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果用“巨变”或“革命”来概括中东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为时尚早的话，那么，“碎裂”这个词或许更为准确。“碎裂”的意思是：一种精心维护的价值观在人类本性要求和世界文明进展中出现了裂隙，某些部位产生了脱落，乃至于造成一个社会或文明体的结构出现松散和破碎。

　　相对于人类共同体，伊斯兰世界长久以来是一个例外，尤其在近当代激烈的现代化进程中，伊斯兰文明特别倚仗于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廷顿的这种归纳，使我们五味杂陈地联想到包裹着我们的儒教文明，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应当引起的别的关注，而关注我们自身的最好方式，是到彼方寻找此方的某些特点或者说规律，这样，我们的话题就要扯远一些了。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叙利亚学者密歇尔·阿弗拉克和萨拉赫丁·比塔尔出版了一本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态度》（1944年）的书，第一次提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概念，阿拉伯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世界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派别之一。阿拉伯世界21个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已有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苏丹和利比亚等7个国家先后宣布信奉并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

　　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如纳赛尔主义、卡扎菲的“世界第三理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治社会主义和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等等。

　　阿拉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追求哪些政治目标呢？简括说来有以下三点：一、继承起源于伊斯兰和阿拉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争取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二、将阿拉伯世界劳动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与阿拉伯民族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三、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制度，清除阶级剥削以及由此产生的贫穷和愚昧。

　　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 (1918-1970)是阿拉伯世界标志性人物，他创建的“自由军官组织”于1952年发动“七·二三”革命，推翻了亲西方的法鲁克王朝，宣布成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权，纳赛尔出任埃及总统，开创了埃及的“纳赛尔时代”。纳赛尔继承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吸收了国际上的社会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主要表现为泛阿拉伯理念的纳赛尔主义，即主张瓦解殖民边界，成立一个阿拉伯超国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叫“阿联”的国家了）。这种主张在随后的历史岁月中成为中东地区很多思想家和活动家秉持的价值理念，也可以说是相当一些阿拉伯国家共同默认的意识形态。纳赛尔在《革命的哲学》一书中就曾经把阿拉伯、非洲大陆和伊斯兰世界称为“三个圈子”，强调埃及必须紧密与之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活动不能不围绕着这些圈子进行，不能不竭尽全力在这些圈子里有所作为。”

　　结果，这个“圈子”发生了很多耐人寻味的事情。

　　我们看一看伊拉克。

　　伊拉克复兴党建立政权以后，开始建设具有伊拉克特色的“阿拉伯社会主义”，1975年11月，萨达姆在党的宣传工作讨论会上发表题为《论一个阿拉伯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谈话；1977年4月，他又在中央计划会议上作了题为《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发言，提出了关于“伊拉克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思想。

　　如果进入我们的语境，或许可以用“萨达姆重要思想”来概括他的主张，这些主张具体体现为：一、“社会主义建设”既有理论上的特殊性，又有实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阿拉伯民族和伊拉克国家的特殊条件所决定的，党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开放性”，以“适应现实的变化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然而这种“开放性”决不意味着“照抄照搬”或“对阿拉伯范围以外的思想效忠”；二、复兴党既是“工人阶级政党”，又是“全体群众的党”，党“信仰伊斯兰精神和宗教原则”，“不在无神论与宗教信仰之间保持中立”，但它“不是宗教党”，伊拉克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只能由复兴党一党领导，任何其他政党都不能担负这一责任；三、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依靠力量是“基本劳动者和革命的社会阶层”，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必定要“同资产阶级或它的某些阶层发生冲突”，而且要“经过激烈斗争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残余”；四、伊拉克复兴党在伊拉克的目标是建设一个“阿拉伯民族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除了具有一般的社会主义及民族特性外，还具有“人道主义的特点”，即承认个性，允许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并存，在公有制企业中实行国家集中指导下的“群众民主管理”，以“防止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上述“萨达姆重要思想”经由国家控制的舆论机器大肆宣传，被弄得很神圣很庄严，但是就其实质来说，显然具有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概括的那种被称之为“历史主义目标”的东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结局已经表明，历史主义深处绝不是一片光明，那里必定潜藏着最黑暗的极权专制主义。

　　阿拉伯国家的极权专制主义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其内在的社会伦理特征却极为清晰地表露出了其非民主的品性--亨廷顿认为，“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绝大多数是非民主的：君主政体、一党制、军事政权、个人独裁或上述几种情况的综合，通常建立在一个有限的家族、部族或部落的基础之上，在一些情况下严重依赖于外国的支持。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的政权试图援引某种形式的伊斯兰合法性，然而这些政府大多数缺少根据伊斯兰的、民主的或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来为其统治辩护的任何基础。……它们是‘地堡式的政权’，是压制性的、腐败的、脱离其社会的需要和渴望的政权。”

　　亨廷顿断言：“这样的政权可能会维持长久，它们不一定会垮台，然而在现代世界，它们改变或垮台的可能性很大。”（上述引文均出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结果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摩洛哥的政权垮台了，埃及的政权垮台了，利比亚的政权正在垮台之中，巴林正在经历风雨飘摇之夜……其他政权是不是要垮台，会不会发生上世纪80年代在东欧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做预测，但是，依据亨廷顿的观察，大致上可以认为它们同样处境危险，表面上的“稳定”随时都可能丧失，看样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维护稳定都将成为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至于稳定能不能在不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情况下被维护住，只有老天爷或者鬼才知道了。

　　3

　　一个社会或文明体，就像宇宙星体通过万有引力保持某种形态一样，是通过一定的价值系统维系其存在的基础并显现其基本特征的，支撑西方世界兴起并被大多数人类接受的，就是被我们称之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理念。这种价值系统出了问题，即使是西方文明以及大多数持有这种信念的人类群体，也将无法避免地碎裂、瓦解和崩溃。

　　21世纪之初中东动荡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伊斯兰世界由国家维护的价值系统，无论纳赛尔主义、卡扎菲“世界第三理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治社会主义还是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经历的一种碎裂--我们暂时不说瓦解和崩溃。

　　好端端的东西，怎么突然就碎裂了呢？

　　我们从“里面”和“外面”说，“里面”指人性，“外面”指世界。

　　人性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对自由的妨碍。人性的这种本质，体现在任何形式的文明板块，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概莫能外。如果国家、政党或团体妨碍了人的宝贵自由，人性就将选择摒弃国家、政党和团体，放弃曾经的忠诚。人类虽然很软弱，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人类用心灵作出的这种选择；如果一个社会或文明体本质上是压抑人性的，人性也必将进行反抗，这种反抗最初表现为政治淡漠、丧失对国家事务的兴趣乃至于某种程度的道德滑落，社会失去向心力……这就为与社会基本价值观相抵牾的非国家意识形态的民间思想创造了温床，在这个基础上一定会形成（主要是通过政治和文化精英分子）较为系统的政治思想。

　　具有自觉意识的政治思想永远是非正义国家制度的致命威胁，所以，在这个阶段国家往往将政治和文化精英分子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这种现象几乎在任何形式的文明板块（包括西方文明）中都曾经出现，在现当代，极权专制主义国家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和政治镇压也往往发生在这个时候。然而镇压可以消灭人的肉体，却无法撼动由人性生发出来的思想；镇压带来的恐惧可以让社会暂时沉寂，却无法改变人性作出最终的选择。当深知自己被国家的乌托邦幻想欺骗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时候，这个由专制主义制造出来的和谐世界也就命中注定无法再维持哪怕是表面上的安宁了，人性将义无反顾，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爆炸性的革命浪潮中去寻求自由、民主和尊严。

　　这是阿拉伯世界目前发生动荡的根本原因之一。

　　以利比亚为例。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2011年2月25日发表该刊专栏作家詹姆斯·特劳布的文章：《阿拉伯梦想的终结》，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受埃及“自由军官”发起造反并获得成功（1952年）的启发和鼓舞，卡扎菲于1969年发动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国王。1967年，由于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遭受惨败，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声誉受到很大影响，夺取利比亚国家权力的卡扎菲不失时机地宣称：“告诉纳赛尔总统，我们是为他反动这场革命的，他可以拿走我们的一切并添加到阿拉伯世界的其他资源中去，一起用于（反对以色列、争取阿拉伯统一的）战斗。”

　　“随后几年，卡扎菲与包括乍得、埃及和苏丹--它们的人口都比利比亚要多--在内的邻国签订条约，徒劳、简直荒唐地追求纳赛尔的泛阿拉伯国家的梦想。”1975年，卡扎菲在首次出版的“绿皮书”中设想了这样一个国家：它直接由自己的公民统治，没有通常的居中机构--政党、议会乃至于中央政府。革命还将废除非国家所有的组织和团体。“这本‘绿皮书’是对乌托邦式极权主义的一次演练。”（引文均出自《阿拉伯梦想的终结》一文）卡扎菲的这种许愿式的思想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安慰剂，它分散了民众的注意力，使之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究竟应当来自何方，掩盖了统治者对国家责任的丧失和亵渎。独裁在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遮掩下披上了合法性外衣，变得骄横而不可一世，它忽略了潜藏在每一个人的人性对世界的打量和审视，这就是说，有一种力量始终在蓄积。如果社会或文明体为这种力量预留了宣泄的通道，社会通过某种形式为释放这种动能提供必要的条件，它就不会以爆炸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如果反过来，它也就只能在某个时间点像火山爆发一样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结果，利比亚的火山爆发了。

　　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标志，利比亚由于庞大的石油资源出口相对比较富裕，人民受教育的程度较高，这不仅为独裁者之非法提供了遮掩，同时也为人性的觉醒创造了条件，当也正因为这样，由人性觉醒造成的社会推力才无比强大，这个国家的革命浪潮也格外令人震惊。

　　4

　　“外面”又是一种什么情景呢？

　　尽管亨廷顿认为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文明，并且预言未来世界将在这些不同的文明体之间爆发越来越严重的冲突，但是，他也强调了在所有形式的文明之中，人类群体在很多方面是具有大致相通的善恶标准的：“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如把谋杀看作是罪恶；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如某种形式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和最低限度道德。”（引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意味着人类能够信奉和遵守某种大致相同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目前被我们粗略地称之为“普世价值”。

　　为什么要用“粗略”这个词呢？这是因为人们在谈论“普世价值”的时候，往往过于强调它的西方成分或者说西方特性，甚至可以说，把“普世价值”作为了“西方价值”本身，即便是亨廷顿也过度使用了这个概念--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他在谈论普世价值的时候罗列了诸如西方社会继承西方古典文明、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和新教来源、西方文明的欧洲语言、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以及个人主义等等特征，无形中强化了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普世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的边界，从而导致他对世界未来的观察过度悲观。

　　实际上，我们不应当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自由和民主不独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更是普遍人性的内在要求，是历史发展不可替代的原始动力，即使没有西方价值之说，非西方文明也会把它作为最崇高的目标去追求，就像人天生具有追求温饱和心灵满足的本能一样--即使被封闭在密不通风的“国家”实体之内的“屁民”也知道，不被国家欺凌是好事情，用选票决定谁来施行统治是好事情，自己的利益能够体现在国家意志中是好事情，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产权是好事情，房屋不被勾结在一起的权力和资本强拆是好事情，恶棍一样的官员不敢来强奸自己的女儿是好事情。

　　对普通人来说，普世不普世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活得有尊严，只要不被欺负，就不在乎什么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我想，在阿拉伯国家社会底层讨生存的小民也一定是这样想的，北朝鲜那些由于罪恶的专制统治而濒临死亡的人民也一定是这样想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普世价值就是人类的普遍价值，任何与之敌对的力量，都是人类最凶险的敌人；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人类史就是反抗专制、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历史，不同点仅仅在于，西方走到了全人类前面。

　　再说一遍：以自由民主为标识的普世价值逐渐成为全体人类的理想不是偶然的，它即渊源于我前面说到的人性，亦含蕴在由人类理性推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20世纪最值得记忆的事件，莫过于人类在文化上逐步走向趋同，全世界各民族在价值和信仰方面作出了大致相同的选择，人类社会出现了基本趋同的方向和基本一致的实践体制。单是上世纪70和80年代，就有三十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重大演变--处在专制独裁统治下的的人民发一声喊造起反来，改变了国家的颜色，信奉号称能够改变人类发展方向和结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破产，苏联帝国垮塌，东欧国家发生巨变，以社会主义作为标榜的国家政治制度，从反人民的专制独裁体制转变为人民是社会唯一主人的自由民主体制。

　　虽然不能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取得了普遍胜利，就像美国学者福山那样，但是这件事至少证实了人类在为自己的未来作出选择时，遵循了大致相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原则，心灵的逻辑契合了政治的逻辑。尽管世界上经常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国家宣称“绝不”，但是，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作为人类内在本性的选择，由这种选择汇集而成的历史大潮，将无人能够阻挡。

　　这也是阿拉伯世界目前发生动荡的另一个根本原因。

　　5

　　我们还应当具体地说一说中东。

　　我在《政治成熟：国家变局的决定性条件》中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我的上述见解，我举例说，穆巴拉克长达32年的统治，在某些方面顺应了历史潮流，较好地处理了国内和国际问题，为埃及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条件，政治相对稳定。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埃及的经济得以平稳发展，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也享受了这种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埃及人民本应当对统治者感恩戴德才是，为什么32年以后反倒发生了让人始料不及的“革命”了呢？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历史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迎来了埃及社会的政治成熟，以往人们未曾意识到或者说即使意识到也未曾反抗的东西，瞬间失去了全部合法性，埃及人民突然发现，一个国家被一个人统治32年是极为荒谬的，他们提出了很多以往绝不敢提出的政治诉求，这种诉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即使穆巴拉克肯作出让步，抗议者也坚决拒绝任何对话，“我们只是要穆巴拉克下台！”

　　穆巴拉克也许很不明白，人民为什么要抛弃他？他也许很委屈，内心里甚至纠结着某种怨恨，但是，只要他理性地审视一下历史，就会明白，有一些事情，该发生一定会发生，没有人可以阻止，就像没有人可以阻止成熟了的果子从枝头掉落一样。至于卡扎菲之类从最开始就以非理性目光打量世界，以非理性手段对抗世界和自己的人民的独裁者，是绝不可能具备这种理性的，所以他也就绝不可能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做出合乎理性的解读。他欺骗自己说，他遭遇的事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基地组织从两方面夹击的结果，他也许至死都不明白，他不过是难以抗拒的历史大潮中的一个碎片，这种大潮的产生，恰恰源于利比亚和整个中东社会的政治成熟。

　　这里所说的政治成熟，指的就是普遍人性的深刻觉醒，表现在社会层面，则是我前面说过的：一种被国家力量精心维护的价值观在人类本性要求和世界文明进展中出现了裂隙，某些部位产生了脱落，乃至于造成一个社会或文明体的结构出现松散和破碎。

　　中东目前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至于过程之后会不会产生上世纪80年代苏联溃解和东欧巨变的那种历史后果，现在断言也许还为时尚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件东西一旦出现碎裂，要想把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是极为困难的，这预示着不管怎样历史都将往前走，统治者必须让步，其结果将是人的进一步觉醒--结局仍旧不可避免。

　　这就是人性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2011-3-17）