们楼里住着一位叫雷加的作家，其实这位同志如果不搞写作，早升副部长了，但他就是热爱写作，为了写作，宁愿放弃现成的仕途。我那些年里，并没有在轻工部的宿舍院里遇到过雷加，但我敢说自己恐怕是在同辈人里，极少数见到雷加著作就会好奇地阅读的一位。雷加后来写了长篇小说《潜流》三部曲：《春天来到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棡林》，以及《从水斗到大川》等散文随笔。    
    1978年，我作为《十月》杂志的编辑，终于有机会找雷加约稿。进了他住的那栋楼，想到陈晓岚伯伯已经去世，他家也早搬往白家庄，心头旋出沧桑之感。敲开雷加家门，他家的人把我引到他面前，留下的印象是，他周围全是书柜，书柜上还摆放着一些显然是出访苏联或东欧带回来的小摆设，相当惹眼。雷加本人盘腿坐在一个大沙发上，那姿势让人觉得是一位东北老造纸工人呆在炕上。啊呀，果然一张“雷公脸”！他招呼我坐到他对面，离他很近的一张椅子上。我跟他说《十月》创刊了请他赐稿什么的，他微笑着说一定写稿。然后我告诉他自己叫什么名字，并且说头年11月《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班主任》是我写的。听清《班主任》是我写的以后，雷加忽然伸出胳膊往我右肩上擂了一拳，大声说：“好小子！是你呀！”    
    1980年我有幸成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雷加担任了一届北京作协的秘书长。跟他接触多了，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愿意将生命燃烧为文学作品的痴迷者。他一再跟我强调“要下生活”，自己身体力行，一年里不知跑了多少地方。有的老作家也强调“下生活”，但多少有些只看重“行万里路”，而轻视“读万卷书”，雷加不然。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次我提到英国作家萨克雷不仅《名利场》写得好，另一部《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其实也很好看，他听了，就让我重复两遍，拿笔把那书名记下来，后来有一天告诉我，他找到了，正准备读。后来我见到雷加出版了《世界文学佳作八十篇》，原来他不仅阅读量大，还潜心研究，从中汲取写作营养。    
    作为老革命，雷加的政治修养不消说是很高的。有一次，我发现他巧妙地摆脱了拉他参与的“政治表态秀”，心中很是佩服。他生于1915年，2009年3月10日逝世，享年95岁。我会永远记住，中国有过这样一位不爱官场爱文学的老作家。

相忘于江湖———我和痖弦(刘心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7月22日09:35   新京报 刘心武

　　  痖弦，台湾《创世纪》诗刊三驾马车之一，代表诗集有《深渊》等，现居加拿大温哥华。　　

　　“月亮出来了———这不是诗；月亮来了———这才是诗。”痖弦微笑着说。我很喜欢这种随意交谈中的灵性展现。

　　今年暮春和痖弦在台湾，是第三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二十一年前深秋的广州，第二次是在十六年前残冬的台北，吟出“月亮来了”的这次，是在台中。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名目很堂皇的研讨会，开幕式有领导人出席讲话，议程排得满满的，从台北经台中、台南再绕到东部花莲，一路上是和四所名牌大学合作举办。无论是个人演讲还是专题讨论，都有若干宏大的议题与深入的探究，但我觉得于我收益最大的，还是休息时间里，随缘而聚的那些闲聊。

　　其实文人相聚，开会是开不出作品来的，倒是茶叙闲聊，有时颇能在三言两语之间，刺激出灵感火花来。痖弦娓娓地讲起与晚年梁实秋的交往，其间提到梁一次跟他说起，早年在山东时，曾有一小姐到梁家做客，临别时问梁借两毛钱，两毛钱能买什么东西？梁心中疑惑嘴里不问，给了她两毛钱。那小姐下楼后，梁从窗口往下望，只见那小姐到马路对面的小店，用两毛钱买了一粒糖丸，转身，将糖丸抛起，伸长脖颈，仰头，嘴巴大张，准确无误地将糖丸接住，然后快活地走掉了。

　　梁先生给痖弦讲这个小镜头时，当然知道这位女性的人生曲线，但不言其他，专形容其人生中那抛食糖丸的一瞬，这，恐怕就是文学家与政论家的区别———他更关心的是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其人性中潜伏的那些微妙因素，这些因素因外部力量的刺激，可能演化为壮丽，也可能变异为乖戾。“她是个坏蛋”———这不是文学；“她人性中的恶如何被调动出来”———这也还不完全是文学；“她携带着如许的人性在如许的世道中演出了正闹喜悲的活剧”———这可能比较接近于文学。

　　痖弦公布于世的诗作不多，他长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主持《联合报》副刊。经他扶持，在“联副”露头走上文坛并蔚成大家的，可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对有苗头的投稿者，认真复信，对于诗歌作者，他的复信会比那稿件长出很多页。

　　席慕蓉未出名的时候，投来的诗作常是既有妙句也有陈词的状态，痖弦给她回信耐心地分析说明，哪几句是诗，哪几句是败笔。席慕蓉非常感动，后来就写信给他：“您太费时间了，以后，您退稿时只要在妙句下划红线、败句下划蓝线就行了。”痖弦照此办理，席慕蓉果然有悟性，就依那红蓝线修改，有时划红线的也改，再寄回去，洵为好诗，“联副”刊发出来，读者反响强烈。席慕蓉所保存的那些划着红线蓝线的诗稿，以后无妨公开，算得宝贵的文学史料。

　　我对痖弦说：“文学编辑工作固然会影响自身的创作，我自己担任杂志主编的时期，创作量就有所降低，直到卸任后，才又有几部长篇小说的诞生。但从事文学编辑，其实也是一种创作，像您在席慕蓉诗稿上划红线蓝线，就是一种行为创作啊。”痖弦听了追问：“你说是什么创作？”我重复：“行为创作。”他再重复这个说法，蔼然颔首。

　　痖弦主持“联副”时期，提倡过“全民写作”，鼓励普通老百姓拿起笔来，用质朴清纯的笔触，写出自己的人生感受，后来汇编成散文集，也曾寄赠给我。那阵子大陆文学界正是从现代派朝后现代派转换时期，“文本颠覆”啊，“文学就是语言”啊，“意义消解”啊，“平面拼贴”啊，“看不懂的才是文学看得懂的不是文学啊”……新潮滚滚，浪花淘尽文豪。

　　痖弦在“联副”刊发的那些普通人写出的世道人情，散发出沃土草根的气息，我读到很喜欢，也深受启发。痖弦告诉我，其实台湾也是一样，打过“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摆子，也不是说文学不能那样弄，那也是多元格局里的一些花卉，但是，到头来，写实的，贴近民生疾苦的，表达普通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特别是能从细微处探测到人性底蕴的，恐怕还是生命力最强，也能拥有最多读者的文学吧。

　　痖弦退休后定居加拿大温哥华。我和一些与会者要返回北京，他到桃园机场送行。我们紧紧握别，但没有互留联络方式，我们将相忘于江湖。

兰屿有个夏曼·蓝波安(刘心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7月01日09:32   羊城晚报 刘心武

　　我正在房间里泡温泉澡，有人敲门，爬出温泉池，披上睡衣，到门边问：“谁呀？”一个浑厚的声音：“夏曼·蓝波安。”“就你一个人吗？”“一个。”我打开房门，迎进也裹着睡衣的来客。来客身材高大，衣缝里露出隆起的胸肌。他递给我一样东西，接过看，是一只前后翘尖的刳木船模型。“为什么送我东西？”“因为晚饭的时候，你注意听我讲兰屿的事情。”

　　那是今年4月在台东，所参加的一项环岛文学研讨活动在那里只进行一天，晚上到一家原住民风情餐馆吃特色菜肴，我正好和夏曼·蓝波安坐在一起，席间欢声笑语、觥筹交错，但我和他一见如故，形成一个小小的语言岛———我问他答，把关于兰屿的种种讲给我听———以至于别的人提醒我们该回温泉旅舍时，我们才发现席终人散，竟都没有吃饱。

　　台湾和海南一样，大岛周边还有若干小岛。对于台湾大岛西边的小岛，金门、马祖和澎湖我耳熟能详，大岛东边，因为听过一首《绿岛小夜曲》，所以知道又名火烧岛的绿岛，并且知道那里曾有囚禁政治犯的监狱，但对于比绿岛更往东南的兰屿，则不在意识之中。其实如果把台湾大岛喻为一块翡翠玉佩，则兰屿是缀在大玉旁的璀璨珍珠。

　　兰屿也并非一岛之名，大兰屿有雅美人里的达悟族居住，小兰屿则是个无人居住的纯自然岛屿。夏曼·蓝波安祖居兰屿，他这名字，意思是“蓝波安的父亲”，如此命名，是达悟族固有的习俗，一个男子未婚前，名号是临时的，到娶妻生下长子，给长子取妥名字，则从此使用“谁谁谁之父”的名字直到老死。这个民族何以如此重视血脉的延续，以至于长辈为晚辈牺牲自己的原有称谓？夏曼·蓝波安告诉我，目前定居在兰屿的达悟人约2500个，可知对于这个族群来说，每一个新的生命当然都必须格外珍视。称呼我的这个新朋友，不能为省事叫他“夏曼”，那等于叫他“爸爸”了，也不能叫“蓝波安”，因为很可能他儿子从他身后冒出来答应着。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很大的族群尚且会遇到如何保持其固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何况兰屿岛上人数不足三千的达悟族。我们对高金素梅的名字比较熟悉，她是台湾维护原住民权益的代表性人物。其实我们也该知道一些像夏曼·蓝波安这样的台湾原住民作家。夏曼·蓝波安也曾离开兰屿到大岛上读书、生活，他先在淡江大学学习法语，后来又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他对兰屿之外的广大世界有见识有体验，也曾在大岛上工作，但最后他选择了回归兰屿，在兰屿与族人一起到山上伐木制作刳木舟，使用自己制作的非火药性鱼枪潜入大海刺射大鱼，意在身体力行地把达悟人固有的生产、生活、思维、信仰方式延续下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使用学来的汉语，用方块字，写成优美的散文和小说，把达悟族淳朴生活之美，特别是心灵中的圣洁，呈现给我们，与我们共享。

　　回到北京，捧读夏曼·蓝波安赠我的大作《冷海情深》，开始不由得联想起美国作家海明威。夏曼·蓝波安无疑是条硬汉，在刳舟、制矛、潜海、射鱼方面，他肯定赛过海明威。海明威最杰出的那篇《老人与海》，写出了人与大鱼与大海与宇宙搏斗中，享受孤独悲欣的诗意。但是细读夏曼·蓝波安的文字，我就断定他并不曾受到海明威的什么影响。他也写人与大鱼与大海与宇宙搏斗，但他咀嚼的却并非个体生命的孤独，而是作为达悟族群体一员的自豪、自强、自信、自尊。他写到在海流交汇处潜到海洋深处捕射比自己身体还要硕大的浪人鯵时的微妙心情，写到划着刳木舟满载而归，根据达悟族的古老族规，把捕获的鱼按男人鱼、女人鱼、老人鱼、女人分娩坐月子的鱼，分别切割为生鱼片和煮成鱼汤，族人欢乐地分食，男子酒后随口吟唱敬畏海神驱赶恶灵的诗句……读了他的文字，我深受感染，尽管我如今生活在一个几乎无处不讲金钱、务求摆脱体力劳动的人文环境中，起码在心灵上，我与达悟族那种以体力劳动为荣、以消耗鱼类必以维护鱼类延续繁衍为前提、以淳朴亲请为人生至乐的思维认同。

　　当我在电脑上敲着这篇文章时，夏曼·蓝波安也许正如他在《冷海情深》里所写的：“把身体成倒立地潜入水中，趴在礁石上寻找猎物……”“在此刻，我是孤独的，在海里非常地孤伶，而我的感觉是何等的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