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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23:01:36
别说是18亿亩耕地 遍地粮食也未必能保“粮食安全
童大焕
茅于轼先生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观点，引起很多人的口诛笔伐，说明“红线”二字已经深入人心，同一个词重复一万遍就成了真理，但其中的很多反对者，也许连我们到底有多少土地都不知道。
199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中国有耕地0.9497亿公顷，合14亿亩。到了2000年，耕地数量一下变成了1.3004亿公顷，合19亿亩，多出了5亿亩，误差了达到35%。这么多土地，其中有多少用来种粮了呢？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司长韩永文200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几年来中国粮食播种面积连年下降，去年是14.91亿亩。”（2005年1月31日 《第一财经日报》）看来还有4亿亩未用来种粮。
保护耕地自然是为了国家粮食安全，但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是否就是耕地面积呢？日本60%粮食靠进口，中国的香港地区全无农业，连淡水都得依赖外部，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们人口少。但粮食产量跟人口也没有必然联系，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不是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偏偏是美国、加拿大这样的人口“小国”。现代历史上只有两种原因才会导致大面积饥荒，一是战乱。但如果市场足够自由，即使在战争期间商人也有能力保证市场供应。真正闹饥荒的最重要原因，是专制的极权主义统治。专门研究过人类饥馑历史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雄文《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里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同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
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即使遇到战乱和自然灾害，也可使民众免于饥饿。中国的粮食问题，包括粮食产量的波动，大都不是因为土地总量引起的。一个错误的政策，可以让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59－1961年间下降了25％左右。一个正确的政策，又可以让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82－1984年上升了25％左右。
解决粮食安全，靠画耕地红线和行政指令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看有多少土地实际在种粮。如果画一道红线在那儿抛荒，那就是对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当前我国稀缺的土地资源大量抛荒是不争的事实，抛荒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种粮成本高而收益低，农民自动抛荒；二是地方政府以非常廉价的代价大量征地储备，却长年抛荒。
保护耕地的最有力武器，不是多少亿亩的耕地红线，而是充分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大幅度提高征地成本。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定的路线：让农民的土地与政府的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地方政府向农民征地必须一家一户地谈判，形成政府与农户“一对多”的平等谈判关系，而不是像现在一个村集体就“代表”了所有农户，而且征地价格奇低，农民只得到土地收益的5%还被乡村干部层层贪污和克扣。现有的大量农民土地被名为乡村集体实为乡村干部所“代表”的廉价征地制度，恰恰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征地冲动和大量耕地流失。
另一方面，过度依赖行政力量的耕地保护措施，又导致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大量侵犯农民经营自主权的现象。一些为了应付卫星土地检查，屡屡括起强拆风暴，猪圈、鸡舍动不动面临灭顶之灾，很多投资者少则成千上万多则几十几百万元的投资转眼间灰飞烟灭。地方官员保自己的乌纱帽要紧，根本不管强迁后土地是否能复耕。搞的是地地道道的形式主义。地方政府想征地就征地，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连养猪养鸡（提供的也是食物供应啊）的自主权都没有。
一些只追求形式不追求效果的耕地保护，既没有能够保护粮食安全，也没有能够保护农民利益和经营自主权，还给城市居民和农民城市化带来伤害――房地产用地价格被抬高的同时，是大量城市居民成为房奴并且抬高了中国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其中最大的获利者是基层政府和官员，廉价征地高价出售的利益冲动，又反过来刺激各种地方权力千方百计（特别是以开发区名义）非法征地。一项为保护耕地为初衷的政策，完全有可能在实际操作中荒腔走板，甚至导致完全相反的效果。
即使出于居安思危之故需要保护耕地，也应该多用市场的原则才能最终保证粮食安全。其中最关键因素是粮价。如果粮价够高，自然会刺激生产和农业技术投入。麻省理工学院称改变灌溉方式中国能养活20亿人；我国2007年粮食产量为1万亿斤，以15亿亩耕地种粮计，平均每亩两季共产出666市斤，要么是产量相当的低；要么是根本没那么多耕地用来种粮。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日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时说：我国到2015年的目标是亩产达到900公斤。根据大多数专家学者的估算，水稻的光能利用率最多是2.5%，按照这个标准来算，“超级杂交水稻”亩产的极限是――单季稻的最大产量为 1500公斤/亩。
反之，如果粮价太低，则即使国内市场上有大量粮食，它们也会被选择出口或走私，从而出现“有粮不稳”的怪现象。袁隆平建议国家应该高价买农民的粮，用平价销售；如果出现粮食走私，国家的粮食供不应求，还会出现危机。长期看国内粮价必须跟国际接轨，国家补贴低收入群体而不直接补贴粮价更好。否则，光补贴粮价，形成全球粮价洼地，还有可能鼓励粮食走私出口而非，而不是相反的鼓励粮食进口。
后记：有两大原因都可能导致“有粮不稳”，或者说，粮食安全的两大敌人，一是人为压低粮价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价格洼地，那样必然导致粮食政策性减产，并且国内存粮大量走私出口；二是专制极权。我们 1959 到 1961 年风调雨顺下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国内其真无粮也？非也！大跃进使粮食过度上缴存于国家仓库，即使农民饿死，地方官僚出于个人政绩考虑也不放粮之故，短时间饿死三千万人以上（有说 3800 万，有说 4200 万，总之比八年抗战死人多）。
茅于轼先生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观点，引起很多人的口诛笔伐，说明“红线”二字已经深入人心，同一个词重复一万遍就成了真理，但其中的很多反对者，也许连我们到底有多少土地都不知道。
199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中国有耕地0.9497亿公顷，合14亿亩。到了2000年，耕地数量一下变成了1.3004亿公顷，合19亿亩，多出了5亿亩，误差了达到35%。这么多土地，其中有多少用来种粮了呢？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司长韩永文200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几年来中国粮食播种面积连年下降，去年是14.91亿亩。”（2005年1月31日 《第一财经日报》）看来还有4亿亩未用来种粮。
保护耕地自然是为了国家粮食安全，但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是否就是耕地面积呢？日本60%粮食靠进口，中国的香港地区全无农业，连淡水都得依赖外部，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们人口少。但粮食产量跟人口也没有必然联系，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不是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偏偏是美国、加拿大这样的人口“小国”。现代历史上只有两种原因才会导致大面积饥荒，一是战乱。但如果市场足够自由，即使在战争期间商人也有能力保证市场供应。真正闹饥荒的最重要原因，是专制的极权主义统治。专门研究过人类饥馑历史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雄文《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里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同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
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即使遇到战乱和自然灾害，也可使民众免于饥饿。中国的粮食问题，包括粮食产量的波动，大都不是因为土地总量引起的。一个错误的政策，可以让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59－1961年间下降了25％左右。一个正确的政策，又可以让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82－1984年上升了25％左右。
解决粮食安全，靠画耕地红线和行政指令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看有多少土地实际在种粮。如果画一道红线在那儿抛荒，那就是对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当前我国稀缺的土地资源大量抛荒是不争的事实，抛荒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种粮成本高而收益低，农民自动抛荒；二是地方政府以非常廉价的代价大量征地储备，却长年抛荒。
保护耕地的最有力武器，不是多少亿亩的耕地红线，而是充分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大幅度提高征地成本。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定的路线：让农民的土地与政府的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地方政府向农民征地必须一家一户地谈判，形成政府与农户“一对多”的平等谈判关系，而不是像现在一个村集体就“代表”了所有农户，而且征地价格奇低，农民只得到土地收益的5%还被乡村干部层层贪污和克扣。现有的大量农民土地被名为乡村集体实为乡村干部所“代表”的廉价征地制度，恰恰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征地冲动和大量耕地流失。
另一方面，过度依赖行政力量的耕地保护措施，又导致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大量侵犯农民经营自主权的现象。一些为了应付卫星土地检查，屡屡括起强拆风暴，猪圈、鸡舍动不动面临灭顶之灾，很多投资者少则成千上万多则几十几百万元的投资转眼间灰飞烟灭。地方官员保自己的乌纱帽要紧，根本不管强迁后土地是否能复耕。搞的是地地道道的形式主义。地方政府想征地就征地，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连养猪养鸡（提供的也是食物供应啊）的自主权都没有。
一些只追求形式不追求效果的耕地保护，既没有能够保护粮食安全，也没有能够保护农民利益和经营自主权，还给城市居民和农民城市化带来伤害――房地产用地价格被抬高的同时，是大量城市居民成为房奴并且抬高了中国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其中最大的获利者是基层政府和官员，廉价征地高价出售的利益冲动，又反过来刺激各种地方权力千方百计（特别是以开发区名义）非法征地。一项为保护耕地为初衷的政策，完全有可能在实际操作中荒腔走板，甚至导致完全相反的效果。
即使出于居安思危之故需要保护耕地，也应该多用市场的原则才能最终保证粮食安全。其中最关键因素是粮价。如果粮价够高，自然会刺激生产和农业技术投入。麻省理工学院称改变灌溉方式中国能养活20亿人；我国2007年粮食产量为1万亿斤，以15亿亩耕地种粮计，平均每亩两季共产出666市斤，要么是产量相当的低；要么是根本没那么多耕地用来种粮。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日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时说：我国到2015年的目标是亩产达到900公斤。根据大多数专家学者的估算，水稻的光能利用率最多是2.5%，按照这个标准来算，“超级杂交水稻”亩产的极限是――单季稻的最大产量为 1500公斤/亩。
反之，如果粮价太低，则即使国内市场上有大量粮食，它们也会被选择出口或走私，从而出现“有粮不稳”的怪现象。袁隆平建议国家应该高价买农民的粮，用平价销售；如果出现粮食走私，国家的粮食供不应求，还会出现危机。长期看国内粮价必须跟国际接轨，国家补贴低收入群体而不直接补贴粮价更好。否则，光补贴粮价，形成全球粮价洼地，还有可能鼓励粮食走私出口而非，而不是相反的鼓励粮食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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