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其一:哭和笑、为何中日国民感情表达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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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

武士道

政治伦理

日本的微笑

教育

在这次日本大地震，死亡失踪者超过两万，当日本人失去亲人的时候，他们的悲伤表达方式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捶胸顿足的号啕大哭，哭的声音和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难道日本认真无情吗？

我在日25年为日本人画像：用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字概括了日本人的基本特征。日本人就三大特征：“Small”（矮小）、“silence”（微笑）、“sience”（沉默）。这一概括，确实不无道理。

日本人认为，即使在忧伤的时候，也应该克制悲痛，强颜欢笑。这样可以使别人觉察不到自己的真实感受，从而显示自己是一个能够自持、有修养的人。“这种笑容仿佛是武士教育的最高准则，它形成了民族性格中诸如广义的礼貌这样的特征。”因此，“和幸福的人共同欢笑，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的泪珠”，成了日本人的一条行为准则。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经写过一篇非常出色的小说，题为《手绢》，颇为形象生动地显示了日本人的这种观念——

一名学生的母亲某日拜访了一位在东京大学任教的美国教授，告诉他，自己的儿子已自杀身亡。教授听到这个消息后深感震惊。然而，他对这位学生的母亲脸上的表情却感到惊异和不可思议。因为她在叙述这个消息时，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等这位母亲离去了以后，教授在桌子下面发现一块被揉成一团的手绢。这时，他才恍然大悟：这位学生的母亲脸上虽然露出微笑，她的心灵却在颤抖和流泪，在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煎熬。

众所周知，武士道是日本的一种传统民族精神。按照武士道的观念，一个自尊自重的人必须具有忍耐精神和自我控制意识。一个人在逆境和顺境中，在各种复杂的事态和环境中，均不可以得意忘形，或悲痛失色。约束自己，克制自己的冲动，既是日本人自我修养的手段，也是日本人自我修养的目的。

因此，拉夫卡狄奥·霍恩，一位西方研究日本问题的著名学者，在他的《日本的微笑》一书中，也叙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名受雇于美国人家庭的日本女佣未经主人同意，突然出走。几天后，她回到主人家里，并面带微笑地向女主人陈述了突然离去的原因——回家安葬去世的丈夫，并表达歉意。女主人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对她的表现却大惑不解：丈夫去世，本是件极其悲伤的事，为什么还面带微笑？她向女佣提出了这样一问题。但是，女佣却笑而不答。

然而，我们却可以找到答案。因为，正如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手绢》之所以具有艺术感染力，成为一篇传世之作，就是由于作家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真正的日本母亲，一位具有传统的日本价值和道德观念，言谈举止充分体现出日本式礼节的母亲一样，那位女佣，也是一位典型的日本式妇女。

在日本的江户时代，武士们一直严守着“男子三年半边脸”的格言。意思是，男子三年才可以笑一次。即三年才可以放松一下脸颊的肌肉。而且，即使在这个时候，脸颊的肌肉也不可以全部放松，而是只能放松一边，呈现半边笑脸，以显示自己的刚毅。但是，从本质上说，日本人在该笑的时候不笑和在不该笑的时候一样，都是对笑之功能的异化，使笑变得不是出于宣泄情感的需要，而是出于压抑情感的需要，使笑的一种普通的生理现象变成一种“高深莫测”的文化现象。上述女子的笑和武士的笑均属此类。

日本人喜欢微笑。按照日本的神话传说，日本的主神天照大神正是由于微笑，才走出岩户的：一个女巫为了让天照大神从岩户中走出来，故意在男性诸神面前裸露乳房和性器官，并有趣而滑稽地翩翩起舞，从而使天照大神忍俊不禁，走出岩户。这一神话虽然不足为信，却使我们看到了笑在日本文化中占有的突出地位——如果没有这一微笑，天照大神可能继续留在岩户，那就既不会有阳光，也不会有日本人。

笑是日本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一门艺术，日本人十分善于运用这门艺术。它犹如一副面具，既可用以显示自己的性格特征，又可用以掩饰自己的情感世界；既可用以流露自己的欣喜，又可用以掩饰自己的悲哀。他们在该笑的侍候笑，在不该笑的时候也笑。无怪乎，许多外国人认为，日本人的笑“高深莫测，不可理喻”。

事实上，任何民族对笑的理解都依托于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在这方面，日本人并不例外。正是他们独特的文化价值观，使笑从“平常”走向“反常”。

确实，日本人对笑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意识，他们尽量不放声大笑（尤其是女性，笑时往往用手捂住嘴）。对于这种过分的意识，深作光贞想出了三点解释：①在笑声中存有旁若无人性、残酷性、共犯性等伤害他人的要素。②对笑的理由和内容不甚了了的第三者，往往容易产生一种被嘲笑、捉弄的不安和不快感。③在封闭的共同体中，笑里因为有上述要素，可能有损于共同体的协调。

但是，日本人并非从不放声大笑。在日本，有“福至笑门”的谚语。这句谚语有咒术的含义。作为“以笑招福”的咒术，最一般的表现就是初春正月时祈愿丰收而进行的，寓意为生产和增产的“男女性交”，即摇动，离合两个男女木偶以示性交，并在木偶的“生殖器”上洒些“神酒”，以示“雨露滋润”。此时，“群情激昂”，一起欢笑。由此引伸，在赚得大笔大笔钱时，日本人也会“不断发笑”。

生活中应有笑声，因此，也就需要许多引以发笑的种子。但是，在日本，真要找到合适的种子却不容易。尤其是许多本来正经严肃的事被当作玩笑、幽默，更是不能令人捧腹，只能令人深思。以下所举，仅是一例——

明治末年（二十世纪初），大阪的谷町筋曾居住着一位喜欢相扑的外科医生，他对前往诊治的相扑力士，一律免收诊疗费。于是，日本语中出现一个因他的义诊而产生的名词：“谷町”，意为“后援者”。

前不久，某企业主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向日本大藏省的一名高级官员“捐赠”了数百万日元现金。事发后，该官员居然轻松地当众宣称：“他或许怀着当‘谷町’的心情给的吧！”这位官员自以为很“幽默”，但人们无法接受这种诠释。TBS电台<新闻23时>的名节目主持人筑紫哲也对此发问道：“大藏省官僚何时成了相扑力士？挑明了说，那是贿赂。他用‘玩笑’对此加以解释，我们却不能轻松地视之为玩笑。”

由此看来，笑不仅表现了文化价值观，而且表现了政治伦理观，而“政治伦理”是近来日本政界要人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名词。政治伦理和玩笑搭上了边，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